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的变化
说起旧时的民俗，在我家乡有两种仪式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婚姻，二是丧事。
先说喜事和办酒碗。
婚姻在今天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的不早于二十二岁，女的不早于二十岁。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又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在四十年代的农村，男女通常十三四岁就结婚了，同时代还伴有大量的童子婚姻，也就是童养媳八九岁就订婚了。男孩女孩在双方父母的支配下糊里糊涂地就把终身大事给定了。比如我们生产队李x表的第一个妻子就是童子婚。
重男轻女在中国社会的集体意识里是根深蒂固的，在过去表现尤为突出。为何会有童养媳呢?由于在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多一个人就多出一份养活的负担，比如朱德在说童年亲眼看母亲把两个刚出生的弟弟拿到水缸里溺死，多了养不起，粮食不够吃。旧时在女方家里，父母认为迟早都是别家的人不如早点让他家养大。我奶奶是1912年的，活着的时候就给我讲过，她们那个时候都厌恶生女。孩子一出生，邻家就问生个啥，若是生女，当爷爷奶奶当爸爸的就会黑起脸没好心情地说一声：“生了一个‘瞎供’。”瞎供就是白养大没用处的意思。生男儿可以传宗接代继承田庐，生女是帮他家养的。
在我国计划生育前，农村通常都是多子女家庭，民国、清朝……更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女人们都是敞开肚皮的生。比如我父辈是五弟兄两个姐姐，早年由于医药不发达，父亲的大姐几岁就夭折了。同山碥的云大伯娘生了子女九个，我外婆也生了五个子女，我幺外婆生了八个子女，二外婆也生了八个子女……旧时在一些医药不发达的山区，如雅安、沪定等山高路闭的地方，孩子出生得多，夭折的也多。我知道在山区有一家前后生了八个结果只活了三个起来，幼子也有四十五岁了。
旧时候，农村办酒碗(我们家乡把婚丧事请客宴席大操大办称为“办酒碗”又叫“九大碗”)就有“一家办酒碗十里不烧锅”的说法。这是我爷爷那辈的说法，由于爷爷那代人基本已没人再世的了，我也无从考证一些细节问题。今天某家办酒席，去的人通常都是平时有交情有往来的，在七十多年前的解放前是否也如此?
在我小时候，农村办酒碗，通常都是要吃几天的。那个时候不比现在，请个厨师自带工人、材料、遮阳棚、主人不操心，把酒席办了，下来主家只管付厨师的经费就行了。要么更省心，到某农家乐、山庄、宾馆订多少桌酒席就行了。
那个时候，主家第二天要办酒席了，晚上深夜了都还在盘算，明天哪些亲戚、朋友会来吃酒碗，要办多少桌，要采买些什么菜，豆芽多少、肉多少、雪豆多少、大米多少……都要一笔一笔的计划。如果计划不周，计划十五桌客人来了二十桌，这叫“涨水”，主家这时就会手忙脚乱，怎么也要解决客人吃的问题。如果办了二十桌结果来了十五桌人，这也会让这家人从此在地方抬不起头。左邻右舍背地里会说他闲话：“办起酒碗都没人来吃(捧场)。”
儿时的记忆里，办酒碗主要靠地方上的人帮忙，同时这也是检验人际关系的一次考试。要办酒碗了，通常都是地方各家各户借来桌子板凳，最早还是各家借碗筷，煮饭的大蒸桶也是借的。比如张老汉爱挑水，各家办酒碗就爱请他去井里挑水，王大爷爱煮大锅饭，各家都请他煮饭，李先生字写得好，各家都爱请他去记账挂礼单……
在开席的时候，都是地方上的左邻右舍在帮忙，老百姓称“帮办”。男的帮助端菜盘，帮忙下套，饭后女人们帮忙收拾桌子洗碗……如果某一家人办酒碗没有地方上的人来帮忙，证明这家人平时就不爱去帮别人，关系非常的差。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都是厨子带帮工一条龙服务，主家只管付钱。
在四五十年代，那时农村经济困难，据老人们讲，去吃酒碗通常都是拿钱，没钱的就拿一升米或半升米作为贺礼，或提一只鸡、一只鸭，或十个、二十个鸡蛋，乃至几斤黄豆也行，不论多少，来了就是客。“酒碗”也称“九碗”，八个菜，一个汤，共九个碗。若办筵席的主人经济殷实，实际不止九个碗，多多有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礼金只有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八十年代末，地方上通常的礼金只有两三元，最亲的给十元钱。到了2000年以后，普通关系礼金是五十元，关系好的一百或几百。到了2020年后地方上的普通礼金涨到了三百元，关系好的三百以上至不封顶。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女人出嫁前，娘家就会请些木匠来家里干木工活，一干就是一个月或半个月。