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是清明过后的第一个周日，处处麦青柳绿，莺鸣燕啼，我约了友人，去郏县拜谒三苏园。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从宁洛高速转入郑尧高速。此时，春风横野。这让我突然想象三苏当年快意的行走。尽管他们一登舞台便轰动天下的那次入京，走的是剑门、秦岭、崤山一线，但三年之后，却是取襄汴古道，经今邓州、唐河、叶县踏入中原的。此时窗外隐约的山丘、潺湲的流水，或许正是九百多年前拨动苏子心弦的柔指，让他对这一方土地青眼有加。
我们在郏县东下了高速，绕城走S218线西行。在过了一个大桥后，奔入眼底的景致顿时让人感到有些惊讶——与“洛阳南去垂杨道”迥异，迤逦西上的公路，两侧尽是繁花盈枝的梧桐，直疑李义山那句“桐花万里丹山路”正是从此处捡来。
上午十一时，我们在薛店用餐，然后出薛店向西，中午便抵达属于茨芭镇地界的三苏园。
三苏园前是一个空旷的场地。我泊了车，骋目远眺，寻觅苏轼“葬我于是”的答案。只见春光流泻的天空下，远山依约，近峰突兀，而三苏园则卧于一片广袤的平野之上。据说，正是如此的形胜，让当年来此一游的苏轼，产生了“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愿望。
大门是新建的，仿三间四柱式的牌楼，歇山飞檐，画栋雕梁。一时觉得这格调与苏轼的风神相去甚远，就像一首馆阁体，了无苏词清新、灵动、超逸、旷达的气韵。
进入大门，依照导游图的指示，我们沿右侧的小路蹀躞前行。园内游客稀落，弥目盈耳的唯是幼松的芊绵与小鸟的鸣啭。心想，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厄运频仍，这般清静的所在，倒也遂了他的心愿。
因了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在岸柳婀娜、水波荡漾的东坡湖流连，也没有在道旁一块一块镌刻了名句箴言的巨石前驻足，就直接朝三苏纪念馆和三苏坟的方向走去。
纪念馆正在维修，没有开放，我们只好在馆外的三苏塑像前“聆听”他们的高谈阔论了。当年，“二十七，始发愤”的苏洵，带了两个儿子，像三驾马车，横空而下，驰向中原，直令千年以降无数的文人墨客唯余望尘莫及的浩叹。
转过纪念馆，即看见原始版的三苏园了。拾四五级台阶，就到了大门前的神道上。只见八九株宋柏，根深干老，枝繁叶茂，遮出一片澄心息虑的阴凉。几尊石生像，历经千年的风雨，已有些残破，却让人饶生感慨：正是它们与翠柏青松、流莺飞燕一起，伴随着三苏度过斗转星移的岁月，不致使“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消沉了去。
三苏园的入口是一个规模不大的门楼。门楼上悬一匾额，上刻“三苏坟”，乃启功先生的手迹。两侧有一副楹联：“一代文章三父子;千秋俎豆两峨眉”，道出了后人对三苏尤其是苏轼千秋不减的崇敬。
入得门去，仰面是一个青石牌坊，楣端所刻为明人王尚綗所题的“青山玉瘞”四字;左右石柱上所镌则为苏轼《狱中示子由》中的一联：“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再看一眼牌坊右侧的一截石碑上“苏园听雨”，顿觉悲从中来，不禁泫然。苏轼——林语堂誉之曰：“人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全能的巨匠。他在二十岁之前已完成了巨大的积累，在此后纷至沓来的打击和无休无止的贬谪中，于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诸方面，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成就。若说不是天赋其才，我们实在找不出其它理由。我在二零一三年写了《苏轼和宋诗的拓展》一文，论述了苏轼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贡献：正是苏轼一改北宋华靡而浅薄的诗风，更大规模地拓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道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将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形诸笔端，为宋诗展现了一幅绚丽美妙的画卷。在词上，他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将词引上更为广阔的社会和人生。只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和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足以使他雄霸千载，名压百代。除此，令后代仰慕的更有他的豪情与节义，更有他旷达的行为和伟大的人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看竹杖胜宝马，将蛮荒作天府，皆是他昂藏之气的写照。
