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离世后的这一年多，除了不再频繁地回老家，日子如常走过，转眼又是新的一年。而没了婆婆这件事，又让这个新年总也逃不出旧年。回望故土，从此再无父母牵挂，全心朝下疼爱儿孙，精神却总被突如其来的虚空笼罩，不自觉地怀念和叙旧，便成了过去一年的日常。
1956年的婆婆
婆婆是我们送走的最后一位老人，去世时94虚岁，应该是很高寿了，她一生没得过什么大病，连感冒都极少，谁也没想到临了走得这样艰难痛苦，过了90岁突然中风，送去医院抢救，肢体和感官功能全面衰歇，缠绵病榻维持生命三年多。陕北的风俗是，老人去世后要在自己的“脚地”上停留最后三天，可我们的老人终是没能再回到家。我眼中的婆家，在我们收拾洒扫了婆婆的旧屋后，宣告解体。
1986年夏天，在我嫁入婆家的当年，公公突发心梗去世，我们在西安结婚，我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回家拜见公婆，就闻讯赶回奔丧。进门一眼看见伏地拉不起来的婆婆，初为人妻的我并没经见过这样的人间悲惨，惊恐万状中被推到婆婆身边，全家哭成一团，是天塌下来一样的感觉。
次年暑假我回到婆家待产，因孩子的爸爸外派出国留学，从儿子出生到返回单位上班，是我们祖孙三人生活在一起，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让婆婆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影。记得我产假快满准备返回延安大学时，心思里是想要婆婆跟着我走的，但她显然对离开家有所畏难，也不明确说走或不走。这段时间，她常站在公公的遗像前发呆，做了好吃的先端一碗放给公公，然后就开始忙中偷闲给自己做衣服，里里外外棉的单的做了一整箱子，当我惊觉婆婆是在给自己做寿衣时，非常不解地望向她。婆婆这时候还不到60岁，头发乌黑，肤色细白，不但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依稀还见得榆林城女子秀美温婉的韵致。在那个物质依然不宽裕的年代，婆婆的穿戴一直是比较讲究的，她人长得出众，穿什么都好看，她带大的儿女也都比周围的孩子们干净齐整。大约是因为公公突然亡故，她一下意识到人的命说没就没了，唯一能争取的，就是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像公公那样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啊，看见婆婆说着又抹起了眼泪，我赶紧说妈你想做哪样的就做吧，回头去西安我给你买更好看的料子。婆婆停下手里的针线，摸摸炕头的孙儿说，等我把家里拾掇好了，就去延安给咱看娃，你好上班。我知道她是为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看着苦命的婆婆，想着自己的恓惶，莫名的委屈瞬间袭来，自己的眼泪也怎么都挡不住了。
就在那盘陕北的大炕上，婆媳俩不知道对面垂泪多少回，也不知道为孩子的咿呀萌态破涕为笑多少回。就在那段慢悠悠的时光里，我摇着怀里的孩子，看婆婆穿针引线，听她讲自己的故事，讲她和公公5岁就订婚，17岁出嫁，在一个大家庭里做小媳妇侍奉公婆，解放后上了识字班才走出家庭参加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婆婆当过榆林城关镇的妇女主任，后来经过妇女班的两年学习，又升职为办事处的指导员。婆婆人生的高光时刻是1954年当选为榆林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今天说起来，这似乎都算不上什么高级别干部，但是对于一个勇敢走向社会的传统家庭妇女来说，已然很不简单，在当时的陕北女性中也是凤毛麟角。1962年婆婆因为刚有了第三个孩子，也为响应国家的精简干部政策而退职回家，三年后婆婆再次申请到了榆林公私合营豆腐业的工作机会，从总店出纳到门店销售，一直工作到1985年退休。如果说曾经的妇女主任和人大代表，多带给婆婆一生为之骄傲的荣耀，而后来的这份工作则非常辛苦，完全是为家庭和孩子不得不为之的付出，每天起早贪黑，靠着这份微薄的收入，帮衬着公公把三个子女抚养成人和教育成才。而就在婆婆刚刚卸下生活的重担，回家要和老伴儿颐养天年的时候，公公却猝不及防地离她而去，令她很多年都从情感的伤痛和精神的灰败中走不出来。后来她说起一个人独处的日子，形容那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我才明白，老年人的孤独，是一幅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
