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边响起激昂的进行曲，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又拉开序幕，听着熟悉的音乐，一幕幕往事袭上心头。
读书时，我人小体瘦，永远坐在第一排，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会。后来，成为老师，当班主任，需要一年年带着学生报名，参加运动会。
2003年，我带初一（2）班，乡下孩子调皮捣蛋，对于这种不上课的事总是乐于参于，积极报名。某些选不中的孩子，心里还不服气，想着再找人比一场，显示自己的能力。运动会开幕，我们十几位老师，作为裁判员队伍入场。校园不大，就几十平方，操场更小，从背后绕进去，我觉得好奇，一本正经地抻拉衣服，怕形象不好，给学生留下不好印象。老同事早已习以为常，跟在队伍中间，稀稀拉拉，还有人刚刚起床，头发乱蓬蓬的，几根头发翘上天，穿着拖鞋，着实形象不好。校长看见，没发表意见，毕竟不大的校园，两百多个学生，当众批评老师不好，总得留点面子。
比赛场地不够，校长另辟蹊径，找到一条乡村公路，没什么车辆来往。就算有车，都是附近的村民，说说情，一般都愿意等待一段时间。公路上撒上石灰，就成了跑道。一百米比赛，没有发令枪，就吹口哨，听哨音起跑。总有调皮的孩子，故意嘬起嘴巴，吹起哨音，虽然声音不同，但总有运动员听错，发生抢跑事件，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最激动人心的当然是拔河，比赛人数多，几乎半壁江山——半个班的学生全上。我总担心绳子会断，其实纯属多余，那么粗的绳子，拔河专用，从来没有发生过断裂的事件。初一四个班，两两相比，胜者再相决，只取前两名。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我们战胜了初一（3）班，与初一（1）班决胜冠亚军。可惜三局两胜制中，我抓阄时，抓到靠大门的场地，土地不平，学生踩不稳，缺少比赛经验，很快输了。学生哭哭啼啼，不愿意承认错误。某个争强好胜的女生跟我讲，没事，明年我们再战，一定打败他们。
我点点头，觉得她真是斗志昂扬，不愧为女中豪杰。可惜，第二年学生重新分班，四个班并成三个班，我没有再跟班上，重新教了一年初一，这豪言壮语只能停留在岁月的风中，没进过往的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比赛中，总有选手摔跤，摔破膝盖。虽然有裤子阻隔，还是有鲜血渗出。不过，根本没关系，农村孩子干惯农活，常被虫咬，哪个人没摔过？贴个创口贴，重新上阵。哪怕一瘸一拐，也流着眼泪上阵。我安慰他：“要不算了，输就输了，身体更重要。”他咬着牙告诉我：“老师，没关系，我一定行。”
虽然最后，这样的选手一般以失败告终，但他的精神总能鼓舞大家，激励大家为班级争光。
偶尔，老师也会来场友谊赛，一般为篮球，与学生比一比，活跃一下气氛。刚到学校那些年，我的篮球水平不高，都是作为观众，看同事们在场上挥汗如雨，总是羡慕得鼓着掌。后来，我爱上篮球，每天不打半小时，就觉得不过瘾，渐渐的球技渐长，跟着大家一起闪亮登场。
比赛中，老师有些克制，怕伤到学生；学生不管不顾，初生牛犊不怕虎，猛打猛冲。某位老师抢球时，不小心踩到别人脚背，扭伤脚，骨头裂了，被送到医院，打起石膏，拄着拐杖上课，整整一个月才能下地走路。后来，他再也没有上场比赛，我们丧失了一位健将。
多年后，我遇到他，他身体发福，胖得不行，脖颈上的肉一圈又一圈。我好奇地问他：“你这么胖，肯定与摔伤脚，不再锻炼有关！”他点点头，表示同意。这算是运动会留下的后遗症。
2010年，我进入县城教书，同样一年一度运动会。县城学校，学生人数多，两千多人，场面很大，举着会旗，扛着会徽，鲜花队，彩旗队，大家喝声阵阵，兴高采烈。
比赛前，为了拿到好名次，负责任的女班主任早早地带着学生训练，从团体项目到个人项目，从学校到家庭，从学生到家长，无一遗嘱，无缝对接。一时间，操场上，广播体操的音乐播放一遍又一遍，“嗬嗬”的声音不绝于耳。
