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说明了吃和穿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随着时代的变化，每个时代吃和穿的含义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建国后的前十年，因为国家百废待兴，人们的吃穿基本上还是延续着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水平，多数民众愁吃愁穿，吃不饱、穿不暖，有的还时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进入人民公社化时期，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吃穿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因受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其它因素的严重影响，人们的吃饭和温暖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的温饱问题才得到有效解决，基本做到了吃穿不愁并逐步转到了追求时尚，讲究品牌，吃好吃出健康，穿好穿出新颖美观大方上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下面结合亲身经历说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本地区农村人们的“吃”和“穿”。至于改革开放后的吃穿状况，大家都有目共睹，不再赘述。
先说说“吃”。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人们的温饱问题一直不能得到很好解决。人民公社化时代，农村都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出工、积肥记工分。年终决算将生产队的农、林、牧、副等产品按国家定价计算出总收入，扣除当年生产队生产所用籽种、化肥、农药、管理费用等支出后，剩余部分为当年纯收入，社员凭所挣工分参与纯收入的分配。由于那时粮食产量不高，生产队又没有副业，到每年年终决算时，大部分生产队每个工(10分)仅合0.2元左右的纯收入，有的年份个别生产队还出现过负数，即社员挣了一年工分到年度还的倒贴给生产队。有的生产队养了一、二头骒马或母驴，每年能产下一、二个骡驹，喂养大些变卖后就能多收入600至1000多元现金，这样到年终决算时，每个工就能合0.5元左右的纯收入。对于各家各户来说，每年所挣工分折合出的总收入抵除了口粮、瓜果蔬菜等折价款后 ，仍有余额的给予兑现现金，入不敷出的作为欠款记账。凡参与生产劳动少的“四属户”就得在每年秋收分口粮前向生产队交付现金，否则就将其口粮暂时入生产队库房。当时，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每年大多是每个工0.2元左右，到了七十年代，由于家中人口多，我和父亲每年挣1，000多个工，到年终决算时还得欠下生产队150元左右，截止到1981年底，共欠生产队1400余元，后来每年清欠时，我们哥几个才在成家后还清。
在计划经济下，粮食、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都实行的是“统购统销”。就粮食而言，我记忆中当时生产队给社员分口粮的办法是：生产队当年粮食总产量，在留足籽种、饲料后，剩余部分先按国家口粮分配标准，每年每人平均420斤分配给各户，余出部分作为余粮上缴给国家粮库，不足部分再吃国家统销粮。麻油每人定量1.4斤，余出部分上交国库，不足部分不予补充。正常年份，生产队所产粮食在基本保证社员基本口粮后，还能上交少量公粮，但一遇到干旱、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社员就得靠吃国家统销粮了。尽管那些年代通过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提高了些粮食产量，但因十年九旱，造成欠收的年份还是较多。由于当时社员只能依靠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维持生活，家中其它收入寥寥无几，家中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用品，仅靠养鸡养兔等所获微薄收入来维持。因此，每年根据缺粮多少，从3、4月份就开始从粮库购买统销粮，其购粮款还得主要靠国家救济款。那时我家孩子多都饭量大，按国家标准定量根本不够吃，往往到每年夏天就缺粮断顿，只能靠向家中人口少或独居的邻居、亲戚朋友家中去借，到秋收后归还。
这时期人们吃的主食主要是谷子、玉米、高粱等粗粮，很少吃到白面、大米等细粮。当时国家每人每月只供应2两病号白面，到过春节时才每人供应2斤白面，使得人们在过年期间才勉强吃顿水饺、包子或馒头。平时只能用病号面吃点面条。由于生产队每年分的黍子较少，一年里就连黄糕也吃不了几顿，只有过时过节或有亲戚或闺女女婿外甥外甥女来了才能吃一顿黄糕或包顿饺子。遇到生产队所产黍子较多的年份，人们也舍不得去了皮磨成黄面吃黄糕，而是不去皮磨成黍子面吃“毛糕”。有时亲戚给送几斤大米，偶尔吃顿大米饭或两米饭。饸饹只有大年三十中午才能吃到，油炸糕只有大年初一中午或过生日时才能吃上。
