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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庙坎这个被喀斯特地貌绵密的针脚缝死在乡村四至界限上的村庄里，李开文始终是一个外来者。
尺幅内的生活日常，最突出的颜色是白，苍白的白，空白的白，扯白的白。在一望皆白的天地中，一条山路像躲避晨昏反复的饥饿一样，一溜烟往山顶上跑，弯曲的身躯像极了我们熟悉的蚯蚓，像极了老去的祖父裹满虱子的纱布裤腰带，像极了在无尽的是非中把自己挂在树上的肖寡妇留下的五尺白绫。这山路，是少年时代的我们“到远方去”的“出口”，也是我们走不出去后沮丧地回到家的“归途”。很多时候，我会这样想：一条山路都已经腐朽得像一声咳嗽一样经不住下一阵风暴和雷霆的侵蚀了，是根本没有必要保留着一条路的名字的，但它偏偏就有一个名字——郭家弯子。有就有吧，为什么要以村里唯一的郭姓去命名呢？为啥不叫尹家弯子、刘家弯子、涂家弯子？再不济，也应该叫雷家弯子呀，村里姓雷的有两户，人口大小十几个，忙时种地，闲来耍马，日子始终被弄出了一定的响声。
姓郭的单家独户，从我记事起，就只有一个人了，叫郭登翠。郭登翠的母亲不姓郭，还活着，活得像一条蚯蚓一样，终日慢悠悠地在院子里蠕动着肥胖的身子。郭登翠的父亲姓郭，叫郭应举，我没有见过，他在我还未来到这个狭小的世界之前就死了，据说是死在那条山路上，被一匹马踩烂了头颅。郭登翠像一根蒿枝一样活着，走道时往往喘着粗气，喉咙里像有一根线似的，“呼哧呼哧……”行动窸窸窣窣的郭登翠，长到二十来岁，嫁给了外来者李开文。那时候，“上门”在人们眼里是一种耻辱，耻辱之处在于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连基本的“志气”也没有，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里风光地迎娶女人。上门女婿李开文对人们在背后的议论置若罔闻，他个子高大，走路带风，手里握紧的绳子里总系着肥壮的牛马。李开文早上不去集市上的时候，会把牛马牵到山路上去，让它们啃食地埂上的野草，一边大声地唱起了山歌：
老远望妹下山来，
身对身来怀对怀。
看到看到要挨拢，
算路不跟算路来。
“哎呦，这山蛮坡。”那些上了年岁的妇人，端着簸箕在核桃树下翻找黄豆中的泥沙，那粗野的嗓音在村庄里回荡的时候，她们总会把没了门牙的嘴巴张开，侧着耳朵听，然后小声地骂一句。其实那些年，在庙坎这样的村子里，历来都是你唱你的，我听我的，就像风吹风的、雨下雨的一样，日子白得一不小心就打上了瞌睡。然而有些时候就是不一样，比如李开文唱山歌的时候，比如他唱完一首再唱一首的时候，总有些人会怀着一点点不怎么看得出来的期待。
李开文的“娘家”在大堰河边。大堰是一个村民小组，和庙坎一样，且同属一个村，只不过大堰在低处，不只是低那么一点点，而是低了很多。小时候我们去大堰街上看露天电影，感觉一直在走下坡路。和大堰比起来，庙坎是名副其实的高山。既然是高山，就应当拥有被低处的人取笑的由头，比如就汤的蘸水里没有葱花，将个头肥大的柚子认成梨，以为面条是长在树尖上的……来自低处的李开文经常对庙坎人说，“你们高山人把茅厕挖在门槛脚，一边吃饭，一边看门洞里白花花的大屁股。”和大堰相比，庙坎没有的东西主要是那一条河。虽同属一个村，但流水总往低处去，而最遗憾的是，它磅礴的身段没有经过庙坎，只把一条小得几乎看不见水花的小溪扔在村口那个叫“蚂蝗沟”的地方。没有河就没有河吧，我们这些被李开文称为“山螃蟹”的庙坎人同样拥有游泳的梦想，怎么游？在哪里游？到蚂蟥沟里去，用石头在较为宽阔的地方堵一个水塘，把身子放进去，双手撑在沟底，两只脚使劲地扑腾，沟里的泥沙一下子冒出来，大大小小的男人们一个个像烧糊的土豆，从沟里站起来，找一股清水洗净身子，吵嚷着回家去了。那时候，我们把游泳叫成“洗澡”，我们问李开文，“在大河里洗澡一定很好受吧？”“当然好受，只是死得也更快。”他说这话的时候，满脸的鄙夷。
