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空坐标中有两个我，一个从容淡定地向远方行走;一个却默默地，在心里给过去折了一个角。
——题记
走过时间的墙
无常便是正常，这是世间的本质，也是生命的真相。
自从父亲重病卧床后，全家人的生活，就像那个印着精致花纹的蓝色陶瓷碗一样，被突然间无情地打碎。在剩下的错愕中，捆绑式的生存状态，将全家人从各自走远的生活线上一一拉回，一起手忙脚乱地收拾一场意外的残局。而我的生活，则像是那原本链接有序的自行车链条一样，在刚刚穿过某一条秩序井然的街巷时，就在没有防备的“咔嚓”声中，用奔跑的速度，从秩序中迅即抽离。剩下的光阴，任我用尽千般努力，也无法去把断章的情节一一对接有序了。
父亲重病后，随之而来的是我这些年拼命维持的看似稍有秩序的生活也被彻底地打碎。这一切让我宛若变了一个人一样，从之前的云淡风轻，到现在的重心转移。对于我的亲人，我越来越害怕与他们告别，也越来越害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曾经，那些离开家门就奔向远方的万丈豪情，在没有过渡中立减为零。它们直接被意外打碎的生活，压缩成了一个沉重的实心球，连细节都被进行了直接省略。
离家的时候，我走近火炕向父亲道别。失语的父亲躺在被时光固定的位置，用他尚有知觉的左手紧紧地拉住我的右手。他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依依不舍地和我道别。
每次告别父亲，我都没有办法好好地掩饰自己的忧伤。每一次都会感到特别害怕，害怕每一次的离开，也害怕每一次的错过，更害怕那些会让自己承受不了的失去。我踩着自己的沉重离开家，拖着沉甸甸的脚步一步一步迈出家门，走出大门，慢慢地淡出父亲的视线。
每一次绕过房子的拐角处时，我都会扭过头，有意放慢脚步的节奏，向正对着村路的后窗张望，试图再最后看一眼父亲。每一次，我都会看见躺在土炕上的父亲，也正在侧着头，凝视着村路，等待着我的身影出现。他和我一样，在同样的牵挂里，回应着我的期待，等待着看我最后一眼。
这些年，每次离家的情景都如此重复。我的每一次离开，对于留守版的父亲来讲，都仿佛是最后一次离别。在时光铺起的那些迭起的悬念里，每一次这样的场景，也都会让我置身恍惚。仿佛自己的离开是要去赴一场生死之约，或许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
生活的真实，总是发生在叙述之外。在有选择的省略里，我却无法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黑白分明的黄金分割。我沿着铺着柏油的村路，慢慢地向前行走，一步三回头。每一次，我都想把父亲的这个村庄深深地收进眼底，且永远地放进心底。
在这里，从我出生时算起，我生命中将近一半的时间，都频繁地与这个村庄的烟火发生关联。在这个村庄里，日常生活的更迭与时代的辗转变迁相互交替。我的目光掠过房屋，掠过村路两旁那些不知名的淡紫色的花朵，落在夹杂在花丛中的那些不经意间长出的一朵朵星星点点正在盛开的红罂粟。熟悉的配方后面，隐藏在深处的生活真相，在不经意间浮出记忆的底部，每一处细节，都不曾被流逝的光阴所忽略。
坎下，废弃的村小学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早已经脱胎换骨。那一排长长的校舍，在有力的时代呼唤里，将自己的过往渐渐地浓缩在乡村振兴的有序节奏里。经过合理的维修改造后，它们早已经在生活的皮肤下，变成了承载村庄重心与核心的村委会。就这样，一个独特且充满个性的物象，终于找到了新的时代角度，填充着它们命运的所有细节。
如今，住在这个村庄里的大多都是老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青壮年随着时代的大潮，不断地涌向城市。曾几何时，村庄里青壮年有力量的身影，还有那些小孩子的欢笑和奔跑，如今都早已荡然无存。
这些年，在这个村庄里，尽管我没有户口本，没有房屋，当然我也没有土地，可是，我却无法彻底割裂与这个村庄的联系。每一次回到这里，我的记忆也都总是在倒叙中行走。在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地方，在穿村而过的东拉河两岸，那些年轻的身影，开始缓缓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像一帧帧黑白照片，那样清晰，又那样遥远。
一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记忆里，曾经那些充满活力的身影，他们都去哪儿了?
