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矿山工作时，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老师。他是19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叫周济政，是从河北井陉县一所中学调入这座矿山的，长我有二十岁。这座矿山的教育系统，五脏俱全，有子弟中小学，有职工学校，有电大，后来又办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自成体系，在山坡上有专门的校舍。其它，都在山坡下边的一所院子里，一拨人马，几块牌子，十几个人，从职工培训的教室出来，就进入技工学生的教室，还要定期联系电大老师，为考上电视大学的职工上课。凡事，一块操办着。
周老师调动过来时，我已经是技校一个小头目了，教导处主任。在校长室，校长和我一块接待了他。正是初秋季节，他上身穿一件四个兜儿的半新蓝色制服，左上兜插着一只钢笔，一只铅笔，一看，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黑裤子，黑布鞋，头上戴着一顶发白的蓝色帽子，帽沿不大平整，又像一个干杂活的民工。他个子不高，面色有些苍白，背部略驼。他当时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进屋先点头，一点头一哈腰，而且，谦卑地笑着，一笑，两颗门牙就突出出来，嘴唇盖不住的样子。
知道了他是滦县人，毕业于河北师大，数学专业，还是单身。那时，四十多岁的师范专业的大学毕业，矿山奇缺，我们自然得了宝贝一样，安排他担任数学课，和矿后勤管理部门联系，专门为他申请了一间单人宿舍。
但他教课，和他的经历、学历似乎并不吻合，不大受学生欢迎。尽管他在备课本上写得密密麻麻，划满了红道蓝道，板书字迹也好，但他说话吐字不清，前后逻辑性差，学生听不太明白。还有，他性格柔弱，说话温柔，管不住学生，学生在他的课上总是捣乱。我就去听他的课，然后交换意见。他上火，急得出汗，但下次讲课还是那样。
有人说他是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
“不是不是，你们不知道什么！”对这样给他找台阶的话，他并不买账。好像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我自然就有意识多接触他，试图找出原因，加以干预，让他尽快适应技校教学。
也就因此发现了他好多行为方式的独特之处。到职工食堂用餐，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买炒肉、炖肉之类的菜，一个馒头、一份白菜豆腐或一碗米饭、一份菠菜熬粉而已。菜吃完了，剩下点菜汤，到锅炉房接点开水，涮涮饭盒，晾一会儿，喝了。
“周老师，你的工资每月六十多块，怎么不吃点单炒、炖肉、炖鱼的。看你的面色，好像缺乏营养。”一次吃饭，我问他。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四十多元。
他还是先点头谦卑地笑，之后嘟嘟囔囔地说：“单炒，没什么好吃的，想吃肉，哼，我就直接买猪头肉，实惠！”
我还真有两次见他，从矿山的青年商店买二两猪头肉，双手托着包装纸，一口一口地咬，很香。
都住单身宿舍，距离不远。这天晚饭后，我去找周老师聊天。他的宿舍很乱，西北角一张床，被子像只宠物一样摊在床上，东北角，错落无序地放几个纸箱子，里边全是书，有两个箱子开了口，几本书，不安分地挺出来。南边靠窗，一桌一椅，桌子上也堆着好多书，还有一盏坏了灯罩的台灯。周老师坐在门口的一个马扎上，用铅笔在一个六十四开的小本子上，写着什么。床和桌子之间，蹲着一个火炉，上边放着一个小铝锅。一股泡大米粥的味道，随着一团模糊的热气，在房间里飘荡着。
“呵呵，您来了，我这儿乱得不成样子！”周老师站起来，先点头，后把小本装进右上兜，把铅笔插进左上兜。“有事么主任？”他身子往后退了几步，把那把椅子正了正，示意我坐下。
我说没事，随便聊聊天，问他吃饭没有。
“这不，米粥泡着呢，一会儿，扒拉两口就行了。”周老师指着炉盖上的小锅说。
我过去打开锅盖。半小锅粥，米粒被泡得胖了几倍，白白的，开了花。一股被泡烂的生米的味道溢了出来。
“周老师，你这是熬粥啊还是泡粥？”我笑着问。
