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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提着土黄色的帆布包，来到西宁北大街玉树办事处的门口，等待一辆事先说好的卡车。卡车是拉羊毛的，玉树草原每年都要向远在西宁的羊毛加工厂运送许多羊毛。我等了一上午车都没有来。收发室的人告诉我，可能不来了，这会儿出发，晚上到不了花石峡。花石峡是去玉树的必经之地，可以住宿，长途司机都是早晨出发，天黑前到达。就在我沮丧得正要离去时，一辆卡车疾驰而来，急刹车停在了我面前。驾驶室里坐着三个人。司机达洛——我昨天在玉树办事处见过的那个藏族小伙子跳下车来说：“你还等着吗?”接过我的帆布包，扔进车厢，几乎绑架一样把我推向了驾驶室。另一个藏族小伙子立刻从驾驶室跳下来，踩着轮胎爬上了车厢。
启程了。我问：“你怎么才来?”达洛咧开嘴，嘿嘿笑着，不回答。坐在中间的一个藏族中年人说：“他喝醉啦，忘掉啦。”说下去，才知道，住在羊毛加工厂的达洛昨晚喝多了，今天十点钟才醒来，脸都没洗，叫上同伴，开着车就走，走到半路上，看到有人拦车，才想起昨天一个汉人在办事处说好要搭他的车，急忙掉头返回，远远地看到我后，庆幸得直拍方向盘：这汉人还等着，没有白白地返回。
一路向西，经湟源县，过日月山，农业区突然变成了牧业区，草原一露头就显示出它的辽阔无际来，看不到人烟，也没有帐房，只有一群白色的绵羊和一群黑色的牦牛点缀在绿茵茵的草山上。山连着山，但都不高，下去就是一马平川，草原的延伸和天的延伸齐头并进。车况不好，到达恰不恰镇天就黑了，原定的路程走了一半还不到。我们在恰不恰镇住了一宿，第二天继续赶路，下午到达花石峡，虽然太阳还高高在上，但也只能停下了，前面的玛多县城离这里还有一百多公里，天黑前肯定赶不到。因为要修车和加油，第三天我们住在了玛多县城。第四天随着天阳升起出发，穿过湖牵着湖、水挽着水的星星海，翻过黄河源头的巴颜喀拉山，晚上十点到达玉树的结古镇。结古镇是玉树州州政府所在地，我的搭车算是结束了。在州委招待所门口，达洛把我放下，都没有来得及握一下手，就开着车匆匆离去。我心说怎么就没问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呢?只知道家里有妈妈、姐姐和一个弟弟。
我是《青海日报》的记者，来玉树州采访，没有具体的任务，只有一个笼统的意向：牧业生产和牧民的生活。州委宣传部的人接待了我，给了我几页材料，问我是不是还想去下面看看。我说：“当然，州上哪有什么牧业啊，也看不到牧民的生活。”他又问：“你想去哪里?”我说：“你们觉得哪里好?”他说：“那就去称多县吧，近些，有公共汽车，当天就到了。”我说：“好。”但我最终并没有选择称多县，称多县在结古镇的北边，我来时已经路过了，尽管路过的并不是县城。我想去更远的地方，比如杂多县，年初去过一趟，还想去，那是澜沧江的源头，能看到许多野生动物。宣传部的人说：“杂多就杂多吧，不过没有公共汽车。”我说：“有顺车就行。”“顺车也很少。你上次是怎么去的?”“州上派的车。”“州上最近忙，派不出车，很多干部下乡都得骑马。”
两天后，我等来了好消息：州肉联厂有拉牲畜的车要去杂多县，可以把我挤上。所谓“挤上”，就是在可以坐两个人的副驾驶座上再增加一个人。为了不影响司机开车，穿着臃肿的三个人得前后错开。车厢里都是商业局委托运输的物资：一半是用来建设草库伦的铁丝，一半是日用百货，用麻绳绑了一个不易散架的尖顶，无法再坐人了。大概是经常挤坐的原因，同车的藏民无所谓，我却感到难受得要死，靠后吧腿被压在别人的腿下面，靠前吧屁股几乎担不到座椅上，基本是蹲着的。好在身边那个壮硕的藏民关照我，看我难受，让我坐在了他的腿上。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车窗外的景色，远远近近，是圣洁的雪山和苍绿的草滩，川谷就像偌大的簸箕，从天上铲来湛蓝和白云，以无与伦比的清透制造着遥远。不时有河流出现，激越而孤独，听不到哗啦啦的响声，却能感觉到哗啦啦的寂寞。路一直在往上，随着海拔越来越高，人烟越来越少，半天看不到一户人家。
