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3点，头痛无比，吃完药，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不觉泪如雨下，肝肠寸断。两年前母亲去世，大雪纷飞，今天安葬完父亲，同样是满天的雪花飞舞。感觉父母都变成了雪花，先是升入天堂，然后从天空飘呀、飘呀，没有一点声息，静悄悄地钻进泥土之中，化作肥料，滋润大地。
母亲小学一到三年级，在乡下小学读书;四到六年级到虾子镇上读书，寄宿在姑婆家;初中到新舟镇读;高中在高坪镇读。母亲说，由于外公被国民党拉兵抓走了，家里一贫如洗，是父亲出钱供她读完了高中，开始教书的。如今，她是在还父亲的债，到城里的头几年，母亲仍旧是教书，后来因为三弟的事情到厂卫生所。
母親1960年开始在乡村小学教书，在那里她生养了四个儿子，1972年我们举家搬到城里，母亲在贵州省遵义碱厂子第学校教书，1975年三弟六岁，母亲让他读了一年级，后来被同事举报三弟未满七岁不能入学，校长勒令三弟退学，母亲跟校长大吵一架，永远离开了教书行业。
母亲年轻甚至中年时，都是一个追赶时代的人。
“旧社会，没有吃，没有穿。蚊子咬老壳。咬得我呀，睡呀，睡不着。共产党来了，穷人翻了身，有衣穿、有饭吃，感动得我呀，睡呀睡不着!”记得70年代，在碱厂大礼堂，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母亲穿着藏族服装，以才旦卓玛那穿透时空声音，响彻云霄、余音绕梁，三月不绝。
80年代，工厂时兴跳交谊舞，母亲第一个报名参加。每天做完家务，收拾干净屋子，母亲便悄悄去跳舞。父亲常常出差，但是最终还是知道了母亲跳舞之事，于是去到厂舞厅，守门的保卫科两位年轻小伙子：“同志，请你出示票。”“要啥子票，老子找人。”父亲总是那样保守，那样守旧，那样顽固。父亲反对母亲唱歌、跳舞。父亲总说唱什么鬼山歌，丢死人!跳什么舞?男女授受不亲，搂搂抱抱，乌七八糟，像什么话!每回父亲阻止，母亲乖乖投降，静静回到家中，专心看电视，默默打毛衣。
九十年代，厂里掀起学习英语的热潮。有两三个英语爱好者，他们能够与外国人直接对话，自告奋勇给全厂职工补习英语。母亲踊跃参加，整整学完一本英语课本。学英语，父亲没有阻拦，然而打麻将，父亲阻拦，却没有阻拦得了。父亲曾对我说：“你妈呀，整天就是麻将，麻将，就像吸鸦片的人，一天不吸上几口不舒服。”
我小的时候回老家。二奶奶对我说，你爷爷抽鸦片，抽得家徒四壁。你奶奶四处要饭，你爸爸从部队回来，把你爷爷的烟枪砸了，鸦片烧了。父亲对鸦片深恶痛绝，对麻将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回，父亲没有阻止得了。母亲说她辛苦大半生，拉扯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如今，她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想咋样就咋样了。有一回，我说，老妈你一天打多长时间麻将。母亲说：“中午12点到下午五点，每天准时开战，准时收场。”“老妈，79岁的人啦。每天脚肿，每天按摩，能不能每天打两三个小时?”“那不是我说了算，大家商量好的，哎呀，你老爸管我，你也要管我。老娘，哪天死了，就不打了。当初是想到你爸开车，稍有思想负担，就会酿成大祸，所以我每次都让着他，都是为了你们着想。你说你都当外公啦，我还能活几天?管这管那的。”
母亲由于长时间坐着打麻将，每天散场两条腿都是肿的，晚上就去楼下按摩，让腿慢慢消肿，然而第二天中午又开始打麻将，又开始肿胀，如此这样恶性循环。
母亲辛苦了大半辈子，养我们四个儿子也不容易，只好反过来劝慰父亲。母亲继续说：“你家老爸，还要怎样?每天的衣食住行，哪样不是我操心，哪样不是我照顾，你们四个儿子又管了多少?”是啊，仔细想来，母亲每天买菜做饭，尽力照顾父亲。八十九岁的父亲什么也不能做了，耳朵听力不好，还常常脾气不佳。
厂里搞大型庆祝活动，本单位的节目一定是母亲自编、自导、自演。母亲从不拘泥于各种框框套套，她想咋写、咋编、咋演，都是她自己说了算。至于外界的评说，母亲一贯采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说去的态度。
学英语，学跳舞，敢登台。可是到了晚年，母亲啥也不管，除了养花就是打麻将、按摩。每年花盛开的时候，她就叫我过去给她拍照，在母亲养的众多花中，三角梅长得最高，开得最艳，每年她都要我给她和三角梅多拍几张合影。
1951年，父亲从偏僻的农村来到遵义城，1953年根据需要被派往东北鸭绿江边，还没有跨过鸭绿江，朝鲜南北战争停战。父亲穿上志愿军服装，拍了一张帅气的照片，就回到遵义。短暂停留后，父亲被调到成都军区汽车19团，任务就是从成都把来自全国的物资运送到西藏拉萨。那个年代，成都到西藏拉萨，路很烂，公路很难走。有的战友，一不小心，连人带车就摔下万丈悬崖，粉身碎骨。