当然，和大堰相比，庙坎没有的东西还很多，比如那一条小得不够撒一泡尿就走完的街。我的父亲常说，大堰街虽小，却小得精彩。我不知道精彩在什么地方，我的记忆里，大堰街上放电影的时候，那条巴掌大的街道里站不下几个人，很多人跑到房顶上去观看。房顶不是水泥板，是茅屋顶，是瓦顶，是有坡度的。那些趴在房顶上的人，像用透明胶布贴上去的一样。大堰街就在大堰河边上，电影还没开始放映的时候，河水的涛声很大。我站在一块石头上，一眼就看见河对面的山顶上升起的月亮。月亮很白，白得让人急促地发育，白得让人想谈一场恋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堰河两岸有很多让人心疼的爱情故事，那些年轻人相拥投河的“事件”让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比小人书上写的还要离奇。
李开文的“娘家”在河的这面，也就是说，他要是从庙坎回家，不用趟过那条大河。电影放映之前，我和几个和我一般大的少年问着路去过他家，两个“进出”的石头房里，住着三代二十几口人。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全都挤在那座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使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上门”到庙坎去。电影放映之前，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不是当晚的电影是什么内容，也不是李开文的那些“家里人”对我们这群毛孩子的冒昧闯入有什么感想，我们谈论最多的，是那条名叫大堰的河。
我们不止一次讨论过大堰河变粗的身段里接收过哪些小溪的注入，我们知道，庙坎村口的蚂蟥沟，几乎是和我们一样一路小跑，一头扎进大堰河里去的。当然，在奔向大堰河之前，蚂蟥沟在瓜果村的陈家湾和一条从大山营盘流淌下来的小溪成功牵了手，让水流变得更大一些；我们还知道，它流淌到了一个叫上槽的地方，又和从上游一个叫“河沟头”的苗寨里流淌下来的小溪深情拥抱，逐渐有了波浪。然而大堰河之所以很大，并不仅仅是仰仗蚂蟥沟、陈家湾或者河沟头的水，而是来自我们通常认为的上游香坝。香坝河的壮观我是听说过的，我的小姑姑就嫁到香坝河边一个陡峭的村庄里。父亲曾经讲过，我小姑姑不小心把木质的洗脸盆打翻了，圆形的盆子一路往下，滚过几十块坡地，直接滚进香坝河里去。小姑姑后来听我说了这个“传言”，流了很多眼泪。关于香坝河边的村庄，我不想去过多地述说，因为我的小姑姑后来去浙江打工，多年没有回来，现在连老房子也找不到了。在我成为一名河流的执着观察者之后，曾沿河而上，从香坝河走到上游的罗甸河，从罗甸河走到上游的妥泥河，又从分叉处分别去了毛坝河、文笔河、果珠河、雨洒河，后来走到现在人们公认的赤水源头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满身油腻的中年汉子了。
来自大堰河边的李开文，到现在已经在庙坎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他经营牛马生意的这些年，从一个精神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一个被烧酒弄坏身子和脾气的老者，时不时醉了酒，便会在村子里破口大骂我们这些“高山人”。当然，庙坎的村子里，这些年只剩下一些举不起犁头的老人了，也就没有人与他计较。李开文在庙坎的三十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所有人都很清楚。那条以一户姓氏命名的山路，在李开文来到庙坎后的第五年，又以一个小小的地埂滑坡将他的女人郭登翠吓得半死不活，神经兮兮地过了半年，撒手而去了。李开文没有悲伤，他和我们一样，像个在“事头”里帮忙的亲戚或邻居，大碗喝了酒，把亡者抬上山去，便忙着去以勒街上赶牛马场。他的两个儿子，大多数时间寄居在他妹妹家里。李开文的妹妹是我的二婶，我们同住在一座木质房子里。我们的房子和李开文家的房子，中间只有五六米的距离。