“我总这样吃，省火，还烂乎。什么味道不味道的，吃了就不饿。”他补充说，把水和米放进锅里，烧个开，就泡着去了。半个小时，想吃的时候，再烧个开就行了。
这种奇特的熬粥方法，我是第一次看到，以后也永远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人的这种熬粥方法。没有香味，没有咬头。
穿衣服，就更简单了。春秋冬三季，他都是那件蓝上衣，那件黑裤子，那双黑布鞋，只是到了夏天，他才穿出一件白背心，一件有兜的短裤。露出的双腿，没有什么血色，细细的。当然，左上兜的钢笔、铅笔，永远没有离过岗，六十四开的小本子，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右上衣小兜。夏天，这三样东西，就装入裤兜。
这个小本子，也是件奇特之物。多个场合，办公室里、教室里，不管是开会，还是别人聊天时，有点空闲，他就掏出小本子和铅笔，写算起来，皱眉思考一会，刷刷写上几笔，一页写满，翻到下页。谁也不知他在写什么。
有一次，他把那个小本子丢在了办公桌上。我不经意地拿起看看。这是一个自制的小本子，废旧纸张的下角料，被他裁出二三十页，本皮是两张硬的蓝色塑料布，用黑线缝订而成。这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就用针线给我缝制一个个本子的情景，因为这比买现成的本子省钱。打开看看吧，是一道道的数学题，而且是大学的微积分。技校的数学课程没有微积分。
“周老师这是在算什么呢？”一次课间休息时，他又算，我问他。
他说：“唉唉，没什么事情，玩呢玩呢！”
“学校有现成的笔记本，随便领用。何必这样对付？参差不齐的。”
“唉，有好多本，学生没用完就扔了。我裁剪下，缝上，照样用。玩儿呢，没事！”他点着头说。
他确实没有更多爱好，打扑克，下象棋，各种体育项目，他全不会，花鸟虫鱼他不接近，更没看到过他摸过相机、猎枪之类的东西。他的所有空余时间，就是演算微积分。
我不知道，他的生活，为何如此简单，简单到让人觉得枯燥乏味。
我也不知道，他的吃穿用，为何如此节俭，节俭到寒酸，到令人可怜！
令我极其不解的，还有他每周六的请假。那时是每周单休。每到周六近午时分，或者说上午下班前，我办公室的门，就会极轻地响三下，我说请进后，周老师踮着脚进来了，像一股轻风飘到我的桌前。他点着头，谦卑地笑着，两手轻轻揉搓着。
“主任，请假，我还得请假，回老家，看看母亲和弟弟。”他的声音低低的，生怕别人听见一样。
“还是骑自行车回去？”我问。
“是的，这样方便。”他说。
“就你这身体，一阵风能吹跑的样子，有点逞强吧？”他老家在滦县榛子镇。我曾计算过，他从矿山出发，十五公里进遵化县城，沿唐遵线走五十多公里到丰润县城，转入102国道往东，再走三十多公里，才能到他的老家。这一路不少于一百公里，没有六七个小时，不会见到他的老妈。我很难想象，他是怎么一圈一圈地蹬着他那辆半新自行车，进入他家乡的那片土地的。
每周，他都来请假，无论寒暑，都是在这个时间，都是这个理由。为了保证他回家不耽误课程，我早已把他周六下午的课，调到周五以前了。第一次跟我请，我就知道了，他每次回家，都是骑自行车。
我不记得他那辆自行车的品牌了，我只记得他那辆自行车的后衣架比别的自行车宽大厚重，是竖着的铁条焊接在一起，上边又喷了漆的那种，很能驮载物品。偶尔看到下午他出发时，后衣架上，总是高高地一摞物品。
他的所有的简单，所有的节俭，都是为了照顾他的老母和弟弟吧。我时常这样想。我也因此敬佩他，尊重他，想办法为他回家创造好的条件。后来我干脆告诉他，到周六就走吧，不用专门找我说了。他连连点头，连说谢谢。
这年冬天格外地冷。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搭乘矿一位领导的小车从唐山市里办事回来。路过党峪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蹲在路西一个饭店门口，门口还躺着一个衣衫褴褛、满脸灰尘的男人，旁边停放着他载着不少物品的自行车。周老师正把一个馒头递给那个躺着的男人，自己也在大口地咬着一个馒头。本想下车看看，但矿领导在车上，我不好张嘴停车，这个景象一晃就过去了。我看看手表，不到下午三点。我推断，没有两三个小时，周老师到不这里。
周一，我问起此事。周老师点头，还是谦卑地笑，说：“没什么，就和你说，每次，我都是不到十二点就出发，在党峪那个小馆子，买两个馒头夹点肉吃。那个躺着的人，是个乞丐，我也顺便给他个馒头。挺可怜的。”周老师说得极其平淡。
