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又称“春贴”“门对”“对联”，是红色喜庆元素“年红”中的一个种类。写春联、贴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出现在我们最隆重的春节之中，喜气而庄严，典雅而有趣。那些优美的联句，简洁精巧，平仄对仗，寄予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祝愿。除了贴春联，在平常的嫁娶、乔迁、升学、满月、亲丧等日子里，我们也都在门口贴上对联，以示祝贺或悼亡。在这样浓厚的文化熏陶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二的时候，就担负起为我们整个家族写春联的任务。
每次铺好红纸，提起毛笔，我总是想起我的二伯。二伯母因为难产，三十几岁撒手人寰，留下了几个还未成年的孩子。二伯从此独自拖着几个儿女，孤独而艰难地生活着。
一九八四年腊月二十九日下午，年已六旬的二伯不知从哪里回来，清瘦而黝黑的脸色显得更加暗淡，眼神有点落寞。他腋下夹着几张皱巴巴的红纸，步履沉重，走到我面前，声音似乎有点颤抖，像是气急了：“毛仂，侬都念初中了，屋里的对子侬来写!”
二伯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我吓了一大跳!刚读小学的时候，我曾象征性地拿过几天毛笔，把老师写的字模放在透明的白纸底下，每天摹几个字。离开字模，我便写得竖不成竖，横不成横，只能简单地组成字形。后来，毛笔干脆扔了。
我们家世代渔民，没能出现一个“秀才”，在二伯的认知里，村小学的几个赤脚老师小学还未毕业，就能走上讲台，自己读了初中的侄子理所当然也算是文化人了。
在我们村里，斯训老师的毛笔字写得最好，他的字有笔锋，横竖撇捺刚劲有力。其他老师写的春联，也能挂得出去。村里除老师之外，便是渔民，绝大多数渔民认不到几个大字，当然没人能写春联，那些能写春联的老师自然而然就是村民崇拜的先生了。
村里的先生并不多，不超过十位。除夕的前几天，先生们也都要张罗自家的年事：办年货、结爆米花、打年粑、做年夜饭、替孩子准备过年的衣物，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写春联。或许因为写多了，他们有时也觉得疲倦，甚至摆起先生的架子，享受被崇拜的感觉。
写春联看起来简单，如果只凭一个人完成所有工序，确实麻烦。我们房屋的各扇门大小不一，为了节省纸张，也为了贴起来美观，我们得根据每家各扇门的尺寸来裁纸，再挑选内容，折格子。冬天气温低，对联上的墨迹短时内难以干透，写好的对联铺了一地。赶上晴朗天气，我们将写好的对联摆在外面晒干，快速卷起，腾出空地。遇上阴雨天气，我们只好将它们摆在室内，房子比较小，小小的厅堂各个角落都用上，家人无处落脚。有些村民缘于习惯，不懂得提前请先生写，非要等到临近除夕，他们才会想起张贴对联这件事，于是急急忙忙去商店买几张红纸，去先生家。当时，我们全村已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家至少需要两副春联，累积起来，数量不小。要满足乡邻乡亲的需求，先生们也确实为难。
二伯也许正是碰了钉子，悻悻地回来，有几分愠怒。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二伯想起了正在读初二的我。我看了看二伯，内心一阵忐忑，心里想：“雪香姐和三哥都是高中毕业生，为什么不让他们写?”
我看见二伯饱经沧桑的脸庞对着我，满眼都是期待，他的眼角甚至有些湿润。我不由自主地点了头。
我到二姐的店里找来一支分不清什么毫的小毛笔，用水泡开，笔尖有点秃，还有点开叉。我找来一小玻璃瓶墨汁，倒在一个破碗里，掺了一半水。然后向母亲要来一把尺子，量了二伯家的大门、后门和侧门的长度宽度，将红纸按尺寸大小一一裁好。
我手里拿着笔，一阵心虚，就像第一次相亲的小姑娘小伙子，羞答答地躲躲藏藏。怕写不好惹人取笑，我躲进了相对僻静的二伯家。我把红纸铺在厅堂的八仙桌上，二伯给我找来一本不知哪一年的历书，后面抄录了几副春联。二伯一边帮我铺纸，一边欣赏我用颤抖的手写的字，不停地表扬：“我毛仂个字写得真好!”
