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我”在美国为了养家谋生，曾在赌场做发牌员，米勒是“我”牌桌上的客人，却乐善好施，有种很自在的常乐我净状态，让人心起恭敬。“我”整日面对赌桌上流淌着的金钱，既迷惑又挣扎，为此痛别赌场，其后专心写作和讲学，同时兼做慈善事业。若干年后，“我”与米勒在跳蚤市场不期而遇，成了他摊位的买客。疫情之年，还促成他与失散了近半个世纪的妹妹的重逢，由此推开了一扇沉重的记忆之门……这是一篇极具感染力的小说，语言畅达，细节鲜活，故事跌宕起伏，思考深沉锋利。在现实与回忆交汇的多声部叙述中，米勒的形象栩栩如生，张扬着人性的复杂和优雅。
米勒(节选)
□卢新华
心本是柔软的，但世事听得太多，见得太多——尤其涉及到人性中那些阴暗和灰色的层面：比如欺骗、告密、诬陷、诽谤、恐吓……慢慢地，心也就一点点变硬了。
然而，心的一点点变硬，对人性、对世界的失望乃至绝望，也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就像河里的水要结成冰，也需经过春夏秋冬四季的嬗变和历练。
然而，挨过了寒冬，到了春天，自然界里的许多冰还是会融化的。
人心亦如此。
有一天，我忽然梦见他，浑身滴着水，像尊雕塑，立在云端。
他是我所见到的芸芸众生中很特别的一个。我们相识的地方也很特别，是著名的洛杉矶卡莫司扑克牌赌场。那时，我是赌场发牌员，他是我牌桌上的玩家。我在牌桌上给他发过很多牌，他在牌桌上也丢给过我不少小费。而当我离开赌场若干年后，又与他在塞布瑞斯市的一个跳蚤市场不期而遇。不过，这时我们的身份已经反转，他是市场里的商家或者说小贩，我则成了他的顾客。他卖给过我青竹、铁海棠和松红梅等，我付给过他美元现钞。
人们常说，“百年修得同船渡”。
我有时会想，我和他的缘分至少不少于三百年吧。
往事如水般漫过我的心头时，我隐隐约约地又看到云端他那张圆圆的肉肉的脸和那双黑黑的柔柔的手，以及左手那根残缺的小手指……
一
我是五年前携夫人逛一个离家约三十公里的跳蚤市场时，意外与他再度相遇的。
那时，我们新买了一处山半坡上的三层楼别墅。款式已经有些陈旧，窗户还是老式的钢窗，楼梯也只是水泥板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地毯，踩上去硬硬的;墙壁虽然新粉刷过，但大约刷得太马虎，边边角角的地方已经隐隐显出黑色、黄色甚至还有暗红色的瘢痕。但后院很大，差不多有两三亩地，而且方方正正。美中不足之处是山地斜坡，蓄不住水，只能长些说不出名来的荒草。那草也很像是菜，我们初时以为是荠菜，于是满心欢喜，以为日后吃“荠菜馄饨”可以不用花钱去买，只要在院子里随便拔拔就是了。未料转眼间那些菜竟长成半人多高，而且浑身上下生着毛茸茸的小刺。妻子于是有些失望地说：“是油菜吧?”我立马摇头否认，“不，不可能，油菜会开花的，黄黄的一片，我见过的。”说完，还扭头朝她眨一下眼，笑笑道：“你不是在黑龙江兵团农场待过吗?油菜也没见过?”
“是啊。我还真没认出来。”妻子笑盈盈地说，忽然话锋一转，反唇相讥：“哪有你见多识广，还能‘拔苗助长’呢。”
我的伶牙俐齿一下子就卡了壳，只能自我解嘲地耸一耸肩，“好尴尬啊!”
我当年是回故乡插队落户的。那里如今无论上了年纪还是与我素昧平生的孩童见了我，总不忘当着传奇一样嘻嘻哈哈地当面揭我当年“拔苗助长”的短。可我当年确实是很认真的，是怀着一股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想要在我的故乡做成一番伟业的。我的“科学实验”项目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麦苗行将抽穗之前，将麦秆往上稍许提一提，拔高大约半寸或者一厘米。我指望这样能缩短麦苗的生长期，同时让麦穗长得更粗大些，实现亩产超万斤的目标。
我们决定先用田埂两旁的麦苗做实验，如果成功了，再去大田里推广。谁知第二天清晨到地里一看，那些经过人为拔高的麦秆非但没能保持继续向上蹿高的姿态，反而一个个耷拉着头，像是被霜打过的庄稼。
我才知道闯了大祸。
……
搬进新家的那天，很晚了，我还在星光下的院子里转来转去，有时还蹲下身去，摸摸地上的草，草下面有些潮湿的泥土。
我是靠勤劳、靠发牌、靠踩三轮车致富的。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我的土地上随心所欲地刨、挖，想要一个坑就挖一个坑，想垒一道墙就垒一道墙，想开一条沟就开一条沟，可以完全以我个人的意志和想象去画我心中最新最美的图画：菜园，果园，花园，草地……
稍觉遗憾的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在家中的话语权早已每况愈下，几乎一切均要听“贤内助”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妻子规定的主要负责庭院建设的职责范围内，发挥了一个搞文学的人最大限度的想象力，愚公移山，仅凭一把锹、一把镐、一辆胶轮小推车，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将门前的山坡地削平，并垒好坚实的挡土墙。在铺下最后一块挡土墙硕大的砖块，感觉着“战天斗地”终于大功告成时，我曾摸了摸手上坚硬的八个老茧，觉得它们都是肉做的勋章，忍不住用嘴唇亲了亲，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胜利者的自豪和喜悦。
然而，地虽然被削平了，但我想做成菜园加果园和草地，并指望能够经常吃到新鲜的玉米、蚕豆和地瓜的天真构想，却都在虽然贤惠却也越来越霸凌的妻子当空挥手一砍的斩钉截铁的手势下烟消云散了。
我于是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加以妥协了。
这是一个好办法。每逢我让步后，妻子便不再咄咄逼人，甚至还会获利回吐。她于是说：“好吧。你不是要种竹子吗?这个我可以同意。”
可是，买到这种只有亚洲居民尤其中国文人才如此心仪的青竹，却让我大费周章，煞费苦心。我几乎踏遍家周边二十公里以内的所有苗圃，也未能找足需要的青竹。
忽一日，我想起以前住过的阿梯夏市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跳蚤市场，好像也见过卖花木盆景和青竹的，便决计前往踏勘一番。
说是“跳蚤市场”其实有些名不副实。从体量上来讲，它就是个超大型的超市或集市，正牌货和冒牌货等量齐观，旧货和新货鱼龙混杂。它原是塞布瑞斯大学的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只在周六和周末才对预约和登记过的小商小贩们开放(当然肯定是收费的)。
我们在路边停好车，我戴上西部牛仔和园林工人常戴的那种草帽，妻子打着伞，一起顶着烈日的暴晒，在一个个摊位间穿行，可惜都没见到青竹。这不禁让我感慨：美国人虽然食有肉，却居无竹，这该是人生怎样的一个缺憾和悲哀啊。
正失望之际，陡然却听妻子大叫一声：“老公，你看!”
我急急地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果见几盆瘦瘦、长长、高高的青竹的竹尖摇曳在大约五十米开外。
“多少钱一盆?”生怕被别人抢先一步买走，我撇下妻子，小跑着赶到那摊位前，只稍稍看了看那三盆青竹，便气喘吁吁地向摊主询价。
那摊主正埋头给一盆杜鹃花换盆，闻声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四十五。”
说话间，我们忽然都愣住了。
“你是——米勒?对了，Buda(佛)!”我脱口而出，跟着急急地问：“还记得我吗?”
米勒盯着我看了看，忽然开怀地笑了，双臂抬至胸前，左手掌心朝上，做一个握牌的动作，然后快速地甩动右手，学起我当年在牌桌上发牌的样子。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我忍不住大笑着问，同时兴奋地握住他满是泥土的手——那手刚柔兼备，肉是柔软的，皮是糙的，骨节是坚硬的。
他抬起另一只手摸着头皮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但遗憾地摇摇头，“Sorry，记不清了。”
“Terry(泰瑞).”我说。
“对对，Terry。”他说，情不自禁地更加握紧我的手，又问：“你还在卡莫司上班吗?”
“不，十多年前就离开了。”
“是吗?我后来也很少去赌场了。”
这时妻子赶过来了，见状非但没有高兴，脸反而一沉。她是个有洁癖的人，有些不满意我正握着一只沾满泥土的脏手。
我就赶紧抽回手，急急地转过身兴奋地告诉她，“这是一个朋友，而且比朋友还朋友!我只要想起当发牌员那会儿的事，第一个就会想起他。”
妻子于是朝穿着一件黑汗衫，脸晒成古铜色，有些佝偻着腰，双手正在胸前不住地互相搓拭着，同时咧着嘴，嘴唇朝上弯成月牙形笑着的米勒乜了一眼，目光里满是疑惑。
我于是又急忙对她解释说：“他可是我遇到的小费最好的客人，没有之一。我写的那本《财富如水》，啊啊，不瞒你说，也受到他的启发。”
妻子依旧疑窦丛生，只有我才能从她那目光中明白无误地听到她心里在嘀咕：“哼，鬼才相信你呢，拉什么近乎?还不是想砍价!”于是，她顾自看了看那几盆青竹，并伸出手去摸了摸迎着风瑟瑟发抖的竹叶，然后问我：“多少钱一盆?”
“四十五。”
“你准备砍多少?”