每天上课时，外面声音鼎沸，不少在教室里的同事提出抗议：“你们要练可以，麻烦不要放这么响的音乐。”听了抗议的话，负责任的老师跟家长商量好，干脆利用放学或周末的时间练习。
某个周六，正值运动会前夕，我到学校办公室拿点东西，看到空旷的操场上，一个班级的学生全齐了，整齐地站在太阳底下，有节奏地练习。老师手里拿着教鞭，站在旁边，一圈圈转着，一个个纠正着，声音沙哑，像公鸭的嗓子。学校门口，一群没有上班的家长站着等待，等着接送孩子。
比赛时，更是绞尽脑汁。为了比赛更壮观，学生穿白衣，套白鞋，手上戴上白手套，女生头发扎花，前有领队，后有监督，学生们个个认真对待，赛出最高水平。哪怕是平日里调皮捣蛋者，从来都不认真做操，要么聊天，要么做小动作，要么干脆借着上厕所的机会逃离。这一次，态度都特别端正，挺直胸膛，目视前方，耳听音乐，有板有眼地踢腿抬手，毫无差错。
我没有女同事那么重视，总是抱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想法，学生穿校服即可，至于其它的，并不想麻烦家长。对于名次，倒不是不重视，只是男同志，总要看淡一点名誉。我笑着对同事说：“把前三名让给你们好了，我不要。”
虽然我这么想，但学生不这么想，誓要比出输赢。我还没着急，就有负责的班干部从学校器材室借来跳绳、篮球等，组成队伍，选拔人员，进行训练。
一个班，人多了，总有摇摆不定者。训练时，有时想参加这个，有时想参加那个；有些这时想参加，有些那时想参加……班干部搞不定，找到我这个班主任。我只能比一比，赛一赛，确定好选手，再交待好好训练。
所有项目中，我印象最深，当然是跳绳——集体跳绳。平常训练中，要么打到脚，要么绳子脱手，要么你怪我责……跳不到二、三十下，让我感慨这下获奖难了。奇怪的是，一站上比赛场，学生就像换了人，跳到七八十下，让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还是训练的同一批孩子？
为了比赛更刺激，更有看头，每个班都要选拔记者，每天根据比赛进程写广播稿，交给播音员广播。记者多是班上写作水平最高的孩子，派上两三个，均可胜利完成任务。某次，我心血来潮，挑了位普通孩子上阵。听到我的公布时，她的眼睛瞪得好圆，如天上的太阳，兀自不敢相信，直到我再三确认，她才点点头。
后来，她坐在主席台上写稿子，埋着头，拿着笔，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写出一篇又一篇。选稿子的老师看到她的稿子，虽然文笔还不够老辣，但还是帮她改了改，交给广播员。她的文字，变成美妙的声音响起在校园上空，令她高兴万分，提高了无穷的自信，爱上写作，学习进步，成为优秀的孩子。多年后，她考上新闻学院，算跟写作有点关系，打电话给我，说感谢我当年的推荐。无意插的柳，竟然成为一片浓荫，真令我意想不到。
每年运动会，都有许多幕后英雄。那些没有参加比赛的学生，极少有不被热闹的气氛感染，故作无事之人，大多都要参与其中，最起码买上加油棒，“啪啪啪”为选手加油呐喊；不少学生服务十分到位，为比赛选手守护衣服，提供冷开水；还有学生损私肥公，从家里搬来物品与食品，提供给比赛的同学，为他们的善义点赞。
当然，运动会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每场比赛过后，遍地的垃圾总让人不舒服：五颜六色的包装袋，瘪瘪的气球，撕得粉碎的纸张……校长严令我们班主任加强教育。我们在每日的总结会上，讲得清清楚楚，提醒学生注意保护环境，爱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听了我们的话，学生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地面上依旧许多垃圾，也许是高兴万分，忘了老师的话，忘了学校的纪律，这大概与“乐极生悲，喜极而泣”的道理相通吧！
一年一度运动会，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成长的熔炉。学生们在汗水与欢笑中学会团结、坚持与责任，我作为老师见证了无数个青春瞬间的闪耀与蜕变。尽管过程中，偶有遗憾与不完美，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每一次运动会都成为师生共同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篇章。
