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这是一首解放后著名的“诉苦歌”。旧社会地主是如何剥削穷人、残酷对待长工的，我们这一代未经过，不得而知。只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忆苦思甜”要斗地主，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至今还依稀记得。
据我所知，解放前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有的是勾结日本鬼子、蒋匪、“还乡团”，出卖我八路军、游击队、农会干部、战士和积极分子，使他们惨遭杀戮，有的是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长工，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基本上都已被“镇反”、枪毙，剩下的多属于可改造的一类。地主中除上述极少数罪证确凿、罪不可赦的外，大多数是靠自身的精明、勤俭、精打细算、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买下因种田不善、遭遇灾荒或家庭变故小户人家的田地，置买牲口、雇佣佃户，盖起高楼，家业越来越大、先富起来的少数“能人”。大多数地主对待长工、街邻、穷人还是比较友善、温和和宽厚的，并不像有些小说或传说中的那样残酷无情，黄世仁、周扒皮之类的地主毕竟是极少数。这些人解放后被划了阶级“红线”，戴上了“地主”的帽子，从此便在劫难逃，厄运连连。
记得那时大队、生产队的“斗地主”、忆苦思甜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大队一开会，如会场乱哄哄的秩序不好，大队的支书、村长便会先拿“地主”开刀祭旗。那时的大队干部大都是工农游击干部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威风凛凛，很有威严和震慑力，在大喇叭里喊嚷训斥：“唵!是不是有地主和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啊!唵!我看是不抓不行了，唵!拉出来几个!”这招还真管用，不一会儿会场便鸦雀无声，渐渐安静下来。
村里每隔一段，就要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每一次开会就会先揪斗地主，安排三、四个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上台，控诉地主的罪行和万恶的旧社会。会议一开始，几个彪悍的“二杆子”青年便把揪斗的对象脖子上挂个牌子，写上“恶霸地主XXX”、“地主婆XX”，连推带搡地推到会场前边，有时还拳打脚踢，“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震天憾地，被斗的地主瑟瑟发抖，垂脸低头认罪，亦有不服者，眼里暗闪出仇恨的目光。有时还要拉上一串“五类分子”陪斗，戴上高帽，鸣锣“游街”示众。
那时地主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完全被剥夺了自身自由，推荐上大学、招工、参军等根本没有他们的份儿，一旦有重活、累活儿和髒活儿，首先派他们去干，如扫大街、扫雪、掏各家厕所担粪便浇地浇菜等。见了有权势的大、小干部、贫协主任，甚至贫下中农，也都是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
在那个时代，地主的后代也遭到了无情的株连。记得村里有几个地主子女，男青年后生长得浓眉大眼，英俊潇洒，聪明伶俐，也很知书达礼，但由于出身和成份不好，为了划清阶级界限，无人敢与其结亲，偌大年龄了，还是光棍一条。至于如花似玉的女儿，也是自觉矮人三分，在生产队里集体干活儿时少言寡语，收工时也不与同队的男女老少一起回家，茕茕孑立，秀眸含泪，或只与自家的姐妹在一起落在社员们的后面走。也有同情者想和她们攀谈和同行，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只好作罢。甚至有为自己的不幸出身而哀怨、因婚姻不顺、不堪忍受歧视和冷眼而绝望自杀者，令人心酸唏嘘。
斗转星移，时代变迁。经过多年的甄别平反，“地主”们早已全部“摘帽”，获得了新生，恢复了正常的公民身份，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各自的聪明才智。回想起来，这也算是“地主”们解放前后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一段特殊遭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