1979年，“摸着石头过河” 那个年头，我担任了大队会计。
权小事务多， 三者关系责任大
我们大队七个生产队，两个富队名列全县前茅，两个穷队连续十年吃返销粮(返销粮生产队集体为完成定购粮任务后，社员口粮达不到当地最低口粮标准，国家又返还生产队销售的粮食计划)。
大队会计是一个大队的财务“总管家”，主要职责是：编制各种会计财务报表和财务预决算方案，定期检查审核各小队原始票据真实、票面数量单价金额正确、科目运用恰当、账面清楚，定期组织各小队清工结账、民主理财;为上级领导提供准确的财务数据信息;管理好所属各小队发票收据、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的存档;定期组织会计保管员对集体库存物资、现金的校对清理，做到库物库款、账表账证数字相等，严格手续，及时核销朽物“呆帐”“死帐”“假账”。
当好大小队“管家”非常不易，既要有事业心，还要不怕苦累，不当和事老，找事做、做没“闲干”的事，在管理集体财物中，保证资金运用合理，不浪费错用一分钱，把集体的资金真正用到刀口上。
当好一个大队的管家，特别是年终编制分配方案表，“猫腻” 得很。有一个生产队，队长、会计商议好，打算来年生产队自筹资金，添置一座电站，解决生产队提水灌溉问题，这在当年是一件了不起的集体固定资产投资。那年这个队种了二百亩棉花，皮棉单产超百斤，全县曾在该队召开棉花现场会，年终决分时劳动日单价比上年只多八分钱，比预测少了一角钱，人均纯收入与棉花大丰收不匹配。我把生产队会计找来简单算个大账，又叫他把售棉花发票全部拿来，那时候集体化经营，都是非现金结算，会计不知我意，我查了一下，棉花总收入发票数与年终收益分配方案决算表上的数字相差6000元，劳动日个数多报4000个，劳动日单价表象上稍有增加，实质是压缩了社员4000个劳动日价值的分配，社员分配比应合理分配少分了一万多元，这时候队长会计如实说了。我说集体积累提留太多，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队里大丰产，社员也要有增收，最终压缩提留至5000元，保证社员增产增收 。
有个生产队队长头脑一热，感情用事，年终分配前擅自将集体一百五十元现金借给副队长买自行车，使五户余粮款无法兑现。我从小队会计处知道后，立即会同老书记去找生产队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队长当场答应下午把款追回来，保证五户社员现金兑付，不打“白条”、不失信于民。
当年的生产队收益分配要做到穷队不超分，富队不少分很难做得到，编制决算分配方案大队会计事先要胸中有数，穷队干部要面子、社员要多分，没钱兑现就挂账打“白条”，挖集体积累。因此穷队会虚报收入，少报劳动日总数，提高劳动日单价，集体积累不在意就能挖空;富队多报劳动日个数，劳动日单价就减低，集体积累就增多，因为劳动日单价一经公社审批通过，是不准改动增减的。富队少分配是为扩大再生产，穷队多分配是增加社员收益，让集体积累减少，各有各的如意算盘。大队会计要严格执行分配政策，摆正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关系，收益分配均衡合理，让富队不少分、穷队不多分。保证分配政策实事求是地落实兑现。
“负分配，”搞得我头疼
有一个穷队，1980年年终分配时，第一次出现总收入扣除农业税、各项支出、种子饲料提留、社员收益分配出现“负数”，如按账面上数字分配，就是“劳动惩罚”，按出勤劳动日负担“负数” 金额， 赔偿集体，理论上讲就是这样，实际操作决不能这么办。我把所有的数字用算盘敲了一遍又复一遍，核兑无讹，立即向书记、大队长两个人作了详细汇报。大队王书记做过会计，听我汇报后看看方案表，拿过算盘劈哩叭啦又敲打一遍，边拨珠边说，但愿有讹错就好了，其实他心里早已有数，又复核一遍，数字不错。“来年社员生活、集体生产怎么办?” 他抽支烟，在办公室来回踱步。我们三人谁也不作声，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一样。
隔了一会儿，王书记不再成默：“再难，我们也要保证劳动日单价一角钱，我们三人定额补贴工资每人划转200元到这个队，借给他们使用。我们各自分工，我出面向这个队的在外当国家干部的三人筹借1000元。”大队长说向两个富队各借500元，我则向邻居准备建房钱借了400元。就这样我们设法筹借三千元，王书记还说，防止特殊情况，适当多准备。当时王书记年补贴钱400元，我和大队长只有360元，我们三人几次跑公社，找领导求援。因这个生产队旱情、虫害特别严重大减产，书记大队长只要到公社开会，便会前会后找领导“哭穷”， 一次大队长找分工领导又“哭穷”， 领导因遇上烦心事，正在发愁没理他，大队长晃火了，我当样板队长年补贴600元，你让我当大队长，说支持我工作，小队灾害，社员要讨饭，这个烂摊子你不支持，我也不管了，你把我撤了。声音惊动几位领导方才平息大队长“哭穷” 风波。年终那个受灾小队，救济款重点解决，农业税全部减免，来年春上这个队人均140斤返销粮和春耕费用，都在社办工业利润中用无息贷款解决，帮助社员渡过了难关，让社员过年家家吃上米饭馒头和猪肉。多少年后，还在全乡村组干部中口口相传大队长“哭穷”的事。
