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壳，不一定是螺壳，可以是一间房，也可以是一颗心。
——题记
我是正月十八出生的。出生的具体时刻我问过母亲。母亲告诉我，落生的时候差不多快做午饭了。据此推算，我的生辰八字应该是正月十八日午时。生日，在母亲的心目里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她说，女孩儿难逢三六九，男孩儿难逢二五八。言外之意是生日里有二五八这几个数字的人命好。
正月，虽说已经立春，可北方的天气还很冷。柳芽没长，桃花没开，甚至水缸里还漂着冰碴子，屋檐下还挂着冰溜子。说起屋檐下的冰溜子，现在是很少看到了，但那个年代的冬天格外寒冷，下雪多，屋里又生着火炉。白天，炉膛里炭火烧得旺旺的，热气熏蒸，房顶上的雪开始融化。到了夜间，外面气温变低，炉火也封了，正在融化的雪就结成冰溜子挂在屋檐下面。
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的冬天，只要下了雪，早晨起来，总能看到屋檐下亮晶晶的一排冰溜子，这让整幢房子看上去有点像皇帝戴的冕旒冠。
那时我家共有六间北屋。再细分，西边四间，东边两间。西边四间是六十年代村里给社员盖的“规化房”。“规化房”整齐划一，蓝砖，砂浆填缝，虽然低矮倒也方方正正；东侧紧邻一片无主空地。据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前，我爷爷和父亲两人拿出燕子垒窝的勇气和耐心，先是攒了一堆大小不等的半截砖，后来陆陆续续地又砍了几棵碗口粗的树当檩梁，麦秸作苇板，黄泥当砂浆，在空地上挨着那四间“规化房”又垒起两间半坯半砖的房子。再后来，父母结婚，又把这两间房和相邻那间“规化房”打通。这样以来，爷爷奶奶住西边三间，我的父母住东边三间，两代人总算各有自己的小窝了。
我就出生在东边这三间北屋里。
母亲说，我出生那年屋檐下的冰溜子格外得长。“娘，冰溜子长怎么了？”我问她。“冰溜子长一来说明雪下得大，二来说明雪化得快，这样房子就不会被雪压塌了。”母亲说。原来她一直在担忧房顶会塌！的确，这两间房子的檩梁也太细了。
因为檩梁太细不堪重负，打我上小学起，父亲基本是不上房的，担心把房顶踩塌。需要在房顶晾晒一点黄豆或者红枣的时候，父亲都是让我上去。我爬上房顶，他站在梯子上指挥：“慢点儿，先在房沿上走，对，就是这样，然后瞅准了，顺着檩条向里走……”房顶是土的，覆在下面的檩梁就像皮肉下的肋骨，微凸的一条，隐约可以分辨出来。于是，我顺着檩条，乍开两条胳膊，像只鸭子似的蹒跚通过，然后在房顶上铺一张旧的竹帘子，把黄豆或者红枣倒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摊开，再小心翼翼地顺着檩条走回来，仿佛两边就是深不见底的陷阱，掉下去会粉身碎骨似的。
这个破败的房子却是我来到世上的第一处容身之所。它像一枚螺壳，我则像一只寄居蟹。我有缘遇到它并将幼小的身体寄藏在里面。在这个破旧的“螺壳”里，一家人因缘而聚，平淡度日。
其实，比起下雪，这样的房子更怕下雨，尤其是连阴雨。
每逢下雨天，除了我兴高采烈以外，一家人的心都会被一根无形的绳子吊起来。他们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潮湿的柴禾无法生火做饭；另一个担心是屋顶会漏雨。其实，第二种情况不用担心，只需接受。
外面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屋里就摆满了锅碗瓢盆。这些家伙什不是拿来吃饭的，是拿来接漏雨的。屋顶暗黑，渗下的雨水窃贼似地潜入苇板，然后在椽子上悄无声息地现身，再蛇行着溜上檩条，渐渐聚成一颗硕大的水珠，水珠“呲溜”一下滑到最低处，像高空跳伞那样一跃而下……可是它们忘记背伞，自由落体了，“啪”一下摔得粉碎。水滴若落在屋地上，就是出色的雕刻家，“叭嗒，叭嗒”，几下就能在地上雕出一小朵葵花；落在碗里它就是伶俐的茶博士，“叮当，叮当”，不消多长时间，就能沏出满满一碗汤色金黄的“茶水”来。不过它没有茶香，只有麦秸的腐败气味。
