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下午，我等受罚抄写《邸报》，一式四份，皆须以蝇头小楷书就。此类《邸报》，由大明京师“通政司”传抄发行，系阿爷从布政使汪可绶大人处、按察使李天麟大人处每日借阅得来。四人逐行抄录如下：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廿一：
上谕：两广总督刘尧诲奏：拿获拒捕倭寇审办一摺，此案广东海匪首领马希山在沿海各地迭起抢劫，复敢聚众抗拒官兵，实属造反。经属县官军奋力围捕，铳矢格毙匪徒吴豫等数百人，马希山逃匿。委员严加根究，仍饬该府县会营严缉在逃各逸匪，务获究办。并严令通缉余匪，毋使藏匿。所有此兜拿匪徒之查办速决者，酌保数员，侯朕施恩，毋许冒滥。钦此。
户部奏：旧例，岁征金花银一百万两，续增买办银二十万两，每年共一百二十万两，皆供皇上赐赏之用。但近年金花拖欠数多，已借过备边银计一百余万两，尚未补还。今年二月，奉旨减免带征等项本色绢布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余匹，本色颜料、蜡、茶三十三万七千一百六十余斤，起存本折各项银一百零三万六千六百余两，本色粮米六十五万五千二百余石，马草一百七十七万九千一百三十余束。另有未入考成拖欠钱粮，约计本折尚有二百万余两。岁入艰难，恐难照数征取。
大学士申时行疏：今有四害，一是催科赋税急迫，二是征派不断加增，三是刑狱日益繁多，四是用度日趋侈靡。民生未安，治效不见。其因有二：一是上下政见不一，二是诏令不行。不仅害民生，且害国家。今欲安民治道，必须“可行则行，当止即止”，不能该行而不行，当止而不止。而欲使诏令之行，则必须从严稽查纠察，不准拖延玩怠，杜绝送礼托情，明确职责，从严治官。同时，在朝廷，痛加节省费用：在民间，大力开垦荒田，禁止权豪势要之家侵占民业。
南京礼部尚书袁洪愈疏：以往由于屯政修举，故沿边兵马之费取于民运盐课屯田而能自给自足。自从屯政败坏，田额旧籍紊乱无存以来，将领不尽心督责、军士游惰成风，间有贫苦的士兵开垦尺寸之地，尚未收成入口，而已先报官增收税银，使之不沾实惠。更有甚者，不才将领还将肥沃屯田公然侵占，坐夺田亩之利。致使屯田荒芜，兵饷不足，盐法不行，商人受困。请申令各边总督、巡抚诸臣共图长久之计，将屯田、盐法悉心区划，清查屯地，旧有的照旧征税，新开垦永免起科。同时招抚商人，愿自备工本到他处开垦屯田中盐者，听其募人垦植、输纳本色。不许将领隐占屯田、势豪侵吞盐利，阻坏盐法。以期屯盐相济，边疆永固。
翰林院侍读赵用贤奏：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松、常六府，又居东南十分之六，其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于他处，东南实为天下财赋之源。而自数年以来，拖欠钱粮日多，小民嗷嗷，十室九空。原因不独在征赋之日增，而在科派之无别，使重者益重;其弊不独在征输之日急，而在隐漏之多端，使困者益困。其中主要的有，田赋之数、混派之弊，征税之则，蠲免之条、偏重之派，派剩之目，白粮之运，兵饷之实，折银之例，荐积之重，荒田之核，征敛之欺，经役之累，积谷之例等。
……
如此逐条抄录《邸报》，无非都是些皇家宗族开销、地方赋税钱粮、内阁首辅张居正诸事。正觉无趣得很，又一则新闻跃入眼帘，似曾相识：
户部给事中刘文炳言楚事疏：楚民所不堪命者，又有潞府庄口一事。大一岁惟正之供，民所乐输，即被灾伤，皇上亦加赈恤。独潞府之租以养赡为名，虽大荒极灾，原额不减一粒。秉朝以潞府租课加派业甲，非刑拷禁，加以绝食。武昌知府张一谦质其军伴，秉朝率人凌淬之。刑部给事中杜士全亦言恶挡酷刑相袭，如秦之永辽之淮，淫用非法，至有活钉棺中、通死、套死、折胫、断肛之刑。或谓潞府游戏无度，携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投喂猛虎、或加以炮烙。或谓河南有妇人童氏，自称潞王原配，已死于狱中五年。此事举朝无敢直言，朝野诸多议论不止，望皇上明察。
细读再三，我忙唤道：“大家快来看看，此则新闻，貌似旧闻，我记得曾经抄录过，一时却又想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