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无锡东林书院的一副楹联，它以穿透岁月风烟的卓越识见和火热情怀，扫除愚昧，撕裂黑暗，胸怀四海，向往将来，呼唤追求，激励奋斗，完美而淋漓地揭示了一所书院的治学宗旨与道义担当。正是如此，东林书院实现了一种优雅而高贵的精神晋级，别具一格地从众多书院中一跃登峰，风雨不能摇撼，雷电不能击倒，流年不能消磨，永远象征着一种抗衡、坚守和在场承担的入世勇气，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一页不可遮蔽的夺目篇章，令后世肃然起敬，受教良多。
那天，我们走近书院，立刻感受到与一景精神海拔伴随的磅礴气场，瞬间破解那个恒久的提问：“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个关乎人的来路、归宿和生命意义的经典提问，“三位一体”的层层照应，环环相扣，简洁，明了，有力，鞭辟入里，一辈接一辈的响彻耳畔，一代接一代的萦绕天地。无分古今，不论中外，要回答它却似易实难，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可资借鉴的参照物，需要心灵觉醒和大彻大悟为前置条件，也就是须得实现个人素质升华作解题铺垫，胜出者绝非芸芸众生，而是禀赋超群的的人类“精英族”。阳光从头顶泻下，照暖了身，照亮了心，一所书院俨然一座圣殿，前贤的足迹重重叠叠，后辈的追随紧紧密密，在此地听得见一阵阵历史的心跳和贤者的呼吸，它是追求真理的一条选择路径和驻足处所，年年岁岁不乏千里迢迢而来的拜谒者，渴望着一轮千金莫换的醍醐灌顶，来亦难，去亦难，心心相印，声息相通，一批又一批隔代知音的神会雅趣，当然优于贵于趋炎附势之辈的邀宠谄媚。古人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凡夫不可语道，当年范仲淹在岳阳楼上一番凭栏兴叹，或许仅换得大腹便便的朱门缙绅们一片嗤之以鼻的冷笑与讥诮。
东林书院立院数百年间，备尝啼笑皆非的时乖运蹇，时而官方出面力挺，时而忍受权力桎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甚至因得势者的情绪而异，境遇顺逆变数迭出，一切皆被无常左右，这也是帝制土壤的必然现象，王道与霸道的转换只在一念之间。北宋年间，东林书院创始人杨时(1053—1135年)，南剑将乐(今福建将乐)人，因居家将乐县北郊龟山下，乃号龟山，学人称之“龟山先生”。杨时幼有“神童”誉声，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及第，年方23岁。1081年授徐州司法时，闻程颢、程颐兄弟讲孔孟理学于河南洛阳一带，率性调官不赴，赶到颍昌拜师程颢，师徒意气相投，相谈甚欢。杨时因学业出类拔萃，深得程颐器识，被视作程门“四大弟子”(杨时、游酢、吕大临、谢良佐)之首。学成回归之日，恩师程颢目送他远去，欣慰地感慨说：“吾道南矣!”
程颢逝世后，元祐八年(1093年)杨时与游酢结伴重拾旧路，北上洛阳，转师程颐，于是留下一则“程门立雪”的拜师佳话，他们顶风担雪守候良久，膝下积雪盈尺，此举宣示着对“师说”的渴望与对“师道”的尊崇。杨时既是年少得志的“宦游人”，也是颇有根底的“程朱理学”的传承人和布道者，他在朝廷担任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侍讲、右谏议大夫、工部侍郎、国子祭酒等职，对外施策，他提出“修政事，明军法，攘夷狄，排和议”的主张;对内施政，则竭诚建言取缔施耐庵小说《水浒》所描绘那种折腾得民怨沸腾的“花石纲”，要求追责弃阵贪生之辈，主张重用主战猛将充当朝廷砥柱。杨时素有鸿鸪之志和“帝王师”之才，他为官不改本色，治学不易初心，并非见风使舵的巧言如簧之徒，不受宠于众口诺诺的帝王宫廷，与其郁郁寡欢的憋屈，不如淡出狸鼪舞步的高台，由此，他时不时疏离或逃逸官场而热衷于治学与讲学，从“宫廷派”转型为“学院派”。于是，天庆四年(1114年)至保大四年(1124年)期间，他设坛江苏毗陵(今镇江、常州、无锡一带)著述、讲学，各地人士纷纷慕名而至，他讲学之处即是后来播誉中外的东林书院。在他的推动下，理学中心由中原向东南、闽中逐次转移，加之他著述宏富，其影响力不期而至的拓展到日本、朝鲜等存在文明发育土壤的国家，取代了日本占统治地位的佛教禅学，成为异域风行的“显学”、“官学”，以致宋朝使节出使高丽国，国王一见面就问：“龟山先生安在?”