“不砍。”我声音很轻，但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不光不砍，我还要付他五十块一盆。”我又说。
“你发高烧了，疯了是不是?”妻子伸过手来要摸我的额头。
我一扭身闪开了，嘴里跟着又咕哝一句，“是的，我就是疯了，就是要付他五十块一盆，差价从我的零花钱里扣。”
我的话，我说话时十分反常的固执态度几乎让妻子真的以为我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她张着嘴望着我，又望望身旁瑟瑟发抖的竹叶，仿佛那是我在颤抖。
然而，破天荒地，她这次竟没和我争辩，并且听我的了。
不过，付好钱，装好车回家的路上，她终于还是忍不住警告我：“生人以后不准握手。”
“米勒是熟人。”
“熟人也不行。你知道人手上的细菌有多少吗?而且，他手那么脏。”
“可他人好。”我故意狡辩，心里则在想：“幸亏你没如愿做医生，真要那样，我恐怕得戴防毒面具才能出门了。”
“人好也不行。回到家你记住，第一件事就是得先给我把手洗了。”她用战场上指挥官惯用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命令的口气说，同时又追加一句：“三十秒不行，这回要多加点洗洁净，搓一分钟，指甲里也要用旧牙刷刷洗刷洗，少一秒也不行!”
“行，遵命。”我几乎是有些谄媚地点头应允，心里却在想：“哼，你又不会在一旁看着我。”
但忽又听她似乎有些不放心地问：“米勒真是你朋友?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
“这——”我犹豫了一下，含混地说，“说来话长。回家我再告诉你。”
“不行，现在就说，省得开车打瞌睡。”
我于是扭头看了她一眼，提了个条件：“不可以秋后算账。“
“可以。我答应你。不就是多付了五块钱嘛，我没那么抠门。”她少有地大方和爽快地说。
二
我第一次见米勒，还是我在赌场作为一年级新生发牌的时候。
那时，赌场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可以这样说，虽然市场上百业萧条，赌场却一枝独秀。
客人越来越多，名字在登记排位的布告牌上蝌蚪般挤得密密麻麻。
老板于是将赌池上面一段宽宽的走廊也利用起来，统统摆上了牌桌，一下子就多出了差不多二十余张。但因为是加桌，还要留出行人的步道，毕竟还是有些逼仄，所以也只能开些赌资比较小的科目，服务对象则多半是来自建筑队或者餐馆、衣厂的工人，也有一些是身上所有器官功能几乎都已衰退却依旧赌兴不减的退休老人，其中不乏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妇人，和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
周五晚上开始，通常是赌场人气鼎盛之时。远远地看过去，走廊上二十几张并排摆放着的牌桌倒像是餐桌，全部坐满了人，热气蒸腾，烟雾缭绕(那时赌场还没有禁烟)。赌客们很像是围着炉台品尝韩国烧烤，发牌员手中悠悠地发出去的每一张牌则像是铲出的一块块肉饼或者一张张面饼。当然，有些还留在牌桌中央继续不断地被翻烤着。总之，每一副牌发下去，通常都会伴随着来自世界各地口音不同、腔调五花八门的叫声和吆喝声：“爱司，爱司!红桃，红桃!梅花，梅花……”不一会儿，又是叫好声或者叫骂声此起彼伏，“Good!Wonderful(太棒了)!”“Fuck，badbeat(妈的，真倒霉)!Baddealer(真臭的发牌手)!”也有人开始起哄，不住地嚷嚷着：“Changedealer(换发牌员)!Changedealer!”真是“一家欢乐数家愁”。以至于我每天上班只要车子一开进浩瀚的似乎望不到边的停车场，看到赌客们的车子从四面八方鱼贯而入，耳边就会响起一种像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的旋律，但那歌词则是我新填写的——“猪啊，羊啊，都到哪里去，送给那赌场老板去呀剥皮……”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五光十色的灯火的辉映下，走进有着镀金门框的赌场西大门，经过有着人高马大的安全保卫人员守护的员工通道，刷了卡，上了二楼，进到发牌员专用的lockroom(储物柜间)。然后，我便被丢进每天千篇一律的工作程序：换好白色的胸前带皱褶的衬衫，系上黑色的蝴蝶领结，套上嫩蓝的绸缎背心，端起像讨饭盆一样每天必备的筹码钵盆，最后回到发牌员休息室，聆听领班点名并高声宣读当天的排班表。
那天，我是从走廊东侧尽头的一张“德州梭哈”牌桌开打。我看看墙上的钟，再有五分钟便要接班了，便快步下了楼，在对内部工作人员开放的cashier(现金兑换)处补充好筹码，然后急匆匆地奔向那会让我的荷包鼓起来，也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必定会让许多人“出血”的屠宰场一样的工作岗位。
发牌员这种工作和许多拿固定周薪或月薪的行业是不大一样的，赌场老板通常只提供法定的最低底薪，主要收入则靠牌桌上的小费。正常情况下，一副牌发下来，赢家都会根据赢得的数额的大小多少给以相应的小费，有时扔给你一个黄筹码(五毛)，有时丢给你一个蓝筹码(一美元)，有时也会推给你好几个蓝筹码。但这也是一般而言，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些桌子的面额限制比较小，小费自然也高不了。有些面额很大的又属于VIP牌桌，赌客都是些人精，常年泡在赌场里，即使赢不到钱，也要按时间计算缴费或每副牌抽头，所以他们通常都在给发牌员的小费上节俭，能不给就尽量不给。
所以，我们能够挣到钱的通常都是那些3—6或4—8限额的“德州梭哈”科目，客人满员时，每副牌下来桌中央堆起的筹码都很可观，故玩家们给起小费来也比较随意。然而，也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当你碰到牌桌上有一个甚至几个stiffer(不肯给小费的吝啬鬼)，而你发的每副牌偏偏又都让他们赢。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当然，领班安排的排班路径也很重要，什么桌子能够找到钱，什么桌子你不仅找不到钱还会弄得一肚子气，多半已由排班路径所决定。但一晚上下来收入好不好，关键的还是要看你是不是发牌发对人。所以，在赌客的眼里，发牌员的手似乎是一双命运之手、上帝之手，可以决定他们的输赢、快乐和失落、兴奋和沮丧，故他们有些人常常一输钱——尤其在满以为能赢，却在最后一刻因为发牌员丢出一张妖牌，让大好形势急转直下，赢家陡地变成输家，刚升到云端里忽又被抽梯子摔下来，于是气得脸都青了，嘴唇也不停地颤抖，眼珠涨得血红血红的，开始迁怒于发牌员，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个不停。我不懂韩文，也不会说越南话，时间长了，却也清楚越南人的“西不隆”和韩国人的“漏马”，都不是什么好话。但赌场有规矩，对于客人任何过激的言语，甚至是辱骂，员工都不能奋起反击，只能保持沉默，逆来顺受。因为在这里，客人就是上帝，是没有什么人权和民主可讲的。
和每个赌客一样，发牌员上了牌桌后能不能挣到小费，挣得多还是少，其实也得看运气。通常我们都是根据各自的个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女孩子长得好看些的，嘴甜的，会和客人拉近乎，搞公关的，自然小费收入就比较可观。我没有这些优势，只能靠发牌、读牌以及计算桌上筹码的速度和精度取胜。半个小时一桌，别人最快大都只能发十二副牌，而我却可以发到十四副以上。以一副牌能多挣两块钱小费计算，一晚上发十二张桌子，我就可多挣二十多元小费。只是我有时会心不在焉、心猿意马，思绪常常会无端地从牌桌上生发开去，比如桌上的一枚枚固态的筹码在我的心目中忽然会变成一滴滴的水，而那一摞摞的筹码则变成一汪汪的水，眼底铺着绿丝绒的牌桌则成了一个个财富的荷塘……赢家和输家们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却是牌桌上的筹码在流来流去……当然，有时桌上忽然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坐下，我也会熬不住要拿眼去瞟一瞟……这样，就常常会忙中出错，以至于欲速则不达。
但赌客们有时遇上我似乎也很苦恼，我听得最多的他们抱怨我的话，通常都带着可怜和哀求的语气：“嗨，Terry,慢一点，慢一点，死也让我们慢慢死，好不好?”
当然，这都是些题外的话了。
那晚，我push(接班)的是一位越南裔女孩，她有着娇小玲珑的身材和能见缝插针并且见风使舵的大大的眼睛。当我按照发牌员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抬起手，在她的肩上轻轻拍一下，表示交接班的时刻到了时，她回望了我一眼，点头微微一笑，便马上回过头去俯身收拾起桌上的牌和筹码。等她端起筹码钵盆，从专供发牌员用的可以旋转的座椅上站起身时，忽然将嘴凑到我的腮边，对我悄悄耳语道：“给6号，小费特别好。”
我点点头，同时也对她眨眨眼，表示谢谢她的好意，但心里却止不住想：“我又不是上帝，怎么能想让谁赢就让谁赢呢?”
但当我故作气定神闲地在椅子上坐下后，还是忍不住朝6号座位上的客人瞟了一眼，并送去一个友好的微笑。
那客人正是米勒，他那时赢了好多钱，面前堆满了筹码，正用看上去有些粗大、肥厚但又有些笨拙的手一点点细心地将它们摞起来。他见我朝他微笑，本来就喜笑颜开的一张脸就更加喜庆了，嘴角微翘着向两侧延展开，像是天裂开了一条口子，显露出两行整齐洁白的雪峰般的牙齿，而那倒置的高原般的下巴也微微翘起，以至于黝黑的圆圆的脸庞也像天的穹窿一样整体弯曲起来，额头上渗出的细细的汗珠则如繁星般闪闪发光。
我有些走神，总觉得此人似曾相识，却一时记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后来又听到桌上有人叫他Buda，我才恍然明白——我其实见过的并不是他，而是遍及中国许多寺庙，通常端坐在山门第一大殿，总是张着嘴笑迎天下香客的弥勒佛。
他敞怀大笑时的样子真是和弥勒佛别无二致，以至于杭州灵隐寺山门上的那副对联一下子也像“飞来峰”一样突然飞到我的脑海里——“佛阐发无边，看我伲袒腹露胸，终归一笑;峰飞来何处，愿人们下心低首，普度众生。”可是，此时此刻，让我觉得有些荒诞和好笑的是：这个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皆有弥勒佛之相，甚至名字也叫米勒的人，竟然公然违背了佛教的戒律，成了坐在我牌桌上一个赌客!
