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多的从军生活，那带血、带泪、带伤的过往，都作为祭礼献给了军营;那艰辛、磨练、挫折的经历，都作为印记留给了军旅。军中的一切，无论是欢笑或是泪水，都让青春不曾寂寞，心灵不曾苍白;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让人生不再残缺，经历不再遗憾。短暂的戎马生涯，留给我的是军魂，是让自己一生都无怨无悔、乐享至终的军魂。
一 兵从天降
1968年初，在无奈和无尽的动乱中，我厌倦了冲冲撞撞，厌倦了无所事事，厌倦了人是人非，毅然决定报名参军，期待着走进一场金戈铁马、风火狼烟的军旅生活，且终如愿以偿，被招到空降兵45师服役，成为一名自儿时就已憧憬的解放军战士。
那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没投入一架战机，也没有坦克参战的记录，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志愿军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全是后期才用上的。在3.8平方公里的狭小的范围里，一日之内落弹30余万发;志愿军45师1万余人，要对抗7万多敌人;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以伤残严重的连对抗敌军齐装满员的团，几乎没有炮火支援，弹药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个苹果常常要牺牲好几条人命还不一定送得上去!在这个区区3.8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人数百万发炮弹疯狂地蹂躏着这个在美军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攻下来的小山头。
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奇迹!
志愿军的将士们用自己的粉身碎骨，以血肉之躯牢牢守住阵地，验证了人类勇敢无畏的精神。此役之后，45师再没遭遇到美方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十八度纬线上。原本是二等部队的15军45师，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行列。1961年3月，中央军委从全军中抽出三支主力——第1军、第15军、第38军，交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挑选其中之一，改建为中国第一支空降兵军。这位上将选择了15军，理由是“第一，15军生机勃勃，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全世界都知道有个15军;第二，15军最年轻进步最快，得益于他们爱学习，空降兵是个新的兵种，要保持这种精神;第三就是作风，15军是秦基伟带出的部队，作风非常过硬。”在这次战役中涌现了上甘岭特功八连等众多英雄集体和黄继光等战斗英雄。我们团也有一位上甘岭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王彦林，他于1951年参加志愿军，不久便担任了班长，班里的战士都是入伍才几天的新兵。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他带着全班战士一个晚上攻下敌军5个阵地，打掉了18个火力点，歼敌270多名，全班战士无一伤亡，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回国后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接见。我入伍时他还是个作训参谋，后来提升做了副参谋长。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服役期间探亲，还是退役后回到地方，大凡听我聊起从军经历的，都对空降兵有一种神秘感，我也会兴致勃勃地尽可能详细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其实，空降兵并无什么神秘之处，和步兵差别不大，当时训练也离不开兵步的五大战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差别在于兵员投放手段不同。那个年代，步兵的兵员投放除部分依靠火车、汽车及坦克、装甲车等机械设备外，大部分仍依靠步行军，谓之“两条腿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其时已将其标榜成 “豪言壮语”，颇具鼓动力。而空降兵，顾名思义，兵员投放方式则是空运、空投，即用飞机运载兵员，到预定战略区域，把兵员、装备投放下去，到指定地点集结，投入战斗，其他则和步兵相差无几了。
由于兵员投放手段不同，伞训便成了空降兵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伞训内容主要包括：平台训练，就是从1米、1.5米、2米等不同高度的平台循序渐进地按规定动作跳下，目的是增强落地时对冲击力的承受力。一开始从一米台往下跳，随着平台高度的增加，地面对人体的反作用力愈大，负重感就越强烈;离机训练，就是从模拟的飞机舱门按规定动作跳出，训练准确、规范掌握跳离飞机瞬间的动作要领，模拟舱门离地面仅有一米，较之跳平台则是轻松些;叠伞训练，就是把伞具按规定程序叠好，装进伞包，在伞包外系上写着个人名字的白布条，存入伞库，门上加锁，贴上封条，待伞降日各自取出。叠一具伞需两人共同完成，这就要求两人相互负责、密切协同，这是伞训中的重要环节，如果操作失误，会造成开伞不正常，以致发生严重事故，战友们都说那是过命的兄弟。当时在部队流行“一帮一，一对红”，就是两两结成对子，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若无非常原因，那“一对红”便是自己的叠伞搭档。我的搭档就是比我晚入伍一年的河北兵白彦雪，虽然是新兵，但小伙子聪明机灵，做事稳当，特让人放心。
入伍7年余，年年伞训，记不得跳了多少次伞。记忆最深的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1969年春，我们团从“三支两军”中轮换下来，离开繁华喧闹的武汉，回到火热激情的营房，进入我军营生活为时两个月的第一个伞训期。开始几日，是连续不断的跳平台、跳机门、转旋梯，不几天就累得腰酸背痛，两条腿也开始肿痛，每天休息上床，腿疼得抬不起来，只好上身先躺下，然后翻着身子在床上滚，才能把两条腿带到床上，痛苦可想而知。然训练场边鲜红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警言，激励每一个人;连长一句“当兵的不能做熊包”的吼声，刺激着每一个兵，大伙挺过来了。
我的第一次跳伞，飞机的起飞地在孝感机场。那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已背着各自的伞具守候在机场的跑道边。此时我突然想起我们燕排长说过的一句话，说新兵跳伞有“三多”：机场上尿多，机舱里汗多，着陆场话多。我就注意观察，果然说得真切：平时在一起说说笑笑，此时竟没人说话，个个双唇紧闭，人群中不时有人起身去临时搭建的厕所，有时还三五成群，有人回来竟又复返，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东北兵吴生，一小会竟跑了三趟，多是紧张的缘故。
