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郊有个叫雪山的地方，山上建了一座宾馆叫雪山宾馆。我不知道这个叫雪山的地方现在还在不在?那是1985年3月初，我接到温州市文联《文学青年》函授创作中心的邀请函，前往温州雪山宾馆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创作笔会。那时候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由于对文学的爱好，便加入了《文学青年》杂志社的函授创作中心，学习文学创作。
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我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揣着当月的工资，并向同事借了200元钱，向温州出发了。
要知道当时的《文学青年》杂志社函授创作中心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算是学员人数最多的“函授中心”之一，顶峰时大概有近万名学员。在那个文学创作方兴未艾的年代，文学，成了多少文学青年“精神圣者”的标签，他们梦寐以求地把作家当作人生中的精神“牧师”。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从这支近万人的队伍中，被编辑老师精挑细选的四十人之一的学员，这怎能不让我激动!
我从武汉乘江轮两天两夜到达上海，又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乘海轮经过一天一夜海上颠簸才到达温州码头。从没有见过大海的我，在海上被波浪掏空了我胃里的一切，几乎是迷糊的状态中下的船。尽管呕吐的“后遗症”还在作怪，但一点都没影响我内心的兴奋和对“当作家”的憧憬。
我扛着行旅，沿着码头大道，一路走，一路东张西部。此时的温州己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都市了，对于象我这样一个从内地小镇过来的文学青年，一切都觉得新鲜，一切都觉得充满活力。这里的商业氛围明显有一种“浓咖啡”的味道，浓烈香甜又有一股“沉渣泛起”的味道。我被几个烫着卷发穿着喇叭裤的青年吸引住了，他们拿着一包红色“牡丹”牌香烟，向路人兜售。更让我新奇的是，年轻的温州商人把香烟拆分，一支支卖给路人。我那时见过香烟最小的单元也是盒，在我很小的时候最穷的人家虽买不起好的香烟，但也会买一包8分钱的“经济”牌香烟，绝对沒有买一支香烟的。温州商人的做法恐怕是早期“拆分销售”的鼻祖吧。虽然今天看起来非常正常，可在那个还沒有完全开放的年代，内地许多地方还是“凭票供应”的统一分配年月，温州就己率先开启了商业模式的探索，真的让我有一种进入了“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感觉。我看着叼着牡丹烟的烟民，闻着牡丹香烟那股特有的香味，看着他们那幸福的表情，我无不佩服温州商人的智慧，我深深地被这里的商业氛围感动了。
不过，那时的我虽然对文学有一种近似宗教般的崇敬，可潜意识中又被温州商人的商业文化所感染。如果不是雪山上的文学笔会这扇“圣殿”的大门为我打开，我当时就可能立马跳入这五颜六色的商业洪流中。当然，这只是我后来的想法。
我从海港码头即兴奋又疲惫地一边走，一边打听，终于在一条不起眼的大街上找到了市委大院，市文联《文学青年》杂志社隐蔽在大院的一隅角落。这个在我心目中的“殿堂”有些低矮，更显低调。陆续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文学青年，他们的眼神跟我一样充满了期待和高远。当晚我们就住进了雪山宾馆，这是在离温州主城区不远的一座不高的山地上建的宾馆，是当时市政府接待省里和北京来的官员而设的宾馆。
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称为雪山，实际上温州的冬季是很少下雪的，应该是有另一番的“瘾喻”吧。雪山不高，山上很安静，举目眺望山下城区那不算太高的房子，密密麻麻、错落有致，感觉那满街一股股说不来的气息充斥着我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大脑。那时的温州城虽然不算繁华，也称不上宏大，但却显出一种磅礴而出的冲动，连那些低矮的小平房都显出“睥睨天下”的味道，它自信得一点都不觉得矮小。相反，每一间平房店铺塞满了的电子元件、鞋靴、衣服，更显出它的充实富足，还有一份谦卑。
正如《文学青年》杂志，这份专为“文学青年”量身定做的刊物，名副其实，在全国地级市以上的文学刊物中首创“函授创作中心”，而且不办则己，一办就成了全国之最。记得当时有几家办得最好的“函授创作中心”，如辽宁省作协办的《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还是数温州《文学青年》影响力最大。当我踏上温州这块土地上的那一刻，便感知这份杂志象这块热土，充满了创新、活力无限的能量，还有温州人那敢于人先的探索精神。温州文学的商业性也正在萌芽，它们带着天然优势席卷全国，将商业的精髓溶入文学的纯粹中，使文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把它演变成大众化平民化的游戏。但在那时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想。
更令我感动的是，文学创作的产业化、教育化己在沿海的这座小城兴起，它开创了文学复兴的先河，为中国文学的平民化打开了一扇“梦想”的天窗。我的梦想也从这里起航了!
