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赞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这是历史不断重复的宿愿，
自然也是我辈心底始终埋存、时信时疑的信念。
只因还信理性必将渐次取代愚昧，
所以还会饶有兴致地活在余年。
在黄昏的余光里，遥远的海，涛声如故，
每一个生命都还在竭力歌唱
一
从2018年1月开始的又一次迁徙，至少注定了我这一年的兵荒马乱。
那一天，因为诸般不堪言说的细故，我不得不挥别定居了十一年的大理，驱车于弥天风雪中，孑然回到一去三十三年的故乡。原本准备千里单骑，大理乡亲的送别宴上，一兄弟在微信上号召——有人愿陪野哥一程吗?立马有本土画家张良留言：次日大早高速路口见。古人所谓的桃花千尺，云天高义，大抵就是这样的情分吧。
乡关千里，由暖入寒，两个男人别有些微伤感。有时热议如辩经，偶尔又沉默似深雪。陆游当年云：世态十年看烂熟，家山万里梦依稀。我这一去，虽曰垂老还山，叶落归根，但阔别几十年的家，早已片瓦无存。久违的故土，实未有半分的宅基。前辈还乡要衣锦，我只是披着这一身的辱，黯然而返者。且更不知，陌生的家山，是否还能遮蔽我的倦归。暮霭沉沉楚天阔，怎么忽然到了这样的年份，竟有些长亭短亭不知归程的仓皇。
沿途依旧有故人，置酒下榻，留一夜微醺。聊起世事，问及未来，没谁看得清前程。仿佛朝野江湖，一时都进退失措。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去意彷徨而又出处两难。苍茫大地，忽有无处安放灵魂的惆怅。
要像土拨鼠一样，穿越无数个漫长幽暗的隧洞，才能接近故乡。一踏过渝鄂地界，故乡的暮色被纷飞大雪照亮。遍野镶银，凛冽中的温软地被，仿佛迎接我的归来。正要出口时，我接到了一条来自阿尔卑斯山的短信。告诉我，一部拍摄我及艺术家高氏兄弟的纪录片《漫漫回家路》，将在今夜于瑞士首映。
这个消息，让我这趟感伤的旅程，隐然有了一点喜感。
二
毛润之写过：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那是他的感怀，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那种胜利者的豪言，是确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概的。世上的人，青春许国，歃血出山的多了去。多数的抛尸战野，余下的混得遍体鳞伤，片甲不留地归老田园;半夜酒醒，躲在被窝喊痛。真正像这样志得意满的还乡人，必定是寥若晨星的。三十三年前的我，扛着箱子挤上那一辆命运的大篷车，摇晃走向大平原时，也曾踌躇满志。而今想来，萧条异代，唯剩下怅望千秋而已。
出山那年，二十三岁，正是心雄万夫的轻狂浮浪年纪。那也正好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高潮期。那时的我辈，对一切新鲜事物充满了欲望。或者说，整个1980年代，吾族正是因着这种对理想社会的强烈欲望，而支撑着一路狂奔。叔本华说，人的一切欲望的根源在于需要和缺乏。对那一个初初开禁的时代来说，每个人穷得只有理想和渴望。当然需要上路，需要求知，需要亲身体验一切文明的生活。
然而人的命运，最终都与国运相关，往往不期而遇的都是一个荒诞。恍如歌中所唱——这样飘荡多少天，终点又回到起点……似乎半生的努力，一夜打回原形;童年经眼的世界，梦醒忽然再现。背井离乡卅三载，原以为我们始终凭着一些烦恼、忧伤和欲望在成长;就像船只需要压舱物，来确保方向。结果轮回近乎甲子，欲望依稀无存，烦忧依旧满地。
记得某一年，某个同龄的讯问者，笔录结束之后抽烟闲聊。他应该是真诚地对我说：因为你，我几次往返于你的家乡。那些山路之险峻漫长，让我非常惊异，你竟然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听罢他这些不知褒贬的话，我只好笑着说：我也想出生于都市，锦衣玉食。但故乡如母腹，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我没有说出口的，可能正是故乡那些贫瘠僻远的山河大地，造就了我的欲望和反叛。
三
何谓欲望?欲者，本能也;望者，期冀也。孔夫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基于本能，降生之初伴随着的种种渴求，便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必需。譬如饮水粮食，空气阳光，以及交配生育等，这是不能被剥夺的需求。由此衍生的对平等自由文明的权利渴望，构成了人类进步的原始推动力。
我们都是被欲望催逼出发的人，像饥饿的野兽，逡巡于自己的命途。唯一有别于兽者，乃在活命的物质之外，人还有精神和权利的追求。少年时的我接触这个社会，最初看见的多是触目惊心的贫苦，以及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的相互迫害。这种残酷记忆，奠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想要改造这样的世道人心。