这些年，我不断地在一条河边行走，好几次经过大堰河，去过一次李开文的“娘家”。之前的房子拆了，他的弟兄们把新家安放在河边不同的地方。他的父亲已经离世，母亲搬到庙坎和我二婶一起住。他的侄子们大多在外面打工，留守在家的妇女和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
我回到庙坎，也能遇见李开文。他现在的女人是从茶木来的，带来了三个孩子，又给他生了两个。他大多时候都端着一个酒碗，见了我，就往我手上递。
“喝两口嘛。”他说，“人生就是这个逼样子，几口酒就老了。”
我称他三舅。我说，“我还是喜欢你在山路上唱山歌的样子。”他笑，又喝一口酒。
2
多数时候，我会认为黄泥坡是一个差不多没有存在过的地方。黄泥坡很小，小得如同它的名字，从我们这些人对地方称谓的习惯性认识上，往往会直接具体到某个地埂。是的，黄泥坡就是一个地埂，说是“坡”，是因为那个地埂比其它地埂稍大一些。
从庙坎往木桶沟方向走，经过胡家屋基、环山，就到黄泥坡了，时间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年少时，我经常在密集的农活中“出逃”，一个人到黄泥坡的外婆家去。外婆家门前有一条小河，在流进苗寨“河沟头”之前，它是没有名字的。河里的水，一半来自上面一个叫“红山”的地方，一半来自外婆家门前的那口井。井很深，很奇怪，我和我的表弟“矮子”用水瓢不停地往外面舀，井面始终是满当当的。后来我们不舀了，因为某一天我们曾听到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像千军万马在作战，有刀剑声、火炮声、铙钹声、唢呐声，还有男男女女哭天抢地的声音。我母亲和舅娘曾怀疑我们中了邪，请了红山的巫师王三姐为我们“打粉火”。身穿红色棉袄、口中念念有词的王三姐左手执一把扫帚，右手执一根浇了菜油的木柴，在外婆家的堂屋里施法驱魔，差点一把火烧了那座已经朽得快要坍塌的木屋。我和矮子表弟躲在人群中“嗤嗤”地笑，被母亲揪了耳朵。很多年后，我曾在以勒的集市上遇见老态龙钟的王三姐，她背着一个眼兜，里面装满了杂七杂八的年货。她看见我，一眼就认出来，对我说，“我曾经为你诵了1000遍《保身经》，诵了2000遍《解冤经》，你现在算是功成名就了。”关于诵经的事，我后来问过母亲，她笑而不答。
很多年以后，我向一个熟谙地理知识的朋友请教过水井里发出奇怪声音的事，他抬头看着天花板，良久，对我说，“大概是大自然的录音功能吧！”我知道他也不敢确定，也就没有再继续问下去。但我知道，那口水井里的水流到苗寨河沟头以后，经朱家沟，汇入大堰，成为赤水河支流的一部分，它身体里隐藏着的千军万马，也就成为赤水河涛声的一部分了。
在我对一个村庄的还原中，很多具体的记忆都来源于我所熟悉的亲人，比如黄泥坡。我始终认为，黄泥坡就是一户人家的名字，黄色的大地埂下，趴着外婆家的木屋。木屋的前壁朽坏了，外公用竹篾糊上泥巴当作墙，时间久了，中间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洞，大的能伸进一个孩子的脑袋，小的可以安放一只好奇的眼睛。我甚至认为，黄泥坡就是外公和外婆的代名词，我在木屋里遇到过的其他人，比如我的舅舅、舅妈、表哥、表姐、表弟，他们的脸上除了有黄泥坡三个字的影子，还有一种离开小木屋的不安分的表情。
水井里出现过好几次奇怪的声音之后，外婆家里接二连三出了很多事，先是我的矮子表弟突然黄皮寡瘦，没几日就蔫蔫地死去了；接着是我的大舅去一个叫新田的地方的亲戚家奔丧，吃饭时猝死在人家的堂屋中；后来，表哥的儿子在毫无疾病征兆的情况下凋谢在午后的课堂上……那一时期，黄泥坡突然成为一个不祥的地方，那座外公外婆居住了几十年、生育了我的几个姨妈和我母亲的木屋，看上去竟有些阴晦。
