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啊，就犹如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曲所晿的一样：“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是啊!人生还没有好好感受年轻，我就满头白发变老了。
1992年底，我完成了中共党校“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的6个月全脱产学习任务。那时候，上海市的各民主党派组织向中共统战部门提出希望中共组织向他们推荐比较年轻的优秀青年干部加入各民主党派，因为那时的各民主党派老龄化程度很严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所以我就作为邓小平南巡讲话那年被中共组织部挑选作为推荐的首批人选之一。
从1993年起，我作为“民建之友”参加了他们的组织活动，很快我亦就成为了他们组织的成员，并且成为他们支部主委秘书和主任助理。不久之后，我担任了民建上海市交通局支部副主委。在我与民建组织同志们交往的30多年时间里，结识了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和老朋友。
那时候，我参加他们的团队后，亦很快就成为了他们团队中的一名主要笔手。在他们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我撰写完成了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改造课题研究——旅游观光功能数据分析的课题研究分报告、上海全球物流产业发展课题研究的主报告、上海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发展的课题研究主报告、上海市“崇明岛战略定位”课题研究的主报告和江南船厂等搬迁长兴岛可行性研究的课题分报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课题研究的主报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课题研究的主报告、北外滩国际航运中央商务区建设发展课题研究的主报告等许多上海市重量级和全局性的课题研究报告。所以我对已逝亦师亦友的彭镇秋老师、沈本涵老师和严启人老师，至今还深深地怀念他们。
彭镇秋老师比我年长11岁，他曾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社会学院副院长、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重要职务，他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第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方面，成绩斐然。由彭老师领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障法》(注：被当年全国人大正式列为第1号立法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注：被当年全国人大正式列为第16号立法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注：被当年全国人大正式列为第11号立法议案)等三部重要法律起草的立法建议案，皆由彭老师牵头负责，我作为他的学生，也积极参与了这三部国家重要法律草案的最初起草和撰写工作，所以受益匪浅。这三份第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议案，最终都成为了我们国家新的法律文件。后来，彭老师患重病了，我们大家都为他的病情变化而担忧。2018年9月30傍晚，雷加能老师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一个让我十分悲痛的消息：“今天凌晨，彭老师走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感到悲痛欲绝，因为我与彭老师之间，曾经有过一个互相鼓励，互相加油的“我俩约定”，这个“约定”至今仍旧保留在彭老师和我的两部旧手机中。因为在那时候，我身体也不太好，时常患病住院，彭老师就在病榻上发了一条鼓励我的短信，“毛韬兄弟：你好!人说：人生六大财富，身体，知识，梦想，信念，自信，骨气。我坚信你拥有丰富的财富，所以不必过于担心身体有点瘕疵，坚定信念，做生活的强者，我与你共同努力!彭镇秋。”可以说，在过去的许多岁月里，彭镇秋老师给予我太多太多的帮助指导，亦给予我们民建组织太多太多的呕心沥血。因此，我们民建人是永远不会忘记彭老师所付出的一切心血。在彭老师去世的第二天，我就在民建中央和民建上海市委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参政力撑风雨舟，为民甘当孺子牛》纪念文章，回忆和缅怀了我的这位敬爱的导师和最最知心的老朋友。
我的沈本涵老师曾经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虹口区委主委和虹口区职教社主任。沈本涵老师要比我年长26岁，他很热心民建和职教社的工作，也非常关心我们晚辈们的教育和成长。