需要特别指出，古代“四大书院”排行的通行版本共有三个：一为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二为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三为徂徕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三个版本，均没有收入东林书院，而东林书院的存在则有与各类版本比较别具光彩夺目的优雅风采与恢宏格局。其特点何在?那就是东林书院的创办者、继办者、讲学者、求学者，都曾饱经宦海浮沉的入世历练，学识广博，眼界开阔，吸纳了多种流派的精义和适应多种话语体系的语境，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带着力，并且有意无意地具备家庭、国家、天下“三点一线”的关联意识，能够把“担负天下兴亡”的鸿鸪之志变为良知在场、承担在场的具体行动，仅这一点，即可独树一帜的彪炳史册。
北宋以降，由于外族入侵，战乱频仍，改朝换代的君王身着龙袍专营公权为私产，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面对外夷入侵不惜割地苟安，治学环境因时局动荡不安和君主任性、蛮横干预而长期劣化，尔后东林书院竟然在长达400年间销声匿迹，乃至院址毁灭，直到明清交替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才由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倡导和推动下恢复书院，得以再次开坛讲学，岂料此举招致阉党首领魏忠贤忌惮和嫉恨，杀机顿起，无中生有地把“东林学社”诸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指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东林党人”，继而堂而皇之地加以“剪除党羽”的追捕残害，肆无忌惮地编导了一出人头坠地、拆毁书院的历史悲剧。然而，尽管东林士人(学人)蒙冤受屈充当了明末权贵借助“党争”套取私利的牺牲品，东林书院一直作为东林学社成员的人才来源和聚集会址，被人们视作是关注全国政治的焦点，江南地区精英荟萃之地，探讨国是的主要舆论中心，顾宪成、高攀龙等没有进退失据，他们当然明白一所书院无疑是一片心灵圣地，待时局出现转机，阉党领袖魏忠贤成为新主“清君恻”罪责难逃的首选对象，思想钳制略微放松，顾宪成、高攀龙等巧借“东风”乘势而上，得到官方属意支持或默许。他们选择的书院新址，即为现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解放东路867号，布局宏阔地占地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有石牌坊、泮池、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道南祠等建筑，得以“东山再起”，书院所倡导的“读书、讲学、爱国”的立院宗旨，获得当时举国学人的积极响应，声名再次大振。
顾宪成(1550年-1612年)是重建后的东林书院的灵魂人物，是学养渊博、历练饱和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世人尊称“东林先生”，有众望所归、一言九鼎的人格魅力，在那个时代，他颇似车尔尼雪夫斯基名著《怎么办》中投身时代洪流、开眼观世、努力提升自身素质的那类“新人”。顾宪成万历八年(1580年)科举入仕，以进士出身历任京官，曾授任户部主事，后来改任吏部员外郎主事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选拔、迁升、调任等事宜。明万历十五年，顾宪成上疏申辩，未敛锋芒激怒上峰，圣上降旨斥责，贬谪为桂阳州判官，他好不容易才熬成“处州推官”，继后任泉州推官。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吏部在位的顾宪成所提名的人选，都是明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触怒了龙颜，革职回家。