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户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尔大道正东正西，它们的交汇点在千里马广场。从城市地图上看，千里马广场位于市区的东北部，委实有些偏了。但是，老百姓不买账，老百姓习惯把千里马广场叫作“市中心”。“市中心”原先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五十年前，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十字路口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椭圆形的废墟。为了体现时代的速度，一尊城市雕塑很快矗立在了椭圆形广场的中央。是一匹马，坐北朝南。绛红色，差不多像人一样立了起来，像跑，也像跳，更像飞。马的左前腿是弯曲的，右前腿则绷得笔直——在向自身的肌肉提取速度。马的表情异样地苦楚，它很愤怒，它在嘶鸣。五十年前，有人亲眼见过这匹马的诞生，他们说，天底下最神奇、最可怕的东西就是石头，每一块石头的内部都有灵魂，一块石头一条命，不是狮子就是马，不是老虎就是人。那些性命一直被囚禁在石头的体内，石头一个激灵、抖去了多余的部分之后，性命就会原形毕露。因为被压抑得太久，性命在轰然而出的同时势必会带上极端的情绪，通常都是一边狂奔一边怒吼。
有关部门还没有来得及给这匹暴烈的奔马命名，老百姓就已经替它想好了：千里马。广场的名字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只能是千里马广场。老百姓好哇，他们无私。他们习惯于剔除自己和撇清自己，十分用心地揣摩好时代的动机，还能用更进一步的行动把它体现出来。五十年过去了，千里马原地不动，它的四蹄从不交替。然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是速度，然后才是具体的动物种类。——这匹马足以日行千里，它畸形的体态和狂暴的情绪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千里马年近半百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纪初，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再一次迎来了城市大改造。两条大道同时被拓宽了。事实上，街道的间距一丁点儿都没有变化，被拓宽的仅仅是老百姓的视觉，准确地说，错觉。——行道树被统统砍光了。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的两侧曾经有两排梧桐。梧桐树高大、茂密，它的树冠如同巨大的华盖。因为对称，树冠在空中链接起来了，这一来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就不再是马路，而是两条笔直的城市隧道。隧道绿油油的，石块路面上闪烁着摇晃的和细碎的阳光。
行道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被砍光了。砍光了行道树，市民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城市不只是大了，还挺拔了。以千里马的右前方，也就是户部南路的西侧为例，依次排开的是各式各样的、风格迥异的水泥方块：第一医院门诊大楼、电讯大厦、金鸾集团、喜来登大酒店、东方商城、报业集团大厦、艾贝尔写字楼、中国工商银行、长江油运、太平洋饭店、第二百货公司、亚细亚影视，这还不包括马路对面的华东电网大楼、地铁中心、新城市广场、世贸中心、隆美酒店、展览馆、电视台、国泰证券。在以往，这些挺拔的、威严的建筑物一直在马路的两侧，它们对峙，文武不乱，却被行道树的树冠挡在了背后。现在好了，高大的建筑群裸露出了它们的面貌，峥嵘，摩登，那是繁荣、富强和现代的标志。
几乎就在裸露的同时，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上的那些铺路石也被撬走了。那些石头可有些年头了，都是明朝初年留下来的，六百年了。每一块都是等身的，二尺见长，一尺见宽，十寸见高。因为六百年的踩踏与摩擦，石面又光又亮，看上去就特别硬。缺点也有，它们的缝隙太多了。对汽车来说，过多的缝隙相当地不妙，汽车颠簸了，近乎跳，噪音也大。即使是弹性良好的米其林轮胎，速度一旦超过了八十公里，刹那间就会变成履带，轰隆隆的。比较下来，沥青路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沥青有一个特殊的性能，那就是“抓”——它能“抓”住轮胎。这一来轮胎的行驶就不再是“滚”，更像“撕”，是从路面上“撕”过去的。再暴躁的兰博基尼或玛莎拉蒂也可以风平浪静。
沥青同样有一个特点，深黑色的。深黑色很帅气。深黑色的路面不只是宽敞与笔直，还深邃。一旦刷上了雪白的箭头与雪白的斑马线，大都市的气象呈现出来了。绝对的黑与绝对的白就是绝对对立，它们互不相让、互不兼容。漆黑、雪白，再加上宽敞和深邃，现代感和速度感就凸显出来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知不觉的，市民们也现代了，人们悄悄地放弃了“户部大街”和“米歇尔大道”这两个老派的称呼。想想也是，那算什么名字?充满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气息，冬烘，烂污。人们避简就繁，把户部大街说成了“南北商业街”，简称“南商街”;米歇尔大道呢?毫无疑问就成了“东商街”。“南商街”“东商街”，多好的名字，直接，敞亮。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不是买就是卖。
(二)
第一医院的地理位置相当独特，就在南商街和东商街的交叉点上。这样的位置用“寸土寸金”其实都不能评估。不少商业机构看中了这块地，希望第一医院能够“挪”一下。就在市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第一医院的傅博书记用平稳的语调总结了他们的经营情况：“我们去年的年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十个亿。”让一个年营业额超过了十个亿的“单位”从黄金地段上“挪”开去，开什么玩笑呢?