成都到西藏的路不仅难走，一路上还有土匪。有一回，父亲的车队就遇到了土匪袭击。他们12辆运输军车，刚有三辆开过一条小河，便被土匪阻击。第一辆运输军车上架有机关枪，机关枪手被土匪狙击手一枪打爆了眼睛。等到父亲和后面的战友，组织攻打过河后，发现三辆军车上的战友全部牺牲，枪也被抢走。唯一幸存的是那个被土匪打爆眼睛的人。他中弹以后，另一只眼看见土匪来势凶猛，便倒在地上装死，鲜血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土匪也认为他被击毙。这个战友转业后，在成都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如今年纪大了，把生意交给他儿子打理。
1960年初，父亲由于技术过硬，被抽调到四川省委招待所给省委领导和外宾开车，1961年西南局恢复，被选送到中共西南局给领导开车。
父亲曾经给当时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开过车。因为这个缘故，父亲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陈毅外交部长。父亲说有一次，周总理和陈毅部长从非洲七国访问回来，落脚在成都，不知道是省文工团还是军区文工团的女演员陪首长们跳舞，那些小姑娘，个子又高，一个个长得水灵水灵的。周总理跳舞很文雅，跳了几曲就休息了。演员们争着请陈老总跳舞，陈老总忙得团团转，跳得满头大汗。我说跳交谊舞不是80年代才兴起的吗?父亲说50年代就有了，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的，也不允许进去观看，门口有当兵的荷枪实弹站岗。他是因为给西南局领导开车，才有幸进去观看的。
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西南局、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及中央各部委25人组成，设常委9人。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闰秀峰任副主任，吕正操、徐驰、朱光、钟子云、邓存伦、熊宇忠为常委。
父亲说以上这些人，开会都是坐在主席台上，而彭老总却坐在主席台下面的角落里。李井泉、程子华都排在彭老总的前面，彭老总作为三线建设第三把手，中共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在战争年代，李井泉和程子华都是彭老总的部下，但彭老总平易近人，没有元帅架子，彭老总很客气地对李井泉、程子华说：在抓西南局和三线建设工作过程中，需要我完成什么任务，请秘书转告我就行了，不麻烦你们往我这里跑了。谢谢井泉、子华两位同志，望你们保重身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亲眼看见彭德怀戴着口罩静静地观看批判他的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要整李井泉的黑材料。父亲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开车的，具体你们要问他的警卫员儿或者秘书什么的，然而他们又不放过父亲，父亲呢又不愿意昧着良心，整李井泉以及其他领导的黑材料，于是就回到遵义。当时西南局的介绍信是到遵义地委，但父亲到遵义地委报道后迟迟没有安排工作，贵州省遵义碱厂缺人，父亲就到了碱厂。从1970年干到1993年退休，二十多年的革命工作，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就在退休之前的1992年，父亲还荣获全厂2000多名职工中评出的七名优秀共产党员之一，父亲的事迹和照片还在当时的厂报和厂大门口的宣传橱窗里刊登出来。
父亲一辈子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开车40年没有出过一次车祸，创造了百万公里无事故的典范。来到贵州省遵义碱厂的二十多年，先后为几任厂长、书记开车，每次厂领导要出门，父亲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在车里等候，每天父亲都把车子擦得蹭亮蹭亮的。每回与厂领导一起吃饭，有好吃的东西，诸如糕点、饮料什么的，父亲总舍不得吃，悄悄的留下来，回家后给他的孩子们。
父亲在成都当兵和在西南局工作期间，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解决了个人的人生大事;二是为爷爷奶奶及五个兄弟盖了几间房子。
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外公就被拉兵的抓走，家徒四壁，外婆一人拉扯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得已，在母亲读初中时，外婆将三舅送给了人家。母亲读完初中，家中早已是一贫如洗，根本无力支持母亲继续读高中。正在这个时候，通过媒人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父亲供母亲读完了高中。