记得上次去杂多县时，藏历新年刚过，州上的车把我拉到了杂多北边的扎曲上游，走的好像不是这条路。这条路更难走，是土路，坑坑洼洼不说，还是软的，很长一段甚至是泥泞不堪的。摇摇晃晃走了一半，天就黑了，到达设有食宿站的子曲桥头时，已是半夜，睡了半宿，第二天再走，司机想走捷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捷路不通，又返回原路，走到半夜，才到达杂多县城所在地的萨普塘。司机停下车对我说：“下吧。”窗外的夜色里，一盏昏黄的灯戴着防雨帽亮在砖砌的方柱上，那是座门，两边有不高的围墙，一只狗在吠叫，能听到铁链哗啦啦响。又有一盏灯挂在围墙内的房檐下，一排平房朝两边的黑暗伸过去，也不知能伸多远。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司机说：“住处嘛。”下了车才看清大门边的招牌：县委招待所。
我住下了。第二天上午起床，在招待所厨房吃了一碗羊肉汤和一个馒头，便来到街上，朝县委机关走去。县城不大，一条路，两边是些砖瓦的平房，有商店、医院、邮局，基本没有闲逛的行人，安静极了。很快到了县委机关，也是平房，不过院子很大。
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下去了，只有一个副书记在家主持日常工作。他谈了牲畜的存栏率和出栏率、菜牛菜羊的宰杀、草库伦的建设、口蹄疫什么的。问起牧民的生活，他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说：“好——得很。”“有没有典型?”他愣了一下问：“什么典型?”“就是生活好起来的有代表性的牧民家。”“有啊。”“我得去看看。”他立刻喊来一个穿着黑藏袍的年轻人，用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的杂多藏语说起来，年轻人“哦呀哦呀”地答应着。副书记又问我：“后天行不行?”“行。”“那就好。”副书记指着我对年轻人说，“杨记者是哩。”又指着年轻人对我说，“我们的汽车夫，旦周是哩。”
但是我们的出发提前了。见过副书记的第二天上午，司机旦周来到招待所，说后天不行，他忘了后天要去苏鲁公社接县长。我说：“什么意思?去不成了?”旦周说：“要去现在就去。”“也好。”县上只有一辆很破的北京吉普，几个县委领导都得用，我只能插空。
沿着一条土路往西出了县城，很快就没路了，只有若隐若现的车辙引导我们扭扭曲曲地行进在草滩上。后来连车辙也看不见了，车速却快起来，没有了路的局限，哪儿好走往哪儿走。一直是上坡，用呼吸就能感觉到地势的高峻。雪线就在眼前，齐刷刷地把山分成了黑白两层，山麓却是绿生生的，豪野地漫过来一些大起大落的草浪。山忽近忽远，峡谷的时宽时窄就像串起来了无数个大葫芦。脚下，清洌的河流在石头上碰撞着，扬洒出透明的水花。不时有鸟儿穿过水花，落在凸起于河面的石头上。偶尔会看到一两顶帐房。每次旦周都会减速，扭头朝那里看看说：“不是。”然后就一脸疑惑，“会去哪儿呢?”我以为他在找一户可供我采访的牧家，就说：“随便哪一户都行，我可以多去几家。”他说：“不行，书记交代过啦，让记者看到好好的人家，看到好好的人家得找到队长。”哦，原来如此。
山渐渐低了，又渐渐远去，消失了突兀和峻拔，眼前蓦地开阔起来。海拔更高了，山顶草原的出现让我立刻有了空气被雪山冰镇的感觉。旦周把车停下，从车后拿出一个牛毛绳编织的口袋，要我吃糌粑。因为没有奶茶，我吃了几口，就被呛得连连咳嗽。接着往前走，看到了两顶挨得很近的帐房。旦周犹豫了一下说：“再走走吧，说不定就在前面。”然而走了很长的路，我们也没有遇见一户人家、一个骑影。黄昏降临时，终于看到一顶牛毛帐房孤零零地伫立在草原上，旦周停下车说：“不能再走啦，再走我就回不去啦，明天的事，耽误不得。记者啦(啦为敬语)，你就在这里怎么样?”我说：“这是什么地方?”旦周说：“当曲草原。”
