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恩人，是令我惧怕的人。父亲难得表情开朗。那时妹妹还未降生，爷爷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是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唉声叹气。他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我常常祈祷，希望他也抱怨点什么。我听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想法，如果父亲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父亲三年没探家，打算积攒一笔钱。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他始终信守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第三次探家，正是哥哥考大学那年。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临时活计——在菜市场卖菜。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早出晚归，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钱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了。骗局终于败露，父亲对这种“阴谋诡计”大发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镜子。
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口探出身，对哥哥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有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的担子啊!”父亲的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
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一滴泪水挂在父亲胡茬又黑又硬的腮上。我心里非常难过，却说不清究竟是为父亲，还是为哥哥。我知道，哥哥已背着父亲参加了高考。母亲又一次欺骗了父亲，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这个“知情不举”者也欺骗了父亲。我因无罪的欺骗内疚极了。我，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难过……
几天后，哥哥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
我无法长久隐瞒哥哥已上了大学这件事，不得不在信中告诉父亲实情。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一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一个心理弱者的终生归宿，一个明确的句号。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一封并不彻底的扫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有朝一日你当了工程师!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每句话后面都是惊叹号，所有这些惊叹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哥哥的愤怒。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
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第一次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时，我并不怎么后悔。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在我心理上造成了深刻的不良影响。然而第二次被推荐时，我却极想上大学。那年，我二十五岁。
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不同意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我因此而顾虑重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汇给我两百元钱。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干什么的。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用钱去贿赂人心的。
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汇单的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当天，我取回了钱。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两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都被捂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说：“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
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我恨不得将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腔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头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变坏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负荷最沉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喊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永远保留在我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