2017年11月20日夜里，屋外天下着雨，我夜晚读书感觉有些眼花疲倦，正打算合卷休息。此刻，窗外的雨声似乎变得更大了一些，突然听见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来，我马上接听电话，是雷加能老师打来的电话，他声音低沉并且很悲切地告诉我，沈本涵老师去逝了!我听了之后，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心理也真是实在无法承受。因为就在11月18日(星期六)上午9：38，沈老师还打电话给我。那天，我正在嘉兴参加民建上海市委对2017年度课题的评审会议。当他知晓我正在开会，所以咱俩就约定在我回沪后再电话联系。那天小雷老师也和我约定，我俩与程茂源老师，下星期就一同去看望沈本涵老师。我回沪后第二天(11月19日)星期天早晨8：24时，沈老师的电话打来了，我们交谈了近期撰写的文章和思考的问题，我向沈老师汇报了参加这次嘉兴课题评审会议的心得体会。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相隔了一天，我与自己心中非常崇敬的沈本涵老师，就不能再相见了。但是24小时之前的电话一番交谈，沈老师那爽朗的笑声和愉悦的话语，始终久久地停留在我耳边，这也成为了我最后一次聆听这位德高望重导师的谆谆教导。这一夜晚，我辗转难眠，半夜起身找出我与沈老师一起为市职教社撰写的课题报告，以及一些旧照片，回忆我们一起学习的愉悦时光……自从民建有了这位沈老伯乐之后，我们都会自觉聚集在他的身边，聆听他的教诲。每个月中旬，沈老师都会打电话给我们这些中青年会员们，与我们交流思想，畅谈写作体会，给予我们学习辅导，给予我们参政议政、履行职责的很好建议。沈老师撰写的每一篇文章，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我，我也有幸成为他的第一位读者，沈老师的文章不但写得非常好，而且能够对跨界领域作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思考性建言，让我读后收益匪浅。年近九旬高龄的沈老师能从绿色农业、工匠精神、实体经济发展、振兴上海老字号、去产能去库存等，一至撰写到“互联网+”、现代金融和海洋经济等领域，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叹，沈本涵老师就象一本中华《易经》之深奥又本涵，我将他的“互联网+”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到我为民建中央撰写的2015年度重点理论研究课题中，这篇理论研究课题获得了优秀成果奖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沈老师，告诉他由于引用了他“互联网+”之后，这项课题获得了好成绩。沈老师听了之后，他愉悦欢快的笑声，犹如年少一样爽朗……然而，这连续十多年不间断的“每月聆听老师教诲”，却在今天11月19日早晨我俩交谈成为人生最后珍别的话语了，这让我深感悲痛和凄楚。那天深夜我未入睡，而是撰写了一篇题目为《此君只有天上有，人间有缘才相会》的文章，以缅怀我的沈本涵老师。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民建上海市委的微信“公告号”上。那年的11月22日下午，我和原虹口区副区长李维屏等许多民建同志们一起为沈本涵老师作了最后的告别和送行。
我的严启人老师比我年长20岁，他曾经是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交通工委员会的常务副主委、上海港务局的高级工程师。由于在他担任民建上海市交通工委常务副主委职务期间，我亦正在这个工委会中担任着秘书长的职务，所以我在严启人老师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工作非常愉快，他虽然是我的直接领导，却更像是我的亲哥哥。我俩秉公办事，没有一点点个人的私心杂念，所以我们的工作做得还是很有成效，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后来，我俩都年老了，都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俩还是经常打电话互相问好，我们虽然住所相距较远，但是我还是会时常去看望严启人老师。2024年4月29日，我突然接到严老师儿子发来的信息告诉我说，他父亲病重住院。所以我立刻赶去静安区第四康复医院看望了他。他见到我后，好像非常开心。当时，我靠近病榻上的严启人老师，想用手机与严老师拍一张合影照片，作为最后的留念。此刻，他夫人似乎知道这可能是好朋友最后的一张合影照片了，她迅速起身帮我腾出拍照空间来。之后，我回顾了他曾经替上海港务集团想办法、出主意，为停泊在黄浦江畔的海龙海鲜舫安装上防止波浪冲击晃动的“防浪鱼翅”之事，他听后哈哈大笑……我告别他时，他夫人一定要送送我。我们在病房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口等候电梯时，突然听见了病区传来的一阵阵哭声，我们知道又有老者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俩没有说话，只是低头默默站立片刻，心里明白一切。电梯来了，我拱手向他夫人告别，真心希望她们全家平平安安!但是很快我就收到了他儿子发来微信告诉我说：“我的父亲走了”的消息，我悲痛万分写下了纪念严启人老师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全国的社会公众网络平台上，我在该回忆文章中撰写了如下缅怀严启人老师的文字：
严君启人者，华夏之英才，同人之楷模，晚辈之恩泽也。君生于民国年代，严君曾言道，“生于四月初一也”。身后亦葬于，四月初一也。
严君其一身。历经风雨洗礼，千锤百炼，成就宏业。严家先祖，重视教育，育人风气，颇为敦厚。君勤奋好学，积极向上，待人友善，为人高尚，睿智博学，风华正茂，拔萃出群。踏上社会后，启人之思想，与人之恩惠，造福之社会，让人们久久难以忘怀也。启人主持民建工作，认真负责，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做黎民之实事，彰长者之风范。启人曾作为，忠诚之谏士，政协之委员，为人正直，待人厚道，帮人无私，助人为乐，与国家同前行，与百姓共命运!呜呼!启人崇德，才高乎当世，行出乎古人，咸在笔削，具存方册，争日月之光辉，与天地而终极!启人所留下，濯濯其英，晔晔其光，如闻其声，如见其容，乌虖远矣，梦里又相见，严君未走远!