我下车，拿了我的帆布包，等着旦周把我带进这户人家。旦周却没有下车的意思，隔着车窗冲我喊：“我回去啦，你好好坐(住)着。”我说：“哦呀，你回去小心点，慢慢开。”他笑起来，“慢不成，我要咕噜噜地跑，下山的石头是哩。”我说：“过几天还得麻烦你把我接回去，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星期。”“哦呀。”旦周答应着走了，就像石头下山一样朝着县城飞去。我回过身来，面对那顶黑色的牛毛帐房立了片刻，看狗是拴着的，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2
天色一半明一半暗，帐房的背景上，血红的晚霞里，云雾就像流淌的河。黑魆魆的远山以粗旷的线条描画着自己，那种从未见过的放肆的跌宕让我有些胆怯：这个地方太远太远了，远得山脉可以如此的放浪，太阳可以如此的孤冷和凄凉。一切都是原始而随性的，这片走向无极的原，那些走向苍茫的草，还有鹰的盘旋，孤独地潇洒着。几只牛犊定定地站在草地上，一律朝西望着远方。帐房边的大黑狗突然叫起来，它依然趴着，只是仰起头来，以它的责任，把一声声沉稳的吠鸣送给主人：来人了。同时也警告我：别揣着什么坏心眼。
一个老人从帐房里走了出来。她弯腰弓背，头发花白，辫子却很长，整整齐齐盘在头上。胸前有一串玛瑙石的珠子，一身黑藏袍上，围着绿紫两色的氆氇帮典(围裙)。显然这里很少有外人来，老人诧异地望着我，看我尴尬地停了下来，突然就笑了，漏风走气的豁牙让她的笑变得跟孩子一样天真，嘴边的皱纹深深地形成了两个川字。我顿时轻松了许多，看了一眼卧地不动的狗，用藏语说：“你好。”老人也说：“你好。”然后扭转身子，堵挡在大黑狗前面，伸出手来，掌心向上，朝帐房里面频频示意。我知道是请的意思，感激地弯弯腰，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
帐房中间的泥炉里，升腾着喜悦的牛粪火，一只不大的铝锅坐在上面冒着热气。火炉边右首的毡铺上，端端正正摆着一块氆氇卡垫。老人跟进来，请我坐在卡垫上，然后取碗倒茶。碗是深棕色的木碗，茶是白花花的奶茶。当老人躬着腰，双手捧过来时，我看到她脸上的皱纹在火光的映照下像画上去的云彩。她用藏语说：“请喝茶。”我欠腰用双手接住，用藏语说：“谢谢。”接着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我的藏语很差，无法表达更复杂的内容，就试探着用汉话问：“家里就你一个?别的人呢?”老人好像没听懂，笑着不回答。我喝了几口滚烫的奶茶，又说：“你有儿子吗?儿子，就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儿子。”我说着拍拍自己。老人似乎懂了，指了指外面，用藏语咕哝了一句什么，然后又端过我的碗去，用一只木勺添满了奶茶。我打量着帐房里的摆设，又喝了几口奶茶，看到门外的大黑狗拖着铁链哗啦一声站了起来，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咩咩的羊叫，便起身走了出去。
晚霞已经消失了，天就要黑下去。灰白苍茫的背景里，一个青年男子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朝这边走来。他面前是一群拥挤的绵羊和一群散乱的牦牛。男子看到我后，立即下马，丢开马的缰绳，讶异地走过来，用汉话问道：“是哪里的朋友来到了我家?”没等我回答，又说，“上面来的吗?家里坐，先喝点茶，等我把牛羊安顿好。”我笑着说：“哦呀。放牧回来了吗?你家的牛羊真多。”“不是我家的，是生产队的。”“虽说是生产队的，你放牧就是你家的嘛。你叫什么?”“巴桑是哩。”我跟在巴桑后面，看他赶羊赶牛。有羊粪痕迹的黑黝黝的地方便是羊的栖息处，摞着两排干牛粪的中间便是牛过夜的地方。我问：“路上我看到过草皮垒起的羊圈和牛圈，你们这里怎么没有?”巴桑告诉我，生产队的羊圈和牛圈都在河谷背风的冬窝子，这里是秋窝子，住的时间短，来不及修圈。我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搬到冬窝子去?”巴桑说，本来早该搬了。今年雨水多，牧草茂盛，搬迁的时间推迟到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心想，正好，一个星期后我也就离开这里了。
