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瓜，顾名思义，是八月间成熟的瓜。由于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枝、干呈藤状，只得依树或沟坎而生，所以它的生存空间与农民的庄稼地是泾渭分明。庄稼地里农民不会容它有立根之地，而深林、沟坎是放牛娃的乐园，从而，八月瓜与放牛娃结下了天然之缘。
在那一日两餐(当时当地没有吃早餐的概念)都是半饥半饱的年代，每逢八月瓜成熟的季节，作为放牛娃，如果在山上遇到一笼八月瓜，不欣喜若狂才怪。不过在欣喜之余，也往往伴有几分遗憾。
八月瓜有个让放牛娃无奈的特点：不熟，不开口;而开口后就易被鸟吃。所以，当放牛娃发现成熟的八月瓜时，往往都已被鸟吃得残缺不全。面对被鸟儿吃过的残瓜剩瓤，放牛娃是不会因卫生顾虑而有丝毫嫌弃的，如果不狼吞虎咽吃下肚，一旦被同伴发现将功亏一篑。
面对人、鸟都喜欢的八月瓜，鸟有近林先得瓜的优势，放牛娃却有先下手为强的智慧。所以，在八月瓜成熟的季节，一旦发现成熟的八月瓜尽收肚里不说，对未熟的八月瓜也尽收囊中，因为他自有让八月瓜催熟的妙招：将未熟的八月瓜摘回家捂在备冬喂猪的干黄豆叶中或三、五日，或八、十日，八月瓜自被捂软，然后用手轻扭即可开口，一条完整的瓜瓤可供放牛娃独享。
放牛娃用土法捂熟了八月瓜，本该比在林中摘到八月瓜时兴奋才对，因为这其中不仅有他梦寐以求的期盼，而且还蕴含他的智慧和劳动，但他吃八月瓜时的表情却和那被捂熟的八月瓜味一样，总有几分怪怪的感觉，无以言状。细爵慢咽，边吃边想，若有所悟，难怪大人说强扭的瓜不甜。
八十年代初，我从山村初中考入省城中专，转眼从山村的放牛娃变成了省城的读书娃。在我入学之初，省城的高楼大厦(其实最高的邮电大楼也没有现在县城的居民楼高)、川流不息的车辆(其实还没有现在县城的道路拥堵)、熙熙攘攘的人群(其实还没有现在县城的主街道热闹)，都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惊奇，我认为省城比乡村繁华是天经地义，但路边水果摊上的一景让我吃惊不小，省城里的八月瓜怎么比我家乡的八月瓜还多!我家乡的八月瓜一砣无非是结两、三个，而省城的八月瓜一砣居然有几十个!只是我家乡的八月瓜成熟后都要开口，而省城的八月瓜摆上摊了都没有一个开口，且每个的皮都已霉迹斑斑，心里疑惑：怎么烂成这样了还可卖呢?因当时我的荷包比我的脸皮还羞涩， 所以没有买来吃下与家乡的八月瓜比较，口感是否存在城乡差别。
这个悬念在我心中沉积了很久，每逢上街，难免就要看下路边的水果摊，看见水果摊总是情不自禁地打量摊上的八月瓜一番。让我百思不解的是，省城的八月瓜不仅比我家乡的多，而且保存期也比我家乡的长，秋末冬初，我家乡的八月瓜早已无影无踪，而省城的水果摊上居然还成筐成堆。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省城那些被我误认的八月瓜其实是芭蕉!如果我不写这篇稿件，根本无人知晓我在44年前曾出过认芭蕉为八月瓜的洋相。
如今，家乡放牛山林虽然依旧甚至比当年茂密，但山上早已没有放牛娃流窜，至于林中是否还有八月瓜我没有去查考，但每到八月瓜成熟的季节，八月瓜早已没有当年那么稀缺。在我所住的县城街道路旁，不时会看到用竹篮或背兜装得满满的八月瓜贩卖，且个个都是成熟开口得恰到好处，更没有被鸟儿啄过的半点痕迹。
一日，夫人特意从路边摊上买来几个八月瓜，我当时一阵惊喜：夫人怎么知道我对八月瓜还心存眷念呢?当我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去，以重尝一下童年味道时，心中顿生些许失望。看着比当年还要肥美的八月瓜，怎么就没有当年的那么甜呢?转念一想，也许是人老味觉衰，不如拿给小孩尝尝。
女儿、儿子，正好与我当年放牛的年龄相当，对口味的追求也许与我当年相差无几，说不定让他们吃了后，我会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到与我当年一般的欢喜。出乎意料的是，女儿见了，露出莫名的疑惑表情，在我的再三鼓励下虽然小小地咬了一口瓜瓤，但还没尝出味道就吐了，她边吐边说：“籽太多了!”
在一旁观望的儿子见了姐姐那一副上当受骗的苦样，怎么也不尝八月瓜了。八月瓜的味道，也许会成为他终身的悬念。
见了两个小家伙的不同表情，回味我几十年前与几十年后八月瓜的口感差异，不觉自问：是味觉变了，或是瓜变种了?正苦思冥想，无意间看到茶几上的瓜碟果盘及饭桌上的残羹剩饭，若有所悟：当年一日两餐，心里期盼的是哪天才能吃得饱，而今一日三餐，为防“三高”，时常纠结的是怎么才能吃得少。
同样的八月瓜，在同一人不同年代之间，在相同年龄不同年代的两代人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口感差距?也许奥妙就在怎么吃得饱和怎么吃得少之间的微妙变化。不过，这种微变在我的经历中是个历史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