读他的岁月
村庄里大部分像父亲一样的人，他们都老了。离开还是留下，已成了他们余生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甚至，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没有了可以选择的机会。又或者，他们已然为自己的最后，做了这辈子的最后一次选择。
躺在火炕上的父亲，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四周都是寂静时，父亲的眼神会停下寻找，不紧不慢地搬动着复制的日出和日落。现在的父亲，每天的时间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余的时间，就是躺在火炕上，透过窗子看房后的村路。一个熟悉的人影走过去，父亲的眼神会一直盯着那个身影，视线随着那个身影慢慢地移动，走到他视线的末端，一直走到再也看不见。剩下的时间，他只有静静地发呆，等待着下一个人影出现。
从父亲重病卧床起，他就再也无法用脚步去丈量自己生命的直径了。日子随着挂在墙上的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季节的尺寸，像时光一样不断地变短。长着脚的时间也在始终以一个不变的频率，不疾不徐地牵着万物向前走。每天的时间，父亲都安静地躺在火炕上，躺着躺着，就把时间躺成了一个人的天荒。
大多时候，他要么是沉沉地睡着，要么就是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发呆。父亲的注视，在晨起日落的复制里，就像是一枚钢钉，硬生生地将光阴钉进了时间的墙里。窗外的景色，也在父亲每天不变的注视里，不言缓急地变化着属于它们的四季。
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会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照在父亲的脸上。温婉的阳光暖暖地制造着淡然，在父亲一个人的天荒里，读取他生命中最后的热情。
看着斜射过来的暖阳，父亲似乎也终于为自己眼神里的单调找到了契机。他偶尔会贪婪地长吸一口气，慢慢地移动着他的视线，用他的眼神一遍遍地试探阳光的强度。那眼神像一把槌子，以温柔的力度，敲着时光的大门。敲它该敲的柔软，也在敲它不该敲的坚硬。
累了的时候，父亲还是会长长地叹一口气，用迟缓的目光，缓慢地搬动着他暮年里的日出和日落。他一抬头，仿佛就能把自己的未来一眼望穿。很多时候，父亲会慢慢地移动着自己的视线，将目光拉回，回到离他最近的视线里。
窗外，一只鸟儿落在离父亲最近的窗台上。面前明明是虚空，可是它尖尖的嘴巴，却对着窗玻璃一下接着一下地啄着，似乎是一种宣泄。
父亲的眼神定定地看着那只鸟儿，一动也不动。而今，命运将他一动不动地困在了他从未有过的规划里，已经整整五年了。五年里，父亲对命运的期待，并没有出现好的转机，而是在一直不停地往下沉。无法逆转的绝望和悲伤，让这铺火炕竟成了安放父亲暮年的最后剧场。
现在，父亲每天都在上演着，有关于自己的一部哑剧。从2018年冬天父亲倒下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他的两条腿也已经不听他的使唤了。它们在村路和田野里奔波了一辈子，到最后却冷硬地切断了父亲与土地最亲密的一缕联系。
日日孤独地躺在火炕上的父亲，一个人藏着很多悲伤。那些悲伤，在近乎空白的等待里打着转，表面看起来却平静得没有一丝伤痛。五年过去了，父亲心里那条逆流的内流河，此岸仍连着彼岸。只是，却早已是一生挣扎，变成了片刻的沧海桑田。
对父亲来讲，等待死亡已成为他生活的一种惯性，涵括在了他每一个未知的下一刻里。生活就像是同父亲开了一个大写的玩笑，一辈子健谈的父亲，有谁会想到，在所剩不多的倒数的光阴里，命运竟让他以失语的方式去等待死亡。现在，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每一刻，都是他上一刻的翻版。他已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世俗的喧闹也将他置身事外，从此八竿子打不着边。
被群山环绕的村庄，现在大多都是和父亲年纪相仿佛的老人了。一座又一座叠加的大山，它们在剩下来的时间里相互搀扶着，在时光的沙漏里彼此相依为命。它们安静地等待着低处，那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未来。
走不出的渡口
父辈们的足迹和汗水，正逐渐地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本来，我是不相信宿命和定数的，我只相信努力和拼搏。但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特殊的时刻，正如我一直经过的村庄。
八月的东北大地上，风一大早就清清凉凉地一阵阵吹来。那些细碎的凉，每一寸都有自己的方向和纹理。它们就像深陷时间却又无力自拔的人，正循着光阴的脉络，在自己那片离不开的土地上，一寸一寸地铺开。
现在的村庄里，那个总是最早叫醒村庄的人，是与父亲毗邻而居的柳叔。
每天天微微亮，勤劳的柳叔就从睡梦中醒来。他从被窝里爬起来后，总是要坐在火炕上，先抽上一支旱烟，这是他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习惯。一支烟抽完，柳叔轻手轻脚地推开屋门，就像害怕惊醒整个黎明一样，轻轻地走进院子。整个村庄静悄悄的，一切还都在睡梦中没有醒来。
干净的柳叔在院门口站立片刻，缓慢地走到院子一角，顺手拿起放在角落里的扫把，从东到西把院子清扫得干干净净，顺带着还将失去秩序的物品一一摆放整齐。
一早一晚的忙碌，正在和流逝的光阴一起，慢慢地切割着柳叔原本就剩下不多的时光。这些年放弃了农耕路径的柳叔，把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几亩果园上。
开往乡村振兴的列车，为生活不想陷于庸常的村民，预留了足够可以改变命运的席位。柳叔家靠近房屋西侧的几亩田地，被大片果子压弯了枝的果树，代替了以往常年耕种的玉米大豆。
发展果园是柳叔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2020年春天，当土地面临着是继续耕种农作物，还是发展产业种植的选择时，柳叔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现在，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每年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支出，一年到头的净收入也剩不了多少。况且，这些年为了和生活较劲，他已经提前透支了自己的健康。
更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渐长，以及长年累月的辛苦劳作，近几年，柳叔患上了严重的腰肌劳损。这样的身体顽疾，导致他越来越不适宜再干体力活了。可生活却不会因为他身体的不适，而选择停止。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思考和选择后，柳叔终于决定放弃传统的农耕操作。他凭借着丰富的农林经验，将靠近房屋附近的几亩田地，通过果树嫁接的培育经验，顺利地将自己与土地的依赖关系，进行了直接转换。