嗅到这股味道，我就想起相声《君臣斗》里的一段情节：有一天，和坤来刘墉家做客。刘墉就想戏弄他一下，把墙上挂了多年的破草帽搓碎，给和坤泡了一壶“茶”。和坤见颜色不太对劲，便问刘墉这是什么茶？刘墉急中生智，骗他说是圈茶。那圈茶嗅起来大概就这股味道吧。
上小学时，家中只有一台家用电器，就是收音机，我们都叫它戏匣子。我喜欢听评书和相声，刘宝瑞的《君臣斗》就是我从戏匣子里听来的。父亲不喜欢评书和相声，他喜欢听戏。有时评书和戏曲的播放时间会冲突，我们爷俩就会争着调台，我拧过来，他拧过去。彼此都很生气。母亲坐炕沿上纳鞋底，见我们闹得不可开交，便笑着嗔怪道：“看你们爷俩吧，为听个戏匣子，一会儿就打起来了！”
那时的母亲大概已经患病，只是还不太严重，所以她仍能给全家人制衣做鞋。母亲纳的鞋底是千层底。千层底有多道工序，做起来很费事。先熬一锅白面糊糊，在案板上铺一张旧报纸，涂上糊糊。报纸上面铺一层布，布上面也涂上糊糊，糊糊上面再铺一层布，让糊糊慢慢浸透，拿到院里斜靠在墙上晾干，这个过程叫打袼褙。袼褙打好以后，母亲就比照旧鞋剪出两只脚的鞋样，把袼褙按鞋样剪好，沿边裹上白布条，缝纫机缝牢，一层一层摞起来，脚跟下面的部分再多垫两层棉布，千层底的坯子就出来了。
纳鞋底的线因为粗，所以不叫线，叫“纳底绳”。纳底绳是两股棉线呈螺旋状相互缠绕而成，很粗很结实。母亲把纳底绳的绳头捻细，穿过粗针的针鼻，打一个死结，以免缝针的时候脱线。纳鞋底之前，她在中指上套一个“戒指”。其实不是戒指，是一只跟戒指极为相似的叫“顶针”的钢圈。钢圈上密密麻麻布满谷壳样的小坑，大小恰好能容下针屁股。针穿透鞋底时阻力很大，不好拔出来。母亲便用“顶针”用力顶一下针屁股，针就从鞋底的另一面穿过，再用手拔出。如果还是拔不出，就用一只类似小钳子的叫“吊拔”的工具把针咬住拔出。安静的时候，能听到绳线穿过千层底发出的“嗤嗤”声，那是纳鞋底特有的声音。
那些年深夜，经常是我一觉醒来，耳边仍响着那种富有韵律的“嗤嗤”声。我一扭头，看见母亲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着鞋底。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她穿针引线的动作，影子也在墙上晃来晃去。母亲见我醒了，替我掖掖被角，又拿起针，举到头顶，让针从头发里划过。我躺在被窝里不解地问她：“娘，你为什么要用针划头发？”
“为了让针沾点儿头油啊，沾了油以后容易扎穿鞋底，省劲儿。”母亲说。说完，她熟练把针扎进鞋底，随即用“顶针”顶过去，再将针线牵出，又“嗤”的一声响。
几十年后再回忆那种“嗤嗤”声，已是世上求之不得的最美音乐了，因为它已经绝版，无处可寻。长大后，有一年看春晚，电视里解晓东正在唱《中国娃》，当我听到那句“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时，当年的情景一下子怼到眼前，泪水忽然夺眶而出。
我躺在被窝里看母亲纳鞋底的时候，还不明白“人生如寄”的道理，直到她去世后的若干年，我读到苏轼《临江仙》中的那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才恍然知觉。
母亲的病是慢慢加重的，像没有拉手刹的汽车，慢慢地向前滑动。她无力阻止，亲人无力阻止，医生也无力阻止。可是母亲心大，她并不担心死，担心的是她死后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再没人疼爱。
燕子不嫌家贫。奶奶屋里第二根檩条上有个燕子窝。燕子窝下面放着一架老式织布机。燕子从南方飞回来的时候，母亲把纺好的棉线安置在机杼上，她要织棉布了。从那时起，只要农活不忙，屋里总会响起“咔嗒，咔嗒”的织布声。
