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懵懂儿时国家正处于文革颠峰期，由于其间年龄尚小，政治运动的残酷对于我而言，仅存少许记忆碎片，更多忆想起的是孩提时的自由戏耍和几则趣事的场景。回眸审视，虽说与当时政治环境不相谐调，但均是儿时留下给我的真实历景。
打小时，我一直居住在赣东北一县城当时的革委会院子里，父母均为县革委会和人委会干部，育有我姊妹四人，我排行老三也是家中唯一男孩。父亲文革前后经常在下面驻点，在我记忆中父亲很少回家，母亲当时在县革委政治部工作，可以说是县里的政治运动首脑机关，也经常是外出和加班，有时一天或几天也难见一面。家里当时主要是大姐和妹妹出生后请来的老保姆在操持家务。那时的小孩也好打发，只要管个温饱就行了，整个就属于自由放养型，吃个饭大都也是满院子叫回家，添上大碗饭菜又屁尖窜出门与小伙伴相聚走着或蹲着吃。说到吃，儿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那么几则趣事现在回想起来还忍俊不住。
一、革委会食堂杀猪
当时县里两委是合署办公共用一个食堂，县革委院子后山坡上建有一排猪舍，应该养了十多头猪，逢重大年节大都会杀上一二头猪给机关干部加餐或会餐。当时的猪肉市面上是要凭票证限量供应，平时各家餐桌上也难得见大荤。每年临近节日，院子里孩子们耳朵总竖着老长且特别灵敏，但凡听到后山传来猪的凄惨嚎叫，小伙伴们第一时间就会兴奋着呼喊：杀猪了、杀猪了!并会不约而同冲往后山坡猪舍，个个眼睛泛着饥渴的光泽见证大师傅们拉猪、捆猪、抬猪并一直护送到食堂后院，不待猪摆放落地，我们这一群小馋嘴立马又转身向县革委大门跑去，站在大门前或马路中间伸长着脖子向县城东风大道南面急切张望着。因为以我们所掌握的惯例，每次杀猪县革委食堂徐大厨都要等县革委党校食堂的邹大厨到场后，方才一起动刀屠猪。一旦看到这位重量级人物骑着自行车摇恍身影出现，我们这帮小家伙就像欢迎大英雄式的鼓掌喝彩并簇拥着跟跑到食堂后院，带着仰慕的心情全程观摩两位大厨熟练地挽袖高呵、操刀放血、入盆烫猪、吹气刮毛、挂梯开膛、搁案肢解……。待大师傅们有条不紊地进入烹饪准备时，我们这帮小馋嘴个个猴急着跑回家去翻找家里所有的菜票饭票，带着家里大小不一的钢精锅和饭盒，叫上弟弟或妹妹叮里咣当赶紧返回到食堂售饭窗口翘首以待，待到热气腾腾的鲜肉包子出笼，个个嚷嚷着给我来十个二十个，外加打上几份鲜嫩肉片汤，回家的路上就已急不可耐地吞咽下一两个肉包子。
每次食堂杀猪对儿时的我们来说是大饱口福的解馋季，吃得那是痛快淋漓，苦的是月度后面日子一家人只能煮泡饭就酸菜了，因为太贪嘴了一次性就把家里近十天的饭菜票透支了!
二、忆苦思甜的糠粑
具体年月记不清了，反正是当时政治运动期举行的一场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其对象是在职的革命干部。记忆中好像是县革委会礼堂请了所谓当地有苦大仇深的农民做了现场报告，追诉旧社会地主剥削阶级对贫下中农的苛刻和盘剥，穿不暖吃不饱还要做牛做马去劳作。新社会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所以要教育大家忆苦思甜，决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会议的当天县革委食堂特意准备了一餐忆苦思甜饭给干部们进行生活体验，当时院子里像我差不多大的一帮懵懂小孩也跟着去凑热闹，在食堂十多桌上也纷自挤上一席，面对桌上野菜糠肤和的团子和南瓜汤，既好奇也嘴馋，再加上旁边大人们的逗乐，据说我是自显英雄气概大口吞咽了N个糠粑，把自己肚子胀得通圆。回家后半夜我直喊肚子痛，那架势就像肚子要爆了，当时在家的就我二个姐姐，她们也就大我几岁，吓得完全束手无策陪着哭，只是一昧地叫我去上厕所，好在下半夜我下放在县里劳动的叔叔来我家探视，一看情形不对，赶紧抱上我去县医院做了洗肠，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此事，至今还成为我妈妈和叔叔们不时谈起的笑资。
三、去外婆过春节
母亲是从湖南衡阳农村靠读书走出来的农家子女，自小家境非常清贫。外公和母亲上面的三个哥哥均以租种他人田地来维系一家生计，直到我母亲下面的小舅舅出生后，外公外婆才考虑送子上学堂念书，以期家中能出个把人物。但是我这小舅舅打小调皮贪玩，经常逃课而荒废学业，为不糟蹋每年全家省吃俭用交出去的学粮，故外公外婆合计反正我母亲农田重活也帮不上什么忙，不如闲时专门陪同和监督弟弟去上学。这样，我母亲也就此以门外旁听形式踏入了学堂门槛，可能是兴趣加悟性，母亲一学期陪读下来反而成了我小舅舅的家庭辅导了。这时，学堂先生也发现了我母亲的聪慧天性，主动多次上门来劝说外公外婆送我母亲上学堂念书，多方因素促成下，我母亲得以从旁听生转为了正式生。也许是家境日益困窘所带来压力的逆向激励，母亲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居首，小学到初中是连续跳几级，由于经济原因，继续上高中已不现实。为减轻家里负担，在中学教务主任的推荐下，母亲报考并被录取了当时学费全免、伙食费国家补助的江西统计学校。学生期间，我母亲就省下伙食费和奖学金贴补家用，可想其学生生活的艰辛。但母亲个性一向要强，在校期间可谓品学兼优，先后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学生党支部书记，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到江西财经学院任教(其时统计学校已归并)。