现在，在这个原本就不大的村庄里，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小了，只剩下了二三十户常住人家。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强有力地改写着村庄的暮年。在时光交织的网里，村庄里那些不甘心向命运妥协，时刻与生活较劲的年轻人，几乎都通过各种方式转入了城市。剩下的只有无人管理的、上了门锁的房屋。留在村庄里那些年老体弱的留守老人，依然在沉默中守护着一个加速度衰老，以及日渐凋敝的村庄。
恍惚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遥远了很久的过往。还有那些在村庄欣欣向荣的时候，幸福又烦恼的往事。看到年富力强的他们，为了争一块边角地，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又宽厚地握手言和。现在的村庄，大片大片无人耕种的山坡地，被一年一年荒废搁置。看得让人心疼，想起来还会忍不住难过。
村庄的未来在哪里?他们的结局又会是怎样?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村庄的问题，而是目前的中国，许许多多村庄面临的问题。我们都在思考，但目前还回答不了，只能把一切都暂时交给时间。
等你的炊烟
这是他们的村庄，有时也是我们的村庄。更多的时候，它是许许多多父母的村庄。
事实上，村庄里流失的年轻人，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寄居在城里。搬到县城里生活的人家，也并没有完全剥离对土地的依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依然会在每年农忙的季节，抽几天时间回到村里，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继续耕耘。
每个时节忙碌完毕后，他们会返回县城，靠着打零工为生。这些非城非农版的年轻人，虽然表面上还在依赖着曾经生养他们的土地。事实上，他们却早已经不再眷恋这片土地。大部分时间，他们已基本割裂了与这座村庄的生死相依。
冬日的村庄，显得格外寂静。城市化的进程谁也挡不住，村庄正在以慢慢消失的状态，渐渐地隐入生活的纹理，与时光相依为命。
每年刚一进入腊月，那些平日里都只有“铁将军”把门的空宅子里，忽然就多出了许多出入的身影。小年前后，那些城市候鸟版的年轻人，就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村庄。
一年到头备受冷落锈迹斑驳的大铁门上，突然就耀眼起来。崭新的对联和喜庆的“福”字，使白雪掩映下的草木砖瓦，乃至日渐老去的村庄开始有了活力。村路上偶尔会看见孩子们在路边玩耍。除夕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在村庄的每一个方位炸响。
每年的春节是柳叔家最热闹的时刻。一条类似于脐带的绳子，维系着村庄与亲情的情感纽带。拖家带口赶回来过年的大儿子海笑一家四口，再加上小儿子海岩一家三口，就把柳叔那个六十平方米的新房子，安放得满满当当。忙里忙外的老两口，这些天欢喜得看见什么都想笑。在他们的心里，没有什么是更幸福的事，可以去替代这样短暂的欢愉了。
有些相守，看似遥不可及，其实，却又触手可及。每天晚上，停下一天的忙碌，全家人团团围坐在暖暖的火炕上。他们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小孩子们在火炕上打闹玩耍。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会让柳叔感到恍惚。这一切，既像是遥远的从前，又像是正在进行的现在。
那些绽放得最热烈的烟火，它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村庄里那些像柳叔一样留守的老人，他们是多么想把这样片刻的热闹永远留住。就像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那些明知留不住的黄昏，却也要拼命地想把它们留住一样热切。
这些年，柳叔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了大城市安家立业。但是，如果深挖一下他们的社会身份，他们却是半个城里人。虽然在外读书、工作好多年，但思想活跃的两个儿子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户口留在了村庄里。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甚至从没想过要因为获得城市户口而撕去这个意味着他们与村庄最后一缕联系的标签。在进与守的思考里，他们宁愿成为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两点之间的两栖动物，也不愿意刻意地模糊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那条泾渭分明的边界线。
海笑在省城的大学广告学专业毕业后，顺利地应聘到省城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工作。他把自己的人事和档案关系，放到了现在的单位，由单位给他交五险一金。同时，他还在生养自己的村庄里，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重大疾病保险的政策待遇。
一直以来，这些都被他的同事们由衷地羡慕，并成为被持久谈及的话题。因为海笑的先知先明，他享有的这些保险保障红利，不仅给了他最想要的安全感，而且他的弟弟海岩也随之受到影响，做了货真价实的“半个城里人”。
事实上，像海笑兄弟那样理论上的半个农民，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有离开村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永远是这个村庄里的一部分。除非是他们自己主动放弃自己的主权，否则村庄将永远为他们守住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土地。
如今，农村的土地价值越来越高，新的经济增长点毫不偏移地定格在了农村。一旦哪一天城市扩张，农民就极有可能遇到征地。如果真有那样的机遇降临，对于这片土地上的村民来说，实现财富自由绝对不会再是梦想了。
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一生过得有理有据。可是，谁又敢保证，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事实，都能够在理想中，事事呼应着生活想要的纹理呢?