有一天，邻居奶奶来家串门子，看到母亲正在织布，半是责怪半是吃惊地说：“哎呀，胜乐（母亲的名字），看你勤快哩！那么大的病，还赶着织布！你身体受得了吗？快别织了！”母亲笑了笑，说；“大娘，没事，我悠着劲呢，累了我就歇会儿。”
邻居奶奶凑近织布机，看着上面那一排花花绿绿的经线，问母亲：“你这是在织炕单（床单）吗？”
“嗯。”
“现在集上都有卖的，现在谁还织这东西？还不够费劲哪。”
“大娘，我是个半病子（慢性病），谁知道还能活到啥时候，织几条炕单给孩子们留个念想，好歹是当娘的一份心。”
“你这孩子净瞎说！好好的，成天把死呀活呀的挂嘴边，不吉利！以后可不许再说了。”邻居奶奶嗔怪道。
母亲停下来，对着邻居奶奶笑着说：“说不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趁我还能干，给孩子攒一点是一点，真到了那一天，想管还管不上了呢。”说完，把梭子从织口投过去，踩脚踏板，拉分经棍，织机“咔嗒”一响，一条纬线被前后打紧。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到了，草叶上长了一层霜。燕子一家也飞往了南方。母亲的炕单织完了。那天她一边拆机，一边对我说：“快点长大，哪天你们娶了媳妇儿就不用我管啦。”说完，忽然又叹口气说：“唉，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见到那一天！”那会儿，屋里就我们娘俩儿。我懵懵懂懂地听着，虽然没听懂，但觉气氛悲切。我撇撇嘴，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那时候，我一直以为母亲的病跟房子漏雨有关。因为医生说她的心脏里面有两个门关不严实，血总倒着流，是“风湿病”。既然是“风湿病”，我想那一定是因为“潮湿”才得的。房子漏雨后，屋地是潮湿的，被褥也是潮湿的。长大以后才明白，母亲患的是“风湿性心脏瓣膜病”。这病跟潮湿的关系并不大。
病情的发展并不是均速的，而是加速的。就像一堵墙，倾斜的角度越大，倾倒的速度就越快。头几年，母亲的病还算稳定，只是在干重活时气促。到后来干轻活也气促起来，最后坐在炕上不动也不行了。
遭遇厄运就像掉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旦卷进去就会身不由己在里面打旋，直至没顶。八六年冬天，母亲开始反复住院。最后一次去医院是深夜。我以为她会像前两次那样，很快就能出院回家，可是没有。
第二天上午，我呆在奶奶屋里写作业，忽然院门“格楞”一响，有人进来了！我心中一动，以为是母亲他们。我满心欢喜地和奶奶跑出去看，却不是，是舅舅。他一见我们就哭着说：“我姐姐没了！”听了这话，我如同遭到雷霆暴击似的呆在原地。
淡金色的阳光洒在小院里，很暖，但我却感到彻骨的寒冷。门前的槐树、窗前的枣树、院子南头的柴禾垛，甚至连整个天空，都染上了一层凄凉的黄色……后来我跟舅舅一起去到医院。病房里寂静无声，母亲躺在被子里，只有头发露在外面。头发很黑，一根白发也没有。她就那样躺着，一动不动。想着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再不会给我们纳鞋底了，再不会替我掖被角了，我的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
春天很快来了，小燕子一家又飞回了燕巢，而母亲却再不能回家。
人世间缘起缘灭，聚散无常。和母亲朝夕相处的短暂时光，虽然贫寒，但很温馨，可是就这一点温馨也随着母亲的离世而消散。在幼失怙恃的日子里，破旧的“螺壳”里显得空荡荡的，挥之不去的孤独如影随形，让我有坠入深渊的绝望。以后的很多年，每当我想起母亲，那种天人相隔的痛苦就会从心底泛出并把我淹没，而寄居在心底的灵魂会被抽离。心，也变成了一个空空的“螺壳”。