叫“矮子”的表弟长到十一二岁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可惜那名字还没叫出来，就烟消云散了。在他的脸日渐发黄的时候，我母亲对我舅妈说，要不带他去医院瞧瞧吧！舅妈说，没什么瞧的，他就是被后山的饿鬼截了魂了。于是，母亲和舅妈就到木屋后的山道上去，为我的表弟喊魂。舅妈端一个簸箕，簸箕里装着纸钱香蜡；母亲的肩上扛着一杆秤，秤砣上贴了黄纸。她们的另一只手上，都拎着一把锄头。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在上山的时候，一边用锄头轻轻地挖着小路中间的牛马蹄印，一边轻声地喊：“矮子呀，回了，回了……”喊声越来越大，到原路返回的时候，她们唱了起来：
你要来，快快来
别在山前山后捱
你要到，快快到
别在山前山后绕
隔山喊你隔山应
隔河喊你打转身
鸡鸣狗叫吓到你
还是鬼神让你惊
快快照着原路转
不让老娘再担心
……
表弟死了以后，舅妈哭了三天。雨下了近半个月，山上的禾苗像失去魂魄似的，垂着头长不了个头，一家人便背了农家肥上山侍弄庄稼去了。一个人的消失，有时候潦草得像经历一次短暂的饥饿。在我逐渐不往黄泥坡“出逃”的时候，每每到了晚上，母亲总会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讲起黄泥坡的故事，她讲我的外公，说，“那是个比贼还要精灵的男人。”
外公年轻的时候，被国民党抓壮丁的爪牙盯上。那时候，家里男丁多的，常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外公是从四川叙永黄泥镇被一路追赶到黄泥坡的，有一次，他与抓壮丁的人在一条绝路上相逢，情急之下，把藏在背篼里的一件顺手牵来的女人衣服套在身上，弯着腰就从爪牙们身边走过去了，直到走了几十米远，那些人才反应过来，可是已经追不上了。母亲对我说，外公的聪明后来没遗传给我的大舅，倒是给了我的表哥。表哥有一次去亲戚家“吃酒”，回来的路上，一时内急。早春的山坡上，野花还没彻底开出来，灌木林退回山顶，隆起的泥埂没不过脚跟，一路上满是栽种庄稼的男女，很多眼睛都在盯着一个暴食者腹胀的窘迫。无奈，我的表哥只好把亲戚“打发”的一条红色毛巾裹在头上，蹲下来就开始解手。那些平常爱嚼舌根的女人，远远看见一个大姑娘在野地里排便，都大声地骂了起来：谁家的母狗不要脸啊，有处吃没处屙，嫁不出去的邋遢鬼啊……表哥痛快后，拉上裤子，把毛巾从头上取下来，在春日的地埂上撒欢着跳往一块块松软的土地里，一边纵情地唱起了山歌：
早春桃树挂红巾，
妹要跟哥趁年轻。
人有几个十八岁？
下坡太阳渐渐阴。
……
唱罢，向田地里的农人们喊：大姑爹二姑爹，你们忙着哈。山坡上一时热闹起来，大爹大妈们笑得腰杆乱颤，尖声叫骂：原来是小顺子这个狗日的，花包谷，你尽整些鬼头刀把的事……
黄泥坡的那口水井，仍然流淌着不竭的泉水，但是后来再也没有人听见过那些奇怪的声音了。我有好几次做梦，看见矮子表弟站在井边，流着鼻涕，脸上布满了黄色的裂痕。我想起外公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算命先生来此问路，他要去康家坝。耳背的外婆听成“汤家坝”，便随口说了句：汤家坝，顺河下。算命先生看了一眼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的外公，摇摇头走了，他顺着苗寨河沟头的方向走，半个时辰后，又折回来。外公对他说，刚才是你听错了，老太婆说的是：康家坝，在坡下。他对算命先生指了指旁边的那条小道，小道通往的是一个叫蔡家坳口的地方。蔡家坳口是一个坡，住着几户姓蔡的人和几户姓周的人，外公年轻的时候，曾在那里“躲丁”。那里的人不信命，他们信的是自己跑得飞快的双腿。外公其实认识那个算命的老者，他是当年参与抓壮丁的爪牙之一，姓黄。外公后来对我说，“这个黄老葩，讨嫌得很。”姓黄的老者走了没几日，我的矮子表弟就夭折了。