泅渡的心事
在一笔一画书写的一生里，可以概括的似乎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我们为工作、为生活、为子女，每个人都用尽各种挣扎。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通往自己想要的生活。后半生，我们每一天却又过得身不由己。更多的时候，还会活得心不由己。
清晨，天刚微微亮，柳婶生活的细节，就从“吱呀”一声打开的院门开始了。危房改造后在旧址新建的屋舍，里里外外都传递着干净人家的气息。新居靠近村路北侧的工艺铁栅栏，墙体外壁的底部，还残留着几天前大雨过后潮湿的痕迹。墨绿的青苔在太阳的烘烤下，早已失去了水分，缓慢地成为墙体的一部分。远远望去，竟仿佛捕捉到了一丝江南水乡的气息。
房屋的后窗敞开着，干净的农家屋舍里，浓缩着乡村生活共同特质的烟火气息。灶膛里的柴火烧得正旺，已上了年纪的柳婶，怀里正抱着一抱劈好的木柴，从门外走进厨房。走近灶火旁，她放下木柴，顺势坐在了灶火旁的小马扎上，动作麻利地拍打着沾在衣袖上的木屑。
清凉的风一阵阵刮来，柳婶一连串干净、朴素的动作，就像是漏在盛夏的指缝儿里那一串生命的音符。
从时光之外重新走回来的柳婶，仿佛像一截名副其实的木桩，将自己根深蒂固地深植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顺着时间向下走，柳婶是从城市走回来的“老漂族”之一。在剩下来的光阴里，她安静地坐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随着渐沉的时光，等待着自己所剩不多的时间一点一点被时光收割。
如果说，日常生活是一条轨道，行走在异域便是脱轨。将记忆的磁带倒回2013年那个夏天的傍晚。指尖落在这里，一切还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倒叙。
六月的傍晚，薄暮里的凉风一阵阵地吹过，白天里的热意在凉风里渐渐地消失。在田地里忙碌了一天，刚刚吃过晚饭的柳婶，麻利地将家里的卫生井井有条地收拾妥当。她刚要坐下歇一口气的时候，一个从省城打来的电话，将柳婶的生活重心在顷刻间就转移到了三百公里之外的省城。这一切让原本略显满足的生活，瞬间有如凉风吹过。
小儿子海岩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读书的省城工作。在省城艰难打拼了六年后，他与在省城工作的女友一起贷款，在省城买了房子正式安家落户。
大城市的无限向好空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中。可是，机会与困扰这两个同时空的互维镜像，在不同的时态里同步生长时，却映射出了彼此之间的虚线关系。它们让生活以液态的形式，变得兵荒马乱。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人望而却步的高房价，某个节点意料之外的高成本生活，以及彻底打乱了正常生活节奏的工作时长，一系列的困境，都在深深地瓦解着那些像海岩一样，放下了尊严，却换不来柴米油盐的城市漂泊一族。这一切都不可规避地预示着，从城市的某种入口切入时，很多人根本没有足够的平衡能力，去找到抵达某种出口的最佳路径。
在中国，帮助儿女照看孙辈，早已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生活体系。这种捆绑式的生存方式，不仅是朴实人家的亲情标配，更是善良的品格使然。
很多像海岩一样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孩子出生后，被工作和生活内外交困的他们，在情非得已时，会求助父母帮他们一起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换作以往，不管多难，海岩在父母面前也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家的情况，每次回乡下父母家的时候，也总是羞于启齿自己的窘境和困境。只是偶尔会在给爸妈打电话的时候，有些失意会像一块光溜溜的石头，掩饰不住地裸露在命运的苍白之中，一次次地出卖着他的焦虑。面对父母担忧的询问，海岩也总是一次次地选择避而不谈。
类似这样的情形反反复复。次数多了以后，善良纯朴的柳叔和柳婶没有太多的犹豫，就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了决定。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成长得更顺利，老两口商量过后，柳婶便将家里的里里外外，正式交接给了柳叔一个人打理。
六点钟的清晨，柳婶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行李包，背包里装着柳婶的四季。她搭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像一枚剥离了叶脉的叶子一样，背井离乡去了省城照看孙女，正式成了城市“老漂族”中的一员。
走错路的秩序