但我不得不承认，那晚的确因为有了他，牌桌上的气氛忽然一反常态，比平时和谐友好得多。
发牌的间隙，我拿眼瞅他，越看越觉得他真像弥勒佛，情不自禁地也就想起曾经亲近过的西来寺一位高僧的话：“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米勒在赌桌上虽不一定能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但我亲见他的存在至少是一直“给人欢喜”的。
他那晚在我手上赢过几副牌，也输过几副，但他似乎输赢全不在乎，得失亦不系挂于心，总是嘻嘻哈哈地笑着，一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样子。
他这种很自在的常乐我净的状态，也使我在心里对他起了某种程度的恭敬之心。
这倒不独因为他那晚至少丢给我差不多十几块美元的小费，而是以我多年的人生经验：大道常在污浊低洼之处，高人亦很少居于尊位。
但我毕竟不能免俗，在我完成了这张牌桌上见不到一滴鲜血，还一片祥和甚至喜气洋洋的杀戮，将要转赴另一张“屠宰桌”时，还是忍不住轻声提醒已转换到我右侧紧挨着我坐着的9号位上的米勒：“You'dbettergo(见好就收吧).”
“What'sthebetter(什么是好)?”他忽然抬头对我凝神一望，笑问。
他坐得离我这样近，他脸上的汗毛和闪烁在汗毛中的油光闪闪的微细的汗珠，我都可以看得很清晰，甚至我还能感受到他瞳孔里那个豌豆粒大小的白色的亮点，此刻正放射出一种罕见的亮光。
我不觉愣了一下，感觉到他话里似乎有话，正想着该如何作答，却听他忽然又说：“谢谢提醒!不过，”他又补充一句，“我不是来赌钱的。”说完，朝我眨眨眼。
“在赌桌上玩牌，却不是为了赌钱，那来干什么?”我疑惑地看他一眼。
后来，我已经在相邻的另一张牌桌上发牌了，心里还在想着刚才他说的那句话，总觉得里面有玄机，也觉得他似乎是一个很有些神秘的人，于是情不自禁地又让自己的视线越过肤色各异、性别分明、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赌客们的头顶，向邻桌的他瞟过去一眼。
他剃着光头，刚才离我很近的时候，我还记得可以看到他头顶有几个不很分明的疤痕，掩映在稀疏的黑色的发根之间，可现在，那光头却全然不见了那黑，甚至环绕着他的头顶，还呈现出一道弧形的有些朦朦胧胧的彩虹般的光晕。
我就呆住了，忙抬手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但我几番看过去，那光晕竟一直还在。
“这一定是个很有来历的人。东方人?或者——墨西哥人?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我手中发着牌，却越来越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因为我生命中曾遇到不少奇奇怪怪的事和奇奇怪怪的人，可还从未遇见过米勒这样的人。
“不管怎么说，这一定是个高人。”我后来这样想。
三
在赌场工作的人，通常都有双重的身份——同时是员工，又是客人。尤其我们这些发牌员，在赌桌上经常看到有人才几副牌下来，眼前便堆满了筹码，想想自己辛辛苦苦地发牌，有一搭没一搭地挣那点小费，心里常常很不平衡。尤其每天端着筹码盆在牌桌间穿梭，有时真让你觉得那就是个讨饭碗罢了。那些从客人手中丢过来的一枚枚筹码，虽然是塑料的，落在桌面上声音也很轻，我却总能听到硬币或铜板落在破碗中“叮叮当当”的声响。更重要的是，你还必须对客人始终低声下气，赔着笑脸。他们输了钱朝你摔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你，你都得忍着，而绝不能回骂过去。所以，发牌久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尤其如我一样赌兴和赌瘾一点也不匮乏者，下班后或者休息日常常也会到牌桌上去玩上几把或者几个小时，享受一下做“上帝”的感觉。虽然是赢少输多，却也乐此不疲。
不过，话可说回来，如果没有妻子对我的种种钳制和耳提面命，我今天的赌名比文名还响也未可知。
记得有一个休息天，妻子要去逛赌场附近的奥特莱斯，我于是犹犹疑疑地提出想去赌场玩一会儿。她知道我一向不喜欢去购物中心，跟在身后有时很烦人，会不断地催她回家，弄得她很扫兴，所以也就恩准了。但底线是不能输过五十元。
我马上应允，高高兴兴地来到赌场。刚坐下打完第一副牌，就见身边一个衣服上溅着白油漆点子的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输光了筹码，在口袋里东摸西摸了好一阵儿，似乎再也找不出可能遗漏在口袋某个角落处的钞票了，方才意犹未尽摸了摸头皮，起身离去了。
发牌员是个台湾女孩，见状忙举起手对巡边员招呼道：“Seatopen(有空位)!”
于是，不一会儿，就有人从身后走过来，紧挨着我坐下。
我扭头一看，竟是米勒，忙和他打招呼，还和他碰了碰拳头。
“今天休息?”米勒坐定后，微笑着问我。
我点点头，也问：“你刚来?”
“来一会儿了，刚刚在走廊上。”他说，将手中的几枚筹码丢在桌上，又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三张皱巴巴的二十元钞票递给发牌员，“Dealmein(给我发)!”
这样近距离地和米勒坐在一起玩牌，一扭头就可以看到他脸上毛绒绒的汗毛，眼角因长时间微笑或大笑而生出的深深的鱼尾纹，我心里忽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左手的小拇指好像被截断了一小节，留下了一个很鲜明的缺陷，我真会以为我是和弥勒佛坐在一起玩牌呢。
他大概也注意到我在看他，转过脸来对我会心一笑。
我忽然记起那次在他头部看到一个红红的光晕的事，就几番眯起眼睛在他的头顶反复搜索，可惜未能再见。
但我却有了一个新发现，就是他和不久前亚洲牌戏部入口处摆放的一尊镀金财神像也很像。我甚至怀疑那财神像就是以他作模子浇铸出来的——弓着腰笑呵呵地背着一只大大的口袋，上书“黄金袋”几个大大的中文字，引得每个走过他身旁的客人都忍不住要伸手摸摸他那慈眉善目的脸蛋，和背在他肩上的“黄金袋”，希望能沾一沾他身上的喜气或财气。
我曾听人说观音菩萨能现三十二种相，弥勒佛是佛，肯定会示更多的相，而其中的一相也许就是财神吧。
果然，自打米勒在我身边坐下后，我就连赢三副牌，面前一下子堆满了筹码。
“You'dbettergohome(你最好回家吧).”米勒于是悄悄对我说。
这本是我以前曾经劝告他的话，他现在竟轻飘飘地还给我了。
可我很少有这样赢钱的机会，正期望借着财神的助力“宜将剩勇追穷寇”呢，就头也不抬地说：“啊啊，我刚来，椅子还没坐热呢。”
“哦?椅子热了便好么?”米勒忍不住两眼盯视着我，意有所指地说。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我脑子里猛地蹦出《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就随口说出来，但马上觉得有些不对劲，又立马打住。
他于是有些诡异地再次朝我一笑，并眨了眨眼。
我未加理会，专注在牌局上，满心以为今天可是鸿运当头、财源滚滚的日子，要抓住它、抓住它，紧紧抓住它，绝不能让它从我的手指间轻易滑过，不仅要赢、赢、赢，还要将以前输掉的钱统统追回来!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等我再注意起他的时候，发觉他似乎已无心打牌，而是时不时地对着发牌员发愣。
这是我们赌场新招进来的一位长相很孩子气的员工，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腮帮鼓鼓的，长得很有些像著名歌星邓丽君，所以，我们都叫她“小邓丽君”。
“你中学毕业了吗?”“小邓丽君”中间洗牌的时候，米勒忽然开玩笑问她。
“你说什么?”“小邓丽君”脸一红，不好意思地道。
“我看你像是童工呢。”米勒又说，同时问：“你不会是从柬埔寨来的吧?”
“不。台湾。”
“唔。”米勒听了，似乎有些失望，还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大约有什么触动了他的心事，自此，他好久都没有再说一句话，发在面前的暗牌常常看也不看就丢了，唯有两眼仍时不时地上下打量着“小邓丽君”，弄得她都有些脸红了。
“怎么?是不是长得像你的初恋情人?”我忍不住将嘴巴凑近他的耳畔，轻声问。
他微微一惊，但不以为忤，反而平静地转过脸望望我，道：“不，是妹妹。”
“妹妹?”我望一眼“小邓丽君”，“你们可长得不大像啊。她可是我们赌场出了名的冷美人，你妹妹也很少笑吗?”
“嗯。”他点点头，复又凝神望了“小邓丽君”一眼，喃喃道：“不过，我妹妹没她这么白。”
“你妹妹多大了?”他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忍不住又问。
“哦，那都是很久前的印象了。”他说，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也在美国吗?”好奇心驱使着我继续问。
“我把她弄丢了。好多年前。”他幽幽地说，不仅脸上笑意尽失，圆圆的很喜庆的脸庞上还袭上一丝若有若无的哀愁。后来，像是要掩饰内心的什么痛苦似的，他忽然用右手握住左手那根短了一截的手指不住地摩挲起来。那手指没有了指甲，指尖秃秃的，平平的，红中泛白，已经磨出厚厚的一层茧子。
这可是我从没见到过的米勒的状态。
他大概也发觉了自己的失态，并注意到我在留意他的手指，就又转头对我微微一笑，道：“人很容易丢失自己的。丢失别人也是丢失自己。”
说完，他似乎再无心玩牌，就收拾了面前的筹码，捧起在手中，站起身，弯下腰，恭恭敬敬地放进“小邓丽君”的筹码盆，并道：“我今晚不想输给别人了，就输给你这个小妹妹吧。”说着便起身离开了。
“小邓丽君”一时很惊讶，一桌的人也很错愕。
于是就有一个白人老头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咕哝着道：“他，总是这样的。”
“怎么——总这样?”有人似乎不明就里，问。
“我把赌场当家几十年了，就见过这么一次。有次中了jackpot(大奖)，还拿出来分给同桌的人，并说‘谢谢大家众缘相助’……”
老头的话既在我的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于是，我就又记起他刚刚说过的那句话：“人很容易丢失自己。丢失别人也是丢失自己。”
说来也怪，米勒走后不久，我就开始手背，赢来的筹码很快又全倒回去，还搭上了我的本金。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来得快去得也快。”
然而，虽然输了钱，我那天心里却是挺愉快的，甚至还觉得失中有得——尽管我一时还不清楚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
四
几日后，中途休息时，我习惯性地抱了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坐在靠西门入口处的单人沙发上静静地阅读着。
这是我成为赌场发牌员后渐渐养成的一个习惯。
我们通常工作两三个桌子后，便会有半个小时休息。所以，一晚上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可以自己自由支配。这时候，同事们多半在员工休息室里看电视，或者闲聊，或者到游戏室在游戏机上丢几个硬币，开开跑车或者钓钓玩具熊什么的。我却觉得这是个读书的好时光，上班时通常都会带上一本英文小说或者中文类杂书，厚些的会放在locker(储物柜)里，薄些的则揣在裤兜里，以便随时翻阅。
正看得聚精会神，忽然有人从背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我吃了一吓，回头一看，竟是米勒嘻嘻哈哈地笑着站在身后。他个头比我原来印象中的要矮些，大约也就一米六出头吧。我也发觉，他个子不高的原因主要是腿不够长，而我过去所见的他通常都是坐在牌桌上的，所以感觉不出来。
“这么一个乌烟瘴气、闹哄哄的赌场里，还有人坐在这里读书，真是稀罕啊!”他说，又好奇地问我：“什么书?”
