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岁那年开始有了一个人独住的房间了，这当然与我父亲将中间的房屋调换到最头上去有关。之前，我曾有过一间属于我的房间，那是我母亲的身体。此后，我就一直与父母、奶奶和弟弟们住在一起，到了我20岁那年，我和父亲利用房子墙头边上的那块空地，搭建了一间房子，我才有了属于自己一个人单独的房间。那时我知道铁路新村里所有的家都是父母夫妻老人孩子共住的。年青人一个人住的房子几乎很少，那时一个人住与我在童年时代带来的阴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其一是小时妖魔鬼怪的故事听多了，都和一个人住房子有关，其二是新村门口就是铁轨，还有一个车来人往川流不息的铁路道口，火车压死人是常事，看到死人也就多了;其三才是压在我心头阴魂不散般的留给我阴影最可怕的事情，它和我外曾祖母一个人住的大宅有关。大宅位于县城中心解放路百货公司的边上。到了晚上，我从不敢独自一人进去，每次进去，都是母亲牵着我的手伴随而行的。在早先，外曾祖母的眼睛并不瞎，她和外曾祖父同住，后来有一天，外曾祖父突然患病死了，外曾祖母才有了与众不同，一个人住了。再后来，想她衢州再成家后几乎不回家的儿子——我的外公，外曾祖母的眼睛就哭瞎了。她住的房子在她和外曾祖父共住的时候还正常的，和别的房子一样风平浪静。房子很大，幽深，进了大门中间有个很大的天井，露天的天井地面上布满了鹅卵石，中间有几排大青石，青石上有假山，长满了碧绿的植物和丝丝长长的青草。天井的两侧都有长廊，走过长廊还要拐弯，房子的门槛很高，花窗却很小。跨进门槛，是客厅，厅堂的正方挂着前清外曾祖爷的画像。厅的左侧有两间厢房，外间是外曾祖母的房间。里面是一张古式双人床、一个五抽帐桌、一个衣柜、两只红木箱、一个洗脸架，还有墙角一个红马桶。窗子上也有花布窗帘，还遮得严严实实，人在外看，什么也看不见里面的。打从外曾祖母一个人住这房子之后，整个屋子就变了，先是经常有人来敲门，而且叫声特大：老太!或：瞎婆子!那些男女都是这么叫。那时，外曾祖母才只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还能看到一个大概，可后来另一只眼睛也快不行的时候，开门就开的越来越慢了，有人就敲掉了外曾祖母窗户的一块玻璃，又扯去了一半的帘子。外曾祖母也就随它去了，也不重新装上再有遮挡。如此，里面一览无遗。再往后，她屋内的物件也开始慢慢变少了，搬进去的是蜘蛛，蛆也成长起来。外曾祖母一个人的大宅和她的房间是我幼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住房场景之一，她也是我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第一个瞎掉又死掉的大人。
我小时候住的房子，都是铁路统一造的，都一样大，车站也分给了我父亲，我母亲那时无工作，就没有地方分到房子。而她的娘家却有那么大的宅子，住了76年的大宅子。听我母亲说，她的祖父是一百多年前从安徽逃难到衢州来的，听我母亲说，她的老家在徽州;听她说，到她爷爷手上，已经就有了这个大宅，听她说，她的爷爷那时已经是城关镇的镇长了，我母亲就是在这大宅里出生的，后来革命一来，这个资本家成份的家庭就开始慢慢变得衰败了，她当时还在上高中，也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很怕，也搞不明白那些是是非非。那时，没有大宅和没有家的人更安全些，我父亲就是从一无所有投身于一穷二白的革命，他就分到了房子，反倒是母亲家中他们视家如命的外曾祖父、祖母，连累后人不说，还个个落得个有家难回或无家可归的可耻下场。我外曾祖母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小阿姨曾提出便宜点要买下它。我有好几次见过她，长得特别漂亮。母亲常叫她红花，原来重她的名字就叫红花，后来我知道红花小阿姨和我母亲是本家，还是个老处女，难嫁，她自己看不上的又不嫁。和她母亲住一起，受尽闲气。她早想着能够早一天有一所自己的独门独院，不受闲气，自由自在。她就时不时往我外太婆的大宅子里跑，这个老宅空余的房间，露天天井四周的花圃仿佛成了她的门户庭园了。这种喧宾夺主的方式，从无人过问，母亲说外太婆一人住着孤单，有个人与她作伴也好，偶尔，还能听到红花阿姨在老宅里弹琴唱歌，过着她理想中的贵族化生活。直到1970年的春天，她嫁给了驻城郊外老虎山下的“六六四”部队的一个高官，再过了两年，她随着丈夫一起进京了。这个有着空谷幽兰的心灵的仙女红花阿姨，从此就杳无音信了。我外曾祖母的家又恢复了死气沉沉的老样子，在没有人陪伴她的日子里，我白发苍苍的外曾祖母就只能天天想唯一的儿子了，她已经七十多。过去她可是解放路这条大街上风光的妇女，我外曾祖父四十多岁就成为这个小县的商会会长，当时我外曾祖父造房受四合院的影响，建造了两户家人，在解放路大街最繁华的老邮政局对面，与房子紧挨着的店铺解放后成了百货公司。