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正月初一的中午,我们家依然吃饺子,还没吃完就听到嘈杂的锣鼓声,父亲往嘴里填饺子的速度明显加快。
“开始了。”
我点点头,吃饺子的速度比他更快。
不一会儿,父亲就牵上我的手循着声音走出院门,远远地看见胡同口的歪脖大槐树下站着一群人。走近了,看清打鼓的是队里的会计斜眼儿老金——老金看人歪着头,眼睛吊吊着,但算账不“斜”,很准,他打的鼓全不在点上;打锣的是小学教员德清叔——他既会拉手风琴又会拉二胡,每当周末,学校里就交替传出这两种乐器悠扬的声音。前年,他本来要去县师范上个学,行李都打好了,一出门,看见队长拘束不安地站在大门外,说的话卡在嗓子眼儿里。
“去上学是好事啊,是好事……”
德清叔笑得有些尴尬地绕过队长,见焕章叔推着快散架的自行车立在面前,急忙搭话。
“怎么没去收啊?”
焕章叔有四个小白杨一样的儿子,光靠地里的庄稼吃不上饭,就干起了东奔西走收鸭毛鸡毛的活儿,每天一大早就出门,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还没走。
“这个,什么,那个——来送送你。”
焕章叔说得更讪讪,欲言又止。
告别了焕章叔,德清叔继续去和街坊四邻告别,转了一圈回到家,端起二胡咿咿呀呀拉了一中午,起身又解开了行李。
“到了那里谁会听我拉啊……”
德清叔打锣也好,但是鼓点明显跟不上他的节奏,所以他微微皱着眉头,不停地斜睨一眼老金。
还有几个半大的孩子在打小鼓小锣,也全不在点上。
斜眼儿老金瞅见了父亲,急忙颠颠地奔过来,迫不及待地把鼓槌往父亲手里一塞,如释重负。
“就等你了,快开始吧。”
父亲也不谦让,接过鼓槌,走到白皮红肚的大鼓跟前,两脚分开站定,挺挺胸,威风凛凛地看看四周,高高举起右手,吸气,低头,起落。
“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锵咚布隆咚锵……”
德清叔眉开眼笑起来,斜眼儿老金也眉开眼笑起来,对渐渐簇拥过来的更多的孩子们下达着命令:
“闹玩意儿了,闹玩意儿了,快回家把人喊出来吧……”
在鲁西北,闹玩意儿就是耍秧歌的意思。为什么把“耍”说成“闹”呢?由来已久,说不清楚。每年的闹玩意儿都是这儿最隆重的一件事儿。
闹玩意儿的队伍由几部分人员组成:
首先是“打家伙”的,就是敲锣打鼓伴奏的。这其中,鼓手最重要——父亲是队里首屈一指的好鼓手。他是吃公家饭的——在县城的化肥厂上班,平时不在,但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十五,他一定都在,因为要打鼓。他不但准时准点,而且加班加点,风雨无阻,即便家中来了拜年走亲戚的客人,酒菜上了桌,他也得把最后一槌打完才赶回家来,总惹得母亲不满。
“就为了那声‘好’,看把你积极的!”
父亲不急不恼。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最不重要的是打小锣的——锣分大锣和小锣,大锣助威,越是热闹的时候越发挥作用,小锣一响则意味着散场了。
其次是扭秧歌的大多是小媳妇,尤其是当年嫁进来的新媳妇。这是在婆家抛头露面最隆重的场合。谁家新媳妇秧歌扭得好,就会被美名传扬,反之则会成为谈资笑料;也有即将出嫁的大姑娘。等到了婶子大娘的年纪,就很少出现在扭秧歌的队伍里了。斜眼儿老金的两个闺女都不会扭,但老金年年哄着她们参加。
“不难看,大胆地扭!得带个头儿乐和乐和啊。”
德清叔的妹妹和开小卖部的刘长腿的闺女都很会扭:挺胸抬头,面带微笑,目光不歪不斜,曼转腰身,轻抬腿,步步踩在鼓点上,每年她俩都是领队;队里的赤脚医生刘瘸子——她不瘸,只是走路爱颠脚,每年也会出现在秧歌队里,扭起来根本看不出颠,她平时都把头发塞进那顶白帽子里,只有扭秧歌的时候才摘下白帽子,露出又密又黑的两根麻花辫,真粗;老刘家的闺女秀红,身高一米五开外,横向却有半米,也爱热闹,每年都走“花场”——走花场很复杂,走好了,很出彩,有斜插、交叉、四对扭、五人凑、六人团、八大家……这是衡量一个玩意儿队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大家都往东,独她往西,大家都往前,她又一人往后,扭到哪儿哪儿笑声四起,她还不自知,错得认真和执着,最后,笑得大家都扭不下去了——即便这样,她年年也都会出现在玩意儿队里,直到出嫁。
再有就是打伞的。通常是四个,也有的是六个,不会超过八个——倘若秧歌队里有八个打伞的,围观者就不住嘴地慨叹:
“可真不得了!”