“有关Buda的。”因为涉及到他的别号，我意有所指地笑笑道。
“Buda?”他一愣，两眼朝我手中的书又瞄了一眼，又问，“是中文的?”
我点点头，但也忍不住问他：“你肯定读过佛经吧?”
“这——我需要读吗?”他对我笑笑说，又道，“连你也常常喊我Buda,哪有Buda还念自己的经，看自己的书的?”
“啊，是这样。”我也笑了，忍不住又问：“那——《圣经》读过吗?”
他就更大笑起来，“哪来的佛经和圣经，都是名佛经和圣经。”
他这种表达的方式和我在《金刚经》中读到的很像，可以说屡见不鲜。比如：“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又如：“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名善法。”所以，我能大致推断出他不仅读过佛经，而且还有着非同寻常的领悟力。
我就忍不住问：“你学过佛吗?”
“不，不，我不学佛。哪有——”
我知道自己又问错了，忙道一声“对不起!”
他却不以为意，顾自笑嘻嘻地道：“佛，怎么能学得到呢?”说着，更指了指我手上的书，半是结论半是推测地道：“这书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佛吧。”
“你从哪里来?”我抑制不住好奇心，又问。
“啊，我从来处来呀。”他笑着说，两眼眯成一条线，还对我做了一个鬼脸，耸耸肩。
“你大概又是来看你漂亮妹妹的吧?”我忍不住和他开起玩笑。
“漂亮妹妹?”他一愣，但马上又笑了，“我早把她弄丢了，你怎么倒一直放在心上?”
我一下子就卡了壳。冷不丁地就想起自己也曾有过一个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漂亮妹妹的……
这样想着，忽然瞥见墙上的电子钟跳跃着闪烁出一组红色的新数字，知道还有一两分钟就要上桌子了，于是赶紧站起身，半是自言自语，同时也是对他说，“该push了。”
“唔。你这工作真的挺不错，不仅可以读书，还可以读牌、读筹码呢。”他说，朝我狡黠地一笑，然后挥挥手，“一会儿牌桌上见!”
我接下来push的一桌是3—6限额的德州梭哈。这本来是一张小费通常比较可观的牌桌，可是，当我站在前任发牌员的身后，拍拍他的肩膀，预备接班的时候，猛然发现8号位上坐着一个每个发牌员见了都会心里发怵的赌客。那是一个黄头发、大鼻子的犹太青年，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很像是一个还在就读的大学生。但他可是我们赌场的常客，出了名的stiffer。好在大概他今天的牌运不怎么好，面前的筹码已经所剩无几，我只要稍稍加把劲，再杀他一盘，就可以让他再无心恋战，打道回府了。
我这样顾自想着的时候，忽见他从牌桌上抬起头，双目与我在空中撞个正着。于是，他那张本已输成菜色的脸像是突然遇到救星，忽地有了生气，竟腰杆猛地一直，脱口叫道，“Good,verygood!”跟着，又冲正在发最后一副牌的我们通常戏称为“瞌睡虫”或“菲律宾老爹”的发牌员大喊大叫道：“Changedealer!Changedealer!”
他的叫声不仅叫得我心里有些发毛，而且他对我这种病急乱投医式的莫名奇妙的信任，更在无形中给我添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说实在的，只要我在桌上发牌，他赢钱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只要他在桌上，我总是会走夜路遇到鬼，专杀小费给得好的客人，却把赢钱的机会送给他。为了抵制这种心理恐惧，我禁不住按了按裤口袋里的《金刚经》，心里默默祝祷：“佛啊，菩萨，帮帮忙，可千万别让这龟儿子在我手上复活过来……”
然而，怕什么却偏偏来什么。我接手所发的第一副暗牌，就给了他两张最大的牌A(当然，这是这副牌局结束后我才了解到的)，接下来发出的三张明牌中则又有了一个A,这样，他已经配成了三个A，赢面很大。于是，他率先加注。其他五个人见状，看看各自手上也都有牌，就跟他。接下来我发turncard(第四张牌)，翻开后是张红桃。这样，加上原来桌面上已有的两张红桃，台面上已经出现了三张红桃。有经验的玩家心里都清楚，这时很可能有人手上有两张暗牌红桃，已经做成了五张牌即可论输赢的“同花”。而同花肯定能赢过“三条”的。果然，轮到坐在1号位置上一个韩国大叔发话时，他毫不犹豫地下了注，后面2号和7号位上的两个青年是我们华人同胞，眼睛紧盯着韩国大叔看了好一会儿，似乎有些不相信他已经做成了同花，而是使诈，就互相使了个眼色，继续跟注。
说起这两位同胞，其实还都是我的上海小同乡。一个眼睛小些，人称“绿豆眼”;另一个长得很白净，也比较帅气，但听人说是“卖豆浆的”。起初，我还真以为他是在哪个大饼油条店做，时间长了，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只要见他脸上有菜色，走路时不时要去摸腰，“绿豆眼”就会打趣他:“怎么，晚上豆浆卖多了吧?悠着点!”说完，还会对我们熟悉的人挤挤眉、弄弄眼。因为是同乡，也知道我出国前写书有些名气，他们二位对我平时还算客气，小费给得不能算好，但至少还是给的。但有一次桌上他们说上海话，商量着出老千，我只能按照赌场规矩和要求提醒他们：“Englishonly(必须说英语)!”未料却因此开罪了这二位。我下了桌子以后，“绿豆眼”马上找到我，强烈地表示他的不满，“侬帮帮忙好吧，胳膊肘怎么总往外拐?难为情吧!”
“赌场有规矩的。我不能不说。”我说。
话音刚落，“绿豆眼”便立刻抢白我：“什么破规矩呀，老美在世界上就喜欢到处定这些狗屁的规矩，其实只能糊弄戆大，有的是空子好钻。别说我们，当头头的钻得比我们还厉害呢。不钻他们的空子我们怎么发展?嗯?侬呀，别当叛徒和汉奸，以后看到我们这个——明白吗?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我听了，只能耸耸肩，笑笑，很无语。
我于是心想，这二位平时牌打得还是比较谨慎的，能够跟注手上必定不是有了两对，就是有了一张比较大的红桃或者三条了，正指望着桌面上再来一个红桃，或者两个对子中的任何一张，这样就可以以大“同花”或者“俘虏”(三张加一对)反败为胜了。
“德州梭哈”虽然发出的暗牌和明牌加起来共有七张，桌上的五张明牌却是公用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发到手上的两张暗牌去搭配成五张最佳的组合。然而，牌虽七张，却变化多端，尤其最后一张明牌是关键，常常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王子变成乞儿，丑小鸭变成天鹅。
犹太青年见状有些犹豫。他虽然已经拿到三个A，但如果最后一张river牌发出，桌面上不能再有对子出现的话，他的命运和拿了三张最烂的牌并无二致。他想了想，又盯着我发牌的手看了看，忽然嘴里叫一声：“Allin(全进)!”然后便将面前所有的筹码悉数往前一推……
——真是妖啊，竟让他心想事成!最后从我手里发出的牌让台面上出现了一对2，这样，他就以三个A带一对2的“俘虏”，成为这副牌局最终的赢家。本来已经拿到“同花”的韩国大叔见状，气得将手中的牌朝桌上狠命一摔，从座位上猛地跳将起来，嘴里“西巴，西巴龙”地骂个不停。而我的两个上海老乡此时也对我怒目而视，“绿豆眼”则晃了晃手上的老K红桃，对我恨恨地叨叨着：“侬看看，侬看看……”“卖豆浆”者则不住地摇着头：“妖啊，妖啊，你这手真妖!我算服了你了!”
唯有那个犹太青年此刻却喜笑颜开，开心地收拢着暴赢来的一大堆筹码，像是农民收获着一地庄稼。然而，虽然我的眼睛一直瞟向他，他却低头装作没看见，既没丢给我半毛钱小费，也没道一声赢家们通常会挂在嘴上的“谢谢!”。
我就只能自认倒霉，怪自己的一双手不争气了。
1号位的韩国大叔骂骂咧咧了一会儿，尽管气不顺，终于还是拍拍屁股，也像是要拍去这个桌子——尤其我这个发牌员——带给他的霉气，气恨恨地走了。
我于是马上通知巡边员桌上有了空位，需要补员，并开始发下一副牌。
然而，刚发出第一张牌，忽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从七八步开外传来：“Dealmein(给我发)!”
我循声望去，竟然是米勒!
