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贴花花，把面发。
小时候，每到腊月二十八这天，家里都会按家乡习俗贴春联和蒸年馍。我除了在父亲贴春联时帮着打个“下手”，最喜欢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在蒸年馍时帮着烧火了。
事前，父亲已在院子一角的地面上挖出个深约半尺、直径近二尺的坑儿，依着土坑边缘用石头或砖块垒砌成一个肚大口小的简易锅台，把一口大铁锅稳稳当当地支在上面，专门用来蒸年馍。
蒸年馍需先把面发好。对多数家庭来说，单一用白面蒸馍仍是一件奢侈的事，于是父亲提前把掺了“面渣头儿(相当于现在的酵母粉)”的小麦面、玉米面、高粱面以及红薯面等分别和好，用大小不一的陶瓷盆盛着，摆放在屋内的灶台上适当增温。母亲趁我和父亲贴春联的工夫，把蒸年馍所需的原材料一一备好，比如把豇豆、大枣煮熟，把削了皮的红薯切碎，等等。等院里院外各处的春联贴完了，瓷盆里的面团也先后发开，接下来就开始蒸馍了。
父亲先在铁锅里添满水，再把火生着，然后进灶屋和母亲一起忙活着盘面搓馍个儿。我则依惯例搬来一把小矮凳坐在锅台前，按照父亲的嘱咐及时添加柴禾，好尽快把锅里的水烧开。
我会趁刚添过柴的间隙溜进灶屋，看父亲和母亲配合默契地忙活。只见父亲从瓷盆里捧出一团发开的面团放在案板上，撒上少许面粉，使劲儿揉搓均匀，再分成几个个头儿差不多的小面团，接着把小面团抻成圆柱状，双手捋着把表面抹平，用刀切成一个个独立的“馍个儿”。母亲在一旁把蘸了水的笼布铺在笼篦上，再双手掬起馍个儿，稍加整理后摆在笼布上。
等三四个笼篦都摆满时，外面锅里的水也烧开了。父亲按一格笼屉一层笼篦的顺序，把装满生馍个儿的蒸笼叠摞在铁锅上，然后严肃地告诫我：“馍上笼了火候很关键，必须一直保持旺火，千万不能等火势弱下去了再添柴。这笼馍能不能蒸好就看你的了。”我多次听大人们讲过，蒸馍时火头儿时强时弱会导致蒸笼内受热不匀、气压不稳，容易把馍蒸得半生不熟，而且若一次蒸不成功，回头再加热也馏不熟，这就是俗称的“气死馍”。由此我深感责任重大，就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烧火，再也不敢乱跑乱动了。
大约过去四五十分钟时间，我能够清楚地听到水在锅里欢快地沸腾着，“咕咚咕咚”作响，大量水蒸汽顺笼屉间的缝隙“噗呲噗呲”地向外冒着，更有股说不出来的诱人味道一个劲儿地往我鼻孔里钻。此时父亲也恰到好处地从灶屋出来，不用说笼里的馍已经蒸熟了。父亲拿掉蒸笼盖的那一刻，随着氤氲的蒸汽腾空而起，浓浓的馍香味儿也在周围荡漾开来了。
旁边早就支好一个一米多长、六七十公分宽的大面箱，父亲把刚出笼的馍一一摆在面箱里晾着。他看我在一旁眼巴巴的望着面箱里的白面馍垂涎欲滴，安慰我说：“甭着急，等稍晾会儿再吃，太热的馍容易吃出病来。”可是等父亲拿着腾空的笼篦一进屋，我就急不可耐地抓起一个热蒸馍，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嘴里填，那种味蕾在刹那间得到满足的美好感觉令我至今难忘。
与平时图省事连在一起蒸的那种“杠子馍”不同，年馍都独自成个儿，除了纯粹的白面馍，还有黄澄澄的玉米面馍、红通通的高粱面馍、黑乎乎的红薯面馍以及白红黄黑不同材质和颜色组合而成的“花卷馍”。父母还会为孩子们考虑，劳神费力地蒸两笼以白砂糖、豇豆、大枣、碎红薯块儿等作馅的“糖包儿”“豆包儿”“枣包儿”“红薯包儿”等，这些馍不用配任何菜肴或佐料，我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平时难得尽享的甜香味道令人欲罢不能。当然，最后总少不了蒸一个上面粘着红枣的大海碗似的圆蒸馍，这是专门为供奉神仙、祭奠祖先准备的。
印象中当天蒸馍的过程会持续到晚上，至少要蒸十来笼，大的小的、方的圆的，不同材质、各种颜色的馍几乎把大面箱给装满了。白面馍主要用来招待客人，杂粮馍则由自家人吃，当然孩子们是个例外，我们专挑带馅儿的白面馍吃，大人也从未苛求什么。这样家里一直到元宵节乃至“掩九儿(正月十九)”、民间传统意义上的年节过完都不用再蒸馍了，吃的时候只需把它们放在锅里馏热即可。
如今，随着城乡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羞于示人的杂粮馍成了餐桌上的新宠，原来倍受青睐的白面馍反倒越发令人腻烦起来，更因为各种食材随时都能在市场上买到，春节时很少有人再大张旗鼓地蒸年馍了。然而，我却始终难忘小时候蒸年馍的欢乐场景，更忘不了新出锅的年馍里蕴含着的幸福甜美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