在我成为一名执着的河流观察者之后，我曾顺着红山的那条小河一直往上走，发现这条河在流到黄泥坡水井之前，在一个叫新田的地方遭遇了另一口井，井水同样很大，是从一块大石头底下淌出来的，周围的农人用它做豆腐、煮酒，豆腐吃起来有一种皮筋的韧劲，酒喝起来无比回甜。在新田这个村庄的背后，有一座很大的森林，人们称之为“官仓梁子”，里面有很多珍稀植物和动物，小时候，我听外公说，那里面有老虎。我问他，你见过老虎吗？他说，当然见过。
红山的那条河，在没有流淌到新田水井之前，它其实是官仓梁子里的地下水。
比贼还要精灵的外公活到89岁，离开了那个他自己命名为黄泥坡的地方，从此，四川叙永黄泥镇也收回了这个小村庄的前两个字。外婆在人间多呆了两年，也撒手离去。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祥之地的黄泥坡，在一个清晨被表哥请来的一帮人挖去了老屋，一家人搬到了两里之外的红山。表哥的新房是两个“进出”的水泥平房，建房的资金靠亲戚们周济。现在，表哥家的房子越来越大了，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好几倍，客厅、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二楼的开间里，摆放了液晶电视、家庭音响。表哥的孩子们都成家了，全部在浙江永康打工，做的是五金、门窗、雨伞和水晶。逢年过节，他们开着轿车回来，走亲戚、吃酒，偶尔打牌。表嫂也随孩子们去了远方的土地上，为他们带娃、做饭，每天黄昏时分打电话回来，问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表哥一个人在家，没事时，会拿一支话筒唱歌，没有伴奏，他唱的全是些被雨水洗旧的山俚谣曲，唱着唱着，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邻居们经常拿表哥开玩笑，说：老顺一天到晚没事干，就知道在家里板命。“板命”是嚎叫的意思。在农村，能板命的人不多，起码应该具备衣食无忧的条件，当然，也要顺带着有一丝小小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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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山水库上的诗人姓余，笔名余夫。26年前，我在当时镇雄的“最高学府”镇雄师范学校认识他。瘦高个，偏分头，鼻梁上一副金色边框的眼镜，白衬衣外面套着一件咖啡色的毛线马夹，火箭头皮鞋。走道不弯腰的余夫，在一棵树下一站就是半天的余夫，毕业时故意让大合照中自己的凳子空着的余夫，天然的忧郁神态，无比生硬地表达着一个青年诗人的气质。余夫的清高，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他的埋在骨子里的善良也让更多的人熟识。他生长的地方，行政村的名字叫庙埂，小地名叫文笔山，和我同属一个叫以勒的乡镇。
文笔河最汪洋恣肆的地方，是一条瀑布，叫“淲水岩”，水量大的季节，能看见流水飞珠溅玉的身子，甚是好看。淲水岩的水流进文笔水库，文笔水库的水从地底渗透，从地表浸润，有的去了果珠鱼洞，与熊贝河交织，有的去了毛坝，最后统一从大湾汇入罗甸河，一路从香坝、大堰奔流，于坡头镇与从黑树、母享下来的铜车河相遇，流到德隆去，与贵州的渭河交汇，成为人们所说的“三岔河”。三河拥抱的地方，有三个山头，每个山头上都有一座村庄，分属于云南、贵州、四川，清晨的雄鸡打鸣，大多使劲儿比谁的声音高亢，所以这里被命名为“鸡鸣三省”。三山之下的河底，是鸡鸣三省大峡谷。