日将正午，我们班终于登上一架安2飞机，在震耳的轰鸣中冲上蓝天，眨眼之间便爬到千米高空。机舱里果然闷热非常，不一会衣服就湿透了，额头上的汗水顺着伞帽的系带往下淌，不时还会流进眼角，想擦干都来不及。大约飞行20分钟，将我们运送到预定空域。当机舱里响起刺耳的“嘀——嘀——”的提示声时，我们刷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做出舱的准备。机门打开的瞬间，一股剧烈的冷风吹进来，机舱里立刻凉爽了很多，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快感。随着放伞员的一声“跳”，战士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顺序，快步走向机门，跳离飞机。我在离机的一刹那，紧紧抱住胸前的备份伞，右手紧紧握住胸前备份伞的拉环，团紧上身，两脚并起，纵身跳下。此刻，人急速下坠，突然感到强大的风阻，好像随时会把我身上的一切掠走。风在耳边呼啸着，脸上的肉都感到被吹得不停抖动，真切地体验了“跌入深渊”的滋味……忽觉“咯噔”一下，恰如人猛然被一下子提起，此时的感觉自己好像被提起来，还上升了一段距离呢——伞开了!此时我已置身于一片云雾茫茫之中，看不到下面是何处，有何物。当瞬间穿出云层，才看到地面上硕大的白色T字布、汽车、人群、红旗……此时，那种兴奋、庆幸之情喷涌而来，脑中闪现出中学时看过的电影《天仙配》中仙女下凡的场景，那一刻绝对感觉自己恰似仙女，飘飘荡荡，悠悠忽忽，惬意至极。正当悠哉游哉之时，突然听到地面对空的高音喇叭传出“空中风速5米每秒，注意操作，瞄准着陆场”的喊话声，我才从仙境中回过神来，急忙用双手拉动操纵绳，调整伞的运行角度，对准T字形的方向，划向预定区域。几秒钟之后，便踏踏实实地落到地面上，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只是落地时被伞的拉力向前带了一段，站立不稳，右脚被崴了一下。当时来不及多想，迅速收伞归队，和战友一道七嘴八舌、嘻嘻哈哈交流着心得体会，全无痛感。周围的战友们叽叽喳喳，南腔北调，交谈甚欢，热闹非凡。那位河南兵仇双喜抱着伞包说：娘来，俺就是闭着眼栽下来的，伞开了俺的眼才睁开。那个二班的四川兵余永利边比划边说，龟儿子，老子伞开了，人就在雾头，啥子也看逑不到!我们班的白彦雪好像还在想着怎么下来的：乖乖，放伞员推了我一把，就下来了，可过瘾了!还有个山东兵指着天空上的飞机说，奶奶的，那么高往下跳，紧张死了，俺差点就拉开备份伞了……
正当战友们收拾好伞具准备返回住地时，高音喇叭里传来指挥部首长的喊话：全体干部战士坐在原地不要动，马上开始手动开伞表演!人群立刻沸腾起来，急切等待那惊险刺激的时刻。我们最初的伞训，都是强制开伞，就是用一根一端带有金属挂钩的细细的钢丝绳，把挂钩卡在机舱上方的粗粗的钢丝绳上，另一端则嵌入伞包外面一串机关中，当人跳离飞机时，这条细细的钢丝绳就会强制打开伞包，不用自己动手开伞。而手动开伞则无需这种设备，什么时间开伞，什么高度开伞，全由跳伞者自已手动操作，没有上百次的跳伞经历是不会允许做这种动作的。
正当大伙翘首以待的时候，一架飞机出现在远方，稍倾便有人跳下，后面一个接着一个，人体急速下坠，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心都快提到了噪子眼，有的人竟捂住眼睛不敢看了……当第一个离机的人离地面大约只有200米左右时，引导伞瞬间弹出绽开，继而拉开了主伞，后面的伞也依次相继绽放，地面的人群里发出一阵惊叹声。我当时在想，我一定要跳手动开伞，那才不愧当了一回空降兵!
回驻地后右脚开始疼痛难忍，脱下鞋袜，才发现脚脖已经红肿，火辣辣的，摸着有些烫手。燕排长立时找来卫生员，让他处理一下。卫生员先是扶我站起来，又让我试看走几步，然后在红肿处按压了几下，说是扭伤了，但没伤着骨头。他一边在我的伤处按摩，一边让我的“一对红”白彦雪打来一盆凉水，用毛巾给我做冷敷，并说要多敷几次，等第二天就要用热敷了，在此期间尽量少活动。卫生员走后，燕排长坐在我身边问我，能坚持吗?我说，没事，当兵就是来练功夫的，死都不怕，还怕疼!就这样，我带着几乎无法忍受的脚痛，坚持完那一轮的五次跳伞，到最后脚竟不治自愈了。伞训总结会上，还受到连长的点名表扬，说轻伤不下火线，部队要的就是这样的兵!可听到表扬的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倒觉得窝囊：人家怎么都没发生事故，却偏偏我一个人崴了脚?还是自己技术不到家!哪还有什么心思听表扬，还不如狠狠批评一顿来得痛快!
我的最后一次跳伞，是在1974年的秋季，起飞地是开封机场，着陆场在开封以南尉氏县农村的一大片开阔地，一望无际绿色的大豆棵子。那是一次带有演练性质的伞降训练，不仅参演人数众多，飞机也换成了安12，机舱空间比训练时的安2飞机大得多，一个架次能装一个连队的士兵。我们连是第三架次，营里的张营长也在我们这一驾次上，而且排在首跳的位置。在安12飞机上的出舱与安2飞机不同，安2上的出舱口是从边门跳下的，而安12的出舱口则是从机舱的后面离机的，而且中间的走道从前往后有一点坡度，当你踏上那条坡道时，有点想收都收不住的感觉。这一架次跳伞非常顺利，全员平安着陆，迅速收伞集结，坐等后面战友的到来。正当大伙谈论各自体会时，下一架次飞机临空，谈笑声戛然而止，我们的目光投向缓缓而至的飞机。稍倾，飞机的尾部一闪间有人跳下，随即雪白的大伞打开，接着一个个黑点像下饺子般魚贯而出，一具具大伞接连绽开，在蓝天的映衬下，宛若一朵朵盛开的莲花，蔚为大观。正当大伙欢呼雀跃时，突然发现有一具伞没有全部打开，一个黑点拖着长长的白布条不停地旋转着疾速下坠，而且越来越快，转瞬间落入一片黄豆地里。地面上的人都在说“出事了”，气氛即刻紧张起来，偌大的着陆场突然沉寂下来，大伙都为自己的战友担心——虽然还不知道他是谁。立时，战地救护车、首长的吉普车呼呼啦啦疾驰而去……事后才知道，他是二营的胡广芬，是我们一年入伍的灵璧同乡。晚上我们几个老乡请了假一起到战地医院去看望他，他的腰摔伤了，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之所以这两次跳伞让我印象深刻，缘于我经历了无法承受的伤痛，而终不放弃;缘于我目睹了心若悬针的惊魂时刻，而战友无恙。伞训的过程是艰苦的，有时会苦不堪言，走过来竟倍感欣喜。痛苦的时刻，正是成长的时候，伞训的磨砺让我学会面对艰难!
二 野营拉练
1970年代初，毛泽东曾提出：野营拉练好，不当老爷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金口玉言。部队闻风而动，野营拉练如火如荼地展开。开始的几次拉练，我们连队还在武汉执行警卫任务，没能赶上。直到1971年冬季，我提任排长不久，正在师文艺宣传队担任创作员，听说我们团要组织第二次野营拉练，我便向领导提出请求回连队参加野营拉练并得以批准，才幸运地加入其中，经受了一次涅槃式的洗礼。
1971年11月中旬，团里举行了野营拉练的动员大会，团长的讲话鼓动得将士热血沸腾，豪气冲天。会后，我们连战士们纷纷向连部递送决心书、请战书、挑战书，人人表决心，个个抒豪情，表示“苦练本领、杀敌立功”、“练出杀手锏，打到帝修反”……谁也不情愿留下来做那5个守卫营房的人。
那次拉练，路线是从部队驻地出发，一路向东，经新洲、但店、罗田、英山，然后折转向西北，经麻城、红安返回营房，历时40余日，行程1000多公里。战士一般装备有背包一个，自动步枪一只，手榴弹4枚，军用镐一把，干粮袋一个，其他如鞋子、水壶、雨布、挎包、书籍(红宝书)及洗漱用品，总重量有30多公斤;四排的稍重，因为他们有重机枪、60炮等辎重，我的高中同学高万同就在那个排，而且是60炮班的班长。
第一天的行程是30多公里，第二天行程是35公里，趁着豪气正盛，全无劳累辛苦的之虞。路过村镇、集市，众多民众皆夹道欢迎，“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直叫你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让你无从感受苦累和乏倦!
