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文不止一次说，他生命中有两副重要的拐杖，一副是具体的木质拐杖，用来辅助他的行走;一副是文学写作，他精神意义上的拐杖。在此，我要再帮他加一副拐杖，这副重要的拐杖，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给予他浓浓爱意和家之温馨的妻子。正是有了这些重要的拐杖，让周伯文的坎坷人生路，不再惧怕困苦，无畏艰难，一路披着阳光走来，尽管走得磕磕绊绊，却充满朝气和活力。
父母早逝、双腿病残，在孤儿院生活八年的周伯文，注定和别人的生活不一样。其中最明显的不一样，是他有文学。正如他文章里所描述的那样，“写作的拐杖，让我对未来的日子充满着憧憬和期待”。
二十多年前，正是周伯文用文学的拐杖，叩击命运之门，把末来的日子支撑起来并努力朝前走的时刻，我认识了他。
那时候，周伯文已经发表了不少散文作品，其中发表在《清明》上的散文，我是他的责编。虽素未谋面，对周伯文的生活现状，略知一二，都是通过他的散文作品了解到的。其时，周伯文经营着一间小音像店维持生计，他时常会拄着双拐，坐着小轮船，从江南的东至县城到江北的安庆市进货。那一次，他把自己的进货途径朝远方伸展了很长的距离，居然从东至跑到合肥来了。下了长途汽车，他拄着双拐，从明光路长途站一直走到大钟楼。他要用这种方式，接近他内心无比崇敬的文学圣地——《清明》编辑部。中午时分，接到周伯文的电话，我不相信他居然就在离杂志社不远的地方。那时手机没有导航，他一时摸不到编辑部办公的地方。周伯文拄着拐杖，站在大钟楼附近的徽州大道边。在轰隆作响的车流人声中，合肥的地标式建筑大钟楼，和拄着拐杖的周伯文“比肩而立”，格外醒目。
那一天，《清明》编辑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坐在编辑部办公室，周伯文非常腼腆，说着浓重的方言，表达着对文学的喜爱，对《清明》杂志的感激。虽然长途旅行加之一路拄拐走来，超出了他身体承受能力，但他觉得合肥之行值得。之后，《清明》在九华山举办笔会时，周伯文成了唯一一位拄着双拐的参会者。依稀记得在九华山山道上，轮流背着他走台阶的文友们。文学这副坚韧的拐杖，帮周伯文打开了外面的世界，也给了周伯文面对生活困苦时的勇气和有力支撑。
后来，周伯文陆陆续续给《清明》投稿，从中我也“窥视”到他生活的变化。他有了爱情，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支起了台球桌，还办起了作文写作班。他正用挂满风霜的肩膀，一步步把人生的天空撑得更加广大，因为那天空下，有他的爱人，他的孩子。有一年，出差去东至，我特意跑到他的小店看他。稳坐店中的周伯文，一脸春风;门口摆放的台球桌，顾客熙攘，生意正好。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艰难，他已能坦然面对。
此刻，品读周伯文这部即将出版的作品《好好活着》，我还是有着不小的震撼。这些年，生活给予他的压力，一直那么大;而他用文学的拐杖，努力支撑着事业和家庭。
特别让人动容的几个篇章，仔细品读，令人扼腕，一次次被那些坚强和真情感动。其中的篇章《妻子》，让我读出了周伯文生命中闪闪发光的最重要最特殊的“拐杖”——妻子的爱。正是妻子多年的付出和照顾，才让周伯文感受到与常人一样的家之温馨。
周伯文的妻子是山城重庆妹子，有颜值有个性。同样坐落在长江之滨的重庆和东至，虽然不能同日而语，但那位有着大学班花头衔的川妹子，却舍弃大山城而来到小山城。这奔向爱情也是奔向文学的壮举，成全了一个家庭，当然，也给这位美丽勇敢的女子馈赠一份苦难。她嫁给了爱，也嫁给了文学和坚强。在小山城东至写作锦绣文章的周伯文，迎娶了他的妻子，得到了珍贵的爱情，也把生活的艰辛全盘托付给了妻子。
散文《妻子》写得情深意长，泪点频出。笔墨落点在妻子的双手上，通过那双手的变化，再现了妻子的伟大。那双灵动秀美、十指纤纤的手，托举起丈夫、儿子和自己，一次次和命运抗争。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娇女子，到成为呼风唤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铁娘子，这种蜕变就是从双手开始的。周伯文倚仗着写作技能，办起了作文写作班，为了省钱，他们从乡下收来一批旧桌椅，那些旧物，成了妻子操练油漆技能的平台，那双纤纤素手，拿着板刷，染满油漆，成了一双匠人手;而搬家时拆水泥台、像愚公移山样搬家具到新房，不但让妻子的双手变得更加粗糙，同时，也挫伤了腕骨，成了时时发作的隐患。妻子的疼在手腕上，而周伯文的疼在心里。“妻子，我亲爱的好妻子，教我如何爱恋你。”这声从灵魂深处发出的低呼，诠释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深的爱和感恩。
通览《好好活着》这部作品，无处不闪射着感恩的光辉，奋斗的泪泉和勇气。尽管不幸和挫折数次与周伯文晤面，但文学这副拐杖带来的光亮，一次次给他动力，激励着他朝前走，同时，他的文字也感染了其他人。那一篇篇充满与命运抗争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后，他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读者们从他的文字里获得了鼓舞和激励，其中一位高考落选的女孩，因为读到他的文字，从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生命中拥有三副拐杖，这是周伯文的幸事。如果说周伯文的三副拐杖支撑起了他圆满的人生，那么，他文字带来的气场，也无形中成为了鼓舞他人的拐杖。这是对爱的最好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