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正逢林青霞六十岁生日，她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新作《云去云来》。这是她2010年出版第一本书《窗里窗外》后的新书。在书中林青霞表示，到了耳顺之年，历尽人生的甜酸苦辣、生离死别，接受了这些人生必经的过程，心境渐能平和，如今能够看本好书，与朋友交换写作心得，已然满足。
2004年，林青霞开始在《明报》和《南方周末》等华文报刊上开设专栏。《沧海一声笑》是林青霞写的第一篇散文，看过这篇文章的朋友都鼓励林青霞继续写作，认为她文笔清丽流畅。由此开启了林青霞的写作之路。对于这一本在自己生日出版的书，林青霞说，“人生很难有两个甲子，我唯一一个甲子的岁月出了第二本书，当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也好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甲子的人、事、情。”
在自序中，林青霞特别提到，宋代词人蒋捷的《听雨》最适合她内心的写照。“‘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那些年在台湾拍戏拍得火红火绿的。‘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立之年，孤身在香港拍戏，一待就是十年，曾经试过，独自守着窗儿，对着美丽绚烂的夜景，寂寞得哭泣。‘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而今真是鬓已星星也，到了耳顺之年，历尽人生的甜酸苦辣、生离死别，接受了这些人生必经的过程，心境渐能平和，如今能够看本好书，与朋友交换写作心得，已然满足。”
在新作里，林青霞写朋友，论亲情，谈人生无常。她再次忆起老友张国荣与邓丽君。
我迟到了五分钟。金圣华已经坐定在文华酒店二楼Clipper Lounge长廊边的位置，自从张国荣走后，为了避免伤感，我总是避开这条我跟他曾经坐下来谈心的长廊。
圣华是我婚后认识的朋友，我们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SARS的岁月和双方父母相继离世的哀伤，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过人生的困境。圣华跟我是忘年之交，我们的学问也很悬殊，她早年留学法国，拿了博士学位，曾经是翻译学会会长，在中文大学执教多年，而我们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待我坐下，一派优雅婉约的跟我聊起近况，我极力的集中精神，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国荣在这儿、在我对面跟我说的话：“青霞，不要再拍戏了，也不要打太多麻将‥‥‥。”不一会儿思绪飘到了淘大花园非典SARS传染的前夕。当时我们分别与朋友在以前的丽晶酒店喝下午茶，我三缺一想找与他同桌的陈淑芬打牌。她没空，我失望的转身离去。“青霞!”身后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我，是国荣，他说：“我跟你打。”我愣了一愣，他怎么会?——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后一场麻将，记得那天他〝冲〞了一把很大的牌，有五十五番，之后又连放了几把炮。我们打的是小牌，输赢不大，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强，事后很过意不去。
我脑子里有两条轨道，一条忆着过去，一条机械化的回答圣华的问题。还好她没看出来。好不容易双轨变成单轨，专注的听她问起我写作的近况。迎面走来两位穿着得体大方、有型有款的女子，一中一外，我一眼认出那位穿着墨绿呢子西装外套的中国女人。她保养得很好，面孔和十几二十年前一样。还是一身Giorgio Armani的型格，她们隔着一桌坐在我前面，我等她坐定，起身走到她身后环抱着她。我抱住的是过去那些迷失的岁月。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定了一定：“你是谁?”我操着一口标准广东话：“你永远不会猜到我是谁?”她没有动：“你再多说一句!”我抱着她不放，轻笑说：“我再多说一句你就猜中了!”她一回身：“啊呀!青霞!谢谢你的拥抱。”
圣华喜欢听我说故事，经常我们聊完天，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开始。我重新回到座位，这会儿才真正的回到当下，专注的跟她聊起我刚刚拥抱的往事。
认识Winnie是一九八五年，我拍《警察故事》、《刀马旦》和《梦中人》那一年。在搬进新世界公寓之前，听朋友说这间公寓住进去会不好，他们所谓的不好是搬进去的人都很孤单寂寞，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好，我老早已经孤单寂寞了。Winnie住在我的楼上，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我们住在那儿的单身女子经常到她家打牙祭。还记得她家一进门右边小小的开放式厨房，正对着客厅和餐厅，我经常在厨房外欣赏她做菜的样子，只见她轻轻松松，抓盐、倒酱油、炒菜，在那个小方块里面就像在跳华尔兹。现在回想起来，她本事倒真大，一个人烧菜煮饭招呼十个八个客人，一点也不费力。
有一天不开工，我懒在床上不肯起，赖到下午3点，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自言自语：“好饿，好饿。”后來实在饿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阳眼鏡到楼下新世界商场吃面。正当我挑起碗里的面条张大嘴巴吃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人，前呼后拥的，走在前面的是邓丽君，她見到我惊奇的问：“你一个人啊?”我很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心想他们見到我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定觉得好笑又古怪。《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点，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茫茫然，走进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的欣賞它，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來。这样美丽灿烂的夜景，让我觉得更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待我停止哭声，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叔平说：“你哭啦?”我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寂寞。”叔平说：“打电話給朋友啊。”
拍《刀马旦》之前，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我们先到前面两个女主角家去读剧本，最后到我家。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打开冰箱，空空如也，厨房里也没有零食，她难以置信的问我：“你们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给问住了。过一会儿，不知道谁踢到地上的空罐头，又是一阵惊讶：“这是干什么用的?”心想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从1984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1994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有时候一觉醒来，彷佛自己置身于孤岛。时光飞逝，蓦然回首，好像不见了十年。就在这个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后这十多年，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记得爱林才几岁大的时候，我指着那个方向：“妈妈以前一个人住那儿，好孤单。”“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她心疼的说。
送圣华回家，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不自觉的往那个方向望去。
2011年12月27日
|| 宠爱张国荣
拍戏的幕后工作人员称呼我“姐姐”，称呼张国荣“哥哥”，我猜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两个是特别需要被宠爱的。