拉练行军是苦累的，也是枯燥的，宣传鼓动是少不得的，这也是从战争年代承续而来的传统。拉练的第二天行军途中，指导员孙崇道就找到我和高万同，商议组织一个宣传组以鼓动士气。我们俩刚从团宣传队回连队不久，理应担当此任。当即又挑选4人，立刻进入角色。我们先是编出一些有节奏的口号，比如“昂起头，大步走，要做军中硬骨头”“苦累多，困难强，意志坚定一扫光”“艰苦磨意志，顽强长军威”“磨破皮，磨破肉，要做军中硬骨头”“流过血，流过汗，军营都是男子汉” 等，简短而富有鼓动性，战士们很快记住并不时呼喊。接着又在路途中编了一段快板书，大讲特讲拉练的意义。当晚宿营时，我们几个分散到各班，搜集行军途中发生的好人好事，连夜编出一段天津快板《拉练途中好汉多》，在第二天行军中表演。没有竹板，我们就找根树枝敲打饭盒;没有乐器，就用嘴伴奏。因为说的都是身边发生的事，特受战士喜爱。
第三天的行程计划40公里，但中间来了一个10多公里的急行军。当时正值隆冬，下着小雨，一个急行军下来，衣服外面被雨淋湿了，里面被汗浸透了，急行时还没感到太冷，停下后真是觉得奇冷无比：山风吹到脸上如同刀割一般，牙齿不停发抖，后背、双肩一阵阵打着寒颤，冷风一吹，寒气直浸骨髓，眉毛上结上一层霜，个个成了白眉大仙……不少战士脚底磨起了血泡，显出疲态，真正尝到了何为苦、何为累的滋味，然无人叫苦，情绪依然高昂。
侍宿营地将至，已是傍晚时分，暮色苍茫，雾霭低沉，细细飘洒的雨丝中夹着零星的雪花。此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白居易的两句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一天小雨中的急行军，有的战士脚底打起了泡，有的泡已经磨破。虽无人掉队，但已显出十分的疲惫，这将影响日后的行军，也将考验每一个人的斗志。晚上的宿营是在老百姓家里，本来连里安排晚饭后要组织政治学习，我看着战士们累成这般模样真是心疼，就涨着胆子没按指示办，让战士们到炊事班打些热水烫烫脚就休息了。我召集我们排的三位班长和几位党员，分析了几天拉练的情况，确定了要重点做好思想工作的几位战士，并要求他们一定要作出表率，一定要关心战士，一定要鼓舞士气。之后我带着白彦雪等三位班长，挨家挨户地到战士住处巡查，一方面给大家加油鼓劲，一方面检查处理伤情。还好，我们排只有两位战士脚上起泡了，而且还没有磨破，我感到庆幸。我便让一班长到卫生员那里要来酒精棉球，又向老乡借了缝衣的小针，在水泡处消毒后用针扎个小洞，把里面的水轻轻挤出来。做这些事的时候，那位战士已经酣然入睡，全然不知。恰在其时，指导员孙祟道巡查到这里，看我们没组织政治学习，当时没说什么，当我送他出门时，他悄声给我说了句“下不为例”，我立马跟了一句“一定”。所幸第二天是个短暂的休整日，而且天气放晴了，战士们洗衣服晒被褥，参加政治学习，有了难得喘息的机会。
野营拉练的目标是苦练“走打吃住藏”的综合能力，而其中“吃”的能力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战士吃不上或吃不饱，其后果可想而知，会很快失去战斗力。拉练的行军途中野餐，从炊事班挖灶生火煮饭炒菜到吃完只给40分钟，若是炊事班的功夫不过硬，就真的吃不上热乎得饭菜，只能启用应急食品压缩饼干，要知道压缩饼干可是要到战情紧急、无法供应食品时才会食用的。刚开始还真有连队吃不上饭的，因为缺乏挖地灶的经验，这里面也大有学问，灶挖的不好点着柴禾放进去只冒烟不着火，几个人轮流吹仍无济于事，急得干跺脚，直骂娘。针对第一天中午有两个连队吃不上饭的的情况，团里立即召开副连长、司务长、炊事班长现场会，请两位有经验的炊事班长介绍经验，现场示范，问题得到解决，战士再无吃不上饭之忧。
经过二十多天、数百公里的拉练和驻训，部队到达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农村，部队稍作休整，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其时有了充分时间休息，大家情绪高涨，吵着做点好吃的。当天下午炊事班剁好肉馅，和好面，由各班领回自已动手包水饺。我特地让一班多做了一些，开饭时给房东送了两碗。饭后，我与几个战友和老乡坐在昏暗煤油灯下拉家长，突然，这家大嫂问我们：你们做的饭真好吃，那肉是咋着放到面里的噻……
正是在休整期间，师首长派来了师文艺宣传队为我们团慰问演出，准确地说是慰问我们连。因为我们连的住地彭家坳那个村有一块大的场地，这在大别山里是很难找到的，所以我们连的战士就成了主要观众，其他连队只是派出几十个代表，翻山越岭而来，越岭翻山而回。宣传队的队员们表演很卖力，但是战友们对他们的表演并不买账，因为他们的节目没有一个关乎野营拉练的，不接地气，没有针对性;年轻小伙们买账的倒是宣传队里的几位女战士，两眼直盯着她们，若眼睛为嘴，定能一口吞下。
在英山休整三日之后，部队出发夜行军，全是山路，羊肠小道崎岖不平，而且时有小石块被蹬落山下。小道旁山崖上的小树枝仿佛和我们故意作对，时不时拉扯我们的衣袖被包，偶尔会刮扎着我们的脸和手背，然而小道另一边就是悬崖，想躲开那些荆棘树枝都躲不开。那个元旦是在夜色蒙蒙、崎岖蜿蜒的山路中度过的，若非有人提醒，我们几乎忘了天亮后将是新的一年，那是一种别样的节日气氛。上半夜倒还顺利，到了下半夜，人困马乏，一路小心翼翼。忽然从后方传来一连串咕噜咣当的声响，大家一激凌，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却反倒是来了精神。稍后传来消息：炊事班的一位战友一脚没扎稳，连人带身上背的行军锅一起滚到山沟底下去了。所幸无大碍，擦破几处皮……
1972年1月底，春节将至，野营拉炼近尾声，再经过一个夜行军就回到营房，大伙情绪非常高涨。当晚，我排突然接到通知，让一班担任全团夜行军的“尖刀班”，事先毫无征兆，命令很突然。当时只给了一张军用地图，一块指北针，还告诉了目的地。我从行军队伍中叫出一班长白彦雪，到路边停下，把地图铺在地上，打着手电筒研究起来，并指着地图确定几个重要路口和节点，要求他牢牢记住。然后我便带着一班以强行军速度跑到全团队伍最前头，换下原先的尖刀班，开始履行职责，全连也随之整体跟进，随一班前行。
部队悄无声息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脑子里不知怎么想的，真的是突发奇想，突然对身后的一班长白彦雪说：“向后传，让师长上来” 。于是口令一个接一个传下去。不多会，正当我为这个恶作剧懊悔时，连队司务长急匆匆赶上来，问我:“是谁传的口令?”我说是我。他说:一个团在拉练，谁会让师长上来，我感到不对，就截住了口令，一个一个问上来!我自知此举大不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但却灵机一动说，他们听错了，我叫司务长上来!他捅了我一拳说，叫我上来干吗?我说，快到营房了，给大伙加点料呗!他笑了，说，就你鬼点子多!我吊着的心放下了，庆幸司务长是老兵，有经验，要不然，惨烈了。
回到营房后，我向一班长做了非常诚恳的道歉，而他好像把这事都忘了，笑着说，没事，就是有事我顶着!我也向司务长表示了感谢，说要不是老兄，我真的要背个处分了。他只是笑笑说，那算啥哟，都是战友嘛!不过以后千万别再干只图一时痛快的事了!我连说绝不会，绝不会!这位司务长是六五年老兵，挺憨厚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老兵们总爱喊他的绰号“没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这名字的来历，有时也跟着喊。后来便向老兵们打听，方知就里：有一次他爱人带着两岁的儿子来部队探亲，战友们见到他儿子就开玩笑，说，这儿子怎么不像你?他憨憨地笑着说：放心，没问题!从此这一绰号就喊开了，直到提拔当了司务长，有些老兵还是会喊他“没问题”。