于是，灰暗、阴霾的心情像是陡地遇到阳光，忽又敞亮起来，就像是沉沦在股票熊市的苦海中，忽然听到西班牙公牛急速奔跑的踢踏声，我由不住想：有米勒这样的笑佛在桌上，今晚我挣钱的运气应该不会太差，只要能让他赢上三两副牌，也就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了。
然而，真是奇了怪了，接下去的二十多分钟时间里，我发出的每副牌虽然都不尽相同，创造出的赢家却始终只有一位，就是那位大鼻子的犹太佬。想想看，几乎是连续十一副牌啊，副副都是他赢。哪怕是他拿两张再差再小再烂，上下左右全不靠的暗牌，我都会让它们凑成桌上唯一的“顺子”“对子”或者“同花”，以至于到后来，整个桌子上筹码几乎都像发了疯的“粉丝”一样，朝他蜂拥而去，再经过他忙碌的手垒砌成了长长、高高、厚厚的一面筹码的墙。
我心里那个恨啊，想了诸多办法，包括多洗牌，或者起牌起得更深或更浅些，期望藉此能改变自己的霉运和他的鸿运。甚至到后来给他发牌时，我还在心里恨恨地不停地诅咒着——“死吧，死吧，去死吧……”
然而，即便我用尽自己的十八般武艺，也丝毫无法改变他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似的畅旺的牌运。
我横扫了桌上几乎所有人的筹码，只推送给一个顽固地坚持不给我小费的人，同时也开罪了几乎桌上所有的人，以至于大家都对我横眉冷对，有的眼珠子几乎都要弹出来了。
这是一个怎样黑色的夜晚啊，我对自己真是绝望透顶，差不多就要崩溃了!——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出荒唐的牌局，让我来承受这似乎比在地狱里接受酷刑还要痛苦的折磨和煎熬呢?我的眼睛不时地恨恨地盯着自己的手——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总是做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像个内奸和叛徒!尤其看到米勒就在身边，我却无法让他赢得一副牌，还眼睁睁地看着他眼前的筹码也被我大扫除一样扫得所剩无几，真恨不得将这双不听我心念支配的手剁了。
然而，我却注意到坐在身边的米勒脸上依旧挂着笑，他好像真不是来赌钱的，而是来赌桌上看西洋镜的。但那笑容后来却也越来越淡，像是快被太阳晒干的秋露。
忽然，他直起腰，手腕搁在牌桌的扶框上，右手轻轻捏着左手那根残缺的手指，两眼则专注地凝视着那犹太青年，像是要洞穿他的五脏六腑。
“嗨，小伙子，你要给小费的，他们靠这谋生和养家呢。”他语气平和但却是很坚定地说。
但那犹太青年听后却装糊涂，根本不予理睬，顾自低着头继续垒砌“财富”的墙。
米勒于是又笑眯眯地提醒他：“小伙子，你就是不给小费，也不能永远保住你那些筹码的。它们都是水，会一直流来流去的。”
那青年这才抬头看了他一眼，但还是很顽固地摇摇头，“No,itwillbringmebadluck(不，给小费会给我带来霉运的).”
这回轮到米勒摇头了，“唉，真是看不穿，放不下啊。”说着，他忽然扭过头突如其来地问我：“发牌员，你的书呢?”
他这话说得很轻，估计别人都没听清，但在我却是如雷贯耳!我就忍不住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了摸裤子口袋，发觉那书鼓鼓囊囊的还在。
可在刚刚过去的那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早已将它忘得一干二净。
我忽然想到，发牌这工作相对而言，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养家糊口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作为一个高级发牌员，我也已经攒下不少钱，银行的存款数额更一直在快速增长。可我干吗还要让一个不给小费的客人弄得我心烦意乱，甚至狂躁不已，就像是掉在油锅里备受煎熬呢?
我就朝他点点头，“在呢。”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仔细收拾起自己乱糟糟的情绪，静下心来预备发完我在这张桌子上最后“收官”的一副牌。
然而，牌将要发出手，米勒却忽然道：“Dealmeout(不要给我发)!”接着满面春风地对我笑一笑，将面前剩余的二三十块钱筹码，统统推到我的筹码盆里，同时站起身，举起双臂伸个懒腰，“今天累了，不玩了。”说完，便起身离桌走了。
我有些瞠目结舌地望了望他推在我筹码盆里的筹码，又望望他的背影，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手中握着的牌也差点忘了发……
五
那个晚上后来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我发现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已经越来越远离我当初选择去赌场发牌的初衷。
我是在一家金融公司上班休息时，因为羡慕一位同事很专业和娴熟的发牌技巧而与赌场结缘的。
当时，他随意从桌上拿起一副我们中午休息时玩的牌发起来，每张牌都像是箭一样弹射出去的，又像天女散花，却一点也不凌乱，并妥帖地落在一处，堆成一堆。我看得呆了，打听下来才知道他曾在赌场做过发牌员，因好赌，挣的钱总不够输，最后才放弃了那份工作。我听后，不由想起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作“赌桌上选女婿”，于是就动了去赌场发牌的念头——尤其听说发牌员的小费很不错，抵得上七八万的年薪，好的甚至在十万以上。而我那时做期货、金融和股票都输了不少钱，正寻思着能找一个可以“短平快”地赚钱养家的活儿。兼之想到赌桌上可以阅人、阅牌、阅筹码，看人们在与金钱的搏击中浮沉，一会儿喜，一会儿悲，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一会儿财源滚滚，一会儿千金散尽，很有趣，可以观察人生百态……
可我万万没想到，一旦置身其中，并且全身心投入，我的心也渐渐为赌桌上流淌着的金钱和财富所迷惑。小费，小费，更多的小费……这些都成了每天牵引着我前行的一些再具体不过的念头。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但每天小费的收入我却一天不落地记下来，并每月做一个统计……
这大概也很像我在报社做记者、编辑，或在大学做教授的一些同学一样，写文章归写文章，做学问归做学问，怎么挣更多的钱也同样成了大家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正经的工作之外都还有着“灰色收入”。或者帮广告公司操盘，或者帮画家、作家、歌唱家、舞蹈家、体育明星等写吹捧文章……为了保住铁饭碗，为了升迁和多挣钱，他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常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而我当初出国的本意，是希望可以换一个视角看时代、看社会、看自己，并能自由而严肃地思想并写作……然而，我现在却领悟到：自由的本质在于人心的自在和超脱。人心不自在、不超脱，一切外在的自由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充其量只是自由地从一个牢笼走进另一个牢笼……看看现在的我吧，还有能力继续思考和写作吗?
因此，在新世纪的曙光照射进赌场新落成的灯火辉煌的宾馆大楼时，我终于抓住一个机会，挥一挥手，和赌场告别……
那以后，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地，一边写作，一边讲学，同时也兼做慈善事业，不仅远离了赌场，甚至也远离了有关赌场的所有记忆，直到与米勒在跳蚤市场偶遇。
六
打那以后，我再次见到米勒，差不多又是五年多过去了。
这时，整个世界像是患上了渐冻症，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类成员都被看似小小的新冠肺炎病毒控制住了、限制住了，再不能随心所欲地出游和探亲访友，甚至也不能如先前那般畅快地呼吸，人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只医用口罩。
米勒也不能例外，一只长方形的嫩蓝色的口罩遮住了他圆圆的脸，同时也掩住了他那笑口常开的月牙般的嘴巴。
那天，他正从一辆深蓝色的道奇面包车上往下搬一袋种花草用的泥土，见到我，忙从梯子上下来，将塑料袋放在地上，对我伸了一下拳头，算是打招呼。
几年不见，我发觉他衰老多了，不仅头上的发根几近全白，眼角和额头的皱纹也明显多了起来。唯有他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即便戴着口罩，你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微笑，眼神里的和善和充满睿智。
“生意好吗?”我问他。
“啊啊，也就那样。不过，我喜欢鼓捣花草树木，和你当初喜欢发牌一样。”他笑着说，忽然咳了一声，差点咳掉挂在耳朵上的口罩，于是忙伸手去扶，不想手上沾着的泥土却将口罩弄脏了。他索性就将那口罩摘下来，擦擦手后扔进一旁的垃圾桶，然后重新从裤袋里掏出一只戴上。
我留意看了看他，发觉他似乎比以前黑多了——脸是黑的，胳膊是黑的，套在黑色塑料拖鞋里的一双脚也是黑的，粗看上去几乎与黑人兄弟无异了。嘴里靠上方的门牙也已经掉了两颗，而且也不如从前白，黄黄的，像是喝茶喝多了生出许多茶垢。
“你多大了?”一旁的妻子忽然问。少年夫妻老来伴，自从新冠肺炎大流行后，我们无论到哪里几乎都是同进同出，如影随形。
“七十三。”米勒说。
“啊，我们中国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你可要当心呢!”妻子不假思索，随口就来上这么一句。
我忍不住瞪她一眼，责备道：“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真是乌鸦嘴!”
她却对我回瞪起眼：“我说错什么了?没错啊。”
米勒见状，从我们的语气和态度大概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笑笑道：“阎王是我兄弟，我可以和他打招呼的。就是真去也是他太想我了，你们不用担心。”他笑着说，还合掌对妻子作了一个揖。
妻子于是也就笑了，认真而且诚恳地说：“你一看就是个嘻嘻哈哈的笑佛。我可最喜欢弥勒佛了。我老公给我买的吊坠啊，玉的、金的都有，都是弥勒佛。我们家橱柜里还有一个很白很白的玉石雕的弥勒佛呢。阎王的法力哪有弥勒佛大?他还指望着你收他呢!”
一句话说得米勒哈哈大笑。
“可我有些不明白，你为什么看上去一直这么开心?”妻子又像小孩子似的问。
“这——”米勒似乎愣了一下，低下头摸了摸有些隆起的西瓜般的肚皮，笑道：“可能是我肚子里存不住不开心的事吧。”
我忽然就起了一个有些促狭的念头，并马上付诸实施，因问道：“那么，你现在还有烦恼吗?”
问完，我心里颇有些得意，因为这是一个陷阱，你若回答说有，便还是个凡夫俗子;如果说没有，那就更不对了，因为禅宗六祖惠能在《坛经》里曾讲过“烦恼即菩提”。没有烦恼，人怎么会觉悟呢?