在过去的30多年里，由于我曾经担任过民建上海市委专门委员会秘书长和参政党工委秘书长等职务，所以我结识了许许多多民建和工商联的老同志们，他们都是我们共和国建立和建设的脊梁和贡献者们，我所在支部组织生活30多年里，所结识的革命离休老干部王佐臣、任昌辉和凌士良三位老师，亦是我的“忘年交”挚友。
王佐臣老师出生在1916年，他是民建成立时的一位革命老前辈(注：他的入会号是第86号)，他亦是一位革命离休老干部。由于他夫人去逝比较早，所以他独自一个人居住在上海郊区的高桥镇上，每当我去看望他时，他都会非常开心，但是相聚的时光，毕竟是很短暂的。当我向他告别时，王佐臣老师都会拉着我的手，送我到门口对我说：“你来看望我，路又这么远，我谢谢你!你放心吧，我以前工作单位上海市轮渡公司的共青团员们，亦会定期来看望我的。” 王佐臣老师去世时，我去了浦东殡仪馆为他送行。
任昌辉老师出生在1927年，他是我们共和国纪念章的获得者，亦是上海市工商联的执委。他为人正直，待人和蔼。解放前，任昌辉老师就读于上海中法大学。那时候，中法大学是中共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地方。当时，他不顾自身安危，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包括散发革命传单、组织进步学生运动、掩护中共地下组织和同志们，以及为上海的解放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国解放后，任昌辉老师省吃俭用，尽力来帮助困难的人家，尤其是在他离休之后，经常把自己的离休薪金，拿去接济那些贫困的学生们，尽力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来报答和服务于我们的祖国。任昌辉老师帮困助学的事迹，曾经被上海市新闻媒体报道过。为此，他曾经多次被授予“上海市优秀离休老干部”的荣誉称号。他在九旬高龄时，搬至距离上海市区较远的莘庄居住，只有一位护工在照料他的晚年生活，他非常孤独寂寞，我知道他非常想念我，所以我会时常去莘庄看望他，我每次看见他的近况后，心里都很难过，甚至是感到有些凄凉。再后来又遇上疫情封城，我不能再去莘庄看望他。不久后，我又得知任昌辉老师去逝的消息，我很悲痛的撰写了一篇题目为《缅怀昌辉》的追悼文章，发表在全国公众的社会网络平台上，以寄托和述说我对任昌辉老师的无限思念。
我们支部的凌士良老师出生在1920年，他亦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和法语老师。凌士良老师是一位优秀的法文翻译工作者，他年轻时担任法国人消防队的法语翻译，曾经救过一名被大火围困受伤的法籍消防员而受到表彰。他在百岁之后，仍然坚持每天学习和写作，受到民建上海市委的表彰，并且成为上海民建会员的学习楷模。每年我都会去浦东张江寓所看望他，聆听他对我的教诲和指导。2024年10月16日凌晨，我的凌士良老师驾鹤西去，享年105岁。我和朱志敏同志赶去浦东张江为凌士良老师作了最后的告别和送行。
我还记得，在2017年民建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与民建上海市委直属组织主要负责人座谈交流工作时，我告诉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同志说：“我任职的上海国资委系统工委会的民建老同志人数就超过了1500人，我们各个支部成员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许多老同志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些年来，我作为这个民建上海市委直属组织会员人数最多的工委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已经为50多位老同志们，或者是他们的老伴们，作了最后的告别和送行，这可能亦是在民建上海市委各级组织中不多见的情况。” 当时，周汉民主席和张兆安副主委听后，皆沉默不语了……
会后，我一一回忆起他们的名字和生前的情景，他们(她们)是倪克强老师、薛志强老师、孙新造老师、刘家骥老师、李祥卿老师、李谋雄老师、鲍忠明老师、程炳钧老师、楼文斌老师、施承柟老师、周仁昌老师、黄守怡老师、王耕勤老师、傅天祥老师、沈寿根老师、贺丽珠老师、黄宝贤老师、周荣老师、徐刚老师等许许多多已经离开了我们支部生活一一我的许多昔日老友们。