那次拉练对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后所未遇的历练，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身体的。受累是痛苦的，成长是快乐的，在吃苦中享受快乐，当是人生幸事。
三 农场砖厂
农场
滠口，座后湖之畔，去营房20余公里，是部队农场。那地方原是一片沼泽，因血吸虫泛滥成灾，村民纷纷外迁，随成蛮荒之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师的一支部队开进那片荒野，灭田螺，修水利，整田地，数年之内成了稻黍飘香的丰腴之地。
1970年初夏，我们连队进驻，任务是挖一条800多米长的沟渠。虽繁重单调的艰苦劳作至今仍思之悸然，但却有点滴琐事挥之不去。
联欢会——为活跃业余生活，连队每周开一次联欢会，各班必出节目，而且每人至少要登一次台。节目的形式还真不少，独唱，小合唱，笛子独奏，二胡独奏，朗诵，对口词，小魔术，有唱山东吕剧的，有唱河南豫剧的，有唱川剧的，有唱河北梆子的，有唱湖南花鼓戏的。有的没什么特长，却被逼得没办法，学几声牛羊叫，学几声公鸡打鸣，也能乐翻全场。开始两次我总唱在中学时演《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的那段“朔风吹，林涛吼，峽谷震荡”，及至后来再唱时，刚开口下面就“换一个”地叫起来，于是就来一段少剑波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以后再开联欢会就不敢再重复己唱过的曲子了，每次都要拿出点新鲜的，谁叫你在团宣传队呆过呢?有一次还带着夸张的表演唱了一段座山雕的“联络图我为你朝思暮想”，虽只有短短两句，总也算一个节目呐!连队联欢会嘛，必定是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唱歌只能称之为哼曲，也有的一首歌能唱出几个调来，虽如此却也热闹非常。有一次，大家起哄让黑脸连长苏国兑唱一个，他真的就唱了一首《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五音不全尚可谅，最难忍是其一口娘娘腔，叫人笑又不敢笑，哭又哭不出来，大伙只好捂着脸作痛苦状……
捉黄鳝——连队住地四周皆稻田，秧苗初泛青，尚未掩住浅浅的水面。一日晨，我、高万同及两个战友沿田埂散步，正当谈兴正浓，偶见稻田里有许多黄鳝，游在稻禾间浅浅的水中，有的静静的一动不动，放眼忘去，每块田畦里都蠕动看许多黄鳝，那是不在水乡难得见到的场景。我们便动手去捉，中指前翘，食指和无名指在后，轻轻一夹便是一条。高万同又折来细细的柳枝，把它们一条条串起来，不一会就捉了二、三斤，带回来送到炊事班。当时，副食品供应非常短缺，连队在营房养的猪也不方便运来，肉食极少，战士们几天也吃不到一顿荤菜。故此，连里每天派几个战士捉黄鳝，有的竟能抓到十多斤，再配上一些土豆、或者藕块什么的红烧，或配上青椒、豇豆等炒鳝丝，足夠全连中午美餐一顿。有一天。连长在吃饭时端着大碗，到我们一堆人中间，蹲在我旁边说，你们几个为连里做了件好事，改善了战士们的生活，要好好表扬表扬。我说，拉倒吧，就这事也值得?谁碰上都能干这事，省点你的吐沫星子吧。说得大伙都笑了，连长也笑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开小灶——我们连指导员孙崇道被评为军里模范指导员，要到军里组织的宣讲团到各部队介绍先进事迹，团里首长非常重视，刘政委专门开着吉普车到连里来安排这项工作，交待一定要拿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报告稿。因我在宣传队呆过，也写了不少节目，况又是高中生(那年代部队里高中生为数不多)，为指导员准备材料的革命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当时信心满满，因为指导员的事迹在营里、团里、师里都宣讲过，大多事迹也有所闻。但看了先前的讲稿，觉得理论多，体会多，具体事例显得薄弱。一周时间，昼夜挥墨，笔耕不辍。每到子时将近，炊事班都要给做点夜宵，有肉丝面，鱔丝面，鸡蛋面，凉拌面……我每次都会把站岗的哨兵换下来吃一顿。他们自然欢喜不已，有的还会提供指导员的真实并使我感动的事例，至我收获尚丰!大有蒲松龄馈烟茶成书之意味，然人家的茶可是自己的。
在限定的一周时间内，我还抽出两个半天的时间和战友们一起到工地修渠，一方面是要调节一下，另一方面也顾虑脱离大伙时间太长，影响不好。我们班的一个新兵见我扛着工具和他们一道去工地，就问我：写好了?我说还没呢。他又问：没写完咋还跑去干活?我说脑子累了，让它休息休息。他不解地问：脑子还会累?扯球吧!我说就像干活一样，身体感觉累了就歇歇，脑子也一样。他摇着头说，没听说过，老兵净哄俺新兵蛋子……
异乡客——我排住地前面有一排12间青砖红瓦房，总共住着四户人家，他们只穿军衣，没有领章帽徽，那套上绿下蓝的军衣告诉我，他们也属空军。这四户人家中，有两家是夫妻二人，有两家只有一个男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从气质判定他们不是普通的军队干部。我还曾见到过有几个人开着吉卜车过来，找他们其中一人谈话，不知是怕别人知道还是为什么，竟把人带到离住地很远的小河边去谈，好象不时还有激烈的争吵。我怀着好奇心常在休息时过去和他们聊天。初，他们都三缄其口，后来稍熟了，也偶尔聊上一阵，便知他们来自北京空军机关，有的经历解放战争，有的入朝保家卫国，文革中“犯了错误”，到这里劳动改造。得其境遇，为之泫然。后来连队里又有几个战士也经常会去帮着做点事，打理菜园，修理篱笆，送一些从河塘里抓来的鱼虾，借几份报纸看看，接触便变得频繁起来。他们有时会给我们讲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事，每讲到牺牲的战友，他们都会流泪哽咽。但从不讲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问。连队撤离时，他们都全家出动，把我们送了好远……
砖厂
1971年8月，正是武汉炙热难耐的季节，我们连接到命令，开赴天河集，执行一项打砖坯的任务，为新建机场服务。当时动员的主旨是：这也是战备，是一项光荣使命，不能有任何怨言，不能有丝毫松懈!连首长还布置各排组织讨论，明确意义，转好角色，端正态度，尽快适应。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让一个扛枪的战士去打砖坯，确会有人会难以接受。
砖厂的工作是三班倒，人换机不停。每天接触的就是黏黏的泥巴，轰隆的机器声和一排排码放有序的砖坯，单调而繁重。我和战友们就在这周而复始的枯燥中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然而，就在这枯燥与劳累中发生了两件事让我一直难以忘却。
第一件事，发生在8月底，那天我正在工地上往打砖机里送土，连部通讯员小李气喘吁吁跑去，告诉我指导员让我立刻去连部。我当时心里直嘀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在干活竟把我传去?我顾不得洗手洗脸，也顾不得换去工作服，直奔连部。到得连部看到指导员、连长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干部坐在那里，我的心里便愈发紧张，一时感到手脚无措，甚至忘了喊报告，也没打一声招呼，呆呆地站在他们面前。指导员让我坐下，告诉我团组织股的领导要宣布一项任命。于是那位我不认识的人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宣布“任命陈世魁同志为133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那张纸上有一串名单，估计是任命了一批干部。宣布之后说要跟我进行履职谈话，我跟着他出村到了河边的一棵大树下，他说屋里太热了，这里凉快些。
