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刚读完著名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作者出生于1881年，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也是个“80后”，昨日世界的“八零后”。身为“80后”的茨威格，有着生活优渥的童年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文艺青春。不错的家庭背景加上自己那令同辈人羡慕的文学天赋，让迈入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他对未来满怀期待。正当他和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一样开始在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崭露头角的时候，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而当战争最终结束，幸存下来的茨威格好不容易从废墟中艰难地挺过来，期待自己还能够像父辈那样安享生活时，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和家人不得不到处逃亡。最后他与夫人在1942年2月22日双双服毒自尽。
其实以当时的国际形式以及茨威格自身丰富的游历经验来说，他或许是能预见到战争最终结果的，但是对于已经年逾花甲的他而言，那个令人深深怀念的黄金时代再也回不去了。饱经风霜之后的他们已是垂垂老矣，所有的精力都已消耗殆尽，再也无力从头再来。
茨威格在他这部自传的开篇就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非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那是一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即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灾难，也透不过“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他们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作体育专栏的文章一扫而过。事情就是这样，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回想起为了皇家剧院的演出中微不足道的问题议论纷纷时，我就会忍俊不禁。所有的忧虑加起来也不过那么一丁点，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世界啊!”而这样一个岁月静好的太平世界与我们现在又有着多么令人吃惊的相似啊!今天的世界，我们一样地关注艺术家，只是更多的是从歌剧院和交响音乐会搬到了手机屏幕上。我们对歌星影星的熟悉远远高过绝大多数政治领袖或者科学家，恰如那个时代维也纳的市民对歌剧演员的热爱远远高过内阁大臣——后者走在大街上几乎无人问津。那时候人们对衣着和美食的讲究，远远超过了它们原本存在的意义。而今天的我们，就连对宠物的食物也要精挑细选，至于它们与生俱来的毛发保暖御寒作用也时常被我们精心打扮的“外套”所替代。正如茨威格对那个时代的总结“像生活在天堂似的。”然而他却继续说到“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最后毫无征兆地一颗子弹引爆了欧洲的火药桶，世界大战爆发了，平静安逸的生活如同一只空陶罐被打得粉碎。可在这之前，青年茨威格所生活的时代却又是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对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世界，他回忆道“现在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奏。一年里发生的事胜于过去的几倍，几十倍!一项发明紧接着一项发明，一个发现紧接着一个发现;每个发明和发现都以飞快的速度变成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每个国家都第一次感觉到彼此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多么令人吃惊的相似!我们把他这段话随意放在描写当今时代的任何一篇文章中，又有哪一句需要被修改或者将其删除?
对于一战爆发的原因身为亲历者的茨威格并未像一般教科书中所言是因为大公夫妇的突然遇刺身亡。在这部著作中，他清楚地写到“我认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战前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当我读到茨威格的这段分析，不由得心生敬佩，因为无独有偶的是，当代的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教授对二战爆发的前因也如是总结到“二战是生产过剩大危机的最终产物。”对此温教授进一步解释道“二战的前提是1933年的生产过剩大危机，而生产过剩大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又是少数人过多地集中财富。但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出的大量的产品，不可能被收入非常有限的穷人所消纳，就爆发了生产过剩。因为整个西方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之中，所以生产过剩就蔓延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危机。当年大家都处在大危机中，生产能力都过剩，客观上就得停工停产。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就大量失业，那大危机就越来越严重。工业只能转向军事。就是大家都想破坏对方的工业体系，然后拿自己的工业产品去覆盖对方国家的市场。”历史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就被这一力量定律般地操控了两次，数以千万的人死于非命，无数个家庭毁于一旦。而令我最为辗转难眠，深感不安的正是我们的当今时代与茨威格身处的站前世界有着太多惊人的相似!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似!