从视觉上说，第一医院最主要的建筑当然是它的门诊楼，所有的医院都是这样的。门诊楼马虎不得。门诊楼不只是实力，它还是展示与象征，它代表了一所医院所拥有的建制与学科，它理当巍峨。第一医院的门诊楼采用的是宝塔结构，它的底盘无比地开阔，足以应付每天九千到一万人次的吞吐量：挂号、收费、取药、医导和咨询。然后，每一层渐次缩小。到了它的顶部，钢筋与水泥戛然而止。三根不锈钢钢管支撑起来的是一座雕塑，简洁的、立体的红十字。在最初的效果图里，设计师选择的其实是大钟，类似于泰晤士河边的BIG BEN。傅博书记一票否决了。傅博书记严厉地指出，“钟”就是“终”——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用钟表做礼物呢?“送终”了嘛，不吉利了嘛。作为明清二史的“民科”，傅博书记附带着回顾了历史，大清帝国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帝国主义阴险哪，他们送来了自鸣钟。一个送，个个送，一窝蜂，都“送钟”来了，大清就不行了嘛。傅博书记补充说，患者们来到医院，是治病的，是救命的。你倒好，你让人家来“送终”?糊涂了嘛。也是，“红十字”多好，它透明，其实是一盏巨大的箱灯。实际上，用“红十字”做医院的标志，并不那么规范。但傅书记说行，那就必须行。——夜幕降临之后，“红十字”照耀在千里马广场的上空，它一枝独秀。它是安慰，是保障，也是召唤，更是慈祥。生了病不要紧嘛，谁还能不生病呢?来嘛，来了就好了。
门诊楼的后面隐藏了另外的一座楼，也就是外科楼。徒步在南商街和东商街上的行人一般是看不到它的。然而，在第一医院医务人员的心目中，它才是第一医院的主楼。它的位置至关重要。它的重要性从第一医院的空间布局上就一览无余了。在外科楼的半腰，有两条全封闭的廊桥。一条是“人”字形的，一头连着门诊楼的腰部;一头岔开了，延续到门诊楼的左侧，那里是急诊。另一条廊桥划了一个巨大的弧线，连接着主病房。在这条巨大的弧线尾部，同样有一个小小的岔道，一般人并不容易察觉，那就是高干病房了。至于一楼，外科楼的过道就更加复杂了，几乎连通了所有辅助性的科室。外科楼的楼盘底下还有一条通道，沿着正北的方位走到底，再拐一个九十度的弯，那就是停尸房了。
说外科楼是第一医院的主楼，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外科的学术地位。说学术地位也许有点言过其实，骨子里还是中国人的习惯心理。就治病而言，每一种治疗手段都是同等的。然而，人们不这么看。人们拿吃药、打针和理疗不太当回事。即使患者死了，人们也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谁还能不死呢?可是，患者一旦来到了外科楼，一旦动了“刀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会惊悚、会恐慌。中国人其实是有些害怕“刀子”的，它牵涉一个定见——腔体一旦被打开，人的“元气”就泄露了，那可是大忌讳。出于对“元气”的珍视和敬畏，中国人普遍认为，外科更复杂、更尖端、更艰难也更神秘。所以，看病有看病的易难程序：吃药、打针、手术刀，这就有点类似于女人的战争升级了：一哭、二闹、三上吊。
可外科和外科又不一样。最常见的当然是“普外”，也就是普通外科了。既然有“普通外科”，那就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再“普通”的外科。想想吧，脑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它们面对的是大脑、心脏和肾，这些重要的配件都要“吃刀子”了，怎么说也不可能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三)
2003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烈日当空。
六月里的阳光把外科楼上的每一块马赛克都照亮了，接近于炫白。那些马赛克原本是淡青色的，可剧烈的阳光让它们变白了。酷热难当。当然，外科楼内部的冷气却开得很足，微微有些凉。阳光从双层玻璃上照耀进来，纤尘不动。干净的阳光使得外科楼的内部格外宁静。这安静具有非凡的意义，“非典”，它过去喽。虽然官方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空气里的气氛到底不同，它松了下来。外科楼内部的空气一直很特别，它是会说话的，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叫人心惊肉跳。在“非典”闹腾得最厉害的日子里，外科楼内部的空气始终闭紧了嘴巴。这一闭就让所有的人如临深渊。这可是外科楼哇，患者一旦染上“非典”，想都不敢想——好不容易救活了，最终却染上了“非典”，白忙活不说，你说冤枉不冤枉?