帐房的另一边，紧挨地皮拉着两条笔直的牛毛绳，巴桑将马和奶牛拴在绳子上，几只牛犊立刻跑来吃奶。老人走过来，把提着的木桶挂在腰间的铁钩上，推开一只白牛犊，开始挤奶。白牛犊着急地跑来跑去。巴桑说：“妈妈，‘大骨节’的肚子没吃圆，少挤上些。”“哦呀。”老人答应着。我奇怪地发现，当着我的面，巴桑说的全是汉话。原来老人是可以听懂的，只是不会说。她念着“嘛呢”也就是“六字真言”，用双手快速在牛奶头上抹捋着，牛奶哗哗地滋向了木桶。巴桑又说：“昨天‘黑石头’挤的少，今天可以多挤一点。”“哦呀。”老人答应着，端着木桶，走到一头黑母牛跟前去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季节，奶牛一般只在早晨和中午挤两次奶，因为我的到来，又额外增加了一次。
挤好了奶，就开始吃饭。吃的是糌粑糊糊，就是用青稞炒面煮的稀饭，里面放了羊油、羊肉和盐巴。此外，还有可以随便拌的糌粑和酥油。我一连喝了两碗糊糊。巴桑只喝了一碗，就说：“妈妈，好啦。”老人就站在火炉边专门盯着我的碗，看我喝得半浅，立刻又要给我添满。我也说：“妈妈，好啦。”老人又指指糌粑匣子。我摇摇头说：“饱啦，饱啦。”因为不想浪费燃灯的酥油，吃了饭就该睡觉了。我出去解手，看到巴桑正将大黑狗的铁链子从脖子上解开。我知道大黑狗要开始工作了，整个夜晚，它将不停地在周围巡逻，牛羊的安危全靠它。妈妈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一件半新的皮袍堆在了火炉旁靠右靠里的毡铺上，又朝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知道这个地方最温暖也最安全，是尊贵的客人休息的地方，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谦让。藏民待客的习惯就是这样，总要把最好的让出来，谦让是多余的。一件宽大的皮袍，从头盖到脚还有多余。我枕着一块包了软氆氇的木头，闭上眼睛，听着妈妈轻声念诵着嘛呢，很快进入了梦乡。
3
早晨醒来时，天已大亮，天窗里的蓝色如同一片安静的湖，照耀着帐房里的黯淡。翘起头看看，照耀我的还有炉膛里的牛粪火，还有坐在炉口滋滋响的铝锅。帐房里没有别人，妈妈和巴桑早就起来了。我穿好衣服出去，看到牛群和羊群已经不见了，巴桑骑着马的背影正在地平线上摇晃，看到妈妈正揪着大黑狗的鬣毛往铁链子跟前走。大黑狗似乎不愿意自己被拴着，扭来扭去地躲闪着，看到我后突然定住了，身子有点后倾，喉咙里头呼呼响，想扑过来的样子，它似乎忘了昨天的事：我来到了这里，住进了它家。妈妈赶紧把大黑狗牢牢揪住，对我说了一句藏语，看我不懂，又说：“拿食，你、你去拿食。”这是一句完整的汉话，妈妈说得很吃力，也有些结巴，但毕竟让我听懂了。我赶紧回头：“食呢?食呢?”我在妈妈的指导下，把几块肉骨头和一碗糌粑糊糊倒进了大黑狗的食盆;又在妈妈的指导下，一边看它吃食，一边给它说了许多话。我把我会的藏语都说了一遍，又问妈妈：“大黑狗怎么说?”重复问了几遍后，妈妈就明白了：“多其。”后来我知道，“多其”的意思是“拴住的狗”(因其凶猛)。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每当我问妈妈“某某怎么说”时，她就会想一想告诉我。我大声地学着，她总是笑着点头：“哦呀，哦呀。”妈妈无意中成了我的藏语老师。我也会教给妈妈一些汉语，她很认真地听，却不怎么说，好像听懂就可以了。
这天早晨，很短的时间里，我让大黑狗熟悉了我，然后跟着背水的妈妈去河边洗漱。妈妈念着嘛呢，为我在河滩的草地上挖了一个坑，倒进去半桶水。我知道她给我制造了一个脸盆，就把毛巾泡了进去。妈妈笑着点点头。洗着脸，我咳出一口痰，就要朝河里吐去，妈妈“嚇”地叫了一声。我抬眼望着妈妈，看她着急地对我摆手，张开的嘴赶紧闭上了。那口痰我最终吐在了草丛里。妈妈看着，又笑了：“哦呀，哦呀。”我理解妈妈的意思：人不能污脏了圣洁的河水，这里是源头，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酥油糌粑)