如果说赤水河镇雄流域内最精彩的地方是在鸡鸣三省大峡谷，我必须承认，它的每条支流都为它灌注了太多的内容，比如一河三岸农家晨昏升起的炊烟，比如像我们一样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无数个内心孤独的人。
余夫的孤独没有多少人知道，当然，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知道。余夫写过的赤水河，通常都是像母亲的眼泪一样，充满着被时光打湿的忧伤。自幼家贫的余夫，幼年丧父，少年失兄，而他自己，也在38岁时把年轻的生命交付给生养他的那片土地。
我曾在一个待我如胞兄的人的诗里，读出了岁月的苍凉、现实的无措以及生活的秘密，读出了一个命如草芥的人顶天立地的担当。他写过一条河里水草与鱼虾的那些事，写过天空下云朵与庄稼的那些事，写过脆弱的生命与燃烧的爱的那些事……他写过的事，很多人知道，很多人不愿意知道。一个饱含深情的诗人最终的去处，是经过无数次矛盾的交织、无数次内心的抢白、无数种无奈的选择之后的去处。迫于必须站着与人对话，他先后在以勒最贫穷的地方教书、当校长，在很多睡着的人面前掌握醒着的话语权，甚至拥有让很多人垂涎和嫉妒的岗位权力。或许只有他和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的理想，是写出一首让所有人都能读懂的诗。他终究还是没有写出来，或许，是我和更多如我这般在文字里闪躲的人不愿意承认我们没有用心去解读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而已，他留在我书柜里的一大堆诗稿，已经字迹模糊。
作为一个河流的观察者，我习惯于从行政区划上的地名中去梳理一条河流的走向。赤水河流经的以勒、茶木、大湾、坡头、仁和、母享六个地方，有着无比鼎盛的文风，出了很多文人。茶木木构湾的艾氏，是茶木民间文化的“著作权人”。在旧社会，艾氏是茶木的地主，不用怀疑，他们曾经促进了封建文化礼教在一个小地方的繁盛，也担当了一个时期内社会思潮的引领和发扬。艾氏是改土归流后东半县今坡头、以勒、茶木一带的团首，解放后，他们把一个家族仅存的人文理想保留了下来。事实是，艾氏在行走的途中，因一些问题的纠缠，部分真正掌握了文化精髓的子孙不得不选择“在路上”生活。有一个叫艾宗赤的人，写了很多文章，年轻时，和巴蜀诗人流沙河、上海下派到贵州当知青的作家叶辛交好。在他彻底结束流亡生涯和牢狱之灾以后，在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把自己修炼成古体诗词的高人，同时也是民间端公戏的继承者。艾宗赤的诗词我读过一些，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在很多有月亮的夜里，在他女婿家的院子里，我和他有过很长时间的交谈。他从事端公这一民间职业，唱腔优雅到锣鼓铙钹之中的每一个节拍，是不多见的“先生”，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很是认同。木枸湾艾氏，从事端公职业的有好几个，他们不但在长期“糊纸火”的过程中炼得一手好字，还养成了不卑不亢的品德。木枸湾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姓艾的、姓胡的、姓赵的、姓姚的和姓陈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着轮廓分明的书生相。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木枸湾是出文人的地方。
