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乡政府介绍，我们与大坂营的老向导、护林员杨元兵取得联系， 并邀约了兴隆的老朋友、土家歌手向玉祥。包了辆长安车，在乡村道路上行驶12公里，来到土家老寨小咸村。
七十年代小咸与木叶为同级的人民公社，1983年撤社改乡。由于地广人稀，2001年后撤并入木叶乡成为小咸村。在崇山峻岭的合围中，小咸村像一块遗世独立的璞玉，水晶蓝的细沙河在村口一笔划过。从木叶到小咸，是典型的盘山公里，道路狭窄，弯道陡急，加上养护不好，路面凹凸，车在云雾中折转腾挪。从车窗往下望，悬崖深谷，很考验驾乘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
小咸村人户稀少，零星分布的吊脚楼被风雨染为沧桑之色。标志性建筑是村务行政中心，一栋独立的木板房，门前旗杆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那时，小咸是这条村级公路的终点。我们与长安车司机约定返程联系的方式，在村务中心合影后，便开始翻越小咸，登上了通往细沙河吊桥的山路。
很快就看到了细沙河，像一条缥碧的绸带飘逸在苍岩间。
锈迹斑斑的铁索桥悬吊在细沙河河谷之上，桥长大约二十米左右，很生硬地拼接在两岸的峥嵘岩石间。好在桥面的木板铺垫得还中规中矩，在桥上走一走，有些晃荡。于是我就让大家一个一个地过，否则桥上人一多，步频混乱，会晃得更厉害。
过桥后便开始登山，清一色的石级，在浑然的花岗石岩体上凿出，年生久了，又被露水沾染，油浸浸的。我们被石级牵引着一路盘曲向上，在地球重力作用下，人的体能真是不堪，不一会我们就汗流浃背起来，于是男士便一律“虚耳裸肚”、赤膊上阵。
登上半山，回望来路，泯然于漠色矣!小咸老寨又隐没在虚无缥缈间。
小向是本地人，个子不高，脸庞瘦削，但耐力与灵巧明显强过我们很多。此时你看他，依旧是衣之适之，气之匀之。
按照约定，向导杨元兵在前路岔路口等候。平素我们以山城市民自诩，每每向川西坝儿的人夸耀自己的爬坡上坎，但实在说，与这样的大山拼实力，我等自惭形秽呀!当体能指数开始下跌的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力不从心了。所以，眼下的路，走不了几十步就要歇一歇。所以在约定的时间，我们肯定违约。
离开小咸，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跋涉后，在一个岔路口，我们终于与杨元兵“胜利会师”。
杨元兵六十岁上下，中等个子，国字脸，面膛呈古铜色，是栉风沐雨、暴晒日光沉淀后的那种颜色。他曾担任过大坂营村的支部书记，资深的护林员，堪称大坂营的活地图。自六十年代以来，到大坂营考察、探险的团队与散客都由他做向导。
我问：“大坂营还有多远?”
“才开始呢!”杨元兵的回答令我们大吃一惊。
杨元兵问大家：“口渴么?”
他带我们到路边山壁边，拨开草，现出一个比面盆大一点的水凼。石壁边有几绺吸管粗细的泉水无声沥入水凼中。
他贴身下去，用手捧着喝了几口。我们依葫芦画瓢，一阵稀里呼噜。果然泉水清冽，有一丝回甜。
一行七人继续上路。
大概我们已经上得山顶来，所以这一段路相对平缓。走了将近一小时，杨元兵让我们歇歇气。对面是莽苍的山体，山峦连绵如波浪起伏。我问：“大坂营是那片山吧?”
没想杨元兵摇摇头：“不是，看不到!我们要翻过那片山!”
他的话，让我们都倒抽了口冷气!
杨元兵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下坡了。
杨元兵走在前头，让我们跟紧别掉队。望着那深深的谷底，我想：路在哪呢?
