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梭，我的父亲已离开我们20年了。2004年年初，父亲因气管炎发作，后转成肺炎。他非常不情愿，也非常难得地听从了我们的建议，第一次住进县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无意中发现父亲得了肝癌，而且已到晚期。我们带着CT片，咨询了宝鸡、西安几家大医院，均表示回天无力。几位医生朋友了解了父亲的身体现状后，建议别做手术(身体虚弱，风险很大)，采用保守治疗，以减少痛苦，提高生活质量为优先考量。我们几个子女经商量，虽心有不忍，但也只能采纳这些建议。
父亲出院后，以为病已痊愈。还埋怨我们大惊小怪，不该花钱住院。但两个月后，身体逐渐消瘦，疼痛感越来越强烈。三个姐姐轮流到父母家陪护，小弟及弟媳全天照顾，我和彩霞也是一两周回去一次，但病魔还是无情地攻击父亲脆弱的身体。6月14日，正是下镰割麦的日子，父亲在我们家的土炕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我们。
我们父亲1927年(丁卯兔年)冬天出生在陕西凤翔县东湖之畔。父亲年少时，爷爷曾任县税务官，家有土地十几亩，虽不算殷实，但吃穿不愁，生活无忧。父亲八九岁入私塾读书。但好景不长，十二岁时，爷爷开始生病，父亲只能中断学业，请医生、抓药、协助奶奶照顾爷爷，父亲十四岁时，爷爷去世，家道中落。奶奶为了生计，只得将二姑送给亲戚，将父亲送到县城的小杂货铺做学徒。
旧社会的小学徒很可怜，除了干各种活计，早上还要早起给掌柜和师傅们倒脚盆，晚上还要给他们打洗脚水。父亲腿脚勤快，眼中有活，有闲暇时间就看书、写字，学打算盘，19岁时就做了管账先生。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积极参加工会，曾任县店员工会秘书长，也算是吃上了国家粮。1958年，父亲响应中央号召，主动回乡务农，虽多年担任大队，小队会计，但终究是一名实实在在的农民。
我记事时(7、8岁吧)，家里除祖母和父母外，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大小8口人，吃穿用度都很紧张。记得那时，父亲和大姐、二姐每天到生产队劳动，母亲身体不好，有时不出工，就在家洗衣做饭，做针线，祖母一年四季一身黑衣，拄着拐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做针线活。父亲白天出工，晚上还经常要参加队里的各种会议，但不管多晚，他回家后一定先到祖母的房间。特别是冬天，一回来就坐在祖母的热炕上，讲一些家长里短，有时高兴，就给我们讲“封神”“隋唐英雄”“水浒”，讲二十四孝，有时也会讲一些戏文(那时只有样板戏，不知道秦腔、京剧是啥样)，经常逗得我们小孩不愿睡觉。我们家人多，劳动力少，分的粮食不够吃，父亲就将大部分小麦换成玉米，所以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吃粗粮。但母亲每次蒸馍时，总会蒸三四个白面馍，这是给祖母的特供，谁也不许动，我作为长孙，有时会从祖母那得到一块，但事后总会被父亲数说。家里吃饭，祖母不到场、不动筷子，我们都不许先动。1978年中秋节，祖母突发脑溢血，三天后就去世了，父亲从祖母倒下的那刻起到去世后七天入土，没上炕睡过一次，嘴里总念叨“我三十多岁就守寡的老娘没了”，他坚持为一名小脚老太太的离世举办追悼会，书写了“母离人世无见期，家有难事可问谁”的挽联，撰写并现场诵读一篇声情并茂，半文言文的祭文。
父亲是邻里眼中识文断字、能说会写的文化人，也是见过世面的能人。村里不管谁家有红白事，父亲是一叫就到，不仅帮忙写对联、记账、收礼，也会帮人家出谋划策，既合乎乡俗，又能节俭办事。邻里纠纷、妯娌吵架，婆媳矛盾，也经常请父亲去调解。有时碰到不讲理的人或者不孝顺的子女，父亲气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年过年前，他总是到城里买两大瓶(500g)墨汁，从大年二十四开始给邻里写春联，他会根据各家的情况从自己破笔记本上找出一幅春联写给人家，几天下来，要写近百幅，搞得腰都伸不直，但看到各家喜气洋洋，他就特别高兴。