——题记
我是正月十八出生的。出生的具体时刻我问过母亲。母亲告诉我，落生的时候差不多快做午饭了。据此推算，我的生辰八字应该是正月十八日午时。生日，在母亲的心目里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她说，女孩儿难逢三六九，男孩儿难逢二五八。言外之意是生日里有二五八这几个数字的人命好。
正月，虽说已经立春，可北方的天气还很冷。柳芽没长，桃花没开，甚至水缸里还漂着冰碴子，屋檐下还挂着冰溜子。说起屋檐下的冰溜子，现在是很少看到了，但那个年代的冬天格外寒冷，下雪多，屋里又生着火炉。白天，炉膛里炭火烧得旺旺的，热气熏蒸，房顶上的雪开始融化。到了夜间，外面气温变低，炉火也封了，正在融化的雪就结成冰溜子挂在屋檐下面。
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的冬天，只要下了雪，早晨起来，总能看到屋檐下亮晶晶的一排冰溜子，这让整幢房子看上去有点像皇帝戴的冕旒冠。
那时我家共有六间北屋。再细分，西边四间，东边两间。西边四间是六十年代村里给社员盖的“规化房”。“规化房”整齐划一，蓝砖，砂浆填缝，虽然低矮倒也方方正正；东侧紧邻一片无主空地。据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前，我爷爷和父亲两人拿出燕子垒窝的勇气和耐心，先是攒了一堆大小不等的半截砖，后来陆陆续续地又砍了几棵碗口粗的树当檩梁，麦秸作苇板，黄泥当砂浆，在空地上挨着那四间“规化房”又垒起两间半坯半砖的房子。再后来，父母结婚，又把这两间房和相邻那间“规化房”打通。这样以来，爷爷奶奶住西边三间，我的父母住东边三间，两代人总算各有自己的小窝了。
我就出生在东边这三间北屋里。
母亲说，我出生那年屋檐下的冰溜子格外得长。“娘，冰溜子长怎么了？”我问她。“冰溜子长一来说明雪下得大，二来说明雪化得快，这样房子就不会被雪压塌了。”母亲说。原来她一直在担忧房顶会塌！的确，这两间房子的檩梁也太细了。
因为檩梁太细不堪重负，打我上小学起，父亲基本是不上房的，担心把房顶踩塌。需要在房顶晾晒一点黄豆或者红枣的时候，父亲都是让我上去。我爬上房顶，他站在梯子上指挥：“慢点儿，先在房沿上走，对，就是这样，然后瞅准了，顺着檩条向里走……”房顶是土的，覆在下面的檩梁就像皮肉下的肋骨，微凸的一条，隐约可以分辨出来。于是，我顺着檩条，乍开两条胳膊，像只鸭子似的蹒跚通过，然后在房顶上铺一张旧的竹帘子，把黄豆或者红枣倒在上面，小心翼翼地摊开，再小心翼翼地顺着檩条走回来，仿佛两边就是深不见底的陷阱，掉下去会粉身碎骨似的。
这个破败的房子却是我来到世上的第一处容身之所。它像一枚螺壳，我则像一只寄居蟹。我有缘遇到它并将幼小的身体寄藏在里面。在这个破旧的“螺壳”里，一家人因缘而聚，平淡度日。
其实，比起下雪，这样的房子更怕下雨，尤其是连阴雨。
每逢下雨天，除了我兴高采烈以外，一家人的心都会被一根无形的绳子吊起来。他们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潮湿的柴禾无法生火做饭；另一个担心是屋顶会漏雨。其实，第二种情况不用担心，只需接受。
外面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屋里就摆满了锅碗瓢盆。这些家伙什不是拿来吃饭的，是拿来接漏雨的。屋顶暗黑，渗下的雨水窃贼似地潜入苇板，然后在椽子上悄无声息地现身，再蛇行着溜上檩条，渐渐聚成一颗硕大的水珠，水珠“呲溜”一下滑到最低处，像高空跳伞那样一跃而下……可是它们忘记背伞，自由落体了，“啪”一下摔得粉碎。水滴若落在屋地上，就是出色的雕刻家，“叭嗒，叭嗒”，几下就能在地上雕出一小朵葵花；落在碗里它就是伶俐的茶博士，“叮当，叮当”，不消多长时间，就能沏出满满一碗汤色金黄的“茶水”来。不过它没有茶香，只有麦秸的腐败气味。