从农村来到城里，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对于柳婶这样的老漂族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煎熬。他们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往往对新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这已成为城市“老漂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自愿去省城给予儿孙辈代际支持，这些“老漂族”每一天都在努力地适应着异乡的生活。生活节奏的错位，以及与现居住地的社会融合难等问题，每一天都在他们的生活里无处不在。
在这座快节奏的省会城市里，柳婶是叫醒这个城市的那一批人中的一员。
每天早上四点钟，柳婶就起床了。她快速地洗漱完毕后，将头一天晚上准备好的食材，从冰箱里取出来，条理清晰地开始着手准备早餐。记性越来越不好的她，需要记清楚，孙女不喜欢吃大米粥，儿媳不爱吃姜和香菜。每一次，她都在做饭之前，翻看一眼自己潦草记录的备忘录，生怕一疏忽遗漏了细节，给全家人带去扫兴。
为了避开早晨上班的高峰期，儿子和儿媳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从家开车朝单位出发。每一次送走儿子儿媳后，柳婶再将孙女从睡梦中喊醒。紧接着再给她洗漱、喂饭，然后再迅速整理好这个九十平方米的室内卫生。早上八点半之前，她必须得把孙女送到幼儿园。
送完了孙女，柳婶在几个小时紧张的忙碌里，才可以稍稍地缓口气。回来的路上，她可以放慢加速度的行走步伐，步行去距小区来回六公里路程的菜市场，购买新鲜的蔬菜和食材。
下午四点钟，紧张的加速度再一次弥漫在柳婶的生活秩序里。提前将晚饭的食材准备妥当后，她一路小跑去幼儿园把孙女接回家。然后，再开始做全家人的晚餐。这是柳婶在这个城市里每天的固定日程，忙碌且有秩序。
当新鲜感过后，剩下的时间便是熟悉一个陌生的城市和环境了。首先，让柳婶感到不适应的就是巨大的孤独。在这个小区里，崭新的十多栋住宅楼里，虽然住了八九百人，但对于柳婶来说却都是陌生人。家家户户都住在高楼里，邻里之间彼此客气而又疏远，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人际关系比较淡漠。所以无论住多少年，也谈不上有多么熟悉。
在城里，柳婶就像是这个小区里的隐形人一样，每一天的节奏都在忙碌的家务中，围着孩子们转，极少出户。时间一久，她心里也感觉有些憋屈。回想着村庄里邻里之间的真诚与互助，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她越来越感到失落。她渴望自己能在孩子们的关注里，得到一些行动上的理解，以及话语上的关怀。
日间的快节奏，以及永远都忙不完的家务，还有寸步不能离开视线的奶娃儿，让柳婶每一天都忙得焦头烂额。好不容易熬到夜晚，盼到儿子儿媳回到家。吃过晚饭，他们要么是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就是加班加点赶材料忙工作。家里除了电视和孩子牙牙学语的声音，热闹的语言交流氛围，在这个家里似乎已成了一种奢望。
天长日久，这样的生活令性情爽朗的柳婶备受煎熬。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被判了“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刑满释放”得以回家。偶尔闲暇时，她会拿出手机给柳叔打个电话，把家里所有能够想到的事情都过问一遍，甚至连村庄里那个二十多岁的傻宝，都忘不了顺带着问上几句。
其实，这样的电话交流，在一个月当中也只有那么几次。电话打多了，过惯了苦日子的柳婶又会心疼电话费。在她的心里，精神层面的需求，远不如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消受起来那样务实。
很多时候，她一个人哄着孙女玩耍的时候，看着孙女甜甜的笑脸，听着她奶声奶气的声音，内心里患得患失的感觉，才会稍稍得到些许抚慰。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自己的存在虚无缥缈。只有在面对幼小的孙女时，柳婶才感觉自己有被需要的一种满足。
很多次，郁郁寡欢的柳婶，脑子里会闪过想带着孙女回到村庄的念头。可是，每一次在面对儿子儿媳的时候，她却又说不出口了。
悄然换位的属性
在省城生活的七年，柳婶每天都太忙了。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在照顾孩子和做不完的家务里复制，基本也没什么属于自己的休闲时间。进城七年，柳婶依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渐渐地，柳婶的内心一片苍白。她在白昼与黑夜中重复往返，感受着城市文明的冷漠带给她的习以为常。时间久了，柳婶内心那份久违的期待，也渐渐地变成了同生命一样的呼吸，回应着时代的一种节奏了。