谈话是直接了当的。先是历数我的优点：新兵打靶三枪29环，跳伞带伤坚持，评过五好战士，宣传队时记过三等功，文艺演出获过奖，班集体也带得很出色……
接下来便是“要注意的”了。清楚记得有两条，第一条是有时会流露骄傲情绪，战士们有这方面的反映，并且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事例是一次政治学习，连领导读报纸，把“意识形态领域”读为“意识形态领式”，我在下面嘀咕了一句“是领域不是领式”。另一个事例是我在团新闻报道组时，为一团领导撰写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录音的讲话稿，因那位领导文化水平低，总是把“麦克阿瑟扬言圣诞节打过鸭绿江”中的“圣诞”读成“怪延”，我怕正式录音时出错，就把这两个字写成“胜旦”，后来这事我在战友中讲过。第二条是在连队时间少，在外面时间多，战士们也有看法。虽然我对他的说法不能完全苟同，但我当时心里也在想，第一件事我确有不妥之处，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些许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过我对那位连领导的出错甚为不解：他每次讲话遇到“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词时，都没讲错过，唯独读文件读报纸时却一直在错，令人费解。第二件事我也为战友设身处地地想过，虽然我在不在连队并不是自己能做得了主的，但人家终年在连队摸爬滾打，吃苦受累，凭什么就是你?有情绪在情理之中。在他提过几点希望之后，我表示决不辜负组织信任，带好一排……
人生之路，皆想活出自我，活出自尊，但这绝不能仅限于自已。别人也有自我，也有自尊。学会理解，学会尊重，你必坦荡悠然，阳光愉悦。
另一件事可不是那么轻松了，它几乎足以让我自毁前程。那是关于“9.13事件”的事。国庆后不久，我在团报道组时的一位战友到连队来采访，一天晚饭后单独约我到村外，挺神秘地告诉我：林彪叛党叛国驾机出逃了!我说，怎么会?前几天国庆节的报纸上登的外国元首贺电，上面还清楚地写着“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呢!别又是小道消息吧?他把大体情况说给我听，但一直没有把消息的来源据实相告，并且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外传。我听了将信将疑，也实在难以相信这会是真的。后来，我又跟二班长讲了，因为他是营党委战士委员，我信得过他，但仍然强调只是听说，决不能外传。谁知他竟传给了他的老乡。于是，传言面一天天扩大，有的人甚至又传到了我这里，神神秘秘地讲个三言两语，有时还欲言又止，还告诫我千万别乱说，不然会倒大霉的。后来上级领导有所耳闻，正要派人追查，“9.13”事件已是一级一级地传达到团这一级了，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直到我们坐在砖棚里听了上级来人的传达，我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懂得在团报道组时，团领导经常嘱咐我们的“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那句话的良苦用心，并让我持久铭之于心。
四 文艺宣传
服役几年，有一半多的时间不在连队，经常被抽调到团、师机关从事新闻报道、文艺宣传。第一次走进团业余文艺宣传队，是在入伍当年的初夏。那时我们团被调到湖北十堰执行“支左”任务，驻扎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工地附近一片用石棉瓦搭建的工棚里。在我们连队一旁住着为数不多的二汽建设者，看他们冒着酷暑在大大的图纸上写写划划，感觉他们应该是工程技术人员。工地建设已处于停工状态，山沟里随处可见静静伫立的高大水泥柱和散落一地的各种施工设备、建筑材料。我们连的任务是负责保卫留守的技术人员和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等。
我们住地的条件非常艰苦，所住的房屋是临时搭建的，墙壁和房顶使用的材料都是石棉瓦，在高温的炙烤下，室内十分闷热，坐着不动都会大汗淋漓，想擦干都来不及，扇扇子也无济于事;晚上睡觉也是汗流不止，第二天一早醒来，床上的草蓆都能浸湿一大片。想到外面睡能凉快些，纪律又不允许，因为那些留守的建设者中还有不少女同志，部队是十分注意这一点的。
刚刚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我和老乡高万同在附近山溪边洗衣服，连部通讯员跑来告诉我，让我星期一上午9点之前到团部宣传股报道，有新的任务，带上自己的全部行李，枪支交连部保管。第二天，我带上自己的全部装备，其实也就是一个被包，一个装有“红宝书”和洗漱用具的挎包，翻过一座山，涉过一条小溪，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团部。宣传股宣传干事张仁东接待了我，我进屋一看，高中时的同学王进也在，一阵欢喜。还有一位高高白白的，不曾相识(后来知道他是一位老兵，四川人，叫刘则贵)。张干事当即交代任务：团里要成立业余宣传队，为“三支两军”服务，我们四人的任务六个字：筛选、创作、挑人。就是筛选一些过去已有的好节目，创作几个适合形势的节目，挑选一批队员。话语不多，简洁明了。说完张干事也背起被包，带我们到团部附近小山坳里一座二层小楼住下来。
那座小楼大概刚建了不久，地面干干净净，四壁也没有任何污点，看样子没人住过。下面一层有两间房，还有厨房、餐厅、卫生间;上面一层除面对的四个小房间外，在最北端还有一个大房间，各个小房间内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桌一椅外，没有其他任何家俱。我们就住在楼上，每人一间，讨论就在那间大房间里。这座小楼建在小山坳里，山风吹来带着阵阵凉意，晚上睡觉还要盖着被子。小楼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水流舒缓，我们晚上可以到那里去洗澡，比起在连队那种溽热来，实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有一次在去团部吃饭的路上，我悄悄问张干事：怎么会调我来?他笑着问我：当兵临走前你们是不是给接兵的首长演过节目?我方想起我在中学宣传队的事：我的最后一场《智取威虎山》就是县人武部为欢送接兵部队安排的，当天接兵部队的首长、北山部队和人武部的官兵都观看了我们的演出。第二天我就随他们一路登上了去往军营的列车。
部队的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第一步筛选节目仅用一天时间，因为张干事和刘则贵是老兵，他们一同在原先的宣传队干过，情况熟悉，挑出十几个他们认为“能体现我们团水平”的节目;第二步是创作，这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创作出七八个不同形式的节目，都经过团政治处审查过。正当我们信心满满准备下连队选拔队员时，部队接到命令：开赴武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1968年夏末，部队进入武汉市，撒遍江城三镇，团部设在武汉地质学校，我们连住在武汉白求恩医校，两地相距不到2里路。张仁东队长带着我们几人住在离团部不远的一座教学楼里，整个教学楼空空荡荡，除了课桌椅什么都没有，只有不远处的学生宿舍常见有人出没。我们经过一周时间在各个连队的挑选，成立了一支二十余人的文艺宣传队，灵璧中学的同学就有五人:我，高万同，张贤义，王进，还有一位记不清了，名字中有一个彩字，挺女孩的名字!
