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穿越过枪林弹雨，经历各种风浪，他始终像大山一样顶天立地!
父亲出生在苦寒之地的冀西北张家口，跟隨二野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横扫大西南，解放了重庆。
父亲对他的战斗历程讲得不多，偶尔与他的老战友、老同事摆龙门阵时的流露，我收集了一些留存的信息，今年，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将一些碎片化的点滴记忆串连起来，怀念父亲，形成了《我的军人父亲》的纪念文章。
(作者与他的父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从12军35师野战部队转入地方部队，先到璧山军分区，继后转入县兵役局(1958年改为县人民武装部)。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从小受到军营氛围薰陶，南腔北调的老一辈军人们使用的传统教育方式，就是“黄荆棍儿出好人”的简单粗暴的严父管教，谁家孩子犯规了，就是一顿乱揍，这个叫“教规矩”，我们怕父亲的威严深深地铭刻在儿时的心田。
父亲一身正气，军姿挺拔，刚直不阿，对党忠诚!对新中国热爱!对群众和蔼友善!以他的言行举止，为子女们树立了榜样!
父母结婚后，母亲随军到了县城，住在西郊的军分区大院。
听母亲说，为了革命斗争需要，父亲从县兵役局委派到僻远的一个古镇，出任区公所首任军人武装部长，协助区公所指导员王xx(后改为区委书记)，山东泰安人，也是参加二野军大入川的地方干部，2个北方人，跟着二野大军走到了大西南，工作在一起，一个握印把子，一个拿枪杆子，负责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剿匪清乡反霸，巩固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维持社会稳定，训练民兵，新兵征集，兵员动员，那些年，他们手枪不离身。
该区下辖6个公社，区域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人口数万，产粮大区，物产丰富，属于边贸大区。
(作者父亲)
父亲身材较高，帅气英武，说北方话，穿着军装，戴着大檐帽，身佩武装带，肩挎“五四式”手枪，威风凛凛，不怒自威。
我从小喜欢玩手枪，看到父亲擦枪时，我也帮他擦拭零件。还愿意当父亲的跟班，跟他下乡到农村去，背着他的“五四式”手枪，感觉“洋盘”得很，心里乐滋滋的。
在家里，父亲的威严出于对孩子们的期望，要求我们懂礼貌，讲规矩，守底线。尤其对我这个长子的要求，望子成龙。当时的社会环境复杂，解放之初，周边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偶有土匪活动。父亲怕坏人报复，不让我们出去与社会上的同伴玩耍，好好在家学习，我几岁开始练习毛笔字，看长篇小说，学做家务，8岁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
我家3兄妹，我是老大，从小干的活最多，担水，挑煤炭，做蜂窝煤，我小时候有点迁翻儿(调皮)，只要父亲到外地出差、开会，我们头上悬着的利箭不在了，就大胆地放飞自我，约“发小”下河游泳，逛东关跑西关，爬武层山，县城周边都是我们的游荡之处。
刻骨铭心的记忆是被父亲一脚踢爬下，半个月不能平躺。有一年，我们10多个半大孩子在当地机关院坝里疯狂地大喊大叫，没想到父亲正在这里开会，先让人出来制止我们，男孩子疯起来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管他那么多，仍然我行我素，父亲可能是忍无可忍了，铁青着脸指着我鼻子大骂，我一见形势不妙，撒跑就往外跑，屁股上就被军用皮鞋狠狠地踢了一脚，疼得我半个月不能平躺，终生难忘!
(作者父亲与战友)
父亲虽然威严，但爱子之心可见一斑，六十年代初父亲上调县人武部，我们母子从区公所搬到区完小，住在母亲供职的学校。父亲每次从县城回到僻远的古镇，回一次家要几经周折，坐轮渡，赶火车，坐木船，还要步行10多公里，每次都会买回一大包油酥米花糖、盐烤花生、核桃等好吃的稀罕之物，那段时间是我们全家最开心的日子。父亲爱喝二两老白干，母亲做了好吃的，就会让我上街去打酒，我就会偷偷地品上一小口，店家老板发现我喝酒后，怕我父亲怪他打的酒份量不足，告诉父亲说，“王部长，我给你打的酒是足量的，是你大儿子给你喝了的!”父亲一笑说，等儿子长大了，会给我打酒喝的!后来听母亲谈起过，我儿时开荤时，父亲就用筷头沾白酒给我开的荤，我的酒龄是幼儿学!