现在好了，外科楼内部的空气开口了，发话了，“非典”就要过去了。过去喽。
——过去了么?也不一定。泌尿外科的空气还没有说话呢。泌尿外科坐落在外科楼的第七层。除了过道里的一两个护士，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但是，第七层的安静和外科楼内部的安静又有些不一样，是那种死气沉沉的安静。说起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非典”以来，短短的几个月，泌尿外科接连出现了六例死亡，全部来自于肾移植。肾移植是第一医院的临床重点，可以说是一个品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第一医院的人/肾成活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九，这很惊人了。就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面，患者的死亡率不降反升，这就不正常了。——外科大楼的第七层压抑得很，笼罩着缺氧的、窒息的气息。
六例死亡惊人地相似，都是并发症。虽说肾脏的成活状况良好，但是，因为急性排异，患者的肺部出现了深度的感染——肺动脉栓塞。栓塞会让患者的肺失去弹性。弹性是肺的基础特性，弹性即呼吸。一旦失去了呼吸，患者只能活脱脱地给憋死。从临床上说，移植手术始终都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了控制排异，必须通过药物对患者体内的“闯入者”进行免疫抑制;抑制的结果呢?“闯入者”不排异了，但是患者的抵抗力也下降了。虽说是泌尿系统的手术，患者的呼吸系统却特别脆弱，很容易感染。仿佛是老天安排好了的，在“非典”期间，第一医院没有出现一起“非典”死亡，肾移植的患者却死在了呼吸上。好好的，患者的血液就再也不能供氧了。
接近午休的时间，泌尿外科病房办公室的医生与护士正说着闲话，有一搭没一搭的。他们回避了临床，故意把话题扯到别的东西上去。比方说股市。股市，还有房产，这都是恒久的话题了，类似于薯条、山楂片或者虾片，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它们都可以拿出来嚼嚼。傅睿并没有参与这样的对话，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歪着，似乎已经睡着了。到底是在打瞌睡还是假寐，没有人知道。傅睿的习惯就是这样，一旦闲下来，他就要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闭上他的眼睛开始养神。傅睿不喜欢说话，别人聊天他似乎也不反对。你说你的，他睡他的;或者说，你说你的，他想他的。要是换一个地方，傅睿这样的脾性是很容易被大伙儿忽略的，然而，这里是第一医院的泌尿外科，没有人可以忽略他。他是傅睿。
办公室就这样处在了常态里，一个护士却来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她没有进门，只是用她的手指头轻轻地敲了两下玻璃。敲门声不算大，可是，声音与声音的衔接却异常地快。几乎就在同时，傅睿的眼睛睁开了。
护士戴着口罩，整个面部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这样的眼睛外人也许很难辨认。医生却不一样，他们一眼就可以准确地辨别她们。敲门的是小蔡。刚看到小蔡的眼睛，傅睿的胸口“咯噔”就是一下，人已经站起来了。
傅睿预感到小蔡要说什么，抢在小蔡开口之前，傅睿已经来到了门口，问：“多少?”这是一个医用的省略句，完整的说法应当是这样的：“血氧饱和度是多少?”
说话的工夫傅睿已经走出办公室了。“七十八，”小蔡说，又迅速地补充了一句，“还在降。降得很快。”
傅睿听见了。傅睿同时注意到了小蔡的口罩。她的口罩被口腔里的风吹动了。尽管小蔡尽力在控制，但她的口罩暴露了她口腔内部汹涌的气息。
外科医生与外科护士时刻面对着生死，某种程度上说，在生与死的面前，他们早就拥有了职业性的淡定。然而，肾移植是第一医院新拓展的一个科目，而傅睿正是第一医院的母体大学培养的第一代博士，所有的人都盯着呢。泌尿外科说什么都不能再死人了，不能再死了。
傅睿来到五病房，在十四病床的边沿站定了。田菲正躺在床上。这个十五岁的少女躺在床上，在望着他。田菲的目光是如此地清澈，有些无力，又有些过于用力。她用清澈的、无力的，又有些过于用力的目光望着傅睿。她在呼吸，但她的呼吸有些往上够。傅睿架好听诊器，在田菲的胸前谛听。田菲的母亲一把揪住傅睿的袖口，已经失魄了。她问：“不要紧吧?”
傅睿在听，同时望着田菲，很专注。他们在对视。傅睿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表情，他在口罩的后面微笑了。傅睿没有搭理田菲的母亲，而是把田菲的上眼皮向上推了推。傅睿笑着对田菲的瞳孔说：“不要动，没事的。”
傅睿微笑着抽回自己的手，缓缓转过了身躯，一步一步地向门口走去。他眼角的余光在看小蔡。刚出门，小蔡就听到了傅睿的声音：“通知麻醉科。插管。送急救。”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3-3《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