可米勒想也没想就马上答道：“有。但来了就去。”
“啊，你说得真好，太妙了!”我忍不住拍手称奇。
“你是哪里人呀?”我正由衷地赞叹间，忽听妻子又问。
这话我曾经问过几次的，但米勒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好像这对他是个不方便回答或者难以启齿的话题。
但这次他似乎却不过妻子的情面，竟认真地答道：“是哪里人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在泰国、法国、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待过，能说七国语言。不过，我的出生地却是柬埔寨。”他说，又补充一句，“当然，三代以上应该也有中国血统。”
说到这儿，忽然有顾客来询问摆放在一旁塑料活动桌上的碟片的价钱，米勒就忙走过去打点了。
“现在人人都上网看电影了，谁还会买这些碟片?”妻子很疑惑，问米勒。可他忙于招呼客人，可能没听到，就没有作答。我于是拉了一下妻子的手，“人家忙着做生意呢，别耽误他。我们先看看这些花木盆景吧。”于是，我们便在那些盆盆罐罐间来回走了走，后来看上了一盆漂亮的铁海棠。妻子忙要问价钱，可见米勒又在和一位似乎很相熟的顾客说着话，只得作罢。
我见状，就又拉妻子围着米勒那辆深蓝色的道奇面包车转了一圈，并拍了几张照片。
车子已经很旧，肯定还是上个世纪出厂的，车牌首位的数字还是2打头。车顶肯定改装过，四周用钢管焊接起来，中间放置着各式各样的花盆，其中一盆仙人掌和两盆葱莲正迎风招展着。车后门开着，车厢里堆着许多也许是用来搭架子用的铁管，还有一些大小不一、高低不等、形状各异的花盆，以及黑色的可用来拌土的扁扁的塑料盒子。驾驶室和副驾驶室的门也半开着，看上去斑驳陆离的方向盘下方，油门和刹车的旁边，放着一个大大的汽车电瓶，看样子还是新的，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车后座上则凌乱不堪，堆满了衣物和毯子之类的杂物，只留出可供一个人坐的空隙。
“怎么?你们在参观我的家呀?”米勒忽然扭过头，对已走近他身边的我俩笑道。
买碟片的男子刚刚离去，他左手捏着几张一美元的钞票，正要放到裤口袋里去。我透过那钞票的一角，瞥见他那根残缺的小手指忽然变得黑乎乎的，像烧焦了似的，也像是沾满了黑色的泥土。
“这是你的家?你就一个人?”妻子忍不住又好奇地问。
“哈哈。我哪有家，早出离了。”
“你跟你老婆离了?那——孩子呢，孩子归谁?”
“哈哈——”米勒就更大声地笑了，笑过后，很认真地对妻子说：“你把我都搞糊涂了，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家还是没家。”
我这时忽然记起在国内时，曾参访过一个晚上睡觉“不倒单”的老和尚，他住在四层楼顶层加盖出的一个大约六七平方米的房间里，几十年来一直长坐不卧。于是，我忍不住指指他车后座的空隙处，问：“你就睡这儿?”
米勒点点头。
妻子于是更大为讶异，同情心也立刻被激发起来——“睡这儿?这么巴掌大的地方，身子都放不平!”
“非要放平身子才能睡觉吗?”米勒又笑了。
妻子就有些糊涂了。但她的思路突然跳到另一方向上，“你不是七十三了吗，早到了退休的年龄，为什么不申请退休金或养老金?如果收入低，还可以申请加州白卡，免费看病，一分钱也不用付呢!”
米勒听了这话，忽然少有地收敛了笑容，很认真地说：“能用自己的双手挣钱养活自己，不是一件更幸福的事情吗?”
我听后，心里不由一动，感到身上有什么地方又被他无意间触碰到了。
当年浪得文名后，我曾有过世人眼中的大好前程，甚至还是厅级高官，管分配的老师苦口婆心地规劝过我三次，可我左思右想，还是婉言谢绝了。
我最好的朋友和同学，当年曾是国内顶级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现在每天帮人装修房子、修理电器，却也甘之如饴。还有印象很深的寒山与拾得两位大师，都是佛教史上著名的诗僧。两人一个居住在石窟中，一个在天台山国清寺负责洗碗碟。我曾见过一些拾得的画像，个子矮矮的，甚至还有些驼背，总是嘻嘻哈哈，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相传寒山有一次曾问拾得：“如果世间有人无端地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鄙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拾得一听，仰头笑道：“你不妨忍着他、谦让他、任由他、避开他、耐烦他、尊敬他、不要理会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故我再仔细看米勒，用心回味他刚才说的那些话，竟觉得他身上也很有些拾得的影子。
这世界上有些人人想要的东西，其实并不适合你。
这世界上真正的幸福，其实也并不受外在因素的支配，而是能遂自己的所愿率性自在地活着。
我的目光后来也忍不住长时间注视着那株铁海棠，并将它买下。回到家后便将它种在地里最醒目的位置，并经常对它流连忘返。
铁海棠玫瑰红色的花朵那样娇艳，身上的骨刺却无比坚硬——仿佛是造物特意打造成的柔中带刚、刚中有柔的模样。
七
疫情比较紧张，感染者人数狂飙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外出，只有去超市买菜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时，才会一起出门。而我们去得最多的当数被称为“大包装间”的Costco超市了。
那日，我和妻子正从熟食柜子里取出新出炉的烤鸡放到推车里，忽听到身后有人叫道：“Hi,Lily!”
我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看去，原来是当年帮我们买房子的房产经纪人图图(Toto)。她来自柬埔寨，就住在我们身后的山头上，疫情前我们还见过。她是个爽朗的且能说会道的女性，还会说中国话，虽然有时说得磕磕碰碰，还夹带着南方口音，但她和妻子交谈时仍然喜欢说中文。
因为防疫要求，人们除了必须戴口罩外，还必须相隔六英尺，图图也许怕我们听不清她说话，所以嗓门有些高——“嗨”，知道吗?你们的房子已经涨了二十多万了!怎么样?要不要我再帮你们卖出去?”
我就笑了，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神，道：“我们好不容易才收拾好，不卖了。再说，卖了我们住哪里啊?”
“这怕什么?我再帮你们买就是了!二十多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呢!”
“算了，我们不想再折腾了，打算就在这房子里养老送终了。再说，卖的房子涨了，买的房子也不会便宜的。”妻子这时插进来说。
“说得倒也是。不过，你们亲朋好友中如果有人想买或者卖房子，都告诉我一声，我拿最低的点，也会给你们回扣的。”她说，见我点点头，就又转身对妻子问：“怎么样?你那后院收拾好了吗?嗨，你们那房子啊，风景本来就好，现在被你们这样有品位的夫妻一收拾，一定更漂亮了。”
这话很中听，妻子于是急忙从身上取出手机，从图库中调出几天前才拍下的后院的一些照片展示给图图看。
“啊，真棒!瞧这喷泉，还有凉亭!这片竹子也很漂亮，像个屏风，把下面那户人家的房子的平顶挡掉了。”她说，手指在屏幕上不住地一张张点着，“啊啊，这个栈桥设计得也很有特色!还有这个喷泉……”她不住口地赞美着，忽然一下子卡了壳，瞪大双眼，头一低，同时将手机朝眼前猛一拉，差不多都要贴在眼睛上了……然后，她一脸诧异地抬起头，手指着一张米勒的照片问我们：“这个人你们认识?哪儿见到的?”
妻子探头一看，见她手指的正是我们最近一次见米勒时拍下的他的正面照——其时，他正坐在一张方凳上，鼻子以下的部分罩在湖蓝色的口罩里，粗黑的双手掌心朝下分搁在双膝上，微弓着腰，上身穿一件有LEVI'S标记的黑色圆口T恤衫，下身着一条嫩蓝色的牛仔裤，面如满月，睛若晨星，虽半个脸被遮住了，但透过他低垂下来的淡淡的双眉和眯缝起来的双眼，你还是能感觉出他正开怀大笑着。
“怎么，你认识他?”妻子有些疑惑地问。
“哦——这个?看起来很眼熟。不过——”她忽然一反常态，欲说又止。
我见状，便将我怎么认识米勒的经过简要地告诉了她。
但她好像没有认真地听我说话，只是两眼反复盯着米勒的照片极仔细地看了又看，嘴唇长时间张开着，似乎都忘记要合上。
“你刚才说什么?你们最近在哪里见过?”她深长地呼了一口气，将手机还给妻子。
“一个跳蚤市场，二十多英里路，5号高速公路一直向南开，大约三十几分钟。”我于是说。
“可以把这张照片转发给我吗?”她又说，手指了指手机的屏幕。
“好呀——可你要他的照片干什么用?”妻子满怀疑虑地问，同时留了个心眼道，“不过，你来美国也好多年了，可能比我们还清楚——美国可是法制社会，如果没有得到米勒的允许，我们就将他的照片给了你，若你又派了商业方面的用途，那可就侵犯他的肖像权了。”
“No，no,不是这样，这——三言两语一下子——Ican't说清……”图图忽然一反伶牙俐齿的常态，中文夹着英文磕磕巴巴地说。
我一旁看了，忍不住问：“你是不是认识米勒?他好像也是你们柬埔寨人呢。”
“唔，这——”她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抿着嘴唇想了一会儿才道，“我嘛——应该，好像，好多年过去了，也可能会认错人。”
“嗨，那倒不要紧，如果你觉得面熟，我们可以约个时间一起去一趟跳蚤市场，不就搞清楚了吗?”我于是说。
“好，可以。”她说，忽听到挎着的小拎包中的手机铃响了，忙掏出来接听。接完电话，她仿佛有些恍然，定了定神，才对我们说：“对不起，一个客户打来电话，现在就要去看房，我先告辞了。”
然而，她急急地推起购物车向收银台方向走了没几步却又停下，回过头问：“明天你们方便吗?”
“方便。当然。”妻子说。
她就道：“我想来看看你们漂亮的房子和院子。——当然，也想再听你们说说米勒的事。——你们现在就这样叫他，对吧?”