“总这样？”我惊讶了。
“有段时间了。没事的，只是碰上了。”他说。
我不由又看了看周老师身上的蓝上衣，黑布鞋，黑裤子，想起了他咬猪头肉、泡米粥的情景。心里一阵酸楚。
1989年，我调动回了市里。算起来，我和周老师相处了有六年。到组织部办理调动手续时，我和组织部长谈起了周老师。
组织部长是管干部的，对周老师我们些人的来龙去脉、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他说：“唉，周老师这半辈子够苦的。他父亲原是张作霖手下的一个旅长，娶了一个东北姑娘，生下他和弟弟两个。他的名字还是他父亲给他起的，是盼望他长大之后，能辅助政要拯救百姓于水火。可他三岁时，生母病逝了，为照顾他们哥俩，他父亲又娶家乡的一个姑娘做了二房。谁想没过一年，皇姑屯事件暴发，他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继母没法在东北待下去了，就带他们哥俩回到了老家滦县。专心哺育他们哥俩，没有再嫁。”
“哦，听你这么说，他每周回家看望的，是他的继母？”我打断部长的话，问道。
“正是。继母种地，给地主打工，泥里水里，拉扯他们哥俩。济政倒争气，考上了大学，可他的弟弟患了小儿麻痹，四肢无力，智力障碍，生活很能自理。”部长说。
“这就是了，他每次请假都说要看看他母亲和弟弟。”我后悔粗心，没有主动问明这各情况。
“可大学上的并不顺利。他好写日记。1957年他大三，来了一场变革，上边给了班上一个特定称谓的指标。正苦于不好给谁的时候，周来了小解，去了厕所。趁此时机，马上有同学提议，就给周吧，他日记上写了好多心里话，不合时宜。于是他就替全班四十多人去了监狱。从此，他再也不写日记了，改成了演算数学题。五年后才出来，安排到井陉县一所中学教书。他惦记他的母亲和弟弟，几次提出加家乡工作，直到你们分配到这里时，他才办好。但离家还有一百公里，回去一趟并不方便。怕调动受影响，他一直没有搞对象。”
哦，是这样。
我调回唐山后，就没有和周老师联系，但见到矿山的人，总要打听他的情况，知道他说了个老伴，是矿机关的一个大龄妇女，小他四五岁。他们过继了一个女儿。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因结婚而改变，两口子经常生气。七十多岁吧，周老师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继母和弟弟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2024.9.5）
周老师调动过来时，我已经是技校一个小头目了，教导处主任。在校长室，校长和我一块接待了他。正是初秋季节，他上身穿一件四个兜儿的半新蓝色制服，左上兜插着一只钢笔，一只铅笔，一看，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黑裤子，黑布鞋，头上戴着一顶发白的蓝色帽子，帽沿不大平整，又像一个干杂活的民工。他个子不高，面色有些苍白，背部略驼。他当时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进屋先点头，一点头一哈腰，而且，谦卑地笑着，一笑，两颗门牙就突出出来，嘴唇盖不住的样子。
知道了他是滦县人，毕业于河北师大，数学专业，还是单身。那时，四十多岁的师范专业的大学毕业，矿山奇缺，我们自然得了宝贝一样，安排他担任数学课，和矿后勤管理部门联系，专门为他申请了一间单人宿舍。
但他教课，和他的经历、学历似乎并不吻合，不大受学生欢迎。尽管他在备课本上写得密密麻麻，划满了红道蓝道，板书字迹也好，但他说话吐字不清，前后逻辑性差，学生听不太明白。还有，他性格柔弱，说话温柔，管不住学生，学生在他的课上总是捣乱。我就去听他的课，然后交换意见。他上火，急得出汗，但下次讲课还是那样。
有人说他是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
“不是不是，你们不知道什么！”对这样给他找台阶的话，他并不买账。好像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我自然就有意识多接触他，试图找出原因，加以干预，让他尽快适应技校教学。