然而这样的欲望，却是与世相违的动念。佛门的灯语说：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一个人度己尚难，更何谈济度众生。鲁迅先生当年在东瀛，一日观影后忽然弃医从文，意欲救治华夏的族性。在他看来，医术救活的，不过是给独夫增添一个奴隶。老话说上医医国，他寄望于文章醒世。哪知道几十年在恐惧中辗转书写下来，他最后的绝望竟然是四个字：亡有余辜。
三家村文人在“文革”后唯一幸存的廖沫沙，在挽老友吴晗的诗中说：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这是迟来的醒悟，也是文人的无奈与悲催。沙皇时代的俄罗斯，一批批怀抱救世意识的文人，最终却走在西伯利亚的路上。到了前苏联，别说救世，但凡想保持一点独立写作人格的，基本要被流放和处死。
欲望会催生思想，而这两者都是危险的。
四
文人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滑铁卢兵败时，传令官请示撤退序列，拿破仑口谕：让伤兵在前，文化人和驴子走在中间，士兵断后!那时随军的有文化人，当然也有负重的驴队。
这件当时听来原本严肃的轶闻，传诸后世，颇有了几分幽默。让文化人“走在中间”，显属对文化人的关照。因为，他们既不能冲锋，又难以断后，当然是需要照顾的。只是被皇帝无意中安排和驴子一个序列，这才让后世人在回味中忍俊不禁。
实不知在法皇眼中，文化人和驴子有何相似，竟如此并重。寻思起来，或亦有可举之处：其一，忍辱负重而不怒;其二，倔，一条路走到黑;其三，在创建功业的征战中，二者还不可少。所以当初高岗骂知识分子，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这都是比着毛驴说的。
所谓中间位置，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可能是孔孟那一代开始，读书人就想保有的立身处世状态。其实，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鲜有“中间”这一位置的。一百年来，历史似乎总处在大是大非的急剧矛盾之中，迫使个人总要陷入非此即彼的窘境。
反观一下三四十年代“第三种人”或“中间派”的道路，即知“中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始终并无这一空间。那些像驴子一样企图“走在中间”的人们，最终却连驴子也不如。这就是革命时代的选择：非左即右，非激进则反动;不倒在敌人的枪口，则断送于同志的刀下。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历来不能宽容独立不倚的客观观察者。
五
晋代的某个宰相张翰，秋风起时，忽然对故乡的鲈鱼莼羹充满欲望，竟要挂冠归去。人皆不解，询之，答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他这当然是托词，也许朝中官场的险恶，让他顿生急流勇退之心。
我的故乡亦算中国莼菜的最优产地，每年出口到日本的，都成了东瀛最珍贵的馔食。而在本土，无论怎样的鲜嫩粘滑，却廉价得令人齿冷。墙内开花墙外香，说的是自然现象，比喻的却是人生的炎凉尴尬。这十几年来，我在滇西借一枝栖，也曾满怀希望地去努力践行少年的理想。在与这个世界的浅斟低酌中，力图有所推进社会的改良。人或讥嫌浪得虚名，我亦自嘲虚得浪名。其实很多时候，忍把浮名换取的，却是更多的暗箭明枪。
今年之冬意尤显浓烈，当年梁漱溟先生的父亲忧惧沉重地问——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梁漱溟先生孤耿的一生，穷究天人的探索思考，未知晚年是否能够回答其父的天问。但浅薄如我，约略已到了有欲无望的槁木心境。杜甫大约在我这个年龄，也是想通了一些类似的困惑，最终自我宽慰曰：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这种看似颓唐的言行，仿佛苟全性命的犬儒。但罗素先生认为——忍耐主义的自由，只是欲望的屈服，而不是思想之屈服。欲望之屈服可发育忍让之美德，思想自由则依旧可以诞生艺术和哲学，以及我们对征服世界的美丽憧憬。
身处今日之中国，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皆可谓大异于前。转顾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恰值戊戌，群臣奏议“宪政变法”，结果却是“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多世纪过去，我们仍在经历各种沧桑之变。也许一个开明盛世的建成，一个开放社会的确立，还要经众多锐意改革者的努力，才能散枝开叶。
在时间之流的裹挟中，我们又来到一个新岁。古语赞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是历史不断重复的宿愿，自然也是我辈心底始终埋存、时信时疑的信念。只因还信理性必将渐次取代愚昧，所以还会饶有兴致地活在余年。在黄昏的余光里，遥远的海，涛声如故，每一个生命都还在竭力歌唱。而在西南山地的村居里，亲手熬制的莼羹，还足够喂养我的老怀。人类只是凭借一些简单纯净的愿力，就能抵达想要的世界。对此，我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