为女儿出嫁打嫁妆，如衣柜、梳妆台、凳子、箱子……除了这些娘家还要买些温水壶、被子、枕头……女家有姊妹的，外嫁的姐姐还要买点东西来作陪奁，地方上这叫作“添香”。在我奶奶那一辈据说还要陪嫁田产，称“陪奁田”。后来在我们这批七零后结婚时所有陪嫁妆都是女家到街上买的现货。到了九零后结婚时，男方拿了四万块钱作彩礼，女家还要拿八万现金给女儿作“嫁妆”(个别现象，女家总的来说都是亏，不会赚)。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姑娘嫁人通常都是媒人牵线，双方的父母决定的。虽然党诞生的那天起就要求人人平等，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但那时候的姑娘受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影响很重，把自己默认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只要男家有一套泥砖瓦房，条件再偏僻，只要被媒人和双方大人同意了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定了。上溯到五六十年代，男家就是四壁土墙几间草房也能结婚，也许那时大家都穷。到今天，孩子没有汽车没有洋房，或在城里乡镇上没有一套房，结婚真的很难。
说下农村家乡的丧事
今天农村死个人，这是千家万户最忌讳的事。免不了要把堂屋或客厅变成一个很晦气的灵堂，屋外堆满了亲戚朋友送来的花圈。然后请一个看地、修墓、办酒席、主持丧仪的一条龙服务队来张罗这场丧事。那些个“道士”就会择个适合的日子争取几天之内把棺材拿出去埋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千家万户的“孝子贤孙”们就变得非常淡定自然了，不知道哭和憔悴，对客人迎来送往满脸堆笑。有的孝子还会在酒桌上陪客人喝得不亦乐乎，全然当成喜事来办。送葬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哭了。只有在“道士”装腔哭调念纪文的时候会“哭丧”但这些都成了职业的表演程序。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孝子贤孙及儿媳们尤其是在送丧出殡时是一定要哭的，即便是装腔作势也要完成这个程序。邻里之间关系好的还要来帮哭，一边哭一边诉苦诉哀，诉死者之仁德和劳苦。中国礼仪文化中丧礼是极其重要的。在孔孟那个时代就流行为父母守孝三年，即便在朝为官也要回乡丁忧三年。
据老人们说，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事。人死后入殓棺材，久不下葬。这在今天是绝对无法想象无法接受的。比如我的老祖(爷爷的父亲)死后把棺材抬到坟山上搭个停丧棚，一停就是半年。还有我们李山碥的云大伯娘(已死)，她的老公公(丈夫的父亲)死后，棺材就停在堂屋里，一停就是一年多。那个云大伯娘的寝室就要经过那个堂屋进去，每晚都要经过棺材旁边过进隔壁寝室睡觉。我就问：“这不会臭吗?一个人睡觉时不怕吗?”这使我联想到了清朝孝庄太后死后，康熙这个大孝孙三十七年舍不得将这个祖母下葬。清末慈禧太后死后也是在大殿里停丧一年才出殡下葬。但农村过去的久停丧与情感礼法无关，很多是阴阳先生说了算。
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这么长时间的停丧呢?据老人们说，那个时候的风水先生好像非常有职业素养，下葬的日子左掐右算，风水宝地总是定不下来，今天不合适，明天也不合适，不伤着家里的这个就伤着那个。于是就拖很长时间，也不排除是阴阳先生嫌钱少了故意整人。
从原始走向现代
七十年前，家乡山荒林密，树木粗壮，几户人家常与虎豹为邻。那时没有公路，没有汽车，甚至百姓的生产生活没有沾一点点现代化的东西。柴油机、收音机、电话机……可能祖祖辈辈看也没有看到过这是什么玩意儿。
七十六岁的三伯给我讲起了童年的一些事，在刚解放那些年，农村有多穷多落后，恐怕可以直比春秋、秦汉了。那个时候的农家户连火柴都没有。柴火灶里要生火做饭，往往是上顿煮饭的火，想办法保留点残火留到下顿做饭菜时的火种。有很多家庭用的是“火捻子”即做一根草绳让它不燃明火，慢慢燃，燃到中午又是中午烧锅的火种。如果火熄灭了，做饭时没有火种就到同山碥的邻居家拿着树叶借火种回家生火。三伯说有时候为了借个火要到山上王大孃家去借(走山路三里多)。几里路内几家人经常相互借火。
那个时候没有电，点灯只能点菜油灯。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但有时候西来文风塔的那个河边上也会放电影，放电影的电则是一台汽油发电机发的电，一放电影就是人山人海。那个时候放电影是老百姓难得的精神食粮，我记得大概是在八零年的时候，我还常常被父母背在背上去别的生产队看电影，看的都是黑白片，而且内容基本都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到了八四后年彩色电影就比较流行了。