说到二战，我想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个更为熟悉的提法——“抗日战争”来叙述那段惨痛的历史。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就是从日本入侵我们东北地区开始的，二战的开始时间不是1939年而是1931年9月18日。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日寇占领下的华北，令当时负责整理地方县志的何兆武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据当地群众回忆当时卢龙的老县城有四个门，每个门都有把守的日本兵，凡是进出城门的人都要向日本人鞠躬敬礼才能过去。而在江南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南京城，根据张纯如女士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分析，当时南京城没有来得及进入临时安全区的所有中国人几乎全部被屠杀了。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安全区最终安置了20万到30万名难民——几乎占了留在城里的人口的一半。根据后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可看出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统计数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杀前离开了南京。而大约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时，60万到70万中国难民、当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万人)被杀。‘如果说在大屠杀最猖狂时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区，那么另一半人——几乎是每一个未能进入安全区的人——大概都惨死在日本人手里了。”还有我们的东北，在当时的哈尔滨，日寇更是肆无忌惮地丧心病狂。我们的同胞以各种他们想得到的“试验”而被推进毒气室绑上解剖台注射鼠疫菌甚至将大量马等动物的血液直接输入到人体。在那里我们没有名字，我们的祖先是曾经的哪朝皇帝或者属于什么豪门望族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是一个个被写上编号的“原木”!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感这样在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因为我们是当时的中国人!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形式上统一的民国内部军阀各怀鬼胎，整个国家在列强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羸弱不堪的“病人”。我们当时弱小到什么程度呢?咱们自己来翻翻旧账，尽管当时我国的总人口比日本多数倍，国土面积更比日本大数十倍，可从综合国力上比较却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抗战全面爆发的一九三七年，日本工业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九点九，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当时的中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把外国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算在内，中国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可热兵器时代的战争，其实是在打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所以我们的抗战打得才那样艰苦，我们牺牲了近四百万的抗战将士，才毙命了不到五十万的日寇(最近有学者研究提出这一数字大约是78万)。而实际的军民伤亡总人数则是高达三千五百万以上，接近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统计当时的工业总产值，日本六十亿美元，中国十三亿六千万美元;钢铁产量日本五百八十万吨，中国四万吨;煤炭产量：日本五千零七十万吨，中国两千八百万吨。至于作为热兵器重要基础原料的铜产量当时日本是八万七千吨，中国七百吨，有枪咱都没有材料造子弹。还有作为现代工业和军事的基础能源——石油，资源匮乏的日本当时也拥有一百六十九万吨的产量，可我们当时却只有区区一万三千一百吨。
直接摆在战场上的武器装备方面，日本对我们更是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比如空军方面，中国当时各种机型加起来也仅有600多架，而且全部是进口装备。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305架，由于我们当时不具备能力生产飞机的零部件，全面抗战爆发后实际能投入作战的飞机只有可怜的223架。反观当时的日本，已经具备了自主生产飞机的能力，可年产飞机1580架。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日本海军已经有飞机1220架，陆军也有飞机1480架，其中作战飞机陆军有960架，海军有640架。
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非完全是武器装备的优劣，当年我们“气多钢少”最终也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了“钢多气少”的美帝野心狼。可武器装备及其配套军需补给能力，在热兵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1945年8月，苏军以150万的兵力对盘踞在我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发起突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歼灭关东军8.3万有余并俘虏日均达61万之多，而苏军方面付出了3.6万余人的减员代价。据统计苏军此次战役共出动了2.6万门大炮和5500辆坦克，再加上5000架飞机的掩护完全碾压日本关东军。另据战后统计，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大炮1165门以及坦克600辆，如果不算在战斗中损毁的装备，苏军和日军的火力比至少也在10比1，且苏军的装备性能也更优良。我国著名作家冯德英先生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有一段很生动的对话。在冯大娘送她的二儿子德强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八路军同志问她舍得吗?她回答说:“舍得，鬼子财主作灾作孽的，光哭也不行啊。咱们世世辈辈的哭，他们不怕，他们怕的是你们手中的枪。”