在约定俗成的生活体系里，随着柳婶他们这一代人的渐渐老去，村庄似乎也越来越老了。
很多像柳婶一样的那一代人，他们在中国人口处在流动、分离和聚合的巨大变动中，就像一叶漂泊的浮萍，无力改变被“连根拔起”的宿命。在无力掌控的命运里，他们被作为“从属人口”，卷入迁徙人口的大潮中。人口分离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特点，在村庄里也越来越趋向明显。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这些“老漂族”作为儿女的免费保姆，他们背井离乡，专门漂到儿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帮儿女们带娃儿。
一边是心甘情愿，一边也是迫不得已。他们既不放心自己的孙辈给别人带，也想竭尽全力帮助儿女减轻生活压力。面对远离家乡，在一个陌生城市生活的艰难，他们又属实迫不得已。
孙女上小学以后，每天早上七点半上学，一直到晚上五点半，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才从学校的托管班被接回家。
脚不着地地忙了七年，直到现在，柳婶才稍稍有了喘口气的时间。每天在接送孩子、忙家务之余，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打麻将。天气好的时候，小区楼下的凉亭里，总会有一些三五成群的老人，坐在那里或是打麻将，或是聊天。看得久了，相互熟悉以后，柳婶每天也会偶尔加入他们的阵营玩上几把。
同属于知识分子的儿子儿媳，他们却不喜欢柳婶搓麻将的休闲方式。一听到柳婶打麻将，就会在言语和表情上，表现出强烈的反对，认为母亲应该加入一些健康的阵营来打发时间。久而久之，为了避免言行不和导致的不快，柳婶也就不再去玩麻将了。无处可去的柳婶在闲暇时，只能坐在家里发呆。用剩下来的时间，以反刍往事来排遣孤独。
遥远的人和事在思念里不停地回放，仿佛就站在自己的眼前。柳婶越发想念乡下自己的家了，她惦记老伴儿的一日三餐能否正常。老伴儿的胃不好，如果不按时吃饭，胃疼的老毛病犯了，想喝热水都没有人为他递上一杯。她还担心柳叔去田地干活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渴了饿了怎么办。当初柳婶离开家的时候，大黄狗还只是一只小奶狗。现在算起来，大黄狗也老了，给它做的饭食，需要再精细一些了。
柳婶的内心没有建筑，却与乡愁隔着几道打不开的门。在那个城市里居住了六七年，她的内心却始终有一种异域感。觉得自己是居住在别人的城市里，一个无根的异乡人。
一个人安静地独处时，她的惦念会一直在沉甸甸的思念里打转，始终让一颗心悬浮在半空中，期期艾艾没有着落。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柳婶会透过时间，隔着遥远的乡愁，一遍一遍地复制着自己不变的牵挂和忧伤。
后来，儿子一家的生活已进入了正常生活轨道。孙女的姥姥和姥爷也举家搬到了这个城市，将房子买在了附近的小区毗邻而居，相互照应起来也相对方便了许多。
柳婶几次想开口提出回到乡下自己的家，可又担心自己走了以后，儿子儿媳生活的压力强度会加大。她不知道当下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回家的路明明一直就在那里，可是却也只能远远地望着。
想到这些的时候，她的目光充满了黯淡。无论忙还是不忙，都同样无法让柳婶摆脱内心的苦闷。
越是夜深人静的后半夜，越是柳婶辗转反侧难眠之际。每一个夜晚，她都希望黑夜能够永远静止。只有这样，她才有时间完全属于自己。她可以就那样躺着，就待在回忆的温度里，轻松而又美好。
记忆的脚仿佛伸进了时间的河流，每一步都无法平静。“回不去的家”和“放不下的儿女”，这两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困扰着中国的“老漂族”。
调查数据显示，没有朋友，精神上缺乏慰藉，想家和放心不下孩子，忙碌也填补不了的内心苦闷，是这些“老漂族”最大的烦恼。
当最好的年华逝去，主宰和被主宰在不言不语里，已不由柳婶的意念为转移而发生了悄然换位。当幸福价值这些词被重新定义后，它们像是一个不速之客，把柳婶枯竭但平静的生活，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口子，压灭了她每一点快乐的念头。
多年后的今天，柳婶回忆起那段家有儿女却又异常孤独的老漂族的日子，仍会摇头叹息。倘若生活需要她再去重新过一遍的话，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再去尝试一遍了。
在相对主义的属性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一个没有束缚的自己。可是，在叠加的时空里，谁又能知道，向惯性说一声再见，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
拉回的时间
