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期间，无意中在手机里刷到一个音频，一位叫“静思有我”的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了一段军史故事，题目是《红军当年有多难》!作为一个老兵，我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受益匪浅，感人至深，一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材，一堂生动励志的思政课，特将笔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7周年。
文章从两个纬度解读了红军当年有多难，第一个是我军建立之初的数量变化。我党建立我军是从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贺龙发布南昌起义命令开始的，当时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2万多人，起义军最初很顺利，迅速占领了南昌城，然后就遭到了反动派的疯狂围攻，于是起义部队撤离南昌，一路南下，准备到广东建立根据地，同时争取国际援助，开展新的北伐。
在南下的途中边打边走，到了三河坝这个地方，把起义部队分成两个部分，主力部队继续南下，留下一小部分部队归朱德指挥，主要是阻击从北边追过来的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万万没想到的是，南下的主力部队竟然全军覆没，部队全部打散，不成建制。反而在三河坝这里负责阻击敌人的小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最后还剩下2000多人。接下来这只2000多人就在崇山峻岭中开展游击战，保存实力，寻找曙光。他们遇到了很多次的敌人围堵，同时部队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不知道革命的方向在哪里，不知道革命能不能胜利，看不到前途和希望，都悄悄离开了部队。1927年10月21日，在江西省安远县天心镇天心村天心圩这个地方，朱德对队伍进行了改编，对不愿意再跟随队伍的人发给路费，让他们自由离开队伍。改编结束之后队伍的人数是800人，这是南昌起义2万多人的队伍的最后的一点火种。
在这期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的队伍也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最初中央要求他们以长沙、衡阳、宝庆三个地方为中心，在湖南全省发动暴动，结果还没开始，原来指望秋收暴动的主力队伍两个团被调走了，参加不了秋收暴动，毛泽东手上没人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时候湖南省委发来了安源县有工农武装力量的报告，于是安源这个地方的武装力量就成了秋收暴动的军事基础，但肯定没有能力在湖南全省发动暴动了，只好把全省暴动缩小为在长沙周围搞活动，最后占领长沙。
秋收暴动开始的时候，暴动部队有三个团的兵力大约5000人，番号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中国工农革命军这个名称也是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刚刚向中央强烈建议之下，中央才确定的，核心是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要用我党自己的旗帜，所以就不叫国民党使用的国民革命军而叫工农革命军。所谓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其实就一个军，没有第二军第三军。而第一军也就只有一个师，没有第二师第三师。到了九月下旬，部队不得不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太强大了，明显打不赢。就这样暴动的方针由最初在湖南全省搞暴动改成了只在长沙附近搞暴动，再改成了长沙也不打了，往山区进发，先活下来再说。
部队走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个地方，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时候，像朱德在天心圩改编部队的时候一样，对于不愿意再跟随部队的人，发给路费让他们离开。改编完毕，这支队伍也不到1000人了，后来就上了井冈山逐渐发展起来，再后来朱德那支在天心圩只剩下800人的队伍，在发展壮大之后也上了井冈山，毛泽东的队伍和朱德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史称朱毛会师，奠定了我军的军事力量的基础。
接下来井冈山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经过四次反围剿，这个两支最初都不到1000人的队伍，发展成30万人。接下来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在当时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只能进行长征。长征其实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行为，因为根据地守不住了，待不下去了，只能撤退。长征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6万人，这意味着第五次反围剿把30万的中央红军打成了8.6万人。在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又从8.6万人减少到3万人，对比第五次围剿之初的中央红军30万人，到了湘江战役之后只剩下十分之一的3万人。
湘江战役之后，毛泽东的意见逐渐在中央得到了重视，最终在遵义召开会议，毛泽东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军事上的领导权。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用兵如神，但是用兵如神并不意味着每次都能打赢。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土城战役就失败了，原计划赢了这场战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可是现在只能中途撤出战斗，因为打不赢。土城战役后，是被誉为毛泽东兵法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为什么要四次渡过赤水河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打不赢，只能来回跑，这就是毛泽东兵法里面的精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后来再渡乌江袭击贵阳巧渡金沙江，终于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了。
当时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不到1万人，对比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的中央红军30万人，到了跟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只剩下三十分之一的1万人，不过红四方面军大约还有10万人。按理说党中央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可以依托红四方面军这个大约十万人的队伍，大大的喘口气，然后眼看着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毛泽东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是毛泽东本人的说法，而且刚好是9月9日说的，和秋收暴动发动的日子是同一个日子，也和他老人家最终逝世的日子也是同一个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准备把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抓起来。因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觉得他的人多，兵强马壮，应该由他来指挥全部红军，不应该由党中央指挥全部红军，于是就跟党中央闹分裂。当时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方面的队伍进行了混编，分别成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加上了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张国焘、朱德等人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加上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部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随右路军行动。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北上，而张国焘主张南下，典型的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直接率领右路军先行北上。而张国焘发现党中央决定先行北上之后，就下令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准备带队伍阻止党中央北上，如果徐向前、陈昌浩听从了张国焘的命令，那么红军内部就会打起来，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就可能被抓起来。幸好徐向前坚定地认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没有执行张国焘的命令。红军内部没有打起来，毛泽东也渡过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但是，跟随党中央行动的右路军里面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却没有跟党中央一起走，而是南下去找张国焘了，这样右路军里面只剩下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了，而原来红一方面军有一部分部队分给了左路军归张国焘直接指挥，没在党中央身边，这会儿党中央要北上，这部分的部队却回不到党中央身边，只能跟着张国焘一起南下，这样以来，从军队数量上来说，原本有第五次反围剿之初的30万人，到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只剩下1万人，再到党中央北上的时候，党中央直接指挥的队伍就只有7000人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不仅没有使党中央直接指挥的部队的数量增加，反而减少了，这相当于打了一场大败仗，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最后这支7000人的队伍在毛泽东、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到达了陕北。
由此可见，红军长征出发时的人数是8.6万人，最后到达陕北的时候只剩下了约7000人，折损了近8万人，相当于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3、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2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你说难不难?
