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几十年前，经历的一些事，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飘然逝去，忘得个一干二净。但如果有人提起某事，或是自己目睹彼时旧物，休眠的记忆，便会复活。最近，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回事。
杨清明老师发我一条微信，说他和几个朋友在遵义市一家文化茶楼品茗聊天。茶楼楼主收藏了许多地方文史资料，其中有本《遵义霞光》的诗集。他认为，这本书出版已近半个世纪，算得上“古董”了，于是用手机拍了张照片传给我。这则短信，这张照片，激活了我沉寂的记忆，一下就想起了《遵义霞光》诞生的那些日子……
197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诗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并派编辑潘宪立到遵义组稿。在那时兴“红宝书”和“样板戏”的火红年代，这对遵义文艺界而言，是一则令人欣慰的喜讯，更是预示文艺春天将要来临的一个积极信号。遵义是中国革命历史
上的名城。1935年1月，当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后，毛主席在这里力挽狂澜，拨正航向，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座灯塔，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为了歌颂毛主席在遵义的伟大革命实践，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遵义地区文化局(钱大用任局长，吴克明任副局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带动下，决定编辑出版一本遵义人民歌颂遵义会议的诗歌专集。
于是向遵义地区当时的13个县(区)下发了征文通知，同时抽调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石永言，绥阳县委宣传部的崔笛扬，3535厂宣传科的郑德明，绥阳县文化馆的李发模，遵义市广播站的陶文鹏，遵义地区文工团的林茂萱，习水县文化馆的王世荣(鲁聂)，组成编辑组，并在遵义宾馆定两个房间作为编辑场所。编辑组讨论研究，决定将诗集定名《遵义霞光》，下设“遵义朝辉”，“乌江激浪”，“娄山雄关“，“赤水红波”四个板块。具体分工：石永言统筹，陶文鹏和林茂萱负责“遵义朝辉”，李发模和王世荣负责乌江激笛”，崔笛扬和郑德明负责“娄山雄关“和赤水红波”。各板块的组稿编稿由负责人完成。按总体布局，各板块中必须纳入诗集表现相关历史事件的诗歌，如果没有来稿，或来稿质量差，由负责人补写，或将史料抄寄个别作者，请他们创作，直至“达标”。诗集中石定(石邦定)的《梯子岩》，马家华的《老鸨沱浮桥》，赵尔庆的《青杠棵棵格外亲》等诗歌，就是这样编入诗集的。我和郑德明负责的板块在一条线路上，我俩便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从红花园到娄山关、土城大埂上、青杠坡、四渡赤水渡口转了一圈，并到桐梓县、习水县、赤水县召开作者座谈会，较好地完成了组稿任务。期间，还写了后来发表在《延河》的组诗《土城渡》和收人《贵州30年诗选(1949——1979)》的《娄山舂米谣》等诗歌，算是“编外”的收获吧。1977年12月，编辑组从遵义业余作者的1000多件来稿中，挑选出119首诗歌，编成了《遵义霞光》，1978年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3周年之际，付梓成书。这是自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以来，遵义地区第一部，也是中国第一部歌颂遵义会议的诗歌专集。当时，地区文化局没有打广告作宣传，编辑们完成任务回到原单位，也没有张扬。埋头做事，不秀浮名。
那个年代的文艺部门领导和文艺工作者，就是这种笃行不怠的风范。几十年来，我从未向包括杨清明在内的朋友们提及过参与编辑《遵义霞光》的往事。所以，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叙述。
47年过去了，《遵义霞光》当年的编辑同仁，健在者都是逾古稀或杖朝之龄的老人了。石永言后来成了集诗人、作家、地方文史专家于一身的名家，主要作品有《遵义会议纪实》(后改编为8集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1997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还有《草地惊变》、《长征三部曲》(《命运》《危言》《曙光》》)、《贺子珍与毛泽东》《郁达夫传》等著作面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石永言与绥阳籍著名诗人廖公弦是贵师大同班同学，我与廖公弦同为绥阳县城人。因这层缘分，2005年，石永言和我策划了由绥阳县文联主办的《廖公弦诗歌座谈会》，廖公弦生前好友、贵州著名作家戴明贤，贵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劲，以及贵阳、遵义、绥阳的部分诗人参加了座谈会，贵阳市联送来100本《廖公弦诗集》分发与会者。石永言是黔北文坛的常青树，80高龄仍时有美文见诸于报端。李发模自1979年12月在《诗刊》发表叙事诗《呼声》以来，已出版诗文集60余部，获国家级和省级文学奖项20多次，晚年老当益壮，活跃于中国诗坛，2024年初，被评选为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十位诗人之一。陶文鹏现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郑德明，林茂萱，王世荣相继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矣!
2024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