年近七十的大老表叶名城就给我讲道他们童少时看电影的事。
那个年代没有电，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但孩子们以及无数大人们最大的稀奇就是看电影。他们经常不顾父母的呵斥甚至惩罚，结队去西来河坝街看电影。电影是所有山民们了解外面世界和历史的唯一窗口。很多人从电影里第一次看到了机枪大炮和汽车是什么样子，知道了打仗的场景……电影看到最后显字幕了，大家才起身准备离场，相互喧哗着，小朋友招呼同伴，母亲呼唤儿子，议论影片中人物是非……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正街与河坝街之间的各个巷子里拥挤着喧闹的离场群众。
大老表说那时的电影都是革命题材的煽情剧如《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黑白影片。很多时候都是蒲江县城电影队来放的。当时没有电，电影所需的电来自影队自带的一台汽油发电机。当时一个年轻小伙子李光儒负责弄这台发电机。
那时候大老表他们除了多数时间到西来街上看电影，还要穿山越林走田坎路到七八里外的五七干校那边看电影。放的影片也是革命战争影片，如《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也到四五里外的彭河老马寺那里看电影。经常是五六人一路，深夜看完电影回来，走的全是山路小道，那时没大路。路上经过人户，狗会追着人咬，小伙伴们都怕走前面和后面。于是有人就编了个顺口溜“前不怕，后不怕，中间拿给狗夹(咬)下”。经过树高林密阴森，野草藤蔓荒芜的地方又有坟墓，又有野物出入的突响，大家都非常害怕，尤其是最后面那个更是把心提到嗓子眼。一走出口山，前面的孩子就开始搞恶作剧了，高喊：“鬼来了!”吓得后面的孩子没命地跟着前面的跑。
那时大人为了惩罚夜不归户跑出去看电影的孩子，就把大门给闩住，类似于今天的暗锁门给反扣了，使其进不了家，今后长记性。但那时聪明的孩子总能破解这些难题。有几次大老表把门掀开一个缝隙，然后找来一根长钉子可以一点一点地把门闩拔向开的那一边，把门打开了又把钉子藏在柴草堆里，父母都一直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进去的。就这样，孩子们都要跑出去看，可见在当时电影的魅力有多大。
收音机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之一，诞生于1906年，但在中国的中西部农村开始出现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据母亲生前讲，在收音机刚在农村出现的时候，由于是稀罕物，一家人买了全村人都会来这家挤着看稀奇听稀奇，因为祖祖辈辈从来没见过这神奇的黑科技。叶大老表讲，在他童年时，听说几里外某家人买了台大匣子一般大的“红灯牌”收音机，几个同龄的孩童都跑去看稀奇，第一次听到收音机里的声音。如果声音大点的话，清脆悦耳的声音可以播撒在山林田野之间。在孩子们和大人们心中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和渴望得到的东西啊!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家都有一台放干电池的收音机了。
大老表还讲了一个关于广播喇叭的有趣故事，“文革”初为了宣传《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群众的一封信》。当时我们生产队在湾滩河坎上相邻较近的三棵松树上用木板钉了一个平面三角木板，再铺上木板，再钉上围栏，形成一个最简易的土广播台。村上安排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每天爬上树上“广播站”用纸裹成一个纸喇叭。对着东面的人户大声地朗读一遍这封信，又面向西面的人户大声朗读一遍这封信。每上一次“广播站”“播音员”声音都几乎嘶哑了。但对他来说这差事也比起进各家各户去宣传好得多，也不用担心到处被狗追着咬。
到六八年底，为了喜迎次年的九大召开，广播线从公社迁到了各村。当时我大姑父是大队革委会成员，担任治保会主任，又兼任广播电线的保护员，他有资格竖一排树桩把广播线牵到家里。一个圆形的纸做的喇叭安在姑父家龙门子大门上方。每到夜幕降临时，公社广播站开始广播，纸喇叭里便会响起《东方红》的乐曲，然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联播节目和唱歌曲、戏曲、说相声，等文娱类节目，中途可以听到公社自己写的稿件和通知。最后放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广播员说：“西来人民广播站，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
