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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华 : 我的父亲

  • 作者:吴邦华
  • 来源: 手机原创
  • 发表于2024-05-22 09: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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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回老家给父亲扫墓。今年也不例外。从城里开车回老家,需要3个多小时的车程。特别怕最后两公里,一般车子是开不上去的,一要底盘高二要马力大,只要是下雨天,推车是难免的。今年也遇上下雨,车子开到一个叫四合头的地方,水泥路面走完了,我只好把车停了下来,租了一辆面包车,边坐边推到了老家。那推车是要技巧的,如果你站在车轮后面推,保证你满身泥泞,随行有的人就被搞得满身泥巴,我暗自庆幸懂得这规律,也许是我推多了的缘故。

      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坟墓,在老家最高点处。那里叫“王家坟”,阴阳先生说那地形叫“天鹅抱蛋”,风水很好。虽说叫“王家坟”,其实只有一座坟是王姓人家的。相传这风水宝地原本是我祖宗所有,大概在乾隆年间,我四世祖(按现在我的辈份称呼)的岳母去世,看中了这块宝地,无论如何都要葬于此,我祖宗也没办法,只好让岳母下葬。为此我祖宗的兄弟知道后,为了报复哥哥,就把我们下面的一渠水送给了他老岳父灌溉田地,所以至今邻队谢氏仍然靠这水灌溉田地。我父亲的坟墓就在“鹅脑壳”的旁边。

      每年就这一天属于陪父亲的时间,把父亲坟上的杂草清理完别,陪他坐了坐。看看墓碑上关于父亲的简介,脑海里浮现着父亲的一生,耳边仿佛想又起父亲的教诲,小时总觉得父亲爱唠叨、太哆嗦,现在才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是多么的良苦用心。

      少年的父亲

      父亲生于民国丙子年,如果健在,今年八十八岁。据说我爷爷的性格不好,父亲幼年更多是奶奶带大的。父亲读过私塾,他的启蒙老师姓张,是一老夫子,教父亲读《大学》《中庸》、以及《诸子百家》,这老夫子写得一手好字,也许父亲的书法就源于此老先生,我觉得这是父亲读私塾的最大收获。

      解放后国家开办学堂,称为“新学”。于是父亲继续上学,虽然说爷爷的脾气不好,但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思想与时俱进。父亲的学费一部分来自爷爷的支持,同时父亲自己也努力挣钱,类似于半工半读。父亲说,他在混子虎头峰读高小时,混子还没有公路,所有东西都靠人肩挑背扛。父亲每天放学后就从混子粮站挑八十斤包谷去沙湾粮站,混子和沙湾相距十来公里,一次可挣五角钱。就这样,父亲坚强地完成了初中学业。

      因工致残

      一九五五年,当时全国兴修水利工程,各地要架设水泵抽水灌溉农田,由于当时有知识的人不多,父亲从学校就被抽去遵义县农水局(现水利局)负责水泵扬程计算,就这样父亲参加了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的信仰,连去世后从口袋里都收出六块钱,信封上注明着“党费”。

      一九五八年国家改制建立人民公社,父亲受遵义县政府指派,到沙湾区参加指导人民公社的建立。在驻沙湾区期间,接到毛石乡反映,当地出现小偷,有老百的耕牛被盗。那时候刚解放不久,人们的政治意识很强,容不得半点违法乱纪之事。当天下午接到消息,父亲从沙湾区武装部借一支步枪,带上手电筒,连夜独自赶往毛石调查此事。

      天有不测风云,从沙湾步行到毛石,必须经过一个叫“庙林坡”的地方,要过一片大森林,据说当时这里是盗者经常出没之地。由于天黑,或许当时父亲心里有些害怕,走在森林中央,忽然一只大鸟飞出,后来父亲说可能是飞虎之类,父亲当时受到惊吓,顺势从十米左右高的高坎摔了下去,当时只感觉背脊阵阵刺痛,他也没顾多想,好在手电筒还套在手上,找到步枪扛着一趟跑到毛石乡政府,到了毛石已经深夜。

      这一摔,把父亲腰椎摔坏,导致瘫痪在床,后来在遵义中医学院住了三年院,才勉强能走路。从此,父亲的后半生就离不开拐杖。父亲在遵义中医院这三年治疗期间,他有幸得到贵州省知名中医专家石玉生先生的精心治疗。才得以保住生命。

      父亲的恩人——石玉生

      父亲经常在我面前提起遵义中医学院的石大夫,但他并没有告诉我石大夫的名字。为了弄清楚此人,我专门拜访了原遵义中医学院院长、原贵州省副省长马文骏同志,从他口中得知,父亲是一个叫石玉生的医生医好的。

      这石医生是个传奇人物,是国民党时“哥老会”大爷,国民党员,国民党时当过赤水县宣传委员,区委书记。此人虽然省为江湖中人,但一生行善,谁家有困难只要他知道,他都会慷慨解囊。并且精通医术,尤其擅长骨科治疗,据说此人有“草上飞”的本事,别人找他看病,别人骑马他走路,待骑马的人到家时,他早已经来看完病走了。由于他当过国民党官员,而且是“哥老会”大爷。解放后要枪毙此人,赤水人民知道后出现万人联名求情,最后被劳教三年,出狱后在遵义中医学院当医生,继续为社会贡献他精湛的医术。所以父亲算是有幸的,如果不是万民求情保住了石医生,也许就没有父亲的后来,也不会有我的出生。后来石玉生被评为贵州省知名中医专家。

      (晚年时的父亲)

      “挖墙角”事件

      一九六一年,父亲勉强能走路,又回政府继续工作。他回到老家,看到乡亲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用父亲的话说“走路都要上竿竿了”。他就给乡亲们说:你们人都要饿死了,怎么不把养的羊子杀几只来充饥救命呢?乡亲们得到他的许可,就杀了几只羊子吃了,才度过了饥饿危机。

      “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好事者举报我父亲。告他曾经唆使老百姓杀了集体的羊子,而且还是几只母羊,如果当时不杀的话,不知为集体繁殖了多少只羊子。这是典型的和集体建设作对!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严重表现。于是要斗父亲,还好当时有人对父亲实行保护,罚他去仙人山种包谷。他后来每当提起这事,总是笑着说:“斗我一下都值,至少保住了乡亲们的性命!”他悄悄告诉我,他去仙人山什么包谷都没种,那原始森林里种包谷能有收成吗?他把带去的包谷种炒了几天包谷花吃了回来。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没有听组织的话,或许他也觉得当时政策太左了些。不种是明智的选择,种了其实是种浪费。

      从事教育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重新恢复上课,由于当时缺乏老师,上级教育部门领导又来动员我父亲去教书,一九七六年我父亲又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工作——教书育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经济条件是有限的,很多农村家庭的孩子缴纳不起那几元钱的书学费,每年到了三月和九月份到上学报名日前夕,父亲都要去动员本村适龄孩子去上学,没钱交学费的家庭,他都自己垫上。母亲经常给我们讲:你爸爸一年只能领十个月工资,每年三月和九月的工资都会被扣抵别人家的学费,每当母亲提起这事时,父亲只是微微一笑。一直干到一九八八年,身体不能坚持了才申请病退。一九九四年正月初二,父亲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不幸告别了亲人朋友,去到了一个没有病痛的地方。

      结尾

      春天的雨只要一停,太阳就会露出光芒。我把父亲的坟墓打扫干净,顺着山间的小路,采了些山上的野菜,下山去一亲戚家,将野菜洗净,来了一顿纯野味火锅。那味道,比起城里的高端佳肴,更有故乡的原味!

    【审核人:站长】

        标题:吴邦华 : 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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