“是的。”妻子忙抢着点点头。
八
未料我们从Costco回到家，几乎前脚刚跨进门，图图后脚就跟进来了。
还不及打招呼，她便气喘吁吁地提出要再看一看我们手机里米勒的照片。妻子于是忙打开手机，翻到有米勒照片的那一页递给她。
“是他，肯定是他，就凭他左手这根残疾的小手指就错不了。不过，也老了，老了……”她说，从手机上抬起头，红着眼睛看看我们，又道，“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认识米勒……这真太不可思议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你们肯定不会想到，我就是米勒的妹妹，尽管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妹妹?”我忽然想起以前赌场里那个台湾女同事“小邓丽君”，忍不住就盯着图图多看了几眼，发觉她虽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眉眼和微微鼓起的腮帮间多少还可以看出一点当年邓丽君的影子，但经不住岁月的摧残和折磨，眼袋已经下垂，眼角布满皱纹，腮帮也有些松弛，远没有那种丰满和圆润的感觉了……
“嗯。不会错的。我在心里差不多每年都会为他画一张像，为的是有朝一日即便是在大街上偶然碰到，也不会当面错过。他就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我算了一下，从1977年初起，我们失散了差不多有四十四年了。在Costco猛一看到他的照片，我就大吃一惊。后来带客户去看房的一路上，我也一直心神不定，集中不了注意力。那个要买房的客人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唉，想起来也是命数，我这辈子好像什么都离不开你们中国人，受苦离不开，恋爱离不开，卖房子离不开，寻人也离不开……我本不是个迷信的人，但苦受多了，奇奇怪怪的人遇多了，也就不能不迷信了。就说眼前吧——嗯，我真的特别激动!谢谢你们!谢谢!你是个作家，我真想你有一天能把我哥写出来……当然，我更想你们今晚就能带我去看看我哥……”
“可是，我们没有他的电话呀，要见也得等到周末呢。”我说。
“不要紧，不要紧，我就是这样说说——反正，唉，我只怕夜长梦多，他忽然又消失了，不见了。”
“这不会的。他说过他每个周末雷打不动都会在那里的。”我又说。
“那就好，那就好。这我心里就踏实了。周六不就大后天吗?我能等的，可以等的。我找他找了都快半个世纪了，这点时间我能等的。”
“那——房间里有些闷，我看你们还是到阳台上坐坐吧，我这就给你们冲咖啡去。”妻子见我们还站在进门处，于是说。
我就引领着图图穿过门廊和餐厅，然后打开朝东的落地玻璃门，来到阳台上。
太阳还没有落山，远处起伏不平的山脊、近处错落有致的房屋全部被夕阳涂上一层金色的余晖。在这冬春相交之际，这是一抹可以给人以种种遐想和迷思的暖色。
我们的房子是图图作为经纪人帮我们购来的，她对这些景色大约很熟悉，所以也不以为意。但当她手按着阳台上白色的铁栏杆，目光扫视到下面的庭院，看到我们院子里绿茵茵的草地，竹林，喷泉，木制的中国古典凉亭，曲曲弯弯的栈桥时，还是忍不住连声赞叹：“啊，你们收拾得真漂亮，真的，太漂亮了!”
说着话，妻子已经端着两杯咖啡走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们便在可以旋转的一对柳条编织的摇椅上面对面坐下，妻子则另端了一杯咖啡，另拖了一把木椅，与我们成等腰三角形加入进来。
“说说你哥哥吧。我特别想听呢。”看妻子也坐下后，我说。
图图低下头去呷了一口咖啡，然后将杯子捧在手中，眼睛看看我，忽然有些犹疑，似乎一下子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啊，嗯……我其实一直想找个人说说我哥的。”她终于开了个头，然后接着道，“怎么说呢，这世界上找一个理解你的、爱你的人难，找一个能够倾诉的人也很难。也要看缘分呢……我最近常去西来寺，那里的师父差不多都是女尼，听说每个人都很有故事的。她们对我说得最多的也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话我哥从前也对我说过，可我那时根本听不懂。现在才明白，人生有善缘，有恶缘，也有孽缘……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哥，唉——他的名字其实一直还在柬埔寨全球通缉的名单上……唉，也是我……如果没有我，也许……”她说，忽然一下子停顿下来，胸脯急剧地起伏着，两行热泪滚滚而下，接着竟捂着脸呜咽起来：“……你们不知道，唔唔，我现在真想马上见到他……他是我哥，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可，可我——呜呜呜……”
妻子见状，眼圈也早红了，赶紧返身进屋，拿了一个纸巾盒出来，抽出几张递到她手中，“哦，图图，别，别这样，要是你心里太难受就不讲了，好吗?”
图图身体急剧地耸动着，点点头又摇摇头，好不容易才让情绪一点点平复下来。然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泪光闪烁地告诉了我们如下的故事。
九
米勒其实本名叫乔森，生在金边郊外的一个乡下，父亲是个乡村教师，在学校里教英语，家境还算殷实。
柬埔寨是一个佛国，就像相邻的泰国和缅甸一样，寺庙和僧侣特别多。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和村里一帮小男孩捉迷藏玩时，不小心掉进了村头的一个池塘，被一个四处托钵化缘的游方老和尚看到，及时救了上来。那老和尚很怪，后来一定要收他做徒弟。他父母开始时不肯，架不住老和尚三番五次登门软磨硬缠，听说这孩子只有跟着他，才能免除杀身之祸，才终于首肯。
老和尚不住庙，平时总是着一身灰色的袈裟，穿一双布鞋或者草鞋加绑腿，随处而宿，随缘而居，大树下，草堆上，桥洞里，石滩上，哪里方便他就在哪里行脚和歇脚。他在那一带很有名，是专修一种叫做“无漏法门”的。听说这个法门很难修，在柬埔寨几乎已经失传。所以，熟悉他的人都称他是“无漏和尚”或“无漏大师”。他对相术、医术和草药也很精通，常在行脚的时候帮人看病或看相，每每都能药到病除，言多应验，以至于许多不了解他的村民还以为他是一个走街串巷的郎中或算命先生。
佛门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便是徒弟找师父难，师父找徒弟更难。年过半百后，无漏大师也开始将寻找接班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找到米勒——人们后来都称他“小无漏”或“无漏小和尚”后，他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了。
此后，老和尚决定不再四处游方了，而是安居下来悉心带徒。正好有一个道友圆寂，空出了丛林里的一所庭院式的小庙，他便带着小无漏在那里住下来，每天除了种种庄稼、打理打理菜园外，便是教他认字、打坐和修炼佛家“无漏法门”，有时也为他讲解佛经，尤其《心经》《金刚经》《楞严经》，并告诉他：练功固然重要，念经更不可或缺，只有悟透了佛经的要旨，才能真正理解“无漏法门”的内涵和要义。而“无漏法门”也可以说是学佛修道的最高境界，通常需要累世的修行才能达到。
“那我已经修过很多世了吗?”小无漏有一次问。
老和尚点点头，然后告诉他，“燃灯佛住世时，你就开始修炼了。不过，一直有因缘打岔和干扰，以致你至今一事无成。不过，你当成就在今世。”
“可是，师父，怎样才算修到无漏之身呢?”小无漏那时才不到十岁，忍不住问。
“这个嘛，现在说给你听你也不一定懂。就是你修成后，会于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圆融无碍，滴水不漏。当然，对你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一滴精液也不能流出来，哪怕梦里流了也不行。”
小无漏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精液，就问：“师父，精液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还小，长大后自然会知道的。”
“但精液会从哪儿漏出来呢?”小无漏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便又问，同时还在自己身上上上下下不住地捏摸着，希望能找出那个漏洞。
师父便忍不住笑了，道：“因缘尚不成熟。因缘成熟了，你自然会知道的。”
小无漏这才将此念放下了。
也是因缘际遇，十一岁那年他和师父外出，路上偶遇一个衣衫褴褛、面色蜡黄，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小女孩。小女孩也就四五岁的样子，问下来原来是她在林子里挖蘑菇的时候，远远看到有两个强盗闯进她家，就没敢回去，躲在一个树丛后面，后来看到两个强盗背着两个大包裹慌慌张张地走了，才赶紧跑回家。结果发现父母都被强盗用刀捅死了。她抱着一动不动的父母哭了好久，后来就睡着了。醒来后怕强盗还会再来，不敢再待在家里，就跑了出来……
再了解下来，发觉小女孩附近也没有亲戚可以投靠，小无漏便向师父提出来收留她。老和尚开始时有些犹豫，怕因为有女子气场的干扰，日后会坏了他的修行。但转念又一想，出家人慈悲为怀，怎可见死不救?况且这也是小无漏命中的因缘，干预不得的，就答应了。
就这样，一晃好多年过去，小无漏与那小女孩之间相处得很融洽，就像亲兄妹一样。他随师父打坐念经时，她在菜园里捉蝴蝶，拔草玩;师父做饭他烧火时，她就在一旁七手八脚地帮着添柴火。吃完饭后，她还会站到矮脚凳上帮他一起刷锅洗碗。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贫却很快活，尤其小无漏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意。
但大概因为父母双亲倒在血泊中的惨象给小女孩印象太深，她从来都不爱笑，或者说是笑不出来，但她盯着一只蚂蚁、一只小鸟，甚至一株野草或一朵野花，却会静静地看上半天。有一次，她望着草地上蹦蹦跳跳的鸟儿忽然问无漏：“哥，鸟儿会死吗?”不等他回答，又仰起头望着天空自言自语地道，“我要是鸟儿就好了，可以飞到天上去找爸爸妈妈。”
小无漏听了，鼻子一酸，差点落泪，就抬起手一遍遍抚摸着她的头，安慰她：“不要紧，你还有哥哥我呢，哥哥会永远保护你的。”
“可我也想要一个家，哥哥，你将来会娶我吗?”她忽然抬起头来，很认真地问他。
“这……”小无漏脸一红，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但怕她失望，还是犹豫着点点头，“好的，好的。哥哥答应你。”
老和尚恰好从他们身边走过，听到这些，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摇着头喃喃道：“唉，佛力总是大不过业力啊。”
后来，临终之前，他将已经十七岁的小无漏一人叫到床前，对他道：“你还是让她走吧。”
“师父，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他吃惊地问。
师父望望他，好一会儿才说：“我注意到你床上的被单，你已经有漏了。”
他于是大惊失色，赶紧跑到自己的床上去看。果然，被单的中央不知何时已然留下来铜钱大小一块褐色的瘢痕。这才想起头天晚上做梦时自己一直骑着马在丛林里焦急地寻找妹妹呢，那马一颠一颠地奔跑着，颠得他很舒服也很难过，忽然就觉得身上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醒来后，他用手摸过去，粘粘糊糊的一摊，还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以为是尿床了。原来……
“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师父!”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瞒你说，师父我——其实也是漏过的。不过，都是在梦里漏的罢了。唉，这么多年下来，我也有些明白了，无漏非无漏，是名无漏，不能太执着的。”说完，师父便口念一声“阿弥陀佛”，闭起双目，不再说话。
一会儿后，小无漏端了一碗凉开水去喂师父喝时，发现师父已经往生了。
小无漏从此便与妹妹在小庙里相依为命。
日子一年年过得很快，有一天，他忽然发觉妹妹越长越漂亮，甚至可以说是如花似玉了。而她对他言谈举止间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念经或打坐时，她常常会静静地瞪着大大的眼睛有些羞涩地长时间望着他……
有一晚，好像是秋天里一个花好月圆的日子，月亮从婆娑的树影中一点点升起来，然后高高地挂在天上，白色的云彩也像轻纱一样，缠挂在月亮皎洁的面庞上。鸟儿好像都已经返巢了，四下里安静得很，只有秋虫经久不息地“唧唧唧唧”地鸣叫着。
他们用过晚饭后，见月色这么美，就双双坐到院子里一块青色的石凳上仰起脖子看月亮。
但后来，他忽然发觉她不是在看月亮，而是在看他。
“你看我干什么呀?又不是不认识!”他说，抬起手用食指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额头。
她就有些生气地嘟起嘴巴，好一会儿不肯理睬他。
“你是不是有心事?都在想些什么呀?”他问。那时，他已经二十二岁，她也过了十六岁生日。
她乜了他一眼，不吱声。
“你说呀，我是你哥，你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不对我说，还能对谁说呢?”他有些着急地催问。
她就是不说话。
后来，在他再三的询问下，她才鼓起勇气抬起头含情脉脉地看看他，然后又低下头去，像蚊子一样轻声但却很清晰地说：“哥，我想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什么?”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
“你说过的。是我在菜园里抓蝴蝶的时候说的。你不能赖!”