当时地方上的人啊就好奇地围在大姑父家龙门子下，好像是今天的人在聆听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传话。大老表当时六十岁的奶奶惊奇地称道：“啊呀!我都活六十岁的人了，哪个晓得这辈子还能在自己家门口就听到浪远(那么远)的声音唉!还能听歌听戏!”七十年代初，牵到大姑父家的广播线又分迁到了生产队的各家各户，并且安上了带有小方盒的纸质喇叭。在我幼时的记忆里这还是有印象的。
八十年代初黑白电视机刚出现在农村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一个村的百姓都去看电视。那时的电视多为十二英寸黑白电视，今天已是博物馆里的珍藏文物了。
刚解放那几年由于老家百姓的无知而产生极其可笑的幼稚言语。我的老祖(我爷爷的父亲)常常背着儿时的父亲在田坎路上走，父亲就指着天上飞过的飞机，老祖很谨慎害怕地对孙子说：“别指飞机，小心它生气了扔炸弹。”电视刚出来的时候，很多老年人就百思不解地说：“这么小一个匣子怎么装得下那么多人，还把天都装得下!”自行车刚出来时，从未见过自行车的老年人们也好奇地问：“两个磙子(轮子)怎么不会倒呢?”这情景就像我们今天看新生代的潮男潮女站在独轮电瓶车上潇洒如风中飞鹤，也曾担心这种交通工具的不安全。那时的人们把自行车称“洋马车”因为最早产自西洋。
下面从几个日常的电器方面和饮食看家乡及全社会的巨大变化。
电视方面，八十年代，十二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在家乡逐渐普及。2000年以后十七英寸的彩电代潜黑白电视在老家普及。2015年后高清液晶大屏电视全面代替彩电在农村普及。
交通工具方面，在民国及以前时期，农村几尺宽的田坎路、石头梯步路、盘山而行的羊肠小道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国道省道。道路尚且如此，那交通工具就是不问可知的“两条腿”和“四条腿”了。中国的交通主要是在解放以后兴建发展起来的。八十年代，人们的出行绝大多数依靠小跑自行车和加重自行车。就连那时的乡党委书记陈诗文下乡走访也是骑自行车。但还是有很多老年人不接受新鲜事物，出门依然安于步行。那时农村一个村总有一两台盘式大拖拉机。还有好几辆“狗儿子”手扶小拖拉机。那时的路况差，机动车又少，走路的人爱招手搭陌生人或熟人的车，但开车人往往都会为素不相识的人提供方便。那时农村路况差，大拖拉机又开得野，人坐在上面娇气点的骨头都要抖散架了。九十年代末，摩托车代替自行车在家乡大量普及。2015年后汽车在农村大量普及，路况也有了飞跃式变化，可以通行汽车的水泥路代替了解放前几尺宽的石阶路、田坎路。
家用电器化方面，在八十年代初和以前的几千年里，电器化在家乡农村完全是零。农村没有电，点的灯是煤油灯、马灯、菜油灯。煮饭是柴火灶。八三年开始农村电网建设，一根根水泥电杆直插在田野、山岗、河边、人户旁，托举着如蛛丝般的电线把光明引入千家万户。从此，家乡人告别了几千年乃至几百万年来围火取暖点烛照明的时代。九五年电饭煲进入百姓家，2010年，天然气进入家乡绝大多数人家，从此告别了，一动锅灶，满屋烟尘，做饭炒菜麻烦费时的年代。
通讯方面，80年代和以前，家乡根本就没有电话机，有事找人要么亲自登门拜访，要么写信。但写信联系又太费时间，90年代末，在县内有时乡与乡之间写封信都要一个礼拜才能送到。很多时候在大都市亲人之间走丢了还根本找不到。农村人在外地走丢了，相互找不到，又往往成为犯罪分子虎视眈眈的猎物。90年代末，座机电话开始出现在农村，一个村只有几家人有座机，于是周围百姓有事都来付费打电话。90年代末，21世纪初，传呼机开始在年轻人、生意人之间流行。但传呼机不能接电话打电话，必须要就近有电话才行。到2005年手机功能机代替传呼机开始在年轻人之间普及，从此也宣告了短暂的传呼时代的终结。大量传呼台服务员也从此转行。2013年后，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又压倒性地大量取代了功能手机，除了老年人在用，年轻人没人再用。从此人们不再买报、不再写信、社会上也不再有座机电话。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再大的电视机也成了摆设，都去玩内容极度丰富的手机了，且爱不释手。万里之外与人联系只在分秒之间。
饮食方面，解放前及五六十年代，莫说吃肉难，就是白米饭也不能敞开肚皮吃，还要兼着玉米、红薯等杂粮一起吃，否则大米不够一家人吃一年，一个多子女普通人家一年吃掉四五千斤大米仍感觉不够吃，手中无粮心就慌。我爷爷在解放前后那段时间，由于每天从事极繁重的体力活，消耗的能量就特别多，他吃饭时一大碗米饭还要刮一大汤勺猪油和在碗里拌饭一起吃。不这样吃身体受不了。现在的人饮食方面早已没有杂粮了，主食就是米饭，吃肉也是经常吃，想吃就吃。现代人生活的奢侈从吃酒席就看得出来，散席之后，很多桌上剩了一半，甚至整盘的鸡、鱼……动都没动过。在食物极度缺乏的年代会是这样吗!恐怕盘子都会舔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