我上小学时，每年冬天，一个姨婆(比我祖母年龄还大)总要来家里住一个多月。我大姑的大儿子和小女儿在县城上学期间长期在家吃住，我们小孩觉得由于他们害的我们总吃不上白面馍，但父亲不许我们发牢骚。我上高中到后来上大学后，两个舅家的孩子也长期在家借住，父母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厌烦或吃亏。记得有一年父亲带着两个姐姐从秦岭(单程要在六十公里)用架子车拉回了一车木头，准备第二年修整房子，但大姑父突然来说他家房子漏雨实在没法住了，父亲啥也没说就让姑父把木头拉走。我上高中时，本村一位老头，据说是我家远房亲戚，我们叫他“大伯”，“文革”中被打成五类分子，挨了多次批斗，神经受到很大刺激，有时清醒，有时像神经病，经常骂人。原来与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出阁后，难以独立生活，父亲将他接来与我们一起生活多年并养老送终。
父亲喜欢看书，但“文革”期间无书可看，他就经常将已翻旧的“中国历代文选”拿出来读。我有时也读几页，但由于有很多繁体字，又是古文，很难懂。有一次下雨天，父亲给我们讲初唐王勃的故事，激起了我的兴趣，用了一周的时间背会了“滕王阁序”，同时还认识了不少繁体字。小学初中阶段，我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要给猪打草，秋天要去捡柴火，有时想偷懒，就随便拿本书看，这时母亲总会唠叨，父亲则会说“娃看书呢，别说了”。由于家里阶级成分高(上中农)，三个姐姐高中都没读，只有我赶上了高考恢复，考了出来，父亲为此经常懊恼。父亲每次见到孙辈，总要问学习咋样，念了啥书。到目前为止，父亲里外孙共十个，正式考学出去的有四个，另有三个边工作边学习，也取得了大专以上文凭。父亲去世不久，我曾对弟弟说“你和根霞可能是咱家最后的农民了”，现在这句话已经成真，这都是“耕读人家”“勤能补拙”的具体反映。
改革开放后，父亲敏锐地感受到政治上的松动和市场的开放。80年代初就在务农之余做点小买卖，83年开始与人合伙在家里三间房中办了粮食加工坊，有磨面机、粉碎机，压面机等，几年功夫就解决并解决了全家人生活问题、还清了贷款，也支持我完成了学业，支持弟弟学会了绘画与油漆的手艺。1997年，父亲在村里比较早地盖起了一层半砖混结构的新房，终于圆了他多半辈子不想再住土坯房的愿望。
在父亲的倡导下，普遍重视教育的同村人利用生产队时的办公室集资建起了一座小孔庙，父亲亲自为小庙书写牌位，弟弟受邀画孔子像。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们一个小小自然村(不到300人)，出了五十多位大学生，博士生也有四五个。现在，每到春节，村里停满不同省份的汽车，可以听到不同地方的口音，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
我赶上了好时代，一路上又遇到很多贵人，所以比较顺利。但对我人生起了重大作用的，最有智慧的也就四位而已，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父亲。在我读书时他多次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在工作后，特别是做了小领导后，他常在我面前念叨，做人心要放正，名声比钱重要，“吐沫星子能淹死人”。80年代末，社会上有些人骂邓小平，父亲很生气，几次激动地说，没有邓小平，没有改革开放，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对我说“别人可以骂，你不能骂，没有邓大人恢复高考，你能上大学吗?”。父亲去世前几年，经常去十里八村看秦腔，有时给我们讲剧情，如三国剧中关公只讲出五关斩六将，从不讲败走麦城，如“三滴血”中的县官“尽信书而不如无书”，都是在提醒我们。我2004年初被提拔为校长助理，分管一大摊事，心里发毛，父亲说“成大事者心要大”，“地大的窟窿有天大的补丁”，“不要怕，越怕鬼越多”。这些朴素的话语一直给我力量和智慧。
又到垄上麦黄时!父亲仙逝不觉已整整20年了，虽然我们阴阳两界，也甚少入梦，但我们血脉相通，精神相融。我们每位子女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都将尊老爱幼，耕读传家，勤能补拙的家风继承并发扬光大，我们姊妹及我们的下一代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我们是和和美美，热热闹闹的一家人。
我的父亲是农民，是农民知识分子，更是一位智者，是我心底的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