那时平时很难吃到肉菜，只有每年到农历七月十五，生产队宰一、二只羊分给社员时，才能吃顿羊肉熬菜泡糕，到快过年时杀了猪分给社员猪肉时，才能吃几顿猪肉炖炸白菜豆腐粉条，包顿水饺或包子。平时，人们想解解馋，就带上2-3元平时积攒的零花钱到集市赶个集，偶尔下顿饭馆，吃碗面条、糖大饼或吃个馒头，那时的饭馆以经营主食为主，副食就是能炒几个简单的家常菜。当时面条每碗2两粮票0.12元钱，糖大饼每个2两粮票0.10元钱，馒头每个2两粮票0.06元钱。还有，那个年代，人们办红白色事，吃的非常简朴，每桌坐6人，上四盘菜，一般有凉拌豆腐干、炒拼头(香干、白菜帮、红萝卜片和肉)、大杂烩(黄花、香干丝、肉丝)、炒豆腐，另上一小碟老咸菜、一碟毛腌豆。
“早晨粥，中午糕，晚上糊糊泡山药”是当时农村一般家庭人们吃食的真实写照。
早餐：小米粥或玉米锅贴，糊糊、小米稀饭，后来有杂交高粱粥。每年腊月初八早晨必吃红豆粥。副食主要是老咸菜，冬季还有小白菜或大白菜腌制的叶子腌菜，土豆萝卜、冬瓜、干萝卜片或大白菜、圆白菜等烩菜，夏季绘点土豆葫芦茄子等，有时还泡点黄豆芽和绿豆芽。
午餐：白高粱糕、玉米窝头、发糕、锅贴等，后来是杂交高粱糕，偶尔能吃顿莜面窝窝、饸饹，产稻村能吃顿大米饭。副食夏季多数家庭能吃点在院里种的韭菜、黄瓜、豆角、葫芦、茄子、菠菜、西红柿等蔬菜，有时从大街买点蔬菜。泡糕菜主要是韭菜黄瓜丝拌豆腐，土豆绘茄子，有时从田地里挑点甜或苦茎菜做熟拌点豆腐，有时从街上买两坨豌豆面粉坨或下点面条，有时每人拌半颗或1颗鸡蛋或全家炒几颗炒鸡蛋。每年立夏那天必吃炒鸡蛋泡糕。由于鸡蛋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人们一般都舍不得吃，遇着吃炒鸡蛋时还掺和点旧小米粥。冬天主要泡糕菜是老咸菜或叶子腌菜拌土豆，有时拌点豆腐，有时烩点秋天晾干的干白菜、干豆角、干葫芦干。冬季除窖藏大白菜、红、白萝卜、圆白菜和冬瓜外基本没有蔬菜可吃。
晚餐：小米稀饭或糊糊，泡几个土豆，有客人或下乡工作组吃派饭时，熬点红(豇)豆稀粥，炕点锅贴等。副食主要是咸菜，有时烩点热菜，有客人时烩点土豆豆腐，拌点葱丝豆腐干，夏季吃韭菜拌豆腐干。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西合营公社工作时，随同县武装部报道组的同志去赵家湾大队下乡时，在一户人家吃派饭，中午给吃的是高粱糕，因为这个村是产稻子村，一般人家会给作大米饭，因我们几个不满意，到了晚上喝红豆稀粥时，每人还多喝了人家一碗，让人家打了锅。
那时孕妇坐月子，主食除吃点面条外，主要是喝炒小米稀饭。副食主要是老咸菜熬豆腐，遇着掺点麻花。人们在家喝酒最好的菜是用火炉砂锅屌熬的土豆豆腐或韭菜拌豆腐干，记得当我父亲就此菜用砂酒壶热酒喝时，我每次都垂涎三尺，最多能品尝一、二口。
还有，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从1974年后为达到粮食亩产上纲要，解决人们口粮不足问题，农村普遍推广了种植以同杂2号为主的杂交高粱。以后几年无论生产队分粮，还是从粮库购买统销粮，主要都以同杂2号杂交高粱为主，所以人们上顿下顿吃的是杂交高粱，早晚做粥或稀粥，中午做糕。我村社员当去西合营粮库购买统销粮时，偶尔遇见到粮库下乡的本村籍的县粮食局某副局长时，都纷纷找其帮忙说话或写纸条到窗口让开票员少开点杂交高粱，多开点玉米。
记得我在西合营上中学时，第一年冬住校吃学校食堂时有40%细粮，每周都能吃几顿白面馒头，但考虑到家里有父母弟妹，每周就将细粮省下买上馒头周日回家时带到家中。到了第二年春季上学后就没再住校，成了跑校生，每天上学用饭盒带两块玉米锅贴和咸菜，到午饭时用锅炉开水一泡或带一饭盒小米粥在食堂笼屉加热后作为午餐。
在副食方面，每个生产队基本上都开个豆腐坊，当时买豆腐每个0.2元，买豆腐干每块0.02元。人们一般用黄豆兑换，每斤黄豆换2个豆腐或10块豆腐干。一到晚上特别是冬天晚上，人们坐豆腐坊的人很多，往往都吃几块豆腐干，有的孩子们偷偷从家里拿出几两豆子去换豆腐干吃。
计划经济时代，物资都是国家统一定价，价格稳定。主要粮、肉、蛋价格为：每斤标粉(白面)0.18元，大米0.19元，小米0.13元、玉米、谷子、高粱0.097元，黍子0.11元，黄豆、黑豆0.14元，猪肉分为三等，一等0.97元、二等0.84元、三等0.73元，羊肉0.68元，牛肉0.59元，鸡蛋0.68元,麻油1.4元。
那时，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农民们对粮食却十分珍惜。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他们深知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因此，在炕头上他们总是将饭碗里的饭吃的尽尽的，喝糊糊还将碗用舌头舔干净。这种对粮食的吝惜之心成为了那个时代农民们的共同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