时间终于又回来了。亲情的联结和放手，需要用理智的思维去审视亲情的本源和归宿。放手和自由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则是为了成全彼此，而选择另一种守护。
2020年夏天，身心俱疲的柳婶在孙女放暑假后，终于选择了放手。她用尽所有的勇气，解开了那条联结了祖孙三代的、斩不断理还乱的类似于一条脐带的绳子。
终于回来了。仅仅七年，村庄的变化太大了。柳婶在自己对村庄认识的反方向里，承担着与现实相对称的惊喜和踏实。离开家乡七年，当车载着柳婶驶进村庄的时候，她一路上总怀疑汽车走错了路，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真实。
通往家门口的柏油村路，像一条蜿蜒的黑丝带，平整地连接着村里村外的向内和向外的延伸。一道道整齐的工艺铁栅栏，替换了陪伴着村庄几代人的成长，也经历着几代人老去的陈旧的木栅栏。
在与未来相遇的四维空间里，村庄经过的每一个变化，都是一个逝去，或即将逝去的音符。它们在渐变中，已成为一种时代的节奏。在成长的速度里，一个村庄映射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一个缩影背后，都折射出一个跳动的时代脉搏。它们在历经无数次的波折里，却从没有过放弃。一直向抵达蜕变的征途上，进行着正副线的情节交接和转换。
七年未见，一直都致力于寻找安全感的大黄狗，早就陌生了柳婶的气息。它围着自己那块画地为牢的方寸之地，转着圈地朝柳婶狂吠着。慢慢地，在渐渐恢复的平息中，那些藏在记忆底部，封存了许久的熟悉感，被慢慢唤醒。
整个下午，大黄狗都呆呆地趴在窝旁。只要柳婶一出现在它的视线里，它就会立刻精神抖擞地抬起头，支棱着两个耳朵，两眼闪光地看着柳婶进进出出。一直看到黄昏，大黄狗似乎才渐渐开始习惯。
薄暮中，从时光的远处走回来的柳婶，让时间又虚化了一些。
打成捆的光阴
清晨六点的村庄，炊烟从屋顶缕缕升起，又被风缓缓吹散。
柳叔的果园里，果树上一串串熟透的李子，在一阵阵吹来的清风中，散发着好闻的香气。开放式的果园，大片大片的果树上，结满了青红交替的果子，沉甸甸地拉低了长长的果枝。一排低矮的木栅栏，绕着果园随意地拦上一圈，却仿佛只是一个虚设的存在。如今，这个果园就是柳叔人生道场里的重心了。
这段时间，柳叔三天两头就会摘一批果子，通过驻村干部帮他联系的销售渠道和订单，同村庄里其他几户果农家的果子，被一同打捆批发运到县城销售。
随着又一个订单的到来，让柳叔的心事在这个盛夏里变得越来越瘦。老两口满心欢喜地、没黑没白地忙活了两天，将成熟了大半的果子摘下来，小心地装进定制的塑料箱内。
看着排在院子里整齐地摆放好的塑料果箱，柳叔心满意足地坐在靠近木栅栏的果树下，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等待着运输果子的卡车到来。
一旁的柳条筐里，还盛着半筐九分熟的李子。这种不适合长途运输的果子，通常都是需要挑选出来，规避被颠簸破相的风险。
光阴一段一段地打成捆，日子老了。不断下沉的命运，席卷着这个村庄的活力。现在，在这个属于柳叔的人生道场里，果园就是他生活内容的主角了。
从春天到盛夏，果树的存在，几乎覆盖了柳叔所有可能经过的生活路径。他的两条腿走了快一辈子，却依然还是在这片黑土地上打转转，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村庄的半径。而时光的远处，盛夏的阳光照见的却是另一种苍凉。它旁若无人地照在大地上，照在一座座空落落的院落里，也照在一扇扇贴着对联、挂着铁锁的大门上，照出来一个个清冷的特写。加速度的城镇化进程，使这一时刻的村庄越来越像是走对了方向却搭错了车。
这样的记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定格了。村庄里记忆最好的人，也说不出具体是哪一年，开始有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是考上了大学。从那时起，出去的人就没有再回来，反而是带动着村庄里更多的人走了出去。
几年以后，先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出去了，再后来就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跟着出去了。他们奔赴或远或近的城市，向城市文明讨要生活。
再后来，年轻一点的直接在外面买房安了家。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则用挣来的钱，在三百里外的县城里买了房子，将老人和孩子接去居住。时间久了，村里的老宅子就这样次第空置下来。
蓝天、白云过滤着村庄此刻的宁静。这些年，我总是一个人行走在过去与现在两点之间。我用十余年的时间，将离开还是留下，在那一条回乡的路上完成了循环。
那些空白的日子，我仿佛走了很远。每一次当我硬着头皮，拖着充满疲惫的身体，以及到处都是裂缝的灵魂回到村庄，都会清晰地看到自己不折不扣的孤单。
十余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在惯性里行走。在唇亡齿寒、生死相依、人与土地的关系里思考。无数次，在面对自己与土地彼此抽离的那种焦虑时，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随着时间的拉长，它总是非常直接地压疼我的呼吸。对于这一切，我却只能一个人来慢慢地治愈。
