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不一样的历史学家。大多数历史学家，要么从事通史，要么从事断代史、地方史或专业史的研究。相对于这些“大”历史的研究，王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事“微观史”的研究，所以显得有点另类。
王笛之所以从事微观史的研究，是在于他对自身责任的把握。在他看来，宏大的“大”历史叙述，往往重于对历史走向的把握，却很难见到个体的人的命运变化，以至于个体的感受都完全忽略了。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历史书写注重精英，轻视小人物的存在，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然成为一种传统。有人说，《史记》之后的中国正史中，就已再不能见到小人物的社会影响。至今，仍有不少的人不重视日常，期盼着波澜壮阔，惊涛骇浪。事实上，日常生活的意义，不亚于那些宏大的叙事，因为只有日常，才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产生广泛而生动的关联，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王笛所从事的微观史研究，正是通过普通人的经历，从而还原出有血有肉的生命存在，以及相关的尊严。
几十年过来，他已成为微观史在中国的“最重要推动力量”(董可馨语)。他以研究个体的故事为中心，展示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致力于重现底层人的生活，他的笔下有街角茶馆里的云云茶客，也有40年代川西乡村的袍哥，为他们发出历史的微声。他通过长期的采访，翻阅档案和搜集资料，持续研究、写作，出版了《袍哥》、《茶馆》、《历史的微声》、《碌碌有为》等作品，强调关怀个人价值，底层立场，呼吁常识，“从宏大回归日常，用记录对抗遗忘”。
他深深地感触到，以往的英雄史观，造成普通人认为自己人微言轻，碌碌无为，甘愿驯服，缺乏自尊和自信，变得渺小、卑微。因此。普通人也要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挺身而出，反抗不公。
1980年代，王笛赴美留学，研读了微观史经典之作《奶酪与蛆虫》等一系列专著，经年累月的吸收和训练，经历了学术上的脱胎换骨，回国后，他以这种新异的眼光和自觉，反观中国历史，花费30多年的时间研究袍哥，艰难地在史料中梳理、挖掘，用1940年代四川农村一个父亲杀死女儿的故事开始，引申出袍哥的存在，以及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
王笛是地道的成都人，他在这里出生、成长、工作，对成都具有深厚的感情。他的《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力求了一些生活的细节来解构一座建筑的组成与核心。因为他懂得，光有细节远远不够，因为这不足以支撑起一座建筑。
罗新肯定王笛的这一努力，称其为普通人的命运，与大历史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关联。不是仅仅对往事的回忆，而是阐述了对历史的新理解。
他要的不是简单的回去，因为历史不可能回去。这种因一个样式的现代化，必然带来地域文化特色的模糊，这个大趋势不可逆转，只是快慢而已。他欣赏澳门的传统保护，希望不要大拆大建，让老城区有更多的原汁原味原有。他反对对现代化和集中权力的扩张，大众因素和地方性的消失。
他在《碌碌有为》一书中，介绍了普通人生活的多重方面，人口，衣食住行，民间信仰，集市，法律……他总结的结论是，旧中国的社会机制，缺少缓冲机制，因此带来一次又一次颠覆性的革命。因此缺乏稳定。而社会的稳定，一定来自社会充分的活动，让每一个公民有权利，有义务，有权参与社会和国家管理，只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和全民参与的社会，才可以正常、持续的发展。
他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强调了科技进步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科学发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改变了我们的思维，这也为个人的更加全面的发展，提供多样化的生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他认为，我们留恋传统，但只能活在当下。
2024年1月5日晚
P.S.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以“三小”见长：小视角，小人物，小事件，有时再加上小考证。总之，都是以平民的视角，日常的生活，来充分展示生活的美好，人心的可爱。
他的散文，无论是记人记事，还是谈风景，品美食，说掌故，兼及草木虫鱼，蔬菜瓜果，无不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有人评论说，他的散文“态度亲切，娓娓道来，文求雅洁，少雕饰，不矜持作态，如行云流水”。
这当中，融入了情感、趣味、知识，反映了一种独到的审美视角，富含文化的启迪。
汪先生的文章虽“小”，却成为散文的经典，文化的高峰。虽然他已去世20多年，却仍然受到读者的青睐，个中原因，无非是其中的真情实感，琐碎生活中洋溢的美感，带领读者走入一个充满美丽、神奇、空灵的童话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