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合肥出差，总是要经过淮河的。在何台轮渡过河，伫立在突突作响的船上，看那浑浊着逝去的大水，渐渐地就想起了戴厚英，似乎她豪放的笑声还在耳边回响。然而，这位刚直的作家，淮河的女儿，却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九个年头了。
我认识戴厚英是八十年代末期，作家徐瑛先生让我去颖上的南照去接戴厚英女士，她从上海回家探亲，要来阜阳见见几位老朋友老同学。那个时候，她已经发表了《人啊，人》《诗人之死》等几部长篇小说，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阜阳也因为有了这位女作家感到自豪。不过，严格地说，那阵子，有些拎惯了“左”的大棒的人，暂时还不习惯改革开放给于作家的自由，所以，应该说是阜阳文学群体感到自豪。去的时候，老文联主席徐瑛高兴地对我说，这次戴厚英来，一定不放过她，让她给我们的文学界讲一课。
戴厚英的老家在一所很旧的草房里，地势也比较低洼。我进门的时候，她穿着一件乡间妇女样式的棉衣，指间夹着一支烟，眼镜上反射着午后太阳的光芒，正和母亲说笑着。当时，我真的没敢把她和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联系在一起，那会儿，她是绕膝母亲面前的孝女，朴素的农家妇女。到她换了衣服，上了吉普车，我回头和她说话的时候，从她凝重的神色和睿智的眼光里，我终于找到了让人敬重的大作家的感觉。在车里，她和我谈起农村仍然存在的艰难，说起个别干部不顾具体情况加重农民负担的横征暴敛，还有，淮河流域常常发生的洪涝灾害。她说得很细致，看来有着深入的调查。我为她对农民的关爱感动。几年后，当我看到她的长篇小说《淮河的诉说》，便更为她厚重深刻的人民性而震动。我知道，不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分子，真实地领会农村现实，亲身体验人民疾苦，绝没可能写出如此震撼的作品。感动之余，我问了一个后来被证实是个非常愚蠢的问题，颠簸的车上，我扭回头问，戴老师，怎样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戴厚英推推滑落的眼镜，脸上满是严肃，说道，用心写作。
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不以为然，夹杂着失望。她没和我谈秘籍、技巧之类，只是这么一句空灵的话，似乎太原则，我不知道该如何从中得到教益。在阜阳和许多年轻的作者见面，她的和蔼可亲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她是位慈祥的女性。然而和几位当时官居高位的同学接触，她却直陈胸臆，责问人家是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有没有鱼肉百姓。他的同学以为她在开玩笑，也以玩笑答之。戴厚英不笑，说，如果我知道你们谁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我就永远不和他来往，并且用我的笔鞭挞他。这种情绪也带到了她的讲课中，她大谈文学的人性美，而这人性美里，只有把笔触深入到底层的老百姓中去，写他们的疾苦，表现他们的欢乐，揭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然后帮助他们达成意愿，这才是真正的作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到几部戴厚英的作品里，如《人啊，人》《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等，就是她创作原则的典型表现。《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虽然是写知识分子的题材，但我们仍然能从中体味出她强烈的人民性。她的这些观点，直今影响着不少作家的创作，我们铭记在心的是她的那句话：我手写我心!
让人扼腕的是，九年前，她竟然被她帮助过的一个远房亲戚杀害，使中国文坛陨落了一颗耀眼的金星。这样的损失，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当然，她的作品会流芳百世，她的家乡也矗立起她英姿的塑像。但我觉得，她俯瞰人间踏出的空中的足音，才永远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