读书时，我人小体瘦，永远坐在第一排，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会。后来，成为老师，当班主任，需要一年年带着学生报名，参加运动会。
2003年，我带初一（2）班，乡下孩子调皮捣蛋，对于这种不上课的事总是乐于参于，积极报名。某些选不中的孩子，心里还不服气，想着再找人比一场，显示自己的能力。运动会开幕，我们十几位老师，作为裁判员队伍入场。校园不大，就几十平方，操场更小，从背后绕进去，我觉得好奇，一本正经地抻拉衣服，怕形象不好，给学生留下不好印象。老同事早已习以为常，跟在队伍中间，稀稀拉拉，还有人刚刚起床，头发乱蓬蓬的，几根头发翘上天，穿着拖鞋，着实形象不好。校长看见，没发表意见，毕竟不大的校园，两百多个学生，当众批评老师不好，总得留点面子。
比赛场地不够，校长另辟蹊径，找到一条乡村公路，没什么车辆来往。就算有车，都是附近的村民，说说情，一般都愿意等待一段时间。公路上撒上石灰，就成了跑道。一百米比赛，没有发令枪，就吹口哨，听哨音起跑。总有调皮的孩子，故意嘬起嘴巴，吹起哨音，虽然声音不同，但总有运动员听错，发生抢跑事件，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最激动人心的当然是拔河，比赛人数多，几乎半壁江山——半个班的学生全上。我总担心绳子会断，其实纯属多余，那么粗的绳子，拔河专用，从来没有发生过断裂的事件。初一四个班，两两相比，胜者再相决，只取前两名。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我们战胜了初一（3）班，与初一（1）班决胜冠亚军。可惜三局两胜制中，我抓阄时，抓到靠大门的场地，土地不平，学生踩不稳，缺少比赛经验，很快输了。学生哭哭啼啼，不愿意承认错误。某个争强好胜的女生跟我讲，没事，明年我们再战，一定打败他们。
我点点头，觉得她真是斗志昂扬，不愧为女中豪杰。可惜，第二年学生重新分班，四个班并成三个班，我没有再跟班上，重新教了一年初一，这豪言壮语只能停留在岁月的风中，没进过往的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比赛中，总有选手摔跤，摔破膝盖。虽然有裤子阻隔，还是有鲜血渗出。不过，根本没关系，农村孩子干惯农活，常被虫咬，哪个人没摔过？贴个创口贴，重新上阵。哪怕一瘸一拐，也流着眼泪上阵。我安慰他：“要不算了，输就输了，身体更重要。”他咬着牙告诉我：“老师，没关系，我一定行。”
虽然最后，这样的选手一般以失败告终，但他的精神总能鼓舞大家，激励大家为班级争光。
偶尔，老师也会来场友谊赛，一般为篮球，与学生比一比，活跃一下气氛。刚到学校那些年，我的篮球水平不高，都是作为观众，看同事们在场上挥汗如雨，总是羡慕得鼓着掌。后来，我爱上篮球，每天不打半小时，就觉得不过瘾，渐渐的球技渐长，跟着大家一起闪亮登场。
比赛中，老师有些克制，怕伤到学生；学生不管不顾，初生牛犊不怕虎，猛打猛冲。某位老师抢球时，不小心踩到别人脚背，扭伤脚，骨头裂了，被送到医院，打起石膏，拄着拐杖上课，整整一个月才能下地走路。后来，他再也没有上场比赛，我们丧失了一位健将。
多年后，我遇到他，他身体发福，胖得不行，脖颈上的肉一圈又一圈。我好奇地问他：“你这么胖，肯定与摔伤脚，不再锻炼有关！”他点点头，表示同意。这算是运动会留下的后遗症。
2010年，我进入县城教书，同样一年一度运动会。县城学校，学生人数多，两千多人，场面很大，举着会旗，扛着会徽，鲜花队，彩旗队，大家喝声阵阵，兴高采烈。
比赛前，为了拿到好名次，负责任的女班主任早早地带着学生训练，从团体项目到个人项目，从学校到家庭，从学生到家长，无一遗嘱，无缝对接。一时间，操场上，广播体操的音乐播放一遍又一遍，“嗬嗬”的声音不绝于耳。
每天上课时，外面声音鼎沸，不少在教室里的同事提出抗议：“你们要练可以，麻烦不要放这么响的音乐。”听了抗议的话，负责任的老师跟家长商量好，干脆利用放学或周末的时间练习。