当时我们几个可是队里的骨干力量，编导排演，都有涉足。我和高万同前后一起编排的节目就有六七个:歌舞《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唱《靶场那些事》，快板剧《支左到江城》，对口词《兄弟战友》等。其中《兄弟战友》带有忆苦思甜的内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非常受欢迎，被许多单位邀请单独演出。在武汉期间几乎天天都有演出，为部队演出，也为厂矿、学校、机关团体、郊区农村演出过，因为部队担负支左任务的单位比较多，所以演出的邀约不断，有时一天要演出两场，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还录制过我们的这个节目。
二十多人的宣传队，颇有乌兰牧骑的味道，人人要做多面手。我们队长张仁东几乎可誉之为全才，除了能编写节目之外，乐器精通好多种，小号、圆号、长号、杨琴、手风琴、木琴、二胡、京胡，且样样做到精致。我除了吹竹笛，还学会了单簧管，高万同学会了杨琴，张贤义学会了吹长号，王进也学会了弹三弦，慢慢地都能给节目伴奏了……
都是新战士，大多第一次接触文艺宣传，有时也不免出错。有一次在武汉以北的随县演出，报幕的山东小伙竟把器乐合奏芭蕾舞剧白毛女选曲报成了:下面请看，器乐合奏，芭毛舞剧白蕾女选曲，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因为离开连队，年终评五好战士没我的名字。队长张仁东有些愤愤不平，跑到团政治处为我力争，多优秀，多出力，多重要的说了一大堆。因为评选己结束，无法再补评，后来在团党委会上决定给我记三等功一次，报上级批准。批下来那一天，队长还不依不饶呢!
我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在武汉的演出活动外，也去过广水、丹江口、随县和鄂西北的郧县、郧西县，还去过河南的开封、许昌等地，演出了百余场。有一次还和湖北省歌舞团同台演出，我们有的队员对他们表演的古筝独奏《春江花月夜》颇有微词，说什么“矫揉造作”“软弱无力”“故弄玄虚”，对此张仁东队长意味深长地说了句“你们还不懂呵”……1969年初夏，团里接到命令，从“三支两军”第一线轮换回营房。之后文艺宣传队处于解散状态，只是在有需要时临时召集，开展活动。
196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师里举行一系列活动，其中文艺演出要求每个团一台节目。演出地点是在黄继光纪念馆前的露天广场，能容纳几千人。为迎接此次演出，团宣传队再次集结，又从各连队挑选了十多位战士，阵容有所扩大。从九月初就开始编排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有一个节目是现代京剧《沙家浜》第二场《转移》片断，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那场戏。我在其中饰演郭建光，团长黄居安的女儿黄晓显(时为初二学生，14岁)饰演沙奶奶，朱副参谋长的女儿朱潮(初二学生，14岁)饰演卫生员小凌。由于两个孩子还要上学，这个节目大多是在晚上排练，排完还要把她们安全送回家。总的來说，排练虽难但还是顺利的。
可到正式演出那晚，我却出了“故障”：一开始，沙奶奶和卫生员、伤员小王那一段非常顺利，小丫头一句“说来话长……”还没唱完就引來一片掌声。到卫生员陪沙奶奶去洗服下场，便轮到我上场。郭建光和叶排长挑着粮食出场，吩咐叶排长去藏好粮食，接下来便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一段唱腔。音乐响起，郭建光有一个取下脖子上的毛巾擦汗的动作，我抬手去拿毛巾，才发现上场时竟忘了带!当时心里那个急呀，别提了……(这条毛巾可是个不可少的道具，好多地方都会用到。)戏还要演下去，怎么办?我在前奏音乐中，临时改变舞台调度，快步朝涼晒衣服和毛巾的竹杆架子道具走去——那架子上原本应是挂鱼网的，因不好找，才改成凉两件衣服和毛巾——从容地从架子上取条毛巾，擦了擦汗，又挂到脖子上。此时音乐也正到我开口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戏就这样顺利接了下来，一直到唱完“再来看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我身上的汗把上衣都湿透了!后来在宣传队里大家都把这档子事当笑话讲，每讲一次，笑声便经久不息……
1971年7月，为纪念八一建军50周年，师里举行文艺汇演，团宣传队又一次集中。在节目遴选上，我们决定不搞对口词、群口词、枪杆诗等太习以为常的形式，必须另辟溪径、不落俗套。由于我们准备的节目形式新颖，别具一格，在师里进行第一次审查时就颇受好评，所以我们团是全师选送节目最多的。
有一个节目是男子四人舞《蝶恋花》，是我在灵璧中学宣传队时，由数学老师谢凱和两位同学陈凱、耿兴华经常演出的节目，他们都有很好的武术功底。我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节目单上的“导演”一栏还特地写上他们三人的名字)，四位年轻的小战士演得舒展曼妙、美轮美奂。
另一个节目是歌舞《红军不怕远征难》。一开始我们按原先在武汉演出这个节目的思路去复排，只想精益求精，把动作排得更刚劲，更整齐，也费不了多大功夫和精力。张仁东队长和我看着一次次的排练，虽觉得进步不小，也挺有气势，但总觉得热闹有余而情感不足，缺乏打动人心的东西。于是我和队长商量对这个节目动大手术，使节目语言更丰富，信息量更大，情感更浓烈。我们在其中增加了朗诵、对白，植入了一些长征途中艰难跋涉、互帮互助、告別牺牲战友等情节，使其内涵、情感色彩更加丰满，节目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团里首长审查的给予很高的评价。为此，还特从卫生队抽调两名女护士加入其中，使生活气息更加浓厚，为节目增色不少。