茶木以前不叫茶木，是取了彝语中“倮卓”之音来定名的，意为“有参天大树的地方”。茶木集镇坐落处，被称为“大坝”。大坝街一水横穿，三桥错落，水边垂柳依依，生机盎然，是赤水河在东半县留下的一个美妙景致。茶木街往下延伸，尽头处是两个别致的村落，东面的一个叫胡家湾，西面的一个叫蒋家湾。我在茶木街上生活了八年，对这个小地方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茶木是缓慢的，也是矜持的，就如山顶上慢悠悠生长的杉树，有着品味生活的闲情雅致。我在茶木认识了一个写了很多年旧体诗词的老人，姓魏。二十多年前，他曾写过一组“西江月·酒色财气四字歌”，为当地人争相传颂。“酒色财气”中，关于“酒”的一首，和后来发生在茶木的一起车祸成就了一个好玩的民间故事。一个偶然事件发生和结束的时间坡度，被另外一位闲得手痒的乡干部编成一部章回小说的题楔，开篇引用的“酒”这一首，竟是如此贴切。诗曰：“酒乃癫狂之物，迎宾待客是它，贪杯醉得两眼花，无论干湿卧下；行路不知早晚，拖泥带水归家，一旦喝醉吐渣渣，车上车下皆怕。”
有时我想，与其把这样的事件当成闹剧，还不如善意地把它诵读成一个小镇的成长日记。闲时无事，不如读一读“东西胡蒋两家湾，地上银河响水滩”这样的句子，如果可以，把它刻在某条河边的石头上，让更多的人在小憩间开怀一笑。
赤水河还叫做铜车河的时候，是它徜徉在黑树、母享、堰塘一带的时候。
我曾这样认为，母享是诗人赵高虎的笼子。1997年夏天，我从茶木徒步到母享，看见在母享中学大门外等我的老赵。老赵很可爱，像个孩子，但有些偏激，一见面就给我讲他教书的学校周前会上众多大师的精彩演出，把一处处闹剧称为美与丑的巅峰对决。老赵写过长篇小说，写得波涛汹涌，缠绵悱恻。他说，母享是天下的母享，写好了母享，就写好了人间。我说我不懂。其实，我是听懂一些的，只是不想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脆弱的人。
相对于老赵，写字的胖子王军是不羁的。在母享街上土生土长的王军，像一个巫术的传播者，在写字的同时，还乐此不疲地履行了另外一种心灵的营生职责，即心潮澎湃地讲着各种耐人寻味的段子。听王军讲段子，感觉到母享就是一个剧组，它在光阴的唆使下不断地上演很多精彩的故事。王军讲的故事和母享的民风民俗以及不同时期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主人公有名有姓，形象栩栩如生，母享街上的众生百态被他一口评书似的谈吐表现得淋漓尽致。母享毗邻贵州毕节地区，风土人情俨然是浓浓的黔西味道，街道上有牵马溜达的，有拿着一串铃铛叫卖的，有肩上搭着皮革和草绳像个落魄地主的。操着贵州话也可以讲段子的王军，常常让人在饭桌上丑态百出，却也对整个母享的“江湖”谙熟于心，内心陡生向往之情。王军的曾祖父是母享街上的名人，是清末民初母享王氏烟行的掌舵者，他的一声高呼，可以使整个母享的青石巷里弥漫着浓浓的鸦片味道。在一个对毒害生灵不以为然的年代，王军的曾祖父无疑幻想过用成篓的大烟交换子孙后代的显赫和张扬，所以王军在讲到他的祖先的时候，眼睛里不时喷薄出火光一样的激情，让人对那个时代的秘密充满畏惧。我去过破落得只剩下一个孤独的院子的王氏烟行，朽蚀的木柱、黯然的石凳，像一个个陈旧的蜂桶，在时间的快步流逝中摇摇欲坠。王氏烟行外面的水泥地面上，徜徉着穿戴抢眼的做小生意的女人，她们是开体育用品店的少妇、开理发店的小姑娘、开照相馆和书店的干部家属，在王氏烟行的烟雾消失将近一百年的今天，她们同样拖着懒洋洋的身躯，在艳阳下打着岁月的呵欠。
湾沟是母享的一个行政村，是铜车河流经的地方。从以勒街上翻过寒婆岭，往下迂回数里，再往右迂回，会看到折叠起来的绿色，一沓一沓的，像刚从银行柜台里取出来的五十元面值的新钞票，叠得很干净，很整齐——那是四五月份的稻田；往坡上放眼，也是一叠一叠的，是整齐而干净的麦地，不过颜色却是金黄的。母享有湾沟这样的地方，颇让人费解，好像冰山上藏着一个江南小镇，难怪湾沟人从不说自己是母享湾沟的，而是直接说“我是湾