母亲高中毕业后，父亲让母亲把户口下了，去成都上户口，考大学。可是一个多月后，父亲说户口上不了。母亲于是返回遵义，然而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报考大学的时间，母亲就此完成了她的求学生涯，去乡村学校教书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猜测父亲有两个顾虑。一个是父亲人太老实，不敢向领导提出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们一个中层干部，去找厂长，说他妻子在县份工作，不方便,为了照顾孩子，想把妻子调到厂里来。结果，厂长在中层干部会上严肃批评了此事，说我们是党的干部，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那么我们2000多名职工怎么办?当时我兜里也揣着想把妻子调进厂里的申请报告。厂长这一批评，我只好悄悄把申请报告烧了。第二，是不是父亲存有私心?父亲是一个仅仅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的人，母亲不说是考上成都的大学，就是考上贵州的大学，大城市的花花世界，两个人的知识水平相差甚远，大学毕业后还能不能在一起?所有这些问题估计在父亲的大脑里，不知萦绕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我的爷爷是老大，当时带着一家人和二爷爷一家人挤在一栋只有四间屋子的房子里。爷爷奶奶带着5个儿子一个女儿，二爷爷家三个儿子，父亲看见这种情况，寄钱回来，大伯带领老乡们在距离老房子100米的一块平地上，修了一排呈“秃宝盖”形状的七间房子。中间是一块空地，可以用来办酒，可以用来晒包谷，可以用来晒谷子，同时也是我们小朋友玩耍的乐园。
父亲从四川回到贵州后，看到家乡人用水非常困难，他就从城里买水管和抽水泵运回老家，把水从河中抽出来，给家乡人民用于浇灌农田，使庄稼有好的收成。
老乡们也懂得感恩，过年我们回去，家家抢着请父亲去吃饭，临走每家每户又送来腊肉、香肠，因此，那一年我们家有吃不完的香肠、腊肉。
1993年，父亲退休以后给我带女儿，从一岁带到十岁，女儿后来考取成都一所大学。我对女儿说，你爷爷在成都整整17年，最后回到了贵州。你三叔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四年，也就是今天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那是211，985呀，但是仍然没能留在成都。我希望你努力奋斗，留在成都。女儿通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成都买了房子，买了车子，不仅扎下根来，还开花结果，如今我外孙都6岁了。父亲说旧社会，我的奶奶东家借，西家讨，一年忙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的父母，我和老婆，女儿一家三辈人不愁吃、不愁穿，安居乐业，老有所养进入到小康之家，真是无比幸福啊!
父亲，开了一辈子的车，先是成都汽车19团，然后到西南局开车，最后回到碱厂给厂长开车，百万公里无事故。见过周总理、陈毅、彭德怀等伟人，这是他一生的骄傲。父亲一生特别的节约，而且很小气，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能活到九十二岁也算高寿了。
短短的两年时间，母亲父亲先后离开我们。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知道哪一朵是母亲，哪一朵是父亲，只是觉得自己心里空荡荡的，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孤儿，再也没有父亲的询问，母亲的关心，我好像是茫茫无际大草原上一匹孤独的狼，又好像是在悬崖绝壁上徘徊的岩羊，我似乎在寻找什么，但我知道我永远也找不到了，我将是一个孤独的跋涉者，慢慢走完自己的人生。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当你的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好好孝顺他们。一旦父母离去，将是你一辈子的痛，他们就像天上飘落下的雪花，看上去那么美，但你含在嘴里，捧在手心里，却不见了。
愿母亲父亲在天堂相会，愿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快乐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