父亲严厉，只要他在家，我们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他是北方人，爱吃生大蒜、生葱，不拘小节，爱喝酒，抽香烟，我乘他不留意时，捎捎地在烟盒下面撕开抽出一二支，与“发小”躲到公共厕所去吞云吐雾。其实，父亲早就发现了我抽烟了，北方人认为男孩子喝酒抽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形中培养了我从小喝酒抽烟的陋习!
父亲的凛然正气，体现在10动乱时期，当时，歪风斜气刮到了县城，社会上打砸抢事件时有发生，领导被斗、戴高帽子，父亲有时出面给予保护，军分区某首长被斗，灰头土脸地来到我家，父亲与他亲密无间，把酒言欢。开始搞武斗了，造反派与保皇派誓不两立，开始是文斗，打嘴仗，互相攻击不过赢，升级到搞武斗，两派各现神通，连军工企业长风机器厂生产的坦克机关枪，保皇派都派上了用场。造反派则打上武装部的主意，组织人到武装部抢枪。两派箭拨弩张，县城上空能闻到浓浓的火药味。
(作者父亲与战友入川时合影)
父亲被抽调出去“支左”，革命群众还是相信解放军，制止了大规模的混乱场面。县城之外的暴力事件不断，朱杨溪长江上的“红卫号”客船事件，“白沙翻船”事件，死伤人数巨大，惨不忍睹。
社会乱了，县委书记被斗，公检法被砸，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也长到了半大孩子，没有学堂可上，武装部办公地点在四牌坊，对门是县人委，已经被军管，那时的军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们这帮军人后代才没有受到牵连，被人侵犯人权。可是，我们也是受到严格的限制，整日里被父辈们关在三重堂深宅大院里，几十户人家，分别住在3个带天井的老宅里，只有一扇大门，武装部有食堂，吃喝拉撒全在大院，没有父母一起，孩子们无法单独外出，基本上与社会隔离了。
某一年夏天，造反派瞅准武装部大部分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他们发动了抢枪行动，造反派头头不知道，当时的武装部领导有预见性，父亲他们早早地把精良武器分散到县中队看管的看守所里，留在仓库的武器都是把撞针拆下来分散保护起来，抢到的枪相当于“烧火棍”。
那一天晚上非常炎热，天黑前，造反派的人员分别守着大门口，一部分人通过地区卫校和军分区教导队，推到围墙，企图从部长家和我家翻窗户进入仓库去抢武器，我弟弟当时仅6岁，他站在家门口，被一群人经过时撞在门框上，把他的锁骨撞成粉碎性骨折。
(机械师)
等到第二天一早，一股臭汗味和臭脚丫子味混合在一起臭气薰天，满院子丢下残缺不全的各式武器，上千人的抢枪行为留下了文革阴影。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也发了一点小财，将日式小钢炮的炮对镜铜件折下来，用火烧黑了，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了换钱，买烟抽。我也各拣了一把驳壳枪、左轮手枪、小口径步枪，整天摆弄几把枪。等父辈们回来了，一切又归于正常，后来，中央下令收枪，把我们的枪全部收缴了。
七十年代初，县城的八一小学开始复课，带帽办起了初中班，主要召收部队、军工企业等子女入学，终于把我们关进了学堂，那时，我们可以穿父亲的旧军装了，背上黄挎包，成了当时的标配，也成了文革中的初中生。
文革荒废了我们的学业，没有学到知识，当兵的机会不期而遇，我与“发小”都是刚满15岁的少年，沈阳空军接兵干部入驻武装部，父亲回家带给我的是可以当空军的消息，我当然心花怒放，随后就是去体检，领军装，准备出征!
1970年12月底，我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分子，出征前夜，父母与我促膝长谈，父亲作为老军人，讲了很多道理，我当时似懂非懂，记住了遵纪守法，堂堂正正做人简单道理。经过七八天闷罐车长途跋涉，从祖国大西南走到大东北，迎接我们的是寒气逼人，白雪皑皑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二台子机场，开启了军旅生活，住进了整齐的苏式木板地营房，用上了抽水马桶，享受着暖气的宿舍，睡上了上下二层的大通铺，吃着每天9毛钱的地勤灶。
我用第一个月的6元津贴，在军人服务社用一元三角七分给父亲买了一包硬盒中华香烟，从邮局寄给父亲，算是儿子第一次尽孝!