打伞的都是精壮的男劳力,他们吃着玉米面饼子地瓜面窝头,却身强体壮,宽肩细腰大长腿,一站一株小白杨,穿着统一的服装——秧歌队里唯独打伞的统一服装,一看就飒爽利落,威风凛凛;手中拿伞——不是寻常的雨伞或者遮阳伞,是类似舞台上皇帝出行身后太监们打的那种伞盖,有些重量;站队的时候,分列队中,各自引领一队扭秧歌的;到中场,扭秧歌的会停下来,让他们集中表演——这是力气活儿,腾挪跳跃,翻转蹦跳,动作统一,要领一致,是凸显技术的时候。
打伞的一般“世袭”,每每父子之间的交接都很隆重。
父亲:真要打?
儿子:真要打。
父亲:打伞得下真功夫!不能马虎!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也是一个队的体面,能行?
儿子:能行。
今年上场的还是父亲,明年就成了儿子,那些婶子大娘们就啧啧称奇。
“真好看——”
称赞的是技术也是人。
一场表演还没结束,那些保媒拉纤的就已经开始打听打伞小伙子的生辰八字,张罗着某一桩姻缘。每年春节四里八乡闹玩意儿都会成就几对青年男女。
闹玩意儿一定少不了扮丑儿的。丑儿一般是男人扮,鼻子上抹了一团白粉,两颊涂了胭脂,穿着戏台上“彩旦”——媒婆子的服装,手中必定摇着一把扇子,最最关键的是一定是梳着高高翘起的发髻,招摇显摆。我们队扮丑儿的是焕章叔。为了收鸭毛鸡毛,他时常骑着自行车跑遍附近几个县,几天回不来。但每到过年闹玩意儿,他比谁投入的心思都多。他本人生得铁塔一样,人高马大,面皮黑不溜秋,说话粗声大嗓,白粉往往遮不住他黑红脸膛的底色,看上去就十分滑
稽;两只耳朵上用线挂两个通红的小辣椒,一走乱摇;别人扮丑儿顶多是在高翘的发髻上插一朵纸花,他却总独出心裁:或拴一个微型的小风筝——人一扭动,风筝就会飘,或用细铁丝系一只纸扎的小鸟,颤颤巍巍,有一年居然把未出满月孩子的一只小绣花鞋顶在了头上,爆笑全场。
每年,大家都预猜焕章叔会把什么弄到头上呢。
不过,今年焕章叔可能参加不了玩意儿队的表演了。
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先生”——穿着工整,举着一把黑布遮阳伞,在秧歌队走完花场,打伞的还没表演之前,锣鼓静音,他款款上场,步履似神仙走个来回,然后朗声开口:
“五谷丰登年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啊……”
小锣小鼓伴奏:“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锵,咚布隆咚锵……”
“今年喜事多,家家户户挂红灯啊……”
前前后后大概要说十多句的样子,他隐回队伍里,大鼓敲起,欢腾又来。
我们的“先生”一般都由小学校长担任,每年闹玩意儿的词儿都是他自己写的,写完了郑重其事地找德清叔,抑扬顿挫地念给他听。德清叔听完马上挑刺儿:
“怎么忘了焕章家的二小子考上县一中了?”
校长立刻颠颠儿回到屋里,皱着眉头琢磨好了词儿,工工整整地加进去,再跑回来:
“还有遗漏?”
