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涨起来了，来得特别的迅猛。这十天半月，暴雨如注，昼夜不停。原先新河的水只如沟渠一样缓缓地流着，新墙河的水位也相对很低，根本没有一点要浸水的样子。
闲着，一天要去小河边看几次水，站在圆墈岨上或趟过河那边去。河堤上，防汛篷早搭好了，有领导群众昼夜轮番守着。黄昏时散步的人特别多，捉鱼弄虾的也有。
大堰桥因堤垸内虾稻养殖而抬高了不少，团山岨下的细堰桥已淹没不见。梅雨季过后，骄阳如火。易涨易退山溪水，山溪水只速退却半米，天晴的那天，便僵持不动了。
我家的几亩农田仍分在河边，自己没有去种，无偿给了村邻。单季稻已有了一掐手深浅，全淹了，真的可惜!
我的脑海里一下涌出二十多年前"双抢"的情形。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伏汛持久恶劣，几乎是三年两不收。再就是二O二O年，洪水也涨成如此。
农民种田本来就没有多少的赚头，一浸水，每亩反倒亏损三四百元。这一片近河的水田，总有份惊弓之鸟的感觉，谁都不愿去种。
我写过一篇《母亲》的文章，其中一小节是这样:
我们家大部分的农田分在河边，洪水泛滥成灾的那几年，我们家总是最先感到水患无情的苦恼的。
那一年，河水比往年来得早，天还是晴晴的，河水就已逼近了靠河的一些农田。
稻禾还没有完全的黄熟，河水还没有漫上田埂。母亲就开始叨唠着去收割稻禾了，毕竟已有六七成熟的谷子。当时我是极力反对的，一则是趟着水去割禾很辛苦，一则是稻谷还没完全熟透。我想等河水退了再去收割。况且，天还是晴晴的。
六月的天气真的变幻莫测，当沉沉的乌云压来，我的心也有些焦急了。一天又一天，乍晴还雨，当灰色的河水淹没低一级的田岸又向上进攻的时候，我的心里只有后悔了。因为头几天，河水还只没过脚背，如今却实实的有一腰深了。
天仍下着微微细雨，太阳也躲躲藏藏的，母亲早早做好了饭菜，催促着我，还有二哥和嫂子。母亲总是身先士卒，拿了禾镰，跳下水田，割了几把，我和二哥嫂子才磨磨蹭蹭的下了水去。
我们蹲到禾田里，只有头露出水面，全凭感觉割着，将禾穗一束束放进早准备好了的浮着的木盆中，或是搁在木楼梯子上，借助它的浮力，集中地将其一一推到岸边，又一摞一摞的抱上岸去。周而复始，等一小块田差不多割完后再上岸去，用木箱桶打了下来。
母亲个子矮，弯在水里，象是浮在水面的稻穗。虽然六月里的河水并不冷，我总是叫母亲上岸去，五十多岁的年纪，害一场病会得不偿失的。母亲却说自己没问题，说我们割得比她慢多了，又割不干净。没有母亲的督促，恐怕那一年的家庭收入又要减去许多吧。
母亲这一生受了很多的苦。幸好我的母亲那次并没有感冒。时间定格在一九九八年那场特大洪水。
送 粮
稻谷收割后，赶快凉晒。将余粮送到镇上的粮库去，弄点钱。
堂叔十来岁就没了父母，寄养在三叔父家，即我祖父家里。农村分田到户后，他也高中毕业，二十来岁，当起了村里的民办教师，经济开始独立。
那年代，除了完成征购粮上交任务，若有余粮，农民可以直接上粮站粜谷子。
出村口，往西，有一条机耕路，过团山岨，穿过朱家屋场，上大路(可以通车的沙石路)。仿佛木匠师傅用墨斗弹了一条直线，大约三公里远，这条路就是我们村民步行上街的必经之路。而今，团山岨杂竹丛生，湮没路基，走不过了。
那年年底，堂叔开始相对象了，需置办点年货。他找了两担箩筐子，扒满稻谷，要我陪他粜谷子去。这就出现一个名词:打转。堂叔挑着一满担谷子，我陪着。歇肩的第一站就在朱家屋场村囗，大约一公里远的一个点。我在谷担旁边守着，堂叔便折返回家，去挑另一担。第二个落脚点就在派出所门囗大路上，中间距离大约也有一公里。一百二三十斤一担的稻谷，如此往复，肩挑到粮站。
那时的谷价才十几元一担吧。回来，堂叔在旧街上称了几斤池米(荸荠)，捧了一捧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