某个周六，正值运动会前夕，我到学校办公室拿点东西，看到空旷的操场上，一个班级的学生全齐了，整齐地站在太阳底下，有节奏地练习。老师手里拿着教鞭，站在旁边，一圈圈转着，一个个纠正着，声音沙哑，像公鸭的嗓子。学校门口，一群没有上班的家长站着等待，等着接送孩子。
比赛时，更是绞尽脑汁。为了比赛更壮观，学生穿白衣，套白鞋，手上戴上白手套，女生头发扎花，前有领队，后有监督，学生们个个认真对待，赛出最高水平。哪怕是平日里调皮捣蛋者，从来都不认真做操，要么聊天，要么做小动作，要么干脆借着上厕所的机会逃离。这一次，态度都特别端正，挺直胸膛，目视前方，耳听音乐，有板有眼地踢腿抬手，毫无差错。
我没有女同事那么重视，总是抱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想法，学生穿校服即可，至于其它的，并不想麻烦家长。对于名次，倒不是不重视，只是男同志，总要看淡一点名誉。我笑着对同事说：“把前三名让给你们好了，我不要。”
虽然我这么想，但学生不这么想，誓要比出输赢。我还没着急，就有负责的班干部从学校器材室借来跳绳、篮球等，组成队伍，选拔人员，进行训练。
一个班，人多了，总有摇摆不定者。训练时，有时想参加这个，有时想参加那个；有些这时想参加，有些那时想参加……班干部搞不定，找到我这个班主任。我只能比一比，赛一赛，确定好选手，再交待好好训练。
所有项目中，我印象最深，当然是跳绳——集体跳绳。平常训练中，要么打到脚，要么绳子脱手，要么你怪我责……跳不到二、三十下，让我感慨这下获奖难了。奇怪的是，一站上比赛场，学生就像换了人，跳到七八十下，让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还是训练的同一批孩子？
为了比赛更刺激，更有看头，每个班都要选拔记者，每天根据比赛进程写广播稿，交给播音员广播。记者多是班上写作水平最高的孩子，派上两三个，均可胜利完成任务。某次，我心血来潮，挑了位普通孩子上阵。听到我的公布时，她的眼睛瞪得好圆，如天上的太阳，兀自不敢相信，直到我再三确认，她才点点头。
后来，她坐在主席台上写稿子，埋着头，拿着笔，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写出一篇又一篇。选稿子的老师看到她的稿子，虽然文笔还不够老辣，但还是帮她改了改，交给广播员。她的文字，变成美妙的声音响起在校园上空，令她高兴万分，提高了无穷的自信，爱上写作，学习进步，成为优秀的孩子。多年后，她考上新闻学院，算跟写作有点关系，打电话给我，说感谢我当年的推荐。无意插的柳，竟然成为一片浓荫，真令我意想不到。
每年运动会，都有许多幕后英雄。那些没有参加比赛的学生，极少有不被热闹的气氛感染，故作无事之人，大多都要参与其中，最起码买上加油棒，“啪啪啪”为选手加油呐喊；不少学生服务十分到位，为比赛选手守护衣服，提供冷开水；还有学生损私肥公，从家里搬来物品与食品，提供给比赛的同学，为他们的善义点赞。
当然，运动会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每场比赛过后，遍地的垃圾总让人不舒服：五颜六色的包装袋，瘪瘪的气球，撕得粉碎的纸张……校长严令我们班主任加强教育。我们在每日的总结会上，讲得清清楚楚，提醒学生注意保护环境，爱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听了我们的话，学生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地面上依旧许多垃圾，也许是高兴万分，忘了老师的话，忘了学校的纪律，这大概与“乐极生悲，喜极而泣”的道理相通吧！
一年一度运动会，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成长的熔炉。学生们在汗水与欢笑中学会团结、坚持与责任，我作为老师见证了无数个青春瞬间的闪耀与蜕变。尽管过程中，偶有遗憾与不完美，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每一次运动会都成为师生共同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