“大家伙儿不还给凑了钱交学费吗,是不是也得写上……”
校长再次转身颠颠儿地回屋——总要这么颠颠儿地来回折腾四五次,词才算写好。大家有时候都说他写得好,有时候也摇头。
“之乎者也都是些啥?”
“还能说啥,不就是夸奖年头好,日子顺吗?”
“年头哪里好了?哪里顺了?”
听者马上一脸严肃:
“你这话说的,难道你今年不比去年过得顺溜些啊?难道你越过越倒退啊……”
说者若有所思,琢磨片刻,点点头:
“也是。我越活倒是越带劲儿……”
说者一脸幸福满足的笑,会一直笑到年尾的……
有几年,我们玩意儿队里出现了跑旱船的:一人假扮船娘,用彩绸把一只纸扎的小船斜挂在肩头,船中间镂空,人站在里面;船外是染了白鼻子挂着几绺山羊胡子的老艄公——扮船娘的是大队文书大水,艄公是大队上看羊的老钱。老钱孤寡一人,看见小孩子从身边走过,就领着人家去刘长腿的小卖部买水果糖。
“叫我一声爷。”
“爷爷。”
老钱满脸乐开了花,扭头吩咐刘长腿:
“快拿糖。”
好像糖就是他自家的似的。
有年冬日的黄昏,老钱没精打采地来到小卖部,盯着刘长腿看了半天,说:
“明天早上务必到我家来一趟。”
刘长腿以为他要还钱——每次买糖,老钱都是先赊账,十天半个月结一回,也没往心上放,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想起老钱的事,急忙去找老钱,推门一看,老钱穿着送老的衣裳倒在炕上,已然去世多时。枕头边上两摞钱,一摞是糖钱,一摞用来办理后事。
大队上出面张罗了老钱的葬礼,非常隆重,那八个打伞的抬棺,斜眼儿老金、大水、刘长腿、德清叔等人打幡,焕章叔正在十多里外的邻乡收鸡毛,听到消息后连夜赶了回来,头上戴着闹玩意儿的行头出现在扶棺的人群中。
“老钱爱热闹啊,再让他热闹一回吧……”
刘长腿等人刚刚止住的泪又稀里哗啦出来了。
没有了老钱的艄公,大水也就不再扮船娘了,那只做工精致的纸扎彩船被搁置了,渐渐蒙了尘。
还有一年,玩意儿队里出现了“刘海砍樵”:刘媒婆的大儿子扮演娇羞的女子坐在驴背上,德清叔的弟弟扮演刘海,拿着鞭子在驴后面起劲地撵。第一次彩排,德清叔歪着脑袋一直瞅了好久,找出了问题。
“你该坐在驴背上啊,怎么成了坐在驴腚上呢?”
众人哄堂大笑。
刘媒婆的儿子自己也笑。
“是老高把空隙扎得这么靠后啊,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老高是这里唯一会用木头和高粱秆扎牛扎马的,他嘿嘿一乐,回家就爬到家中的枣树上劈树枝,准备重新做一副跑驴架,可能是心急,也可能是上了岁数,一个不留神摔下来,折了脚脖子,倒在炕上唉声叹气。
“今年的玩意儿算让我给耽误了,哎——”
刘媒婆的儿子听说后,连夜自己鼓捣了大半宿,修正了跑驴坐处,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驴背上,第二天驾着跑驴来见老高,老高一看,咧着嘴乐了:
“行,放心了。”
老高摔断了腿,大家都惦记着,这家送一碗饺子——专门包的,那家送一块腊肉。你送几个馍馍——几乎没有人家可以常年吃馍馍,一般都是玉米面饼子,所以馍馍很珍贵。我送一碗大酱——自家做的,用料各异,做法一致,味道也就大同小异,齁咸。德清叔坐在老高的炕边,先是用手风琴拉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老高摇摇头:
“来段咱们的。”
德清叔急忙颠颠儿地跑回家又取来二胡,拉了一段《二泉映月》,拉得七零八落,老高却连连说好,吩咐家里人:
“把长腿送来的那半瓶高粱大曲拿来……”
第二年,刘媒婆的大儿子去当兵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骑驴。“刘海砍樵”就没出现在玩意儿队里。
我们这儿总共不到三百口人,斜眼儿老金对每家每户都熟悉得很,在锣鼓打得喧天的时候,他抱着几大捆彩纸提着一兜子蜡烛挨家挨户地送。
“初五就‘会灯’啊,赶紧的——”