数年后，时任县计划委员会主任的父亲参加江西财经学院在职干部培训，结识了当时担任培训班辅导员的母亲，最终在双方主要领导的促合下结为夫妻。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于1957年从省城调到县财贸委工作。
由于父母双方家庭都较贫困需要贴补，加之婚后4个子女的抚养，家里经济状况一直较拮据。打我记事起，母亲和我们就没有回过湖南外婆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上期，依稀记得当时的政治氛围也有所缓解，春节临近时，家里不觉多了几份喜庆气氛，母亲少有地请来县针织厂的裁缝师傅带上缝纫机来到我家，花了二天时间分别给我们子女4人量身裁制一套新衣。事后才知，父母亲决定今年全家一起去湖南外婆家过春节，听后可把我们几个乐坏了，还纷纷提出自己要换鞋换帽等非分要求，但不可能一一得到满足。
出发那天才知晓，与我们一起坐车去南昌换乘火车的还有当时刚官复原职的县委书记一家，不过他们一家是去东北吉林。车上隐约听到母亲们交谈时说到钱的事，为这次回去探亲过年，我母亲好像向县委总务室借支了500元钱，他们家大概也借支了800元。但大人们的隐郁在儿时我的脑海中也就片存而过。
作为偏居赣东北一角的县城，那时公路建设极不发达，去省城途中隔水还要等汽车轮渡，路上耗时约要一个白天。记得当时县两委就两部小车，一部美制军用吉普、还有一部不知是美制还是苏制的轿车，由于两家人加在一起有12个人，所以那天送我们的汽车好像是一部改装过的救护车，开车的师傅是我家邻居，部队下来的，还是我母亲的老乡湖南浏阳人。路途中间两家还在九江辖区另一县革委招待所吃了顿午饭，虽然路途颠簸且车座极不舒服，但我们小孩们还是一路兴奋不已地嘻闹着。
到省城换乘火车后，其后历程更加糟糕。从南昌到湖南衡阳要经由南昌向西转乘、再经湖南株州转乘方可到达。由于当时火车车次极少，且都是逢站必停的慢车，加上又是临近春节，车厢里可谓是密不透风、浊气难闻，完全不亚于或胜于我国九十年初的农民工返乡绿皮车。虽说我们是购买了座位票，但走道、行李架、座位下、厕所里全都挤满了人和货担，火车全程不供应食物和水，就是有水你也不敢多喝。好不容易捱到株洲站待转车时间，父亲找了一家吃汤粉的饮食店，赶快跑过来叫上我们，一人上了一碗盖浇纯肥肉的汤粉，个个三下二下咽到肚里填了个半饱。
到达衡阳已是出发第三日的零时，我那在衡南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小舅舅扶了辆自行车来接站，好在行李可全挂放到自行车上，去小舅舅家还是要我们忍着疲惫迈步丈量着走，那时稀少的公交车早就停班了。次日一早起来，舅舅和舅妈端上一脸盆煮了几个时的白花花猪脚和馒头，据说猪脚还是小舅舅好不容易通过食品公司朋友弄到的，吃得我返饱嗝。早餐后，我们与小舅舅一家坐上去外婆家所在公社的班车。一下车，早就等候在车站的几个大表哥就围了上来，把行李接下放进挑萝的一头，另一头垫上稻草安放上我妹妹，二个大表哥轮流挑着，其他人甩开手臂一起往乡下外婆家所在生产小队走去。
当时，外婆家的房子是一种木支框架四壁围以土砖墙的结构，正房还有阁楼，其时二舅舅、三舅舅虽然都已分家另住，但房子还是紧挨在一起，所以儿时感觉整个房子特别大。
见到外公外婆时的亲情场景我已模糊，我只记得第二天就是当地的大年夜，也是我们小孩们最最兴奋和期待的一天。当时乡下表哥们年龄都比我大很多，有的还已结婚生子，与我年龄相仿的是提前几天到的二姨家两个儿子和小姨的两个儿子，虽说没怎么见过面，但不到一个小时就开始在一起疯野起来了。首先是把外公外婆珍藏阁楼的年货零食的方位找到了，其次是把厨房的熟食尝了一个遍，解决了肚子问题后，又纷自找父母要点零钱一起去附近公社门市去买鞭炮，并跑到后山水塘边去燃放。乡下年夜饭可能是晚，我们几个表兄弟玩过劲后不约都感到饥肠辘辘，几个中间算我大一点，这时我摆出老大身份指使二个小表弟去偷食，并拿到后山上的草垛边上一起享用，看到有鱼有肉，我又“酒兴大发”，又多次指使表弟潜回老屋用锡壶往返装满外公自酿的低度“胡子酒”供我们大的豪饮，酒的进口味甜爽，还没等到年夜饭开席，我和大表弟两人就已醉成一滩泥。后来还是小表弟报告，大人们才把我们抬下直接放到床上，可能是那个年代样板戏看多了，据说我一晚上把当时的七大样板戏的主旋律都唱了个遍才消停下来，把外公外婆吓得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