这院子的大门打开，就是木头做的高大坚固的柜台，柜台上摆放了算盘，并装有了铁栅栏，栅栏中间又留有一道圆弧窗口，上面挂有一块漆黑木板，木板上写有一个大大的“典当”二字，当台特高。那时，我的外公尚小，但玩起歪门邪道却很厉害。常常趁当台内的伙计转身或离开之时，将准备好又经口含湿润绑在小竹枝布线上的白糖饼悄悄的伸向钱柜子开着的抽屉里，白糖饼粘性很大，那些抽屉里的铜钱经过他手上竹杆的反复伸缩，一枚枚的铜钱钓鱼似的落到了外公的手上。外曾祖父不是不知道，只是喜爱这个独苗香火，也就睁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了。说白了，这点小钱岂能撼动的了外曾祖父在城內的当店及清湖镇上的蜡烛坊产业。撼动外曾祖父破产及死亡的是他自己的聪明反被聪明误!那是在日本人即将攻入江山之前，外曾祖父吩咐下人雇来挑夫，挑夫们把一担担的白洋挑向大山深处，埋了。直到日本投降后，外曾祖父领着一群人前去，才发现埋银的地方早已被人挖掘，外曾祖父当场气昏过去，直到被人抬回家中不久，撒手人寰。
我外曾祖父离世那年，我的外公三十岁还差几个月，因家境突然的没落，就到火车站去当押运员。那年，他已是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十岁的儿子(我的舅舅)、八岁的女儿(我的姨妈)及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女儿(我的母亲)。外公忙于火车货物的押运，走南闯北，住在大宅的日子几乎没有了，这栋房子住着外曾祖母及外婆之外就是三个孩子了，直到五年之后，外婆患病离世，这栋房子里就真的只剩下孤儿寡母了。外曾祖母那时眼睛尚好，每天晚上包粽子、煮茶叶蛋、炒花生，第二天天亮打开房门，摆在解放路的街边上叫卖。日子就这么过去，直到几年后，外公在衢州又和一个商业集体综合店里的女营业员结了婚，又有了孩子，这栋老宅里的孤儿寡母们的日子才算是过到了头。我的舅舅辍学，我的姨妈被外曾祖母托人带到了大山深处的乌溪江边，做了一户人家的童养媳。至少我的舅舅，庆幸他遇到了贵人，
那是打败了江山城内国民党兵，解放了江山县的解放军团长——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外曾祖母叫醒我的舅舅开门摆早摊，门一开，几个当兵的突然滚进房门内，四脚朝天，手上还抱着枪支，吓得舅舅哭喊开来。外曾祖母从厢房内赶出来，俩个倒地的解放军同时也站起来，一边安慰我的舅舅，一边对我外曾祖母解释，他们打下江山城后，为了不惊扰市民，他们就地沿街靠墙靠店门就寝。正在解说中，巡视过来一个大官，问明缘由，得知我的舅舅辍学在家，从警卫人员的挎包中接过笔记本，取下上衣口袋的一支大头钢笔，写下几行字撕下来折叠起来，交到了我穷舅的手上，让他去找江山中学校长何炯先生。后来我所知道的是舅舅因辍学多时，怕他跟不上学业，学校对他进行单卷试题考试，惊呆了老师。于是，舅舅被插入班级，并和一个女生坐在同一个课桌，后来又在何家山乡同桌家中，在其女生母亲的撮合下，结为姐弟。几年以后，毕业后的姐弟俩，一个去了南京军区从军，舅舅也想从军，却硬生生地被解放军团长县委书记拉进了县团委工作，还有很多很多都是后来的我在长大中慢慢知道的。当然也知道他莫逆之交的学姐就是后来江山最大的企业家徐位吉的大姨子根香阿姨。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那栋院子里的四合院，所有房间的窗子、那些用鹅卵石铺排的地罗、天花木、一一都是木头的，走廊的栏杆也是木头的，并旦雕梁画栋，墙有壁画，院有花台，外加一个大大的天井。当我第一次被母亲牵住小手走进去只有害怕，后来随着母亲一起去的次数多了，我才发现，自己越来越爱上这个院子了。再到了后来，外公被斗死在金华地委，舅舅被贴满了大字报，又送进了“五七”干校，我才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个院子并不是曹雪芹笔下描绘的那般美好，这里从前住的不会是好人住的，要不然他们父子俩——我的外公和舅舅也不会无缘无故就受牵连了，我开始害怕那些大小结构不同的正厅、堂屋、厢房、耳房、过道、走廊、客厅、书房了。现在好多了，三中全会后，一场改革，来了很多拆迁队，这院子里的老宅终于被拆了。拆除的那天，我又随着母亲一道，站在街通老邮政大楼之下，看着大街对面的老宅，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中，一片一片的轰然倒塌，就那么消失在我的眼前。我终于发现自己并不憎恨母亲娘家的这栋老宅了，这是我认识十多年之后，当年拆迁我二十岁了，现在我已经六十岁。不仅自己有了寄居，儿子也有了自己的房子，儿子他妈也盖上自己新的楼房。近来，我一个人睡在自己的房间难以入眠，胡思乱想，忽然想到自已的亲人越来越老有的甚至已离去多年，心情很是沉重，就隔三差五在醒过来难入眠时打开灯，拿上手机专门为母亲娘家的这间老宅作下此篇随笔记，我常常挑灯夜战，慢慢看自己老去。
2023.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