回到原籍，顾宪成与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东林书院，偕高攀龙驻院讲学，同时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万历三十二年农历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等人，时称“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东林会约》，讲学度日，时不时炮制“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万历三十六年，由于一批有东林学社背景的官员协调运作，接连上疏举荐顾宪成，朝廷遂封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但是顾宪成谢绝受命，继续留在家乡从事讲学议政。天启初年(1621年)，明熹宗赠顾宪成太常卿,不久被魏忠贤削去封号。崇祯初年(1628年)，顾宪成获得平反，赠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顾宪成一生跌宕起落，几起几落，在宠辱毁誉的交错带悟世悟道，不愧为“一代宗师”。
与顾宪成同甘苦、共进退的挚友高攀龙1562年 - 1626年)字存之，又字云从，南直隶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万历十七年(1589年)，高攀龙中进士。不久嗣父去世，归家守孝三年。万历三十年，服丧期满，被朝廷任命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事物。万历二十三年，高攀龙辞官归家，与顾宪成兄弟复建东林书院，在家讲学二十余年。天启元年(1621年)，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历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天启六年(1626年)，高攀龙被魏忠贤党羽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他利用职权中饱私囊，派遣缇骑前来抓捕。三月，高攀龙获悉祸从天降的传讯，从容整冠束带前去拜谒先贤杨时的祠堂，转身投池塘自尽，时年64岁。高攀龙临死前曾致书同年挚友袁可立道，痛陈被平地起波澜的设局陷害的事情经过，遗憾一介“腐儒”无以报国。从此，袁可立这位长期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走上前台与阉党抗衡。崇祯初年(1628年)，朝廷为高攀龙平反，追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宪”。
古人云“以文载道”，亦可以文观心。顾宪成曾上疏寄望圣上：“以端正本，以回人心。”他在南京参加乡试时制作策论：“夫天下者非人不治也。得舜以总治。得禹皋以分治，而后民可安焉。”他认定：“天下之治必得人而后可图也。”他力主，各层级为官从政者，都要把选拔贤能视作“重中之重”。他笔墨酣畅的建言，尔后已“几成空谷足音矣”，他留下的文章值得刮目相视：“昔者，君惟恐臣之不言。而今也，臣以言为咎。”由此，难免出现“晚世道衰而德替，臣主异途，良明之风旷于天下”的不绝乱象。至于他撰写那一副令人过目不忘的千古名联，历数举国名院、名园、名馆、名楼、名亭，其气象高旷、寄托深远、血性炽烈，罕见出其右者。顾宪成拟制的那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折射出他对环境与时局的变化的锐敏与警觉，以及忠于内心的虔诚期许和风雨兼程的迢遥追求。“家事”、“国事”、“天下事”，昭显他由近渐远的纵横视野的激越、清澄与广阔，字里行间饱含期待人类社会进步的血热与情温，义不容辞地“以天下为己任”。顾宪成的楹联于古、于今都极具社会意义与士人(学人)风骨，可谓振聋发聩，不比凡响，知音遍天下自在情理之中。
顾宪成、高攀成等明清交替时期的东林书院的轴心人物，以及上溯四百年前的北宋先行者杨时，都可归属封建治理体系营垒中的“自家人”，况他们都是孔孟门徒，尊奉“中庸之道”循规蹈矩，对皇朝从未缺失“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并且因感恩戴德与君王存在千丝万缕的人身依附关系，观其论政、处世的轨迹大体持重稳健和多少具有不偏不倚的通融调和派的天然色彩，所提策论与建言，几乎尽数源于引经据典、以古援今，尽属小修、小补、小矫正，乃至纸上谈兵，如此蹒跚迈步的小变通、小变革，务虚多，务实少，任凭他们喋喋不休一顶天穹也不会塌下来，这在以帝王权力和皇室私利为轴心画半径的封闭性运行的威权结构中，仍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出格之举，常常有“一封朝奏上九天，夕贬潮州路三千”的阑珊收局，甚至会坐牢、砍头，命归黄泉，为什么?