1958年的婆婆(左一)
婆婆老来喜欢和儿女们住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勤劳是她的本能，而她想要的唯有亲情的陪伴。我的许多持家本领，是婆婆和我一起生活时教给我的，她让我从一个娘家妈妈惯出来的家务小白，变成了能理能料的家庭主妇。可是婆婆从来都觉得家务事是小事，女人在外面工作出色才是最大的能耐，她说你那么会念书，怎可能学不会个家务活儿呢。她更希望女儿和儿媳也在社会上能打能拼，活得风风光光。我考研的时候，婆婆把孩子带回老家让我安心复习，外出读博的时候，她又二话不说从老家赶来承担起我所有的家事。婆婆的无私付出固然出于对子女的疼爱，但同时也映照出她不一样的心境，她是想加上自己余生的力量，在孩子们身上弥补自己的遗憾，实现自己未竟的追求。也因此，婆婆特别爱操心儿女的工作，唠叨多了难免惹来他们的不耐烦，有事也不愿在老人面前多流露，但婆婆很敏锐，察言观色中总是能捕捉到情况，不由得又想过问，经常被“不用你管”一句呛回来，婆婆大都忍了，但也时常委屈：为啥我不能管，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为啥我不能管?有一回和大姑姐姐争理性，婆婆突然把到嘴边的急话咽了回去，她想起姐姐下午有一台剖腹产手术，手里刀刀剪剪，床上两条人命，万万不敢影响了她的情绪，事后婆婆不甘心地说：我都是为她又不是害她。姐姐是榆林的妇产科名医，几十年视我为闺蜜，我已经读熟了她们这种母女缠斗的亲密模式，无论哪一方在我这里寻求支援，我都用“呵呵”一笑来解决。
回头还说我和婆婆。记得我职称终评那天，婆婆在厨房做饭，平时她知道我在工作，不到饭点不来书房叫我，那天只要电话一响，她就急忙过来听消息，系着围裙拿着锅铲，一上午跑来书房好几趟，我能不能当上教授，那一刻全世界最着急的人一定是我的婆婆。当听到我顺利过关时，婆婆激动地说我早就知道你能评上，昨夜掐算过的，一早还给佛爷上香了，我走到客厅才发现，博古架的观音像前还缭绕着一缕香雾。婆婆也属于中国老人中典型的唯功利信仰派，每每为子孙平安富贵而求神拜佛，这回为我晋升职称又麻烦她拜托佛爷关照。若是自己的亲儿女，少不了又会调侃几句老娘，但我不能，因为我是媳妇。更重要的是，这时候，我已经没有让自己任性撒娇的亲娘了，有这样的亲婆婆还为我的人生苦心竭虑，是老天留给我莫大的福分，我岂敢不珍惜。普天下的儿女，都是在失去父母之后，才有了相同的悲哀，也才回过头来重读父母恩情这本书，可惜对自己为时已晚，对后代依然无效，每一代人，都要在某个生命自然交替的节点上，自己重新来过。
有句俗话“十年看婆，十年看媳”，意思是先有好婆婆，才有好媳妇。很多人看到我们婆媳之间和气融融，但不知道婆婆帮我太多太多。在榆林，婆婆的精明能干闻名家族四邻，缝补浆洗、茶汤饭馔样样精通，我多年习惯了依赖她，遇上任何的麻烦，没有喊一声“妈”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当我进入中年失去母亲时，是婆婆兜起了我碎落一地的伤心，用她的体贴乃至宠爱为我填补了缺失的母爱，婆媳之间早已破防，没有了刻意的距离和分寸感。婆婆时有对儿孙偏心护短，过日子也过分地“勤俭节约”，我也会曲折地表达不满，婆婆大都不以为意且“老毛病”不改，但婆婆从来不给儿媳“脸色看”，她会婉转地给我讲故事，说自己年轻时很孝顺婆婆，婆婆告诉她，你孝顺老人了，你的儿媳妇将来才会孝顺你。然后婆婆说，你看应验了吧，你现在也有儿子了，将来你媳妇也会孝顺你的，我笑着说妈你这是忽悠我呢。类似交手都使我受到了教育，原来婆媳关系也是修行，需要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真是冰雪聪明，莫过于我的婆婆了。