现在，在村庄里，我没有户口本，也没有土地。在人与土地相互依存关系的解读里，这一切彻底地让我失去了在这个村庄里的社会认同。这种社会认同，也让我成为与村庄、与土地彼此心如止水般的过客。
多少年来，对于离开或是留下，我从未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纠结。村庄里的一草一木，它们之于我，早已是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它永远拒绝了我，正如我一直在拒绝曾经。
留在时间里的留白
柳叔和乡村一样孤独，但乡村的孤独似乎比柳叔的孤独还要绝对。让事事都能一分为二的哲学，在这种孤独面前都会彻底失语。
现在的村庄，除了意外的一些活动外，偶尔的几声狗吠，便是整个村庄里最有活力的声响了。
看见柳叔的时候，他正疲倦地坐在果树下，等待着那辆可以给他希望的卡车到来。一年四季的忙碌，将柳叔折腾得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尤其是这几天连续的忙碌，让他更加疲惫不堪。他真想现在就躺在火炕上，没有任何心事地睡上一个长觉。他不知道自己需要多久，才能驱除紧锣密鼓忙碌了几天的劳累。那张一年四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只剩下无法回填的沉默和孤独。现在，他连一个免费的笑脸都挤不出来了。
果树下，熟透了的李子落了一地。柳叔顺手捡起一个红红的李子咬上一口，香甜的味道让他有一些满意，也有一些孤独和忧伤。换作以往，时间倒退回二十年前，果树上的果子稍一见红，就要日夜防备着那些淘气的孩子搞破坏了。
柳叔落寞的眼神，久久地望着房后那条不长不短的村路。这条柳叔走了一辈子的路，从他幼儿时期随着逃荒的父母来到这个村庄，就一直在那里。前后不同的是，修到家门口的平整的柏油路，替换了曾经一到刮风下雨就泥泞难行的坑洼土路。
近几年，村庄里和他年龄相当的那些人，他们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有些人借助后人的手，将自己埋在了村庄东岭的坟场上，将自己的一生深深地融入了这片走了一辈子也没有走出的黑土地;有的走着走着，就像一个轰然倒下的大山一样，被生活实实在在地关了禁闭，长年累月地躺在炕上一病不起。
在村庄里，这种方式的消失不在少数。每一个大山的倒下，都在以生命的形式回填日子的每一条裂缝。
柳叔不敢去想自己的未来，更不敢去想这条从生就注定赴死的路还有多长。他不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不用再过多少年，他们这一茬人消失以后，这个村庄是否还能依然存在。
看见我的出现，柳叔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开心。他探起身，从柳筐里捧了满满一捧李子，踉踉跄跄地向前紧走了几步。他探着前身，双臂举过低矮的木栅栏，将手里的果子使劲儿地朝我的手里塞着。
望着手心里捧着的那些鲜红的李子，还有那些安静地挂在树枝上的果子，有些尘封在记忆底部，被光阴反复拿捏的细节瞬间聚焦，一幕幕被记忆弹了出来。
我想起八岁那年的夏天，自己是如何召集小伙伴们，运用自以为是的足智多谋，将柳叔家房后那唯一的一棵李子树上的李子偷得一枚不剩。
那个炎热的午后，在我的细致分工下，小伙伴们各司其职，守在自己站岗放哨的地方。可是，再多的智慧，有时候也无法弥补一个难以预料的偶然。
那天，我被恰巧经过的父亲当场抓住。父亲的突然出现，把一向机灵的小伙伴们瞬间吓呆在原地。
年轻的父亲几步就冲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后脖领，将我从果树上拎下来，狠狠地扔在果树下。任我哭得声嘶力竭，都没有打动他的铁石心肠。他强硬地要求我，将斜挂在肩膀上的那些装满两条裤管的李子，一个也不剩地还给柳叔。最后，无论柳叔如何为我求情，年轻的父亲还是气愤地将他的巴掌“噼里啪啦”地落在了我的屁股上，揍得我鬼哭狼嚎。
如今，那曾经一人多高、密密的木栅栏早已不见踪影。当年被我视作大山一样的父亲，若干年后，却在一个全家人没有准备的瞬间，轰然倒下。这一次的倒下，父亲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也从此碾碎了全家人的平静生活。这一切在后来的每一天，都无法规避地进入了另一个循环的内部，淹没了生活原本想要的底色。
我们长着两只手，却没有想要的能力去遮住另一种意外和忧伤。如今，掉落一地的果子，却再也引不回当年偷果子的人了。我无限地怀念他们，他们都去哪儿了?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时低下头来，也会想起彼此?
面对内心深处一次次无声的询问，我不想回答。低下头，双眼却悄悄地潮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