随后的几天，讲座、研讨、改稿、采风，学员们不已乐乎，象一群蜜蜂只顾“嗡嗡嗡”地采蜜，全然不知花粉的周期，以及花粉的分布。我们那时还是一只即要采花又要吮蜜的“雏蜂”，没有“花开花落”的意识，也沒有“鲜花和毒草”的分别。辛勤地“采粉”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力量，对于酿蜜那只能全靠不够强健的生理功能去实现，但那时真的只想做一只“只管吐蜜”的小蜜蜂。
当渠川老师的那场“语重心长”的对话在我们耳边不断荣绕时，我的内心有着多么的不甘!记得笔会中期，市作协主席渠川老师来为我们讲课，渠川老师的严肃和儒雅之气把整个讲课渲染得古色古香，他那浓眉俊朗的洒脱又使我如同享受一场文学“电影”的盛宴。但渠川老师的那句真情相“劝”，却使我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即象皮鞭又象绳索，时时抽打我，别掉队!又时时“套牢”我，让文学一次次从我生命中抹来抹去。渠川老师最后那天做为一个前辈作家深情地对我们说：“在座的四十位学员中，二十年之后如果还有百分之十的人从事文学创作我们的这个班就没白办。如果有两位能成为专业作家就是大家的造化!”他给出的这两个数字对于当时的我们是多么大的“好言相劝”。我们拥挤在文学的这条“荆棘之路”上，彼此都象一只小蜜蜂，是否能飞越千山万水找到花丛，都显得那么无知无畏。
如今，37年过去了，真的应验了渠川老师的那句话，我们那批学员没有几个在坚持文学创作。但我们的收获远远比成为专业作家更显辉煌的人生体验。实际上他就是告诫我们：文学创作是条艰辛而又持之以恒的路，你只有在生活中持续的感悟、持久地思考，才能在这条道上走到“黑”!
这些年我从一个“幼嫩”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商海中的游泳老手，虽然商业成就了我，那可是文学在灵魂中的呼唤，使我找到了商业中的“文学情怀”。不是因为渠川老师的那句话让我改弦易张，而是温州精神让我感受到了博大的变通，更有文学在商业中的应用的价值体现。
随后的日子我们游览了雁荡山，参观了柳市的五金市场，苍南的印刷市场。这里的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就象我们这批文学青年一样如饥似渴。
十五天的笔会一晃就过去了，在离开雪山宾馆的头天晚上，杂志社举办了一场舞会，算是为我们送行吧。舞会在宾馆的一间大会议室举行，临时扎的花和五彩汽球显得格外温馨，音响也是临时组装的。尽管这样，对于大部分来自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学员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看得出很多学员都没进过舞厅，更不知道跳舞的节奏。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内地的文化活动还是相当封闭。学员们一开始很拘谨，虽然编辑部的所有老师都来参加了舞会，但男多女少的局面使大家尽显尴尬，为了鼓励学员下池找伴，编辑部的男老师主动邀约男同事共舞，把编辑女老师“让”给我们这些羞涩的学员。随着学员们彼此用酒来“壮胆”，便高潮迭起，跳舞的人越来越多。这时，一直跟我同吃同住的文友小郑，他来自江西一个森林农场，拉着我的胳膊对我说：“跳舞比写小说难。”，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从来就没有跳过舞!我就象一个懵懂的少年闯进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殿堂，手足无措又自惭形愧。”看来他己喝了不少红酒，即兴奋又惆怅，他举着杯对我说：“温州开启了我文学人生的旅程，雪山打开了我问道文学的大幕。我来自大山里，温州雪山浓缩了我全部的文学情怀”
那一夜，我被他的激情告白感动得稀里哗啦。
我们那一代文学青年就是在这样一种绿地与沙漠纵横的时期踟躇前行，让内心的绿洲一点点扩展。温州《文学青年》函授创作中心正如大片甘霖，辛劳地呵护浇灌着这片绿洲。
温州雪山上的那场舞会也把我们推进了改革大潮的“舞池”，尽管我们一开始有些拘泥和木纳，但音乐的四起和舞伴的牵引，让我们逐渐感知脚步的节奏，我们渐渐地用文学的豪情和睿智在广袤的大千世界中找到了各自的人生定位。
温州这座改革的城市开创了文学创作市场化的先河。
雪山，为我们那一代文学青年留下了多少文学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