2005年在西北大学
婆媳关系作为古今难解的谜题总是被讨论最多，种种婆媳相处的黄金法则，锁定的关键词莫非“距离”或“边界”，也可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了。在理性与情感之间，作为旧时女子，婆婆多因爱而包容和隐忍，但她坚守善恶因果的朴素道理，也会用岁月积累给她丰富经验，机智化解亲密关系中出现的云雾阴霾，为后辈守护幸福的庭院。我以前曾经写过，做女人这件事，我一生有两个最重要的老师，即母亲和婆婆。母亲的豪气和坚强是沉积在血脉中的，而婆婆的温言软语和聪慧得体，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的性情，使我相信了韧性和宽容具有更大的力量。早年不懂母亲常说的一句老话“儿媳妇像婆”，现在不仅懂了，还知道婆媳间也可以互为港湾，也可以形成深植于心的一份默契，今生有此感悟，是因为我有幸遇到了最好的婆婆。我是一个现代女子，我还是一个新式婆婆，但我从来没有觉得在婆媳相处这件事情上，我会有超过我婆婆的智慧。
80岁之后的婆婆一直有小儿子陪伴身边，生病后也有当医生的女儿照顾左右，这是婆婆一直所期望的晚年生活，但这场大病，却让她遭受了人生最后的劫难。无数次想放弃治疗送她回家，但谁都不忍心拔下维持老人生命的那根胃管，讨论到由谁来裁决时，两个儿子不愿意，女儿也不愿意，然后目光都落在我身上，难道因为我是儿媳我就可以下得了手?其实让老人不再受罪安详离世，是子女们真实而理性的想法，但是面对那么渴望人间温暖的婆婆，面对她还能与我们交流情感的目光，终是舍不得。婆婆根本不知道，她病重的三年多，正遇上中国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纵使西安至陕北的交通非比从前，飞机、动车和高速公路，任何方式都极其便捷，但大疫降临，让回家的路瞬间变成千难万险，归乡途中的种种奇遇，非小说家所能虚构出来，也成为留给后代的天方夜谭。2022年底，婆婆在突降榆林的疫情封城中不再坚持，在她的生命之灯慢慢熄灭时，亲人们都被阻隔在医院门外，婆婆置办了三十多年的寿衣也放在家里取不出来，老人被孤零零地送往殡仪馆，我家先生作为长子，只能在西安遥控安排母亲的后事，委托殡仪馆选了一套很隆重的漂亮唐装给老人穿上，但我们心里清楚，那不是婆婆自己想要的最后的漂亮。
一个月后，疫情全面解封，我们赶回老家安葬老人，这才从家里的柜顶上搬下箱子，取出婆婆亲手缝制的寿衣，三十多年间随着时尚变化去旧添新，件件都是精工细作。有一件水红色丝绒斗篷，是我20年前去上海读书时，遵照婆婆的嘱咐买回的料子。还有一个绣花手绢里包着40元旧钞，是婆婆准备付给最后为她装殓的酬劳。经历过太多生死变故的婆婆，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她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寿数，更没料到身后会遭逢疫乱，她睡不在自己的“脚地”上，穿不了自己喜爱的衣裳，亲戚们也吃不上为她摆的排场席面。对于一个传统老人，人生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能比生来故去更需要仪式感。无论如何，老人总算带着她的体面寿衣入土为安了，老人生前的点滴愿望，能想到的也尽量弥补，所有这一切，或者只为生者心安。
然而这一年终究难得心安，午夜梦回时听到先生的叹息，知道他又想起老娘三年多的病苦，后悔自己当初的优柔寡断。要命的是即使可以反悔重来，依然是一道永远做不对的选择题。亲人一走，心上就钉了钉子，即便慢慢地和血肉长在一起，也不时会隐隐作痛。婆婆晚年曾困惑地说，做梦总是越来越多地见到亡故的人，我默然。人都期望长寿，但长寿者必然要承受亲朋乃至晚辈的先走，心上带着无数的钉子活着，如何不痛不苦?这就是活的代价，也是死的解脱。
如果有来生，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与先生再续前缘，却特别希望能和他的妈妈再做婆媳，我知道这是既矛盾又可笑的假想，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