扭秧歌的要举花灯,花灯得自己扎:用木头扎一个高四十五厘米、宽二十厘米左右的梯形灯罩,有把手,四面糊上白粉莲纸。几乎所有人都会在纸上贴上喜庆的剪纸图案:喜鹊登枝、双蝠送喜、花开富贵、年年有鱼等,即便手再笨拙的,也会剪两个红灯笼图案贴上去;灯罩里面有一根铁钉,供插蜡烛;罩子上捆绑几根树枝,树枝上系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纸花——等到蜡烛点燃,灯火摇曳,杂花生树,就“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我们胡同里的三奶奶手巧,会扎花,大姑娘小媳妇都来求她扎花。三奶奶放下家里的所有事儿,盘腿儿坐在炕头上,不急不躁。一整天下来,她轻声喊儿媳妇:
“快来搀我一把,直不起腰来了……”
不用到大年初五,初三下午,歪脖槐树下的锣鼓就响起来了,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扭秧歌的纷纷举着各自精心设计扎制的花灯,打伞的举着崭新的伞盖——每年都是新布料缝制,三三两两地聚集过来,这时候队长会出现,他抄着手站在那儿,看人聚集得不少了,就高喊:
“咱走起来吧——”
人们就“走”起来,谁该站在什么地方,谁该打头阵,都约定俗成。
天上飘起了雪,刮起了风,使得严冬的寒更加浓重,嘴里呼出的热气在胡茬上、在眉毛上凝成了白,这些都阻挡不了人们的心气儿,欢声笑语和锣鼓点把隆冬赶到了穷途末路。
经过大年初三初四的演练,初五正式“会灯”:该扮上彩妆的扮上,该系上彩绸的系上——五颜六色,各式各样,实在没有绸子,拿一条新床单或新被面扎在腰上的也有,扭
动起来,呼啦啦打开一大片,该包上头的包好,单等夜幕四合,父亲鼓槌落下,一个狂欢之夜就开始了,直到月上中天。
那时,星星都被冻瘦了,可还是不忍离去,静静地伏在天幕上,俯瞰着这里的热闹和繁华。
从初六开始,玩意儿队就要去“串灯”。老金等人张罗车辆,或五六辆胶皮轱辘大马车,或几辆拖拉机,玩意儿队的成员们兴高采烈热热闹闹地坐上去,一路欢声笑语。到了地方,我们下车站队排序,调动情绪,整理妆容,待鼓声一起,尽情地开扭,把我们这儿最热烈和最隆重的盛情送给四里八乡。往往是玩意儿队还没完全进“场”,成员们就已经被拽走几位——乡里乡亲,难免有七大姑八大姨,得让闹玩意儿的来家吃顿热乎饭,这是礼俗,也是真实的热情。十里外的阁老庄和我们这儿很有渊源,几乎家家户户都和这里沾亲带故,秧歌队一到,领队的老金就直接高喊:
“该走亲戚的抓紧去,吃饱喝足了咱们再开始……”
不这样也不行,因为,转眼工夫,秧歌队就七零八落所剩无几。玩意儿重要,情分也重要,老礼老面儿更重要……
串灯一直要进行到正月十四。
正月十五上午,玩意儿队要做最后一次表演,叫“散灯”。
人们忽然想起焕章叔。
“唉,没有焕章,就是少点儿热闹……”
“也不知道焕章以后还能不能再扮丑儿……”
焕章叔的肝病已经到了晚期,父亲去看望他回来说,人瘦得已走了形。
斜眼儿老金却说焕章叔会出现在散灯表演上。大家无一不惊奇:
“真的?还能行吗?”
斜眼儿老金肯定地点点头,两手在脸上一搓,顺势捂住了眼睛。
……
“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锵咚布隆咚锵……”
听,鼓声又响起来了。
【王海滨: 纪录片导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爱奇艺签约作家。文学作品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山花》《时代文学》《湖南文学》《儿童文学》《读友》《少年文艺》《北京纪事》《读者文摘》《海峡》《电影》《牡丹》《小十月》等发表;出版散文集《清水无香》《北京人》,长篇小说《朝花夕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