妈妈背来了水，就关照我吃饭。早饭是这样吃的：妈妈给我盛了半碗炒面和曲拉，用手指拌匀后，紧紧压在了碗的半边，又在碗的另一半放上酥油，倒上奶茶，教我一边舔炒面，一边喝奶茶。我边舔边问：“这个怎么说?”妈妈说：“者嘛”。等我吃了“者嘛”，妈妈就去干活了。她先把已经煮熟晾温的牛奶倒到一个小木桶里，放进去半碗酸奶引子，扣好铁皮盖，用我昨天盖过的皮袍包起来，放在了离火炉不远不近的地方。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妈妈轻声念诵嘛呢的声音，就像缓缓流淌的音乐。我发现妈妈只要不说话，就总是在念嘛呢。
我跟在妈妈后面，傻呵呵地问：“妈妈，你觉得日子好吗?”妈妈说：“哦呀。”我理解是好的意思，又问：“像你家一样过上好日子的，草原上多不多?”妈妈说：“哦呀。”我理解是多的意思，又问：“有多多?是全部，还是百分之几?”这次妈妈听不懂了，茫然望着我。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笨得出奇，打了一下嘴唇说：“不问啦。”好像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采访就此结束。的确，我对有关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已经没有兴趣了，有兴趣的都在眼前：漫漠的草原、覆雪的山脉、透明的蓝天、低俯的白云、撒欢的牛犊、沉默的黑狗、高翔的山鹰、啁啾的百灵，还有我住的帐房、总是忙来忙去的妈妈、妈妈的羊皮口袋。羊皮口袋用两张羊皮缝合而成，很大，差不多赶上妈妈有点佝偻的个子了。妈妈把温热的牛奶倒进去，用嘴吹鼓皮袋，再用皮绳紧紧绑住袋口，坐在草地上，一来一回地摇晃着。我问：“妈妈，你这是干什么?”妈妈想了想说：“酥油。”我明白了，妈妈的汉话是在心里说，今天早晨教过的“酥油”她已经学会了。我说：“酥油原来是这样打出来的。”我在别处转了一圈，回来时看到妈妈还在摇晃羊皮口袋，满头是汗，就说：“妈妈，什么时候才能打好?”妈妈说：“快啦。”“让我来吧。”说着就要动手。妈妈笑着，起身把羊皮口袋让给了我，看我摇的节奏不对，又摁住我的手一下一下教我。我开始打酥油了，像玩一样。
中午，巴桑赶着几头奶牛回来让妈妈挤奶，看到我在摇晃羊皮口袋，惊讶得不得了，瞪起眼睛问妈妈：“你怎么让他摇?”妈妈好像也很吃惊：他为什么不能摇?巴桑又对我说：“你的面子大大的，妈妈把你当成我们家的人啦。”追问之下我才明白：草原上有禁忌，生人和客人不能接触酿酸奶和打酥油的器皿，一旦接触就会把邪祟之气带给洁净的食物，导致人畜生病。但是不知为什么，妈妈一下子就把我当成了自家人。妈妈挤了奶，巴桑又把奶牛赶去吃草了。我无事可干，就沿着河流往上走，走出去老远又走回来，看到妈妈在帐房门口眺望着我，一脸的担忧和着急。我想，她是怕我走远了回不来吧?草原的景色到处差不多，是很容易迷路的。
这天晚上，吃饭时，妈妈用藏语对巴桑说着什么。巴桑觉得当着客人的面，说客人听不懂的话是不礼貌的，就解释道，妈妈要我明天把红马留下，把黑马骑走，我问她留下干什么?她说扎西要骑。巴桑瞪着我问：“你叫扎西?”我也愣了：我什么时候给妈妈说过我叫扎西?她心里想着扎西，就把我叫扎西啦。扎西就扎西吧，扎西好。扎西是吉祥的意思，妈妈在祝福我呢。我说：“对啊，我叫扎西。”巴桑说：“扎西啦，红马是一匹认路的马，走出去多远都知道回来。你要去哪里，远不远?”我说：“我不去哪里。”
也就在这天晚上，我第一次吃到了妈妈为我做的酸奶，盛到碗里时，洁白的酸奶上还有星星点点的黄油。妈妈从碗柜里拿出一个小碗，里面是半碗白糖，她用三个指头撮起来，在我的酸奶碗里均匀地撒了一层。巴桑说：“妈妈你也吃。”妈妈就用光滑的大拇指的指甲盖挑出四五粒白糖，放在舌尖上，嘬着，嘬了很久。此后，我每天都能吃到妈妈做的酸奶，每次给我盛酸奶时，她都会均匀地撒上一层白糖，而她自己却永远重复着那个动作：用光滑的指甲盖挑出四五粒，放在舌尖上，轻轻地嘬。妈妈爱吃糖，但她只能每天这样嘬上四五粒白砂糖。糖在草原上很珍贵，半碗白糖是半年前在赛马会上用一只自留羊从商人那里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