二伯的话宛如一缕春风，吹到我的心坎上，暖洋洋的，一股信心升腾而起，手中的毛笔有如神助，几副对联一挥而就。二伯左看右瞧，嘿嘿地笑。
有了开始，便有了之后几十年的坚持。二伯在我写春联时，总在旁边帮忙，眉眼舒展，手脚利落。在他看来，家里出了一个“秀才”，有了可以挺起脊梁向人炫耀的资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印刷品春联尚未出现，我这个能提笔写春联的年轻“秀才”，自然能享受来自别人的尊重和赞许。这份荣誉，是我能够坚持写下去的原动力。学习之余，我便多了一门功课——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别人门口对联上的字写得好，总会站立许久，仔细观察，用手比划一番，用心记住每个字的写法、排布，关注每一个细节，牢牢记住，化为己用。一点一点积累，自我感觉年年有进步。
请我写春联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头两年，我只用两天时间，就能完成任务。后来，我花一星期的时间写春联，尚不能满足左邻右舍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进一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活跃，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新商品出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刷品春联应运而生，迅速席卷中华大地。从城市到农村，商家绝不会错过春节这个赚钱的黄金时段，他们将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的春联售到千家万户。据说，一个摆在街边的小摊铺，春节期间光靠卖春联就能赚几千上万元。
购买印刷品春联，简单快捷，我的那些乡邻乡亲再也不会受到限制，他们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春联。二伯也和其他人一样，不愿意再麻烦我这个“秀才”了，而我也不用因为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心生愧疚。
二十多年来，各式各样的印刷品春联，从形式到内容，从制作水平到印刷质量，都越来越高。红色底面上印有龙凤呈祥等图案，再嵌上金黄色的字，贴在门口，闪闪发亮。毛笔似乎再一次丧失了它的实用功能。
自从写春联之后，我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写出一笔好字。中学期间，学习任务繁重，我不懂得如何去练字，唯有把字写端正，眼睛才舒服。因而，我的书写水平没有实质性地提高。
读大学后，学校开设了书法课，在王维汉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接触和认识历史名家碑帖。一本柳体字帖，老师从笔画开始讲起，点横竖撇捺，一周一节课。唐代的楷书崇尚法度，讲究结构严谨、笔笔到位，颜筋柳骨，柳体楷书追求的是一种遒劲美，圆润而挺拔。老师的讲解，让我豁然开朗，我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喜悦。我不敢说自己对传统书法有了很深的认识，只是知道，我爱上了书法。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坚持临帖，从楷书到行书，从行书到草书，从篆书到隶书。历史上的名家名帖，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 我一去市里，就是泡书店，看见中意的字帖，舍不得放下。大学毕业时，我衣服没两件，名帖有一叠。
进入网络经济时代，网上购物已成为一种时尚，网上购物，快捷而实惠，原本需要去各地书店找寻的字帖，在网上一搜索，应有尽有。2015年，我工资不高，却购买了几十本历代名家碑帖代表作品，包括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一部分放在办公室，一部分放在家里，工作之余随手翻阅，自有一番美的享受。
春节前夕，我也不再去东门口的批发部买“万年红”了。从网上挑选各种规格的红宣纸，它制作精美，更适于书写，也不容易掉色，从年初贴到年尾，不是特别朝阳的地方，色彩依然鲜艳。很多朋友告诉我，虽然买对联方便，但更喜欢我手写的对联，红宣纸颜色纯正，飘散着墨香，更有文化内涵。
三十多年来，对于春联，我一直怀虔敬之心，坚持自编自写自贴。似乎只有自己亲自动手，把一幅幅红艳艳的春联铺满厅堂，我才能感受到越来越浓的年味。大年三十，撕下旧对联，换上新春联，房屋大门的两边，就像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红红的纸上墨迹清新，满载着淳淳的春意。一年之计在于春，春是一年的开始，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温馨祥和的春节寄予着我们最美好的愿景。
贴上春联，我们似乎就可以抛下过去所有的烦恼，尽情享受节日带来的欢愉。小时候，母亲总是教导我们，要遵守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只要贴上春联，就不能吵嘴打架，凡事礼让三分，不要与人计较长短。贴春联时，母亲总是笑眯眯地看，偶尔说一句：毛仂，手冷吧，歇一下。
结婚后，每年腊月二十四刚过，我和妻就开始准备写春联。妻把客厅收拾一番，腾出了更多空地。我拿出已拟好的对联，我们一起品评、修改、整合，好联句似乎携着春风而来，满室春意盎然。我在灯下铺开红宣纸，妻在那头牵着。我提笔饱蘸浓墨，念一遍拟好的联句，凝神落笔，一气呵成。然后两人抬着对联，按顺序摆放在地面。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幅幅叠好，赠给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左邻右舍。一天下来，我的衣服不经意间染了红，粘了黑，我的脸上、客厅的瓷砖上，也像化了妆一样。
我写春联，也写喜联。为亲戚朋友写喜联，往往还能收到一包喜糖一包喜烟，与人分享，很快活。有时候，我将人名嵌进对联，既亲切自然，又寄予祝福。收到嵌名联的朋友，更是十分地欢喜。
一年一年的重复，岁月逝去，初心依然。当初为二伯写春联，想到的是自己的一份责任。为写好春联而习练书法，是上天赐给我的丰厚礼物。如今我爱好书法，对线条艺术有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伴随终生的幸福。或许，写春联不是终极目标，而是一种原动力，从写春联开始，我深深感受到了春天的美好与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