嗅到这股味道，我就想起相声《君臣斗》里的一段情节：有一天，和坤来刘墉家做客。刘墉就想戏弄他一下，把墙上挂了多年的破草帽搓碎，给和坤泡了一壶“茶”。和坤见颜色不太对劲，便问刘墉这是什么茶？刘墉急中生智，骗他说是圈茶。那圈茶嗅起来大概就这股味道吧。
上小学时，家中只有一台家用电器，就是收音机，我们都叫它戏匣子。我喜欢听评书和相声，刘宝瑞的《君臣斗》就是我从戏匣子里听来的。父亲不喜欢评书和相声，他喜欢听戏。有时评书和戏曲的播放时间会冲突，我们爷俩就会争着调台，我拧过来，他拧过去。彼此都很生气。母亲坐炕沿上纳鞋底，见我们闹得不可开交，便笑着嗔怪道：“看你们爷俩吧，为听个戏匣子，一会儿就打起来了！”
那时的母亲大概已经患病，只是还不太严重，所以她仍能给全家人制衣做鞋。母亲纳的鞋底是千层底。千层底有多道工序，做起来很费事。先熬一锅白面糊糊，在案板上铺一张旧报纸，涂上糊糊。报纸上面铺一层布，布上面也涂上糊糊，糊糊上面再铺一层布，让糊糊慢慢浸透，拿到院里斜靠在墙上晾干，这个过程叫打袼褙。袼褙打好以后，母亲就比照旧鞋剪出两只脚的鞋样，把袼褙按鞋样剪好，沿边裹上白布条，缝纫机缝牢，一层一层摞起来，脚跟下面的部分再多垫两层棉布，千层底的坯子就出来了。
纳鞋底的线因为粗，所以不叫线，叫“纳底绳”。纳底绳是两股棉线呈螺旋状相互缠绕而成，很粗很结实。母亲把纳底绳的绳头捻细，穿过粗针的针鼻，打一个死结，以免缝针的时候脱线。纳鞋底之前，她在中指上套一个“戒指”。其实不是戒指，是一只跟戒指极为相似的叫“顶针”的钢圈。钢圈上密密麻麻布满谷壳样的小坑，大小恰好能容下针屁股。针穿透鞋底时阻力很大，不好拔出来。母亲便用“顶针”用力顶一下针屁股，针就从鞋底的另一面穿过，再用手拔出。如果还是拔不出，就用一只类似小钳子的叫“吊拔”的工具把针咬住拔出。安静的时候，能听到绳线穿过千层底发出的“嗤嗤”声，那是纳鞋底特有的声音。
那些年深夜，经常是我一觉醒来，耳边仍响着那种富有韵律的“嗤嗤”声。我一扭头，看见母亲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着鞋底。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她穿针引线的动作，影子也在墙上晃来晃去。母亲见我醒了，替我掖掖被角，又拿起针，举到头顶，让针从头发里划过。我躺在被窝里不解地问她：“娘，你为什么要用针划头发？”
“为了让针沾点儿头油啊，沾了油以后容易扎穿鞋底，省劲儿。”母亲说。说完，她熟练把针扎进鞋底，随即用“顶针”顶过去，再将针线牵出，又“嗤”的一声响。
几十年后再回忆那种“嗤嗤”声，已是世上求之不得的最美音乐了，因为它已经绝版，无处可寻。长大后，有一年看春晚，电视里解晓东正在唱《中国娃》，当我听到那句“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时，当年的情景一下子怼到眼前，泪水忽然夺眶而出。
我躺在被窝里看母亲纳鞋底的时候，还不明白“人生如寄”的道理，直到她去世后的若干年，我读到苏轼《临江仙》中的那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才恍然知觉。
母亲的病是慢慢加重的，像没有拉手刹的汽车，慢慢地向前滑动。她无力阻止，亲人无力阻止，医生也无力阻止。可是母亲心大，她并不担心死，担心的是她死后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再没人疼爱。
燕子不嫌家贫。奶奶屋里第二根檩条上有个燕子窝。燕子窝下面放着一架老式织布机。燕子从南方飞回来的时候，母亲把纺好的棉线安置在机杼上，她要织棉布了。从那时起，只要农活不忙，屋里总会响起“咔嗒，咔嗒”的织布声。