也就因此发现了他好多行为方式的独特之处。到职工食堂用餐，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买炒肉、炖肉之类的菜，一个馒头、一份白菜豆腐或一碗米饭、一份菠菜熬粉而已。菜吃完了，剩下点菜汤，到锅炉房接点开水，涮涮饭盒，晾一会儿，喝了。
“周老师，你的工资每月六十多块，怎么不吃点单炒、炖肉、炖鱼的。看你的面色，好像缺乏营养。”一次吃饭，我问他。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四十多元。
他还是先点头谦卑地笑，之后嘟嘟囔囔地说：“单炒，没什么好吃的，想吃肉，哼，我就直接买猪头肉，实惠！”
我还真有两次见他，从矿山的青年商店买二两猪头肉，双手托着包装纸，一口一口地咬，很香。
都住单身宿舍，距离不远。这天晚饭后，我去找周老师聊天。他的宿舍很乱，西北角一张床，被子像只宠物一样摊在床上，东北角，错落无序地放几个纸箱子，里边全是书，有两个箱子开了口，几本书，不安分地挺出来。南边靠窗，一桌一椅，桌子上也堆着好多书，还有一盏坏了灯罩的台灯。周老师坐在门口的一个马扎上，用铅笔在一个六十四开的小本子上，写着什么。床和桌子之间，蹲着一个火炉，上边放着一个小铝锅。一股泡大米粥的味道，随着一团模糊的热气，在房间里飘荡着。
“呵呵，您来了，我这儿乱得不成样子！”周老师站起来，先点头，后把小本装进右上兜，把铅笔插进左上兜。“有事么主任？”他身子往后退了几步，把那把椅子正了正，示意我坐下。
我说没事，随便聊聊天，问他吃饭没有。
“这不，米粥泡着呢，一会儿，扒拉两口就行了。”周老师指着炉盖上的小锅说。
我过去打开锅盖。半小锅粥，米粒被泡得胖了几倍，白白的，开了花。一股被泡烂的生米的味道溢了出来。
“周老师，你这是熬粥啊还是泡粥？”我笑着问。
“我总这样吃，省火，还烂乎。什么味道不味道的，吃了就不饿。”他补充说，把水和米放进锅里，烧个开，就泡着去了。半个小时，想吃的时候，再烧个开就行了。
这种奇特的熬粥方法，我是第一次看到，以后也永远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人的这种熬粥方法。没有香味，没有咬头。
穿衣服，就更简单了。春秋冬三季，他都是那件蓝上衣，那件黑裤子，那双黑布鞋，只是到了夏天，他才穿出一件白背心，一件有兜的短裤。露出的双腿，没有什么血色，细细的。当然，左上兜的钢笔、铅笔，永远没有离过岗，六十四开的小本子，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右上衣小兜。夏天，这三样东西，就装入裤兜。
这个小本子，也是件奇特之物。多个场合，办公室里、教室里，不管是开会，还是别人聊天时，有点空闲，他就掏出小本子和铅笔，写算起来，皱眉思考一会，刷刷写上几笔，一页写满，翻到下页。谁也不知他在写什么。
有一次，他把那个小本子丢在了办公桌上。我不经意地拿起看看。这是一个自制的小本子，废旧纸张的下角料，被他裁出二三十页，本皮是两张硬的蓝色塑料布，用黑线缝订而成。这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就用针线给我缝制一个个本子的情景，因为这比买现成的本子省钱。打开看看吧，是一道道的数学题，而且是大学的微积分。技校的数学课程没有微积分。
“周老师这是在算什么呢？”一次课间休息时，他又算，我问他。
他说：“唉唉，没什么事情，玩呢玩呢！”
“学校有现成的笔记本，随便领用。何必这样对付？参差不齐的。”
“唉，有好多本，学生没用完就扔了。我裁剪下，缝上，照样用。玩儿呢，没事！”他点着头说。
他确实没有更多爱好，打扑克，下象棋，各种体育项目，他全不会，花鸟虫鱼他不接近，更没看到过他摸过相机、猎枪之类的东西。他的所有空余时间，就是演算微积分。
我不知道，他的生活，为何如此简单，简单到让人觉得枯燥乏味。
我也不知道，他的吃穿用，为何如此节俭，节俭到寒酸，到令人可怜！
令我极其不解的，还有他每周六的请假。那时是每周单休。每到周六近午时分，或者说上午下班前，我办公室的门，就会极轻地响三下，我说请进后，周老师踮着脚进来了，像一股轻风飘到我的桌前。他点着头，谦卑地笑着，两手轻轻揉搓着。
“主任，请假，我还得请假，回老家，看看母亲和弟弟。”他的声音低低的，生怕别人听见一样。
“还是骑自行车回去？”我问。
“是的，这样方便。”他说。