要破解历史悬案与回应悬念，不妨潜入孔尚任(1648—1718年)的传奇名剧《桃花扇》中去寻觅一个线索，一个答案。孔尚任与顾宪成、高攀龙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所见所闻与平生遭逢均可在《桃花扇》中体验一幕幕真实背景。孔尚任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字聘之，又字季重，自称“云亭山人”，清初诗人、戏曲家。康熙十七年(1678年)，孔尚任八月在济南乡试落榜，九月游石门山，山中隐居期间写成《桃花扇》初稿;康熙二十年，典田捐纳国子监生;康熙二十二年始修《孔子世家谱》;康熙二十三年末接吏部授官报为国子监博士，次年在国子监开坛讲经;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经三易其稿成书问世;康熙四十一年暮冬离京返乡。在《桃花扇》中，他署名作者孔尚任，却又托名“云亭山人”点评，肩负出题、破题两副担子，论及明亡之根源，他号脉诊断：“贤人在野，而立廊庙、主封域者，非奸即庸。”《拜坛》一折戏中，“云亭山人”留下眉批：“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在《桃花扇》末折《余韵》中，作者毫不掩饰“国破山河在”物是人非的痛感和恍若隔世的郁悒，冷眼旁观那些依附得势者，对其“树倒猢狲散”下场挥笔预判：“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东林书院里，保留着众多青史留名的仁人志士的题匾、题诗、撰联、撰文，特别是处于书院至尊地位的“依庸堂”内更是满眼珍稀，岂止一字千金?依庸，依乎中庸：“庸义有二：庸，恒也，久而不变之意;又，平也，有适中之意。”东林书院尊崇“依庸”，借此可以洞幽烛微地观照东林学社诸君的内心世界，预知他们的行为走向。现当代人物中，依庸堂布展了两首重量级的诗作：
其一、原国家代主席董必武题诗：
东林讲学继龟山，高顾声名旧史传。
景仰昔贤风节著，瞻楹履阈学弥坚。
其二、原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题诗：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细心者很容易发现，两首开句都是“东林讲学继龟山”，显然是一唱一和。从成诗时间寻踪迹，邓拓诗写于1960年，董必武是题于1962年，后者应是读前者诗作遂感发和唱，他们的诗作都极为推崇东林昔贤的志节、情怀、担当和事功。
走出东林书院，我一路沉思，为什么孔尚任、顾宪成、高天龙等一批追求进步、向往未来的优秀士人(学人)，早已看清了封建皇朝劣迹斑斑的弊端，通过开坛讲字、著述、创作，自觉担负起警示和唤醒社会的启蒙与救亡双重责任，可惜，他们至死都不明白为何会认领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竹篮打打水”、“南辕北撤”的事与愿违，间或徒劳无获?很简单，他们始终保留着一份对皇朝的个人幻想，要启的蒙仅局限于承传封建文化和改良封建治理的蒙，至死没能走出画地为牢的认知半径，至多是碰了几下传统的边际线便却步畏缩;他们要救的亡是不值得效力亦无力挽回的封建帝制和帝国的亡，纵有赴汤蹈火的愚忠与盲动，却弄个反累其身、自毁前程、乃至搭上身家性命的黑色幽默。尽管由于他们自身存在的时代局限和精神藩篱，他用了功却最终未能圆功，但他们牵念苍生社稷的担当勇毅，付诸的言辞与行动的探索努力，时值今天依然给人以启迪和激励：那就是要做现代文明的追光者，现代观念的拥有者，要济时救世先得济己救己——尽快与时俱进的实现自身素质的现代化，那样，才有资格挺脊立足于苍茫大地把星辰大海揽入襟抱心室，才能既像顾宪成以一副风雨联写出人生理想的朦胧诗，更懂得要志存高远、取向清晣、风雨兼程地迎接并赢得自己梦寐以求的旖旎将来。惟其如此，于己，于家，于国，于天下，方能朗声作答：“未负此身，无愧此生!”
东林书院曾经像一朵星光，一枚火炬，在至暗时刻发挥过投射光芒、引领前路的可贵作用，换一种表达方式，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它像彗星，在黎民百姓的眼里它像流星，功也，过也，前贤们毕竟存在过，作为过，付出过，其一番苦旨、苦思、苦行、苦斗和蒙受的苦难苍天可鉴，终归可视作中华国粹，奉为传世瑰宝。因为，探索真理的路径，从来就不止一条，每每异常的曲折漫长，并且所经历、所延续的完整过程就像一场接力赛，先行者未必是圆功者。但是，那些为拯救苍生的苦痛，为争取民族的曙色，趟过泥泞、踏平坎坷、披荆斩棘的卓绝行进，使他们的高贵姓名、高尚品格配得上镌刻在大理石构筑的纪功碑。在此，笔者借用雄姿英发的唐人王勃挥就的旷世名唱《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向那些有炯炯目力、包容胸襟和担当勇气，在历史的拐点挺身而出，为社稷、苍生思考过、奋斗过、奉献过的“宦游人”，致以一份钦敬：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