还有一个是我主创的情景微话剧《着陆场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空降兵特色。在空降兵部队里流传着这样的话：机场上尿多(紧张)，飞机上汗多(闷热)，着陆场话多(兴奋)，我们就抓住这个“话多”去挖掘，体现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不同兵龄、不同方言人物特点，颇具喜剧色。同时我也把自己第一次跳伞崴伤脚的情节写了进去，写了战友们如何问侯，如何关心，自己如何表示决心，目的是想体现战友们关心、爱护、体贴的情感，给节目增添了温馨的感情色彩。这个小剧我没参加表演，当了一把导演，专门挑选了来自四川、山东、河南、广东、黑龙江等不同省份的战士，要求所有演员都使用自己地道的方言本色表演，有很浓的生活气息，演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那次汇演我参加了两个节目，第一个是我和高万同及几个战士演出的我创作的小话剧《请战》，这个戏取材于发生在我们连队一件真事：1970年夏天，我们连接到一项命令，要抽调一部分干部战士与其他连队抽调的人组成一个突击队，支援地方抢险救灾。大家都想去，每个排、每个班都想冲到第一线，但因名额有限，所以大家都纷纷向连领导请战。其间发生了许多感人有趣的故事，比如一个战士拿出未婚妻的书信，说俺对象鼓励俺苦练军事本领，杀敌立功，多传喜报;有的还写好了家信，说若是发生意外，都是俺自愿的……为了给这一“请战”任务增加份量，更好地体现战士的求战心切、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我在创作剧本时把“抢险救灾"这一背景，改成了“南部边境突发战事”。谁也不曾想到，几年以后的1979年，在我国南部边境真的燃起了战火，我们那支部队还真去了前线……这个节目获得创作一等奖。
我演的第二个节目是自己编写的快板书《雨夜擒敌》，节目灵感来自《空军报》一篇不足百字的短文，讲的是一个老兵回家探亲与破坏公共财产的坏人作斗争的事。我的板是刚学的，打得不好，张仁东队长之所以要上这个节目，就看中了其原创性，想拿个创作奖。节目开始还挺顺利，当表演到情节最紧张的时刻，我的竹板出了大问题：大板的绳子突然断了，一片竹板掉在舞台上，我顿时紧张起来。在台下一阵轻轻的骚动中，我仅依靠左手中的小板(节子)，继续说下去，所幸是大板出了问题，若是小板散了，连节奏都打不出来了，我在忐忑与沉稳交织中总算是完整地把节目演完。这个节目我虽然没能拿到表演奖，却如了队长的心愿，获得创作一等奖。
事后好多天我都在想，我下次定用铁丝拴竹板，看你还断不?其实那只是一时懊恼而已!从那以后，无论是軍事训练还是文艺演出之前，我都会细细检查装备，再没出过错!
军营是个大舞台，各项事情都要有人去做。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连队，不论是军事训练还是文艺宣传，我尽力去做了。做了就是收获，尽力就是精彩，毋论你有没有辉煌!
五 文学创作班
1972年春夏之交，我被师政治部选派参加武汉军区文学创作班，有了一次与文学创作亲密接触的机会，走过了一段长达四个月之久的文学创作之路。这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三十周年而举办的一次活动。
文学创作是我少年时的天真梦想，读过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红岩》《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无数次被书中的故事人物所打动，被曲折奇妙的情节所吸引。读初二年级时，在灵璧县法院做法官的叔叔厚仁写过长篇小说《黄泥湾》，是一部数十万言的农村题材作品，文句汪洋恣肆，情节纵横捭阖。我为他抄写过手稿，被书稿中跌宕起伏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流畅优美的文笔、风趣幽默的语言和淳朴的乡情乡趣所吸引，对叔叔的文学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幻想着要和叔叔一样当个作家(在“文革”期间，叔叔还为县泗州戏剧团创作了以拥军为题材的单本剧《灯照红梅》，并在全省文艺汇演中获奖)。初二年级那年暑假便尝试写作，首篇习作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柳叶河畔》，那是我暑期回到故乡陈庄村的有感而发，诗中的人物都是我儿时所熟悉、所敬重的长辈，虽无结果，却也是我文学梦的发端。
这次机会无疑令我意想不到，全师只我一人，深感绠短汲深，顿觉惶惑不安。缘何落到我身上?大概是因为在不久前全师文艺汇演中创作并参演的小话剧《请战》和快板书《雨夜擒敌》双双获得一等奖的缘故，因为评委们一致认为作品题材新颖，角度独持，人物性格鲜明，给予很高评价。是否缘于此，确实不得而知。但这于我却是一次不可多得、求之不得的好机遇，应加倍珍惜。
这期创作班举办地是在武汉军区招待所，两人一间，一床一桌一椅，别无他物，简洁实用。食堂的饭菜是按陆军的标准，每天5角几分，远不如我们连队;而我们空降兵部队的标准平时每日9角，降训期则是1元2角，况且每个连队还有自已的菜地、养猪圈。不过在创作班里坐的时间多，没有太大的体力消耗，也没感觉有何不快意的，反倒很快适应了。
创作班前几天的内容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便是学习文学创作理论，分析鉴赏作品，请知名作家授课。记得当时邀请了小说《前驱》作者陈立德、军旅作家骆峰等人介绍写作历程、创作经验，受益匪浅。陈立德主要介绍《前驱》《翻身牛》的创作历程和创作体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写作一定要有生活积累，创作在尊重史实前提下可以艺术虚构。创作班还组织了两次连队参观，还观看几场当时禁映的电影《青春之歌》《早春二月》《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经过近半个月的学习观摩，学员进入选题创作阶段。有的大概有一定的文学创作基础，抑或有相当的生活积累，很快开始文字写作。我的同室是来自空军某地勤部队的战士洪珊寅，也开始了他描写军工战士技术革新题材的写作。而我三日之内没着只字，白纸一张，就连选题也毫无目标，一下子陷入苦闷之中。这几日之内，我也曾尝试过依我编写的小话剧《请战》为蓝本，改写为小说体裁，本以为有了现成的题材创作起来会容易些轻松些，但在撰写题纲时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在困扰着我：一个问题是，《请战》那个小话剧中写了一组群像，没有一个特别突出鲜明的主人公形象;若把所有事件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则忽略了人人争先、个个奋勇的集体力量，反倒会削弱请战这一群体行为的力度。另一个问题是，我是唯一一个来自空降兵部队的学员，而请战这样的事件是会在任何兵种中都可以发生的，没有空降兵的唯一性和独特性，这一点是我不情愿做的。我来自空降兵部队，有责任反映空降兵部队的生活，描写空降兵战士的形象。所以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创作思路，决定另辟溪径，选择新的创作题材，一定要描绘空降兵战士的生活画卷。
在苦闷和彷徨中，我有时像过电影一样回忆连队生活，有时和室友交流各自连队的情况，有时到阅览室浏览报刊杂志，想从中寻找创作灵感。一日我在阅览室翻看《解放军报》，留意到一通版文章都是讲战备的事，左上方还有加大加粗的毛主席语录：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有一篇文章里记述一位战士的话：当兵为什么?为打仗呀，怎么打?战备呗!我突然眼前一亮：对呀，在连队天天都在讲抓战备为打仗，这不就是部队的魂吗?于是一个“加强战备，一切为打”的选题确定下来。