第二个纬度看红军当年有多难，这就是长征的目的地一直难以确定。长征是一次撤退，是从中央苏区撤退，那么首要的问题是撤到哪里?往哪撤。仔细梳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整个长征的过程根本就不知道往哪撤，因为没地方去。整个长征期间最终目的地的问题先后确定了八次，每一次目的地的更改都是被迫无奈。
长征出发的时候选定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湘西，目标是跟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战役之后，我党发现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发觉了我军的意图，在沿途布下了重重重兵，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就会全军覆没。随后在黎平会议上确立了第二个目的地，那就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可是到达遵义之后才发现这地方根本就站不住脚。于是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确定了第三个目的地，那就是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遵义会议之后打的第一仗就是土城战役，土城战役失败宣告了长征确定的第三个目的地川西北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于是在一渡赤水之后的扎西会议上，又确定了第四个目的地，那就是云贵川边。当时红军就在这个地方，咱就在这儿不走了，就算到达目的地了。可是刚刚做出决定就发现这地方也没法待下去，敌人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赶过来了，于是赶紧二渡赤水，甩开敌人，重新占领了遵义城。这一次又在遵义开会，又确立了新的目的地，那就是整个贵州，贵州是长征途中的第五个目的地，刚刚做出这个决定，鲁班场战役失利，于是计划将整个贵州作为目的地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于是又确立新的目的地，还是去四川跟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次把川西北作为目的地，是长征途中的第六个目的地，后来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再渡乌江，袭击贵阳，巧渡金沙江，度过彝人区，千辛万苦，终于跟红四方面军会合了。
貌似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是张国焘跟中央闹分裂，于是目的地川西北泡汤了，最后，党中央带着7000人的队伍继续往北，在俄界会议上确立的第七个目的地是跟苏联交界的地方，这个目的地甚至都没明确具体在哪，反正是和苏联交界的地方，而且确定跟苏联交界的地方作为目的地，很明显有一个考虑，那就是万一打不赢就出国。于是一路往北，一路往北，正如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的歌词所说的那样，“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想什么做什么是步枪和小米，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就这样走啊走啊，就是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后来是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1935年9月，红军打下了榜罗镇，缴获了榜罗镇邮局的报纸，在报纸上，毛泽东发现了在陕北还有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在活动，陕北是长征途中确定的第八个目的地。
一个月之后终于到达了陕北，那么目的地这事就这样搞定了吗?回答是未必，陕北能不能待下去也是个问号，因为徐海东的红25军是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张国焘正在跟中央闹分裂，徐海东的红25军能听从中央的指挥吗?他会不会也像他的上级张国焘那样还准备跟党中央打呢?
在这种情况下，陕北的严冬季节马上就到了，中央红军是既没有吃的又没有穿的，怎么办呢?毛泽东亲自给徐海东写了一个便条：“海东同志，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敬礼!毛泽东 1935年12月。”徐海东收到后立即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我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查部长说还剩7000块大洋，徐海东说，留下2000，剩余的5000大洋全部给中央。查部长说，这样一来我们自己的日子没法过了呀!徐海东说，是啊，这点钱我们自己都不够用，如果拿出5000就更不够用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毛泽东动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们还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也要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
就这样毛泽东从徐海东那里要借2500块钱，徐海东给了5000块，而且是他的全部家底。5000块钱的大洋，解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红军在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记得这事，他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大洋啊!”最重要的是看出了徐海东对党中央的忠诚，让中央终于能够定下心来在陕北站住脚。于是陕北这个长征途中确定的第八个目的地，才真正的成为目的地。
徐海东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从1940年开始就没有参加指挥战争了，到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却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而且仅排在粟裕之后，算上十位元帅，他的军衔的排序排在第12位，粟裕本来应授元帅军衔，因为名额有限排在大将第一位。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除了十位元帅和具备元帅的粟裕以外，军衔最高的人就是徐海东。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就一句话，“徐海东对革命有大功”。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行程两万五千里，跨越14个省，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落脚点在哪里，一直都不知道往哪走，你说难不难?
大家知道，毛泽东一生历经坎坷，几上几下，六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任何时候，他老人家都不说一个“难”字，可是，1935年他写下了著名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即便说到“难”字，前面还有“不怕”，后面还有“只等闲”，足见老人家乐观开朗，笑傲江湖的伟人风范。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加强军史学习教育，强化战斗精神培育。”统帅的谆谆教诲，时刻铭记在百万将士的心头。九十七年的历史，千锤百炼，可歌可泣。历峥嵘岁月，铸盛世荣光，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国重任。不怕死不畏难，听党指挥铸军魂;不怕鬼不信邪，越是困难越向前，已经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骨髓，已经成为这支队伍最耀眼的标配，并伴随它迈进百年。
每一次读党史军史，我们就会汲取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奔赴强国强军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马平川，一帆风顺，必定会遇到艰难困苦，荆棘丛生。“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我们就是要像当年红军勇士们那样，以“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的自信和勇气去披荆斩棘，奋勇向前，去迎接“事事难成事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