“德高而谤兴，事修而毁来”，以才情名世，往往也为才情所累。苏辙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轼在进士及第后，文坛领袖欧阳修赞之曰：“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老夫当让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宋仁宗在苏家弟兄高中之后，也对高皇后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两个宰相了。”然而，心仪东汉范滂“登车揽辔，概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苏轼，却一生坎坷不遇。在《贾谊论》中，苏轼将“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的原因归结为贾谊“志大而量小”。但“天意从来高难问”——苏轼生于一零三六年，逝世于一一零一年，仁宗看好他，但在他初入仕途才两年，仁宗就去世了。随后，英宗继位。英宗早闻苏轼的名气，想任他以翰林之职，但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英宗身体状况不佳，在位四年就去世了。后来神宗继位，任用王安石改革。苏轼作为反对派，自然厄运当头，甚至因“乌台诗案”而身遭缧绁。神宗死，十岁的哲宗继位。哲宗反对改革，按说，苏轼该时来运转，但他已陷入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政治漩涡，依旧受到排挤。哲宗也是短命。在他二十五岁去世时，文臣学者已是无限的颓丧和疲惫。然后是徽宗继位。徽宗喜玩蹴鞠，写一首瘦金体，擅长绘画，且将绘画纳入科举考试，但在治国上却冥顽不灵，是一个被后世评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人。他登基那一年七月，一生穷达多变的苏轼也挥洒尽了他纵横的才气。
在一切权利的角逐中，奸邪的小人总是将人性的恶释放到极限，毫无良知、责任、公平与正义可言。史载，与苏轼有同年之谊的章惇，因为苏辙在元祐年间曾上书指其奸恶，便对苏家兄弟百般刁难。苏轼字子瞻，他就将苏轼贬至儋州;苏辙字子由，他就将苏辙贬至雷州——文人整起文人来果然别有一番讲究。但是，就像“人从宋后羞名桧”一样，“惇”这个字被章惇自己玷污了，从此，少有人将它用做名字。中国人性的弱点，在章惇之流对待苏轼的行为上，体现得最为显著。
苏轼在他不得意的仕宦生涯中，无论任地方官或是朝臣，都努力兴利除弊。在密州、徐州任上，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都留下不菲的政绩。假如仁宗的子孙果能以其为相，或许天下大治亦未可说。若如此，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变、二帝北狩和高宗南下，也不会有一百五十年后的崖山之殇。须知，北宋虽然孱弱，但它承继了汉唐的气象，物质和文化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崖山一变，中国的文明已不复存在。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也。”宋以前，人们尚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但元明以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已成为君王的家产，臣子尽成了君王的奴仆。这一点可从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我在《宮花寂寞红》一文中写道：唐宋以前，文网不严，帝王对才子尚怀怜惜之情。白居易一生写了许多讽刺诗，死时，唐宣宗写诗吊之：“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即便苏轼，虽累遭贬逐，却仍在最高统治者的荫庇下，不至于死于权臣之手。他的诗文受到神宗的喜爱。神宗的一个侍臣说，每当皇帝举箸不食时，必然是在看苏轼的文章。然而到了明清，朝臣士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徐述夔遗著中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被弘历老儿以诽谤政府的罪名剖棺剉尸。对严子陵，汉光武放任他垂钓清溪;对柳永，宋仁宗“赐”他浅斟低唱;对傅山，康熙则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明清两代，连做一个庵居蔬食的隐士也没那么容易了。专制如同桎梏，扼杀了国人的灵性。中国之衰落，原因即在于此。
在牌坊的左侧，也有一通石碑，上刻臧克家所题“仰望东坡”四字，驻足心诵，扼腕怀想，让人顿生无限的悲怆。
三苏祠也在维修之中，牌坊之后，祠堂之前，梁椽横竖，砖瓦狼藉。我们只得从侧门转向祠堂之后的茔地祭拜。三苏坟深藏于一片高大茂密的松柏之下，墓前只各有一块普通的石碑和一些石罐，极为简陋。三坟呈东西一线，苏洵坟为衣冠冢，居中，苏辙坟居左，苏轼坟居右。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苏轼与他的弟弟苏辙情深义厚。苏轼死时，苏辙已将家安在许昌，依苏轼遗愿，就将他葬在此处。又十一年，苏辙死，也被家人葬在这儿，永远陪伴着他的兄长。
揖别时，仰望一园的松柏，方惊讶一株株果然如传闻的一样，尽向西南倾斜。苏子啊，在冥冥之中，还在怀念他的故土，怀念他快乐的少年!
我在拜谒归来的数日，依旧思绪未了，次韵《狱中示子由》，作七律一首，聊为心香一瓣，献于三苏：
古柏青葱又一春，小峨眉下叹吟身：
当年沧海也留迹，是处青山独傲人。
莫道英雄消意志，从来词赋见精神。
权臣圣主不同在，千载谁能证果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