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忆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这几天，看见年轻人们欢天喜地的过元宵节，尤其是他(她)们朝气蓬勃的精神头儿，真是令人羡慕不已，好像咱没有经历过似的。
小时候，每年元宵节前夕，各家各户就开始张罗着糊灯笼，生怕误了十五挂灯。邻居街坊还要互相窜门，看看东家糊的咋样了，西家编了一个啥新鲜的灯。同时看看你家有什么材料、缺什么材料，相互凑合着使唤，互通有无嘛。不可能因为你家短一点儿红纸或者白纸、我家差一点儿颜料、墨汁，再去买一整张纸、一瓶颜料墨汁。嘿嘿，不好意思说，那时候毕竟是“罗锅子上坡——前(钱)短嘛!”
我生性笨拙，不会编排啥花样，基本上就是船灯或者西瓜灯。
船灯简单，选几根高粱秆剥皮以后，根据需要剪成长短不等的小棍儿，用煤油灯熏直或者熏成半圆形，去院里放的芨芨扫帚上弄几根芨芨棍儿，用它别住接头把高粱杆棍儿相互链接起来，然后用麻纸条蘸上浆糊整个儿缠一遍，形成了一个比较牢固的整体，船灯的框架结构就完成了。然后就用彩纸糊。至于船体下部的水纹彩画和整个灯的绣球、彩穗、花瓣等粉饰，咱就不会弄了。
我们村民风淳朴，邻里关系都比较融洽和谐。大概是祖辈们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民风良俗。即便不是一个生产队的人，平时在一块儿相处的不太多，见了面也是哥长弟短亲亲礼礼的，无论你在社会上是什么地位，无论是你生活水平高低，见了面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辈分不能乱。当然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之人，大家都是“六没牙的秤——头高头低差不多。”咱这农村小镇也没有出个什么达官显贵!
这一点儿，恐怕五十年代的人都有同感。
我的半成品船灯，就是仰仗这一层关系完成的。村里心灵手巧的人很多，尤其是夏仲叔、赵智哥、付喜荣哥，他们在绘画方面技艺出众。每年村里耍龙灯、踩高跷、背阁、船灯、推车子等，都是他们几个人给绘画染色，或者用油彩给演员们“打脸子”(化妆)。我几乎每年都得他们的帮助，才能在元宵节前把灯笼制作完成。
糊灯笼最难糊的是“走马灯”。
首先是它有一定的格式，我见过的走马灯都是宫灯式的。并且每个角柱都是双料的，比一根棍儿的看上去敦厚虎势。上面的角上还有云钩，云钩上挂着绣球和彩穗。
再者就是糊这种灯必须要用很薄很薄的“白粉莲纸”糊。因为要让人们从外面看的尽量清晰逼真，纸厚了效果肯定不好。
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保证“转子”那一部分的绝对横平竖直!要不然就转不起来，或者出现歪三扭四的现象，如果再把里面的蜡烛碰倒，那就“灯毁马亡”了!
小时候，看走马灯要看挺大功夫，为啥?因为走马灯有一定的“科技水平”。
一根竖着的杆儿，上面顶了一个麻纸折的很均匀的皱褶的伞，伞上面有一根缝衣针插在竖杆儿的顶端，针眼儿那头镶嵌在上部横梁中间的小孔儿中间。竖杆儿的下面也是一根缝衣针，针眼儿那头，放在下部横梁中间的一个杏核壳当中，利用杏核壳的凹形，以及既不软不硬又不太光滑的特性，便于“转子”转动。竖杆儿中间对称的插着四根细棍儿，细棍儿的头儿分别镶嵌着不同的人物或者动物的纸片儿造型。有的是“唐僧取经”，唐僧骑着白龙马，仨徒弟紧随其后;有的是《西游记》中的故事《三打白骨精》，白骨精拼命的“跑”，孙悟空高举金箍棒穷追不舍地“打”!有的是就是四匹马，但是，每一匹马的奔跑姿势都不一样，寓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走马灯下部那个横梁，中间是“转子”，两边分别有两个钉子尖朝上的钉子，把两支蜡烛牢牢的插在上面。然后把灯的底部糊住半面。当蜡烛点燃了以后，除了“光”的效果，还有“热”的效应，利用“热空气上升，冷空气流过来补充，形成了风”的原理，打动“伞”的转动，在竖杆儿中间镶嵌的人物、动物自然跟着转了起来。从外面看类似“皮影戏”一样。
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古人先贤能够制作如此巧妙的灯笼，着实令人敬佩!当然了，放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这些雕虫小技何足挂齿，不值一提了。
不过，愚以为，看待事物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待。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还是应该传承并弘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