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的时候，曾听与我家一板之隔(临街的木板房)、中学校长的夫人王婆婆说起过我们一家打呼噜的事情。她对我母亲讲：你们家好像个个都打呼噜，夜深人静的时候，有高有低，由弱到强，此起彼伏，一阵接着一阵，就像一曲交响乐。王婆婆这样委婉地讲，我妈好像说了一些歉意的话。长大后，逐渐认识到我的鼾声如雷，且是与生俱来，从娘胎里带来的。
为了不让鼾声给自己带来烦恼，我曾在军校读书时，找校医做过鼻颊肥大的手术;购买过很多防止鼾声的药品和器械，出差时，我就带上，尽量减少对别人的打扰。喝了酒，鼾声更是雷霆万钧。于是，我就注意控制自己少喝酒或不喝。然而，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年轻那些年，怎能做到不喝酒呢?喝了酒，鼾声超倍，别人认为自己睡得很香。其实，声音越大，越是休息不好。所以，常常是黑眼圈，不知透支了多少能量。为了解除困扰，我曾在新桥医院背着仪器睡了一晚，医嘱：夜间气道间歇性堵塞，严重时会出现窒息，危及生命。
我的鼾声究竟有多大，我自己不知道。然而，有很多受害者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有人说我的鼾声像流水，从涓涓细流声到大江大河奔腾的波涛声，汹涌澎湃，胜似黄河泡啸;有人说我的鼾声像闪电打雷声，前奏是，零零星星的、轻轻的铺垫，蓄势一会儿后，突然爆发出一阵惊雷，尖锐刺耳，骇人听闻;也有人说我的鼾声像是被人卡着脖子，出不了气，过了一会儿，卡脖子的人一松手，发出巨烈的怪叫声，划破夜空;还有人十分夸张地说我的鼾声由弱到强，特别是上半夜，发挥淋漓尽致，一阵接一阵，忽闪忽闪的、仿佛房屋会被忽闪跨掉;总之，很多人都说我的鼾声稀奇古怪，不按套路出牌，随心所欲，粗暴疯狂，那声音既讨厌，又烦躁，还充满惊吓。
那年十月，川西北高原的夜，静谧而寒冷，山上已开始飘雪。成都军区组织的“红原演习”正按计划实施。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进入茂汶县川主寺安营扎寨。各专业分队自行搭建帐篷，按建制集中居住。机关的官兵全部安排在川主寺、红军长征胜利展览馆的大厅内，打地铺宿营，我和也打呼噜的安公公(战友的昵称)，被特殊安排在远离集体的一间民房。也许摩托化行军已疲惫不堪，安公公倒床就睡着了。安公公体形宽硕，的确，名不虚传，鼾声也不小，似洪钟大吕，一会儿穿云裂石，一会儿惊涛拍岸。欣赏着他的呼噜声，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半夜，我醒来。见安公公坐在我床边看着我，门和窗大开着，风一阵一阵的贯进屋里，我意识到自己被冷风吹醒了。我问：你怎么起这么早?他说：我看你睡觉闷得慌，怕你一口气上不来，就赶快起来把门窗打开。由于他的一片好心，我感冒了，安公公也跑了。类似这样的事有很多，都是因为我的呼噜声。
在炮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我照样打着我的呼噜，该睡的时候在猫儿洞里，依然睡得很香。潘协理员说：“王参谋，人不胖，瞌睡大，鼾声可与枪炮声媲美!”。
从红河对岸打仗归来不久，上世纪八十年代，杨军长、艾政委走马上任，拟利用到成都军区开会之前的时间，顺道去彭县军农场搞一次调研。司政后机关的首长和随行人员很快被确定下来，作为战勤处的年轻参谋，我被列入其中，并协助军需处的张修正处长负责此次调研的计划协调，组织保障工作。那时，我二十几岁，身材修长。张处长，四十来岁，身体显胖。如果我和他站在一起，问：谁打呼噜?答：一定是他不会是我。准备工作就绪，管理处的同志告知，由于购票需要提前计划，突然购票已经晚了。目前，已与军民共建友好单位、火车站专门联系，不用购票，走贵宾通道直接进入站台，上车后调整安排机动铺位、补办购票手续。军长、政委率队的工作组，一行十多人浩浩荡荡如约而至，给本就热闹纷繁的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更增添了几分热闹和神秘。车队缓缓进入菜园坝时，老百姓都驻足观望。为了防止扰民，我和张处长引领首长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进入站台后没停留，迅速登上火车，安排军长、政委、司政后首长进入软席，别的同志陆续安排入住硬卧车箱。一切安排妥当，我看了看时间，已是晚上十一点钟，但火车站内仍灯火通明，滞留很多候车的人，我们所乘火车的过道上仍挤了一些等待临时补票的乘客。张处长与列车长办完票务，我急切地问：我俩的铺位在哪?他神秘地向我招了招手，说：“跟我来!”。我跟在他身后艰难地朝前移步，经过两个车箱，终于离开喧哗，进到清静的软卧车箱。这时，火车已启动一会儿了。张处长对我说：“军长、政委软卧房间内的上铺是他专门留给我俩的，他们可能已经睡了，我们进去时，注意别打扰了他们，动作轻点。”就这样，我和张处长在没开灯的情况下，蹑手蹑脚地爬到了铺位，静静地躺下，舒了一口气。按习惯，我这人一躺下，很快就会入睡。但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控制一下自己。没想到张处长和我差不了多少，不一会儿，就从他的铺位传来他入睡的信号，也许是工作劳累疲倦了，毕竟他年长我十多岁。张处长的鼾声不大，起伏自然，频率稳定，仔细听的话，还有点悠扬婉转之韵味。张处长老家在城口，从大山里当兵出来，本分、朴实、人好、勤政。后来，在成都军区联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的。因他的名为“修正”，平时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修正主义”。在张处长鼾声的诱惑下，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等我一觉醒来时，睡在下铺的军长、政委已经起床，正面对面的在黑蒙蒙中坐着说话。我掀开窗帘望了望外面，天，麻麻亮。看表，快到早晨七点。冬天，成都平原被雾笼罩着，天亮得晚。此时，张处长的铺位上还不停地传来鼾声，听起来比昨晚要大声一些。我赶紧把他叫醒，他翻身起床，说：“我们到外面去，不要影响军长、政委说话。”当他下到下铺门边时，我也紧随其后。这时，艾政委发话：“他妈的!‘修正主义’，昨晚被你搞得我们一晚上没睡好!”在黑蒙蒙中，我看见军长揉着眼睛并发出“嘿嘿”的笑声，张处长也一边“嘿嘿”地陪着笑，一边陪“不是”。紧接着，艾政委又对着我说：“是不是?小王。这个‘修正主义’搞得我们老小都没休息好，到了农场好好地罚他!”我跟着“嘿嘿”一笑。虽是责怪，但艾政委的东北普通话，听起来是那样的亲切悦耳和中听。然而，他哪里知道，这是一起“冤假错案”啊!
若干年以后，在一次饭局上，我为张处长、“修正主义”“平反昭雪”，十分遗憾的是杨军长、艾政委不在场。多么好的首长啊!让我终生敬仰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