一九九三年我们一起拍《东邪西毒》和《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住在湾仔的会景阁公寓，总是一起搭公司的小巴去片场。有一次，在车程中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没说上两句就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沉默了几秒，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会对你好的。”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吃完晚饭约施南生看电影，她说她刚好约了张国荣看电影，她要先问问“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心里纳闷，干嘛要先问他，就买多一张票一起去看好了。
在又一城商场戏院门口的楼梯上方，他靠在墙边对我微笑，那笑容像天使，我脱口而出：“你好靓啊!”他靦腆地说刚剪了头发。
我们看的是《纽约风云》，这部戏太残忍、太暴力了，我看得很不舒服，散场走出戏院，他搂着我的肩膀问我好看吗?我摇摇头，就在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的时候，我被他震抖的手吓得不敢做声。他很有礼貌地帮我开车门，送我上车，我跌坐在后车座，对他那异于往常的绅士风度感到疑惑的同时，他已经关上了车门。我望向车窗外，晚风中他和唐先生走在前面，后面南生那件黑色长大衣给风吹得敞开着，看起来仿佛是他们两人的守护神。总觉得不对劲，回到家打电话给南生，问她Leslie (张国荣的英文名字)怎么了，她说：“问题很大。”我了解状况之后，断定他得的是忧郁症。南生说他的许多好朋友试了各种方法，看了许多名医都没用。我听说大陆有一位医生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用他的针刀一扎就好，希望能说服他去试一试。那段时间正是非典沙士传染最盛的时候，就把这事给搁置了。没想到从此以后，除了在梦中，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四月一日晚饭后南生告诉我Leslie出事的噩耗，我捶胸顿足：“为什么不帮他安排!为什么不帮他安排!”其实也不知道那位医生对他会不会有帮助，但还是一再地责怪自己。
Leslie走后，几乎每一位朋友都为自己对他的疏忽而懊恼。他是被大家宠爱的，他也宠爱大家。
岁月太匆匆，转眼之间他走了六年了，今日提笔写他，脑子里泛起的尽是他那天使般的笑容。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 穿黑色貂皮大衣的男人
每次到纽约都是他来接我，15年后再次踏足纽约，已是天人两隔。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参加纽约华埠小姐选美做特别嘉宾的时候。大会带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园吃湖南菜，我的座位对正门口，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单眼皮高大个儿身穿黑色过膝貂皮大衣的男人，一进门就潇洒地脱下大衣由柜台小姐接去，威风凛凛的。我看得发楞，大会主席说：“他是湘园的老板。在纽约开了几家高档次的中国餐馆，非常成功，可以说纽约中国人中的传奇人物。”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家，当时新闻做得很大)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美金，他就靠着这点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逐渐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的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道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子，很壮观，听说是从祖国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巨大的丝制万里长城壁毯，是由中国特别制做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做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并热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色敞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花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道上，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风吹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土黄色皮套的小手枪，感到有点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做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出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勃勃的，以为最难做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花钱就像流水一样，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点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做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美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美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慨。
15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做钻石行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风了，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很难过，马上托人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出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中国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个女子说他中风，需要做物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了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这次到纽约参加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姐打听出附近的街道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道上人很少，敏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向周围望望，带着我走到较亮的街道。我只顾找地方。我们由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到，也许是因为石狮子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敏明怕天晚了危险，就说：“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要再执著了。”
在回港的路上我回忆着，1976年跟他认识。1979年我和汤兰花到纽约住过一段日子，他很照顾我们，帮我们寻找住的公寓和最好的英语会话学校，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晚上餐馆打烊的时候，他会在空荡荡的餐厅厨房里，做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没怎么见过世面，他带我们跑遍全纽约好吃、好玩和时髦的地方，直到送我们上飞机离开纽约为止，那时候感觉上好像整个纽约是属于他的。
这次我特别到原是世贸大楼的地方参观，一大片土地堆满尘土和石块，巨形的卡车，出出进进地运送沙石。我脑子浮起了佛偈上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