开始下坡了。这是一面坡度大约60度的山坡。我们近乎是以往下梭的方式下坡，坡土上有稀疏的半青半黄的草可以攀附。一些突出的岩石可作我们的落脚点。幸好我们每人都有一根杂木手杖，在这种情形下，帮了大忙。很多地方脚够不上，全靠手杖助力，脚才能随之落定。接近地面还有几米的时候，大家差不多都是直接梭下去的。
下了这片坡，转过几道弯。就是一片苞谷地。地的旁边有一个排竹编的窝棚。杨元兵告诉我们，这是夜里防范野猪的值守点。看样子，附近有人聚居。不一会，来到了大板营小学。房舍破旧，大门紧锁。杨元兵告诉说，由于大坂营人口少，学校早已废弃。
一路上我们看到几户人家，开门敞户的，却无人在家，主人家都在坡上干活去了。终于找到有人的人家了，杨元兵与主人很熟悉地打招呼。于是我们在这里吃了点红苕洋芋，主人家还把新收的葵花籽拿出来待客。临走时，我们给了主人一些饭资，主人也不论厚薄，憨厚地向我们点头示好。
离开后，路过一片菜地时，杨元兵去摘了几个金黄色的老黄瓜给我们解渴。咬一口，的确是黄瓜的本味。
接下来的路愈加难走，人烟也愈加稀少。好些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人是在乱石间攀援腾挪。用杨元兵的话来说，这是一条鸟道、匪道。
这种环境的确是藏匪的地方。油然想到了川湘鄂边的匪事。
川湘鄂边是电影《湘西剿匪记》与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的故事发生地。最具传奇色彩的是邻近的湖北来凤县匪魁姚大榜，祖宗八代世袭的山匪。窝在八面山里，政府军征剿多年，简直无从下手。特派白崇禧为剿匪专员，不过是大炮打蚊子，小诸葛也一筹莫展。最后以县参议长的头衔招安，在来凤县城摆了几百桌酒席，恭恭敬敬地请姚大榜下山，顶戴加身酒肉相敬才算完事。其实是政府在无奈之下委身纵容，期望以冠冕领带让这些惯匪自我约束而已。
酉阳匪事也有许多龙门阵可聊，我落户的后漕，据老人们讲，当时只要少数人一鼓噪，大多数人是群体无意识地干了匪事。解放后，政府办学习班，才明白事理，悔不当初。其实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混沌未开之人，经教育开化，很多人参加了志愿军，有人立功受奖，也有人成了烈士。
我想与向导聊聊这个话题，想问一问大坂营的匪事，但转念一想，怕犯了人家的忌讳，也就不便贸然了。
在大坂营小学附近人家午饭后，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的路上，唯一经过的一处人烟，是建在山顶处的杨姓人家。
杨家房屋是老旧的木板房，风吹雨打，烟熏火燎，显得极其破旧，堂屋砌着大堆新收的苞谷棒子。
接待我们的是老两口。老大爷快七十了，背微驼。因为难见到外面的人进来，老人们很热情地让座、烧水、泡茶。同行中有人嗅了嗅罐子里的茶叶：“嗯，土茶：”我也嗅了嗅那茶，感觉味道本分，清香幽远，就是没品相。
与老人攀谈，知道老人女儿早已嫁出去了，儿子带着媳妇在黔江打工。孙子在黔江一个技校读书，国庆放假，回家看望婆婆爷爷。说着，就把孙子从屋子里边叫了出来。
看那孩子，十三四岁，衣着已经城市化了，与两个老人的形象判若两界。问他话，有些腼腆——山里长大的孩子，不善言语。
问老人为何不跟儿子到城里去住，老人很不屑地说：“城里有么子好?人打堆堆，汽车满街飞。再说，城里的钱又不经用，天天都要花钱，么子都离不开钱，啷个住得惯嘛!”
这是朴素的山里人思维。钱钟书先生揭示的围城效应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学意义，但眼下这山里老人似乎超然其外。
我想，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老人对既往生活的惯性所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一辈对极速变化的当代社会生活潮流难以企及而产生的价值鸿沟，并进一步失去对当代城市生活的欲望。留守乡里，与根相守，活得如鱼得水，即使在山外人看来，他们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枯燥无味。然而，子非鱼，焉知鱼非乐耶?老人与生俱来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虽无陶渊明那样的自觉，却有鸟栖于林，鱼游于渊那样的自在。加缪的存在主义在这里既合情又合理。
反观我们这群城里人，面对眼下这“失落的农耕文明”感到很新鲜。有人情不自禁在堂屋坐下，抹起苞谷来。也有人裹上蓝色头帕，背起背篼，扛起锄头，玩起了摆拍秀。
离开了杨家，向导告诉大家，还有两个小时便到他家了，那是我们大坂营之旅的“营地”。于是，我们憋足了余力，继续前行。但我们的队伍已经没有队形，前前后后，稀稀拉拉。翻过一个山坳，在山口，可以看见不远处的绿树丛中，有一座土家吊脚楼，杨元兵告诉我们，那就是他的家。
这时，天色略微变得暗淡起来，看时间，已是五点过。心头默了默，此时距跨过小咸细沙吊桥开始登山，已足足耗掉了八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