“可——那时候你还很小，就算我说过，也是哄你玩的。你难道不知道，我可是你哥呀!而且……”
“又不是亲哥哥。”她嘟起嘴唇。
“可你说过，我比亲哥还亲的呀!”
“那是两回事。”
“不行。这肯定不行!”
“你耍赖，你骗人!”她捏起拳头在他身上捶起来。
“啊啊——娶你?这怎么可能呢。师父还指望我修成无漏之身呢。”
“你已经有漏了。从你身上流出来的。那天师父和你说话时，我在门口听到，他说你床上已经有……”她红着脸说。
他的脸一下子红得比她还要厉害，因为这漏虽然是在梦中发生的，也无人看见，无人知道原由，他心里却清楚是跟找她有关系的。而现在，妹妹正瞪着那双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眼睛望着他，就像是已经窥破了他梦中的秘密一样，一下子弄得他心里很慌乱，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但后来，他还是努力稳住自己，很坚决地对她摇摇头：“不行，就是不行。师父说我已经修过无数世，再加一把劲就成功了。我决不能前功尽弃。就是真有漏了，我也要及时堵上。”说着，他走过大殿那边去，对着佛像深深地作了个揖，并鞠了一躬。
但那晚他却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起床做过早课后，他本想和妹妹好好谈一谈，彻底打消她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但看到她眼圈都哭肿了，又有些不忍，几次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最后还是妹妹先开口对他说：“你不用再安慰我，我都明白了。我从小心里就盼着将来能有个家，一个真正属于你和我的家，可我却忘了你是个一门心思要出家的人……放心，我再不会逼你的。我只求你让我永远守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就算做你的护法……”
他听了，很感动，很想能像她还小的时候一样将她抱在怀里亲一亲，替她擦一擦眼泪。但他还是努力克制住了。
吃早饭时，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又有些踌躇不安地对她道：“妹妹，我昨晚梦到师父了。师父在梦中对我说了好几遍：‘徒儿啊，修行如行船，不进则退，你可不能半途而废啊!’所以，醒来后我就一直在想着要做一件事，来感恩师父和坚定我的道心。”
“你想做什么?”她不明就里地问。
“燃指供佛。”他说。
“燃指——供佛?”她闻所未闻，瞪大眼睛望着他。
“师父以前就对我说过的，《楞严经》里佛也讲到过：‘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于如来形象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爇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揖世间，永脱诸漏。’你想想，永脱诸漏什么意思?不就是无漏的境界吗?”他说，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很奇异的光芒。
“你是说要烧自己的手指头去供佛?”她这回是听清楚了，眼睛也瞪得更大。
“是的。”
“怎么烧，手指头又不是树枝和柴火，怎么点得着?”她半信半疑。
“师父对我说过的，他从前在吴哥那边的大庙里挂单时，见过有人燃指供佛。就是用线或纱布将要烧的手指头捆紧，让血不流通，过三四天后拆开，看皮肉已经发黑，刀子戳上去也不感到疼时，再重新包上，倒上香油，点上火就可以了。”
“你说得倒轻巧，那还不得疼死人哪!而且，火烧过后手指头肯定会废了，以后还怎么做事?”她还没见他真做，就是听着，已经心惊肉跳了。要知道，平时即便她被蚂蚁咬一下，也会疼得叫起来的，更何况是一直用火烧呢?她简直不敢置信。
“不要紧，我可以用左手的小拇指，烧过后也就是会短一截，不影响修行和生活的。”他故作轻松，好像就和喝几口热粥一样容易。
她心知肚明他决心已定，再也无法反对和试图动摇他，尤其看到他眼睛里透露出来的那种狂热的献身精神，对修成“无漏之身”无比向往的择善固执，更让她明白他绝不仅仅是要燃烧一根小手指头去供佛，而是将整个世俗的身心都准备放在与有漏告别的大火中去熊熊燃烧了……而她这个做妹妹的充其量能做的也只是当个助理或护士，帮他准备好线头、纱布、湿毛巾、香油、盐水、香灰等就行了。
他选择了四月初八佛诞节这天来燃指供佛。
那天天刚蒙蒙亮，他便起床沐浴。他本来是计划去他们经常所去的离家很近的净水潭洗浴的，但那段时间因为老是下雨，净水潭里的水有些浑浊，不够清净，就改为从院子中央一口围着石头井栏的古井中打水，然后将盛满水的小木桶举过头顶，一遍遍浇洒下来。在他确认身体已经洁净过后，才用一块新毛巾仔细擦干，然后换上干净的袈裟，点上香烛，面对着大殿里的弥勒佛像长跪，并一遍遍持诵《大悲咒》《楞严咒》和《药师佛心咒》……直到云开雨霁，太阳升起，阳光普照，大殿里一片光明时，他才开始让她帮他在左手的小拇指上重新缠上纱布，并在第一指关节处用棉线一点点捆紧，然后再用小瓷勺从点长明灯的香油碗里舀出半勺香油，一点点仔仔细细地滴灌在已然面目全非的左手小手指上。
火柴是她为他划亮的，但头两根没点着，她因为太紧张，手抖动得厉害，以至于火种还没送到他手指上便熄灭了。
“别紧张，我都没当回事呢。你想想，能‘永脱诸漏’，你该为我高兴才对呀!”他安慰她说。
她这才眼睛一闭，狠狠心将第三根燃烧起来的火柴往他朝天矗立着的那根小手指头上轻轻一戳。那火一碰到香油，便哧的一声燃烧起来，很快便形成橄榄大小的一团火苗，看上去很像是老和尚经常半睁半闭的一只亮晶晶的慧眼。
火焰刚起时，也许隔着几层纱布还未曾触及肌肤，疼得还不厉害，无漏还面带笑容，但很快他脸上的笑容就一点点褪去了，额头也开始溢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跟着，那种火烧火燎的疼痛，从燃烧的手指上一下子扩展到相邻的手指和手背上。她见状，赶紧拿过预先准备好的湿毛巾帮他敷在小手指的周边……
大约五六分钟过后，空气里开始弥漫起皮肉烧焦后呛人的味道。
于是她赶紧对他说：“哥，好了吧?我看应该可以了。”
可他却坚决地摇摇头，“不，我说了的，至少要十五分钟。”
于是，她只能继续不断地按照他的吩咐，往那渐渐萎缩下去的手指上浇注香油。渐渐地，香油和手指上渗出的肉油混合在一起，不住地发出“丝丝”和“哧啦哧啦”的声响……
对于无漏而言，那疼痛肯定是巨大的，可她一时间却觉得她心里承受的疼痛比他还要巨大。因为他的疼不仅很让她心疼，而且他的这一举措更让她绝望——燃烧的虽然是他的手指，熄灭的却是她心里残存的那一点希望与他结合并有个自己的家的烛光……他在向“无漏”的至上境界跨进一大步的同时，却也在他和她之间砌上一堵又厚又高，并将很难推倒的精神和身体的墙。
因此，如果说无漏是在疼痛难忍、大汗淋漓的状态下最终完成了燃指供佛的壮举的话，她却是在眼里流着泪、心里滴着血的状态下，双手颤抖着为他清理完创口。而当她最后拿起他焦黑的手指放进一碗盐水中消炎时，看到他嘴唇已被咬破，牙齿和牙齿之间也发出咯咯咯的磕碰声时，她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
(全文详见《江南》2021年第六期)
【卢新华，1954年生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一年级时，曾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并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多国文字。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于《文汇报》文艺部做记者，1986年自费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往返于中美两地，主要从事创作和讲学活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森林之梦》《细节》《紫禁女》《伤魂》，长篇随笔《财富如水》《三本书主义》，中短篇小说《魔》《米勒》《伤痕》等。现为国务院扶贫办所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高级顾问，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澳中文化基金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