农民辛苦一年成了空手，好在我们三人齐心协力，政府伸出了援手，救了社员之急，解了社员之困。45年了，至今我还记得：王书记拍板保劳动日单价一角，坚强劳动力一人一年收入只有五十元，只够一个人的口粮柴草钱。我查阅了1980年收藏的财务账簿档案，其中三个生产队，510人口，95户，超支户81户，超支款4100.74元，余款户14户共余款605.8元，也就是一年到底，只有14户可从集体分到钱，户均不足43.5元。
时隔近50年，看到这些枯燥的数字，让我鼻子发酸，眼睛发湿，当年农村社员的贫穷可见一斑。
收益“负分配”年终转账这可是新课题，听说过，没碰过。我手捧会计辅导材料而“急用先学”， 搞了几次“试运行” 还是“此路不通”， 急得我满头大汗 ，我又反复“推敲”， 好不容易理顺搞懂。我在草稿纸上用“红字”冲减费用支出大于各项收入的逆差数额，又在公积金科目和生产费基金科目中用“红字”冲减等额收方数额，使得科目资金平衡，这是我担任大小队会计九年中唯一一次碰到的收益“负分配”的生产队。
“负分配” 是农村集体时代一个生产队社员的贫穷符号，它随着农村集体收益分配形式的结束而消失，但在媒体屡屡出现资不抵债的高光企业破产之前应都是“负分配”，是财务会计做的“手脚”掩盖，它会对国家、集体、他人造成一定的财产危害。
“包产到户”是良策，口粮从此不再愁
1980年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允许边远穷困地区分田到户，我注意收集村里订的《人民日报》这方面的内容，大队王书记老三届初中毕业，头脑聪明活络，能够接受新生事物，对我收集的文章十分感兴趣。我说“报刊上说了，穷队可以分田到户，我们不妨试试”。他说：“冒一次风险吧” 。
其实，我俩都清楚，集体时代的穷队，普遍是队长软而弱，刺头、斜头、尖头社员，一个生产队三五个，集体水就搅混了，长期以往，生产队穷困痼疾难医，就成了“老大难”。生产队各个宗族姓氏中的族头、刺头惹不起、碰不得，队长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干群心不齐，劲不往一处使，干部之间不是拧成一股绳，各自拉一帮势力，自立“小山头”， 只打自己“小算盘”，干群关系对立紧张。只要把穷队的社员积极性调动起来，“鸡毛就能飞上天”， 而分田到户这种责任制就是把社员潜能发挥最大化，所以一试就灵，一分就丰产。我和书记大队长三人研究了几个通夜，诸如领导阻拦、社员举报、有人作梗我们都想好对策。
接着王书记还向公社经管站和分工的领导多次单独汇报，没有得到明确支持，但得到他们的默许。分田前，我们各人分工包户做工作，保证分田一次成功，不出意外。就这样把两个穷队名义上先试点承包责任分田到组，实际上一次分田到户了。如上面检查也好有退路，粮棉产量我们按前三年平均单产上升三成，稻麦每亩520斤，棉花70斤承包到户，社员也乐意，非常顺利把田地分了。秋天这两个穷队“咸鱼翻身”，除了上交集体，最高产粮户一年赚了2000多斤粮食，棉花一户最多赚了130多斤，家里口袋、笆斗都装满了，用芦苇做的摺子圈个粮囤放在外面，村民喜气洋洋，再也不为吃粮发愁了。穷队“一年解决了温饱”，取消了返销粮，后来报纸上也陆续出现穷队分田到户的新闻。
当过一次“黑脸包公”
一次，一个生产队长同大队老书记发生200元经济纠纷，老书记在信用社立的副业贷款，分摊各生产队购买手工编织原材料芦苇、杞柳搞副业，老书记账本上记载着这个队长是支付此款的第一人，一个凭本子要他结账认账，一个说我没打条子，凭证据认账，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认账，差点肢体冲突。我和书记、大队长三人出面，首先禁止用语言互相伤害，各自多作回忆再作定论。当时的200元，相当于一个公职人员七个月的工资。我们三人就坐下分析，首先批评老书记付款手续不严谨，账本上各队付款都是按顺序的“流水”账记载，其余的什么文字痕迹都没有。大队长批评抱怨老书记，搞行政工作二十年，不谙财务，这第一次做就出“纰漏”，现在谁也说不清，谁也不能武断处理。老书记懊悔不迭，说你们分工我抓副业，我好不容易走“后门” 搞了这笔贷款，反而有过，各队都承认，就这个队不承认，你们不批评队长“混账”，反而说我不是，你们这样也太不公道了，老书记感到委屈。