或许你会说，这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我们国力可今非昔比，别的不说就钢铁产量一年就有十多亿吨!谁敢来找茬，就用铁柱的狼牙棒打得连他亲爹都认不出来!是的我们今天是比过去强大的多得多，可我们真的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吗?!我们的芯片做到了几纳米?包括医疗方面的精密仪器国产化率有多少?数控机床的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又是多高?还有作为现代工业制造大脑和神经的工业软件，我们的国产化水平又是何种状况?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基座”的基础科学，我们的研究水平又处于何种地位?是的我们是把“玉兔”号送到了月球，可人家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把宇航员送到了那里;我们是能做到“一箭多星”，可对手已经像往地里撒黄豆一样在天上造“星链”。现在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茨威格生活的20世纪同样也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一年里发生的事胜于过去的几倍，几十倍”。国家的实力不是在一块纹丝不动的花岗岩刻上字就能一劳永逸，而是在一条川流不息的江河里逆水行舟!印加帝国在当时的美洲大陆难道不够强大吗?现在他们的王国和百姓又在哪里?茨威格当时的祖国一战前的奥匈帝国，难道还不够强大吗?他们的军队可是在1900年敢在大清帝国的紫禁城里烧杀抢掠的。如今他们的国王又在哪里?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当然不是仅仅想用杀戮来取乐。他们更想掠夺我们国土上的资源，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当时作为工业文明“血液”的石油。日本当时国土面积狭小，但是人口比较多，他们要走西方工业化道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能源。本来它有个“北进”战略，即先占领朝鲜，以此为跳板占领满蒙(也即是中国东北地区)，之后在此经营基础上进军西伯利亚获得石油资源。后来由于我们东北地区当时只有煤炭，没找到石油，而进军西伯利亚又成本太大，(1939年日均在诺门罕试探性的进攻惨败，北进的企图自此被苏军的钢铁洪流碾得粉碎)。就算付出巨大军事代价占领了西伯利亚后续开发时间也太长(当时他们估计大约需要半个多世纪)。因此日本下定了决心要走南下战略，就是抢夺东南亚的石油等资源并打通马六甲海峡，之后进入印度洋，继而进入波斯湾，把中东的石油运过来。为此就必须扫除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个军事上的障碍，所以无论如何要打珍珠港，无论如何要把背后的钉子拔掉才能放心南下。此外当时的日本还必须占领澳洲，因为那里有工业化必不可少的铁矿砂。石油、橡胶和铁矿砂当然首先也是极具价值的战争资源。
一说到这些，许多人都会不以为然的反驳说，这都是国家的事情，作为普通人只要关心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小家庭就好了。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只有每个细胞都状态良好，整个身体才能健康。的确这么想也很难说有什么错。即使已经算得上阅历相当丰富的茨威格，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关心的也是自己和他的小家庭。他在书中写道“说真的，在庆祝我五十寿辰的那一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非常满足，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我的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使我不再写作，我已出版的书籍也足够我生活。我似乎得到了一切，万事如意。”即使当他的祖国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的那一刻，他也依然这样认为。他回忆道“起初我认为奥地利的变化是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换了一个政府”可是后来的现实给他上了一堂课他继续写道“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大得多。”他从未预想到他“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驱出家门的人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这片海洋到那片海洋，浪迹天涯。”甚至他“庆幸”自己84岁的老母亲在德国占领奥地利后没多久就因病去世了。因为占领当局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哪怕她的母亲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哪怕这位老人已经在这片自己家乡的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其实这样的事情岂止发生在茨威格的身上。林清玄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父亲在日据时期因为吃不饱而去日本兵的马厩里偷马饲料遭到毒打的事情。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父亲生在日据时代的晚期，十四岁时就被以‘少年队’的名义调到左营桃仔园做苦工，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到天黑，做最粗鄙的工作。十七岁，他被迫加入‘台湾总督府勤行报国青年队’，被征调到雾社，及更深山的“富士社”去开山，许多人掉到山谷死去了，许多人体力不支死去了，还有许多是在精神折磨里无声无息的死去了，和他同去的中队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一个。他(指林清玄的大哥)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看父亲落泪，是父亲说到’“勤行报国青年队’时每天都吃不饱，只好在深夜跑到马槽，去偷队长喂马的饲料，却不幸被逮住了，差一点活活被打死。父亲说：“那时候，日本队长的白马所吃的粮，比我们吃得还好，那时我们台湾人真是牛马不如呀!”说着，眼就红了。
我们常听说这样一句话——“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但再次面临生产过剩大危机，也同时身处环境负荷超载的大危机。如果说石油是现代文明的血液，那碳排放无疑是现代生活的呼吸。张纯如女士在《南京大屠杀》开篇就警示世人“忘记历史的人迟早要重蹈覆辙。”茨威格先生同样像人类发出警告“我们过分相信理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错误”。对照茨威格所经历的《昨日的世界》，我们会发现与当今时代有着太多惊人的相似。可我想没有谁愿意它在我们今日的世界再次重演。请记住这句话：国虽大，忘战必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