“就你这身体，一阵风能吹跑的样子，有点逞强吧？”他老家在滦县榛子镇。我曾计算过，他从矿山出发，十五公里进遵化县城，沿唐遵线走五十多公里到丰润县城，转入102国道往东，再走三十多公里，才能到他的老家。这一路不少于一百公里，没有六七个小时，不会见到他的老妈。我很难想象，他是怎么一圈一圈地蹬着他那辆半新自行车，进入他家乡的那片土地的。
每周，他都来请假，无论寒暑，都是在这个时间，都是这个理由。为了保证他回家不耽误课程，我早已把他周六下午的课，调到周五以前了。第一次跟我请，我就知道了，他每次回家，都是骑自行车。
我不记得他那辆自行车的品牌了，我只记得他那辆自行车的后衣架比别的自行车宽大厚重，是竖着的铁条焊接在一起，上边又喷了漆的那种，很能驮载物品。偶尔看到下午他出发时，后衣架上，总是高高地一摞物品。
他的所有的简单，所有的节俭，都是为了照顾他的老母和弟弟吧。我时常这样想。我也因此敬佩他，尊重他，想办法为他回家创造好的条件。后来我干脆告诉他，到周六就走吧，不用专门找我说了。他连连点头，连说谢谢。
这年冬天格外地冷。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搭乘矿一位领导的小车从唐山市里办事回来。路过党峪的时候，我看到周老师蹲在路西一个饭店门口，门口还躺着一个衣衫褴褛、满脸灰尘的男人，旁边停放着他载着不少物品的自行车。周老师正把一个馒头递给那个躺着的男人，自己也在大口地咬着一个馒头。本想下车看看，但矿领导在车上，我不好张嘴停车，这个景象一晃就过去了。我看看手表，不到下午三点。我推断，没有两三个小时，周老师到不这里。
周一，我问起此事。周老师点头，还是谦卑地笑，说：“没什么，就和你说，每次，我都是不到十二点就出发，在党峪那个小馆子，买两个馒头夹点肉吃。那个躺着的人，是个乞丐，我也顺便给他个馒头。挺可怜的。”周老师说得极其平淡。
“总这样？”我惊讶了。
“有段时间了。没事的，只是碰上了。”他说。
我不由又看了看周老师身上的蓝上衣，黑布鞋，黑裤子，想起了他咬猪头肉、泡米粥的情景。心里一阵酸楚。
1989年，我调动回了市里。算起来，我和周老师相处了有六年。到组织部办理调动手续时，我和组织部长谈起了周老师。
组织部长是管干部的，对周老师我们些人的来龙去脉、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他说：“唉，周老师这半辈子够苦的。他父亲原是张作霖手下的一个旅长，娶了一个东北姑娘，生下他和弟弟两个。他的名字还是他父亲给他起的，是盼望他长大之后，能辅助政要拯救百姓于水火。可他三岁时，生母病逝了，为照顾他们哥俩，他父亲又娶家乡的一个姑娘做了二房。谁想没过一年，皇姑屯事件暴发，他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继母没法在东北待下去了，就带他们哥俩回到了老家滦县。专心哺育他们哥俩，没有再嫁。”
“哦，听你这么说，他每周回家看望的，是他的继母？”我打断部长的话，问道。
“正是。继母种地，给地主打工，泥里水里，拉扯他们哥俩。济政倒争气，考上了大学，可他的弟弟患了小儿麻痹，四肢无力，智力障碍，生活很能自理。”部长说。
“这就是了，他每次请假都说要看看他母亲和弟弟。”我后悔粗心，没有主动问明这各情况。
“可大学上的并不顺利。他好写日记。1957年他大三，来了一场变革，上边给了班上一个特定称谓的指标。正苦于不好给谁的时候，周来了小解，去了厕所。趁此时机，马上有同学提议，就给周吧，他日记上写了好多心里话，不合时宜。于是他就替全班四十多人去了监狱。从此，他再也不写日记了，改成了演算数学题。五年后才出来，安排到井陉县一所中学教书。他惦记他的母亲和弟弟，几次提出加家乡工作，直到你们分配到这里时，他才办好。但离家还有一百公里，回去一趟并不方便。怕调动受影响，他一直没有搞对象。”
哦，是这样。
我调回唐山后，就没有和周老师联系，但见到矿山的人，总要打听他的情况，知道他说了个老伴，是矿机关的一个大龄妇女，小他四五岁。他们过继了一个女儿。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因结婚而改变，两口子经常生气。七十多岁吧，周老师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继母和弟弟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2024.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