我曾记得，有一次施承柟老师在参加支部组织的外出活动时，不幸摔了一跤后，当时他满脸都是血，这可把大家都吓坏了，我们立刻送他去医院治疗，他却自责说：“我太麻烦大家了。”这让我作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深深感到非常内疚和十分不安，这是因为我的严重失职所造成的，我心中的愧疚阴影，至今都不能释怀……
我还记得，因为贺丽珠老师身体不太好，我再三告诉她，请她务必在家里好好休养，不要再来支部办公室值班，如果支部同志们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来处理的。但是，她仍然坚持来值班。很不幸的是，有一天夜晚她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逝了。当我得知此噩耗后，立刻赶去她的家中，帮助家属料理她的后事。殡仪馆接尸车的员工因为嫌她家楼道太狭，楼梯太陡，殡仪馆接尸工提出要家属一起帮着抬运遗体，家属不予理睬，抬尸担架亦就搁置在楼道里了。这时候，我主动提出由我来帮助接尸工一起抬担架，才将贺丽珠老师的遗体从楼上抬下来。当时，一些围观的邻居们小声询问贺丽珠的家属说：“那个不是殡仪馆抬遗体的人，是啥人啊?”她的家属轻声告诉邻居们说：“是丽珠的支部领导。”我听见有一位邻居讲，“这个支部的领导真好啊!”事后，我才知道殡仪馆抬尸是有着“潜规则”的，凡是楼层较高无电梯，或者是楼梯稍微陡峭难走的情况下，殡仪馆的抬尸工都会暗示家属给予一些“额外劳累”的费用。因为，当时贺丽珠老师的家属和我一样，都不懂得这些“潜规则”，所以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情况。
至今，我还记得支部的黄宝贤老师患病后，她打电话对我讲：“最近，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所以我向支部请假，近期不来参加支部组织生活。”我询问她：“您患什么毛病，是否需要我帮忙做些什么事情?”她回答说：“不用麻烦你了，你爱人身体也很不好，如果我有什么事情，一定会再打电话给你的。”过了不久后，她又打电话给我，这次她告诉我说：“她患癌症晚期，已经无法治愈了，以后亦无法再来支部参加组织生活了。”我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很难过。第二天早晨，我就赶紧去上海岳阳医院病房看望黄宝贤老师。当我刚走进病房时，我几乎已经认不出她的模样，我只听见靠近病房门口的病床上躺着一位女病人，用她微弱的声音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才缓过神来，认出了已经被癌症疾病折磨成皮包骨头的黄宝贤老师，我在她的病床边陪伴着她，因为我没有看见有家属和护工来陪伴她，她显得有些神情低落，我安抚了她的情绪，尽量让她开心一些，只要能多活一天，就是赚了一天。我告诉她，我们支部同志们都非常关心她，想念她，希望她坚强起来，身体好起来。中午时分，我替她喂了午餐，尽管她吃不下饭，但是她还是为了让我开心一些，尽量多吃了几口饭。下午时分，我见到她丈夫和护工都来了，我才告别了黄宝贤老师。不久后，我接到了他丈夫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的爱人走了。”之后，我去了殡仪馆为黄宝贤老师作了最后的告别和送行。
这些年来，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为我的昔日老友们送行……
最后，我仍然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啊，就犹如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曲所晿的那样。但是，我把歌词略作了改写：“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大半生存了好多话，都藏进了我的满头白发……我的昔日老友们，你们都去哪儿了?我仍日夜思念着你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