有一天，邻居奶奶来家串门子，看到母亲正在织布，半是责怪半是吃惊地说：“哎呀，胜乐（母亲的名字），看你勤快哩！那么大的病，还赶着织布！你身体受得了吗？快别织了！”母亲笑了笑，说；“大娘，没事，我悠着劲呢，累了我就歇会儿。”
邻居奶奶凑近织布机，看着上面那一排花花绿绿的经线，问母亲：“你这是在织炕单（床单）吗？”
“嗯。”
“现在集上都有卖的，现在谁还织这东西？还不够费劲哪。”
“大娘，我是个半病子（慢性病），谁知道还能活到啥时候，织几条炕单给孩子们留个念想，好歹是当娘的一份心。”
“你这孩子净瞎说！好好的，成天把死呀活呀的挂嘴边，不吉利！以后可不许再说了。”邻居奶奶嗔怪道。
母亲停下来，对着邻居奶奶笑着说：“说不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趁我还能干，给孩子攒一点是一点，真到了那一天，想管还管不上了呢。”说完，把梭子从织口投过去，踩脚踏板，拉分经棍，织机“咔嗒”一响，一条纬线被前后打紧。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到了，草叶上长了一层霜。燕子一家也飞往了南方。母亲的炕单织完了。那天她一边拆机，一边对我说：“快点长大，哪天你们娶了媳妇儿就不用我管啦。”说完，忽然又叹口气说：“唉，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见到那一天！”那会儿，屋里就我们娘俩儿。我懵懵懂懂地听着，虽然没听懂，但觉气氛悲切。我撇撇嘴，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那时候，我一直以为母亲的病跟房子漏雨有关。因为医生说她的心脏里面有两个门关不严实，血总倒着流，是“风湿病”。既然是“风湿病”，我想那一定是因为“潮湿”才得的。房子漏雨后，屋地是潮湿的，被褥也是潮湿的。长大以后才明白，母亲患的是“风湿性心脏瓣膜病”。这病跟潮湿的关系并不大。
病情的发展并不是均速的，而是加速的。就像一堵墙，倾斜的角度越大，倾倒的速度就越快。头几年，母亲的病还算稳定，只是在干重活时气促。到后来干轻活也气促起来，最后坐在炕上不动也不行了。
遭遇厄运就像掉入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旦卷进去就会身不由己在里面打旋，直至没顶。八六年冬天，母亲开始反复住院。最后一次去医院是深夜。我以为她会像前两次那样，很快就能出院回家，可是没有。
第二天上午，我呆在奶奶屋里写作业，忽然院门“格楞”一响，有人进来了！我心中一动，以为是母亲他们。我满心欢喜地和奶奶跑出去看，却不是，是舅舅。他一见我们就哭着说：“我姐姐没了！”听了这话，我如同遭到雷霆暴击似的呆在原地。
淡金色的阳光洒在小院里，很暖，但我却感到彻骨的寒冷。门前的槐树、窗前的枣树、院子南头的柴禾垛，甚至连整个天空，都染上了一层凄凉的黄色……后来我跟舅舅一起去到医院。病房里寂静无声，母亲躺在被子里，只有头发露在外面。头发很黑，一根白发也没有。她就那样躺着，一动不动。想着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再不会给我们纳鞋底了，再不会替我掖被角了，我的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
春天很快来了，小燕子一家又飞回了燕巢，而母亲却再不能回家。
人世间缘起缘灭，聚散无常。和母亲朝夕相处的短暂时光，虽然贫寒，但很温馨，可是就这一点温馨也随着母亲的离世而消散。在幼失怙恃的日子里，破旧的“螺壳”里显得空荡荡的，挥之不去的孤独如影随形，让我有坠入深渊的绝望。以后的很多年，每当我想起母亲，那种天人相隔的痛苦就会从心底泛出并把我淹没，而寄居在心底的灵魂会被抽离。心，也变成了一个空空的“螺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