可是当动笔编写故事梗概时我才发现，手头占有的事例太少了，即使有一些也都是部队常见的，诸如能吃苦，不怕累，带病训练，带伤行军，腿绑沙袋出操，蒙着双眼拆装枪支，枪杆挂砖练射击等，都确有实例，但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别是少有能体现空降兵特点的事例，可供选择和使用的素材实在太少，这使我再一次陷入苦闷之中。这种苦闷，是一种无助，是一种沮丧，无疑也是一种煎熬。但是，我却不能放弃，也不想放弃。我还从未在任何困难面前轻易退缩过，只要我认准了要做。没有崎岖坎坷不叫攀登，没有痛苦烦恼不叫人生。我不能容忍自己知难而退，更不能容忍自己空手而归!于是我做了一个无奈而又大胆的决定：请一个星期假下部队，以“为战备”为重点，深入采访，积累素才。
我的想法得到创作班领导的认可和批准，并鼓励我“文学创作就要走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的路子“。
我选择了我们师134团“上甘岭特功八连”作为我体验生活的目的地。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在入朝后第五次战役沙五郎峙战斗中，半小时内连续攻下敌军7个山头，被第十五军授予“出国作战第一功”的锦旗。事后证明，我的这一决定可以称得上是不虚此行，对我的第一次文学之旅大有裨益。
我到达八连已是过午时分。我在连部正收拾床铺，准备休息一会，然后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体验连队的火热生活。我刚躺下，连队通讯员便提着一大一小两个伞包(一个是主伞包，一个是备份伞包)满头大汗地走进来，往我跟前一放说：首长，你的。我说：给我干什么?他看着我说：战备呗!我一脸的疑惑。他又发话了：看来真要是打起仗来，你是想当留守司令看守营房了!我说：这个司令我不当，真是打仗我会跟你们一起上前线。小家伙笑了，说：那你是靠两条腿还是坐火车汽车去呀?我立即说：咱们是空降兵，有飞机……我突然语塞，恍然大悟，原来这伞是为我准备的!
第二天晚饭后，我向连队领导请了假，从炊事班借了辆自行车，到远在三公里外的我所在的连队。我看过我们排的战友和连队领导后，便到四排去看我一起入伍的高中时的同学高万同。我们在分配新兵时就分在一个连，还一起在团文艺宣传队睡过连铺，搭档演出过许多节目。他是四排六O炮班班长，打炮技术非常精湛，每次实弹射击，都百发百中，从未失过手，在全团都小有名气，不少连队还请他去传授经验。我们俩刚说了没几句，从门外传来响亮的喊声：检查战备了!我回头一看，是我们连的两个“战备监督员”。他们和我打过招呼后，便开始检查各班的战备情况。他们细心地检查武器、装备和各种空投吊挂物品，检查得非常认真，对发现存在的问题，批评丝毫不留情面，总是把“备为战"“马虎不得”挂在嘴边。我回到八连后，把当晚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入我的采访手记里。
之后的几天，我和八连的战士一起训练，一起学习，还参加一次伞训小结会议，收集了不少加强战备为打仗的事例，积累了许多一手素材，一周假期也快要到了，我做了赶回创作班的准备。可就在要返回武汉的头天晚上，一次夜间伞降训练不期而至。我在熟睡中被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声惊醒，连长告诉我是上级命令连队施行夜间空降战斗演习，并说你是下连体验生活的，可以不去。我虽然跳过许多次伞，有过山地跳伞、水上跳伞的经历，但却唯独没有夜间伞降的机会。我那里肯放过这一难得的体验机会，急忙穿好衣服，在声声扣人心弦的嘹亮军号声中，带好伞帽，挎上手枪，跑步到伞库取出自己的伞，跟随战士们迅速登上了去机场的汽车。登上飞机后不久，飞机便腾空而起，直插夜空。经过约半小时的飞行，到达预定空域，在一声紧似一阵“呜呜呜”的跳伞信号声中，我紧紧跟在八连战士身后，迅速冲出机舱……
我从八连返回创作班后， 在整理采访笔记过程中，关于作品的基本架构逐渐清晰起来，拟定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写作思路：首先作品的题材就是战备，故事围绕着“备为战、战必备”展开，素材的取舍也紧扣“备”字这一主题。其次作品叙事手法采用“红线串珍珠”的结构，即把战备作为一条红线，把一系列典型事例串联起来，为主题服务，事件必须具有空降兵的持色。当然，我所掌握的事不拘泥于某一个人，而是把发生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事件集中到小说的主人身上。三是确定一个性格鲜明的主人公。最初是想以八连通讯员为原型，但在写作过程中发现通讯员这个角色找不到激发点、宣泄点。思考许久，忽然想到在军营里每天都能听到的军号声，那么激越昂扬、鼓舞人心，那些战士们关于战备的话语，不也和嘹亮的军号声一样催人奋进吗?于是把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连队一名普通的司号员，“我”则作为下连队蹲点的干部，描写两人在火热的军营生活中发生的情感交织、观念碰撞。
由于有了明确的写作思路，也有了较为丰富的素材，我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便写出了第一稿，把它抄写得工工整整，送给创作班的负责人骆峰，他看后很高兴，对初稿给于充分肯定，也提出一些修改建议。拿回书稿后，我进行了加工修改，中间我还尝试过改变第一人称的写法，但改写中间发现有些语言，有些情感，反不如第一人称那么自然，那么真实，费了几天时间，只好作罢，随之潜心修改我的原稿。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三十多位来自不同兵种、不同部队的基层干部战士，坐在没有电扇空调的房间里，夙兴夜寐，挥汗如雨，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日，大都有所收获。本人拙作短篇小说《军号声声》、小诗《雨夜伞降》分别被收入部队文艺丛书的小说集《红芽》和诗歌集《军营短笛》中，在文学创作中第一次有了收获的喜悦，也有了文学创作艰辛的体验。
七年多的从军生活，那带血、带泪、带伤的过往，都作为祭礼献给了军营;那艰辛、磨练、挫折的经历，都作为印记留给了军旅。军中的一切，无论是欢笑或是泪水，都让青春不曾寂寞，心灵不曾苍白;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让人生不再残缺，经历不再遗憾。短暂的戎马生涯，留给我的是军魂，是让自己一生都无怨无悔永在的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