来到部队才知道我们当的是空军航空兵，正值扩军备战，要经受入伍教育，从一个老百姓成为一名军人，从站姿、敬礼、队列开始，一个月下来，才给每个新兵颁发领章帽徽，分专业后，进入师教导队的培训，我被分配学习机械专业，需要了解飞机、发动机的原理、构造等高科技的难关，还要掌握飞机的维护技能，我们部队列装的是苏联的米格--15比斯歼击机，抗美援朝时期的主战机型。第一见在机场见到银光闪烁的飞机，触摸到飞机蒙皮，围着飞机东看看西摸摸，那个新鲜劲儿别提多自豪了!
有一种“父辈为我们打江山”，“我为祖国守蓝天”的豪气!兴高采烈地写信向父母汇报部队生活。
几个月的培训，掌握了飞机的皮毛，下到了连队，结识了五湖四海的战友，战斗在了飞行训练第一线，我们的战场是野外工作，与钳子搬手解刀打交道，冬天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极寒天气保障飞行，穿着黑色皮衣皮帽皮毡靴，一身装备足有10多斤重，拖着笨重的毡靴，一个飞行日下来，要在机场几千米长的滑行道上，往返奔波10多个来回，几十斤重的牵引杆，像举重一样抬到牵引车上几十次。夏天的停机坪，最高气温可达摄氏五六十度。空军航空兵地勤工作，机组人员除了脏、苦、累，更重要的是责任大于天，飞机只要一上天，我们的心是悬吊吊的，等到飞机落地，才能松口气，安下心来。当兵第二年，就碰上了摔飞机，机毁人亡的一等事故。军长张积慧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亲临坐阵，查找原因，严厉的整肃，让人喘不上气来，炊事班见我们抬不起头，趁机给我们下眼药，让我们吃了好几顿的粗粮--苞米楂子和高粱米。
(作者从军照)
由于年龄小，当兵头几年不安心，脑壳是昏沉沉的，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当时部队批白专道路，没有人钻研业务学习技术，见老兵们爱练钢笔字，我也有样学样，算是练了一手好字，有了“敲门砖”，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有人铸造铝飞机，有人用明珓玻璃做透明的飞机，什么好玩就玩什么，有的战友们捧着红宝书背最高指示，我和一帮不学无术之人，整天打乒乓球、练排球、踢足球，做飞机，做台灯，不求上进，成了吊儿郎当的“吊兵”，一心想3年服役期满打道回府!
父亲知道我不安心的消极思想后，千里修书帮助我端正态度，他用现身说法，耐心的开导我，他因为家穷没有上到学，给人当长工，吃苦受累被剥削，跟了共产党，当上解放军，作了国家主人，在部队扫了盲，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我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
当了3年兵没有等到复员，领导却安排我回家探亲，到了首都北京，去了天安门、故宫等神圣之地，还买了很多糖果，然后是签票转车回重庆。一别3载，父母早早地赶到火车站接我，那种喜悦之情，父亲表现出难得的和蔼可亲，在他眼里儿子18岁了，长大成人了，我从当兵时的身高1.62米窜到了1.76米的高个子。接下来，父亲带着我到家属院逐一拜访伯伯、叔叔们，给他们送上我在北京买的糖果，聆听老一辈革命军人的教诲，半个月的假期即将结束，临行前的那一夜，父母的爱体现到了极致，父亲从个人成长，个人的理想，个人发展之路，入情、入理、入心，彻底打消了我的颓废情绪。夜深了，我辗转反侧，回到部队要清新革面，从头做起，争取进步!我开始注意学习了，注意同战友搞好关系了，注意吃苦耐劳了。我的变化得到首长和战友们的认可!不到20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又提干当上了机械师。
随后，我又被提拔到机务大队当任机务参谋，还对飞机脱胎器由机械式换胎改为液压式，提高了换胎时间，减轻了工作压力，这项技术革新，受到师嘉奖!
八十年代初，我又被调到师机务处当任质控助理，负责全师飞机质量控制，制作光电显示模板，我受到空一军工程部的嘉奖!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迎来了第二次大裁军，非主力师被撤销，有了转业的好机会，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故乡，脱下军装换便装，投入到建设家乡的行列，也可以在父母身边尽孝了!
父亲离休了，军人风度不减，军姿不减，军帽、军装仍然穿在身，对子女、对孙辈，仍然是正统教育的思维方式!儿时教我守规矩，当兵了教我求知求进步，有了职位后教我做正派人，守好底线!他一辈子都耽心我，时时警钟长鸣，“你有一定的地位了，初心决定落点，为民奉献是宗旨，这才是一辈子的护身符!”
不能忘记，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的亲切感，严厉时又要享受他大巴掌掴人痛苦，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
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平安度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