根据我做多年会计经验分析，老书记账本记的是各队付款顺序流水账，不是正常的按各队排列顺序的，记账的第一笔就有讹错，概率极小。而老书记为人一贯清廉正直，公私分明，口碑极好，大家相信他人品。书记、大队长认为我讲的有道理，但也不能推理认定。我曾多次强调过各小队会计同任何人结账要有清单记录，我想这次能派上用场。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知如何棘手，就主动请缨，说这事让我去处理看看吧，他们俩也同意让我去试试，但要双方握手言好，事态不能扩大。书记大队长担心的是队长、老书记都比我大十几二十岁，他们二人会不会买我的帐。
我吩咐大队通讯员通知各队会计每人带上自己与队长、大队等所有人接账清单，带到大队部开会，待人到齐后，我要求各队会计将副业贷款那个月的记账清单找出来，结果各个队会计单笔专项副业款与老书记流水账都相符无讹，此笔款去向已明，老书记是清白的。各队会计结账清单同老书记立贷款时间都在七日至十五日之间，只有那个生产队长结账没有说明收入来源，而支出的内容都是副业支出。我拿着会计清单向书记大队长作了汇报，又捧着结账清单，带着小队会计找生产队长，支走了会计，陈述自己的意见，让他回忆搞副业买柴柳资金的来源，因为集体库存没有钱。他看看清单，摸摸脑袋，看我讲的资金来龙去脉说得有道理，只支吾几句，没有申辩，承认过错，当日就向老书记道歉，化解了一次民事经济纠纷。
此事过去15年后，听说69岁的老书记不幸患肺癌住院，我放下手中的事，专程去医院看望他，病中的他又谈及此事，感谢我那年为他理清账目，还了清白。
成了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这年年终三级干部大会上，公社要我们大队作“包产到户”经验介绍，我记得与村书记拟提纲总结分田到户的好处有八条，文章写好后，送公社过堂，先让经管站站长把关，崇站长看了以后，十分高兴，说“这下我底气更足了”，搞得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拿着我写的材料稿子就去找公社书记汇报，大约十分钟后，站长满面春风，高兴地告诉我，稿子书记通过了，要求经管站牵头再认真总结，在“三干”会上安排第一个作典型介绍，并说可能县委书记也来参加会议。原来崇站长向公社书记汇报我们大队两个穷队要试行分田到户，公社书记先是不赞成，后来政策逐步放开，他也不再过问了。我回到村里立即向村书记作了汇报，书记、大队长和我三人，又对稿子进行审议加工，晚上七点多钟，经管站崇站长来到我们村办公室，说“今晚开夜车，稿子再加工，找出好经验，大会作介绍”。一直忙到深夜十一点后，方才结束。他们休息了，我又用复写纸连夜誊写材料，直至凌晨四点，我带走一份，留下两份，离开办公室，大约早上六点多，大队通讯员广播通知我立即到大队办公室，原来大队王书记和公社经管站崇站长要我准备一下，下午在“三干”会上发言，保证成功，让我们的“分田到户”经验“一鸣惊人”。我推辞让王书记发言，分田到组到户他是主角，我是配角，他们说材料是我写的，就定下不变了。当年我24岁，在下午的“三干”会上，县委书记、县委农工部部长也参加了会议，我的发言慷慨激昂，台下鸦雀无声，静听我的发言，台上的几位领导，时不时点头，小声议论。发言结束后，迎来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足有三分钟。我头上冒汗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会后崇站长告诉我，你当会计时间不会太长了，公社要提拔你到行政岗位。几个月后，大队王书记调公社工业公司任副经理兼任全社规模最大的化工阀门总厂厂长，我也结束了大队会计生涯。又过几个月，我们全公社穷队富队全部“包干到户”，持续二十年的农村大集体时代在我们公社画上了句号。我们村成了全公社第一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一年解决“温饱”的典型，我和王书记成了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受到领导和村民的赞赏。
我在“三干”会上的发言材料，收存了十年，后因三次房屋迁移遗失而让我后悔不迭。
不久前，我与七十五岁的王老书记一起聚会，我俩又津津乐道的谈起这件事还是喜不自禁。虽然这件事算不上多么辉煌，却是我俩搭档几年值得回味的美谈。
四年小队会计的历练、五年的大队会计生涯，使我对农村生活有了深刻的理解。它让我观察生活、思考人生，有了适应能力和创新思维;在与村民、乡村组精英的日常交往中学会了如何做人行事和吃苦耐劳，提升了社交技巧和团队合作能力;更让我懂得感恩和珍惜友情。
九个春秋，弹指一挥间。九年的会计生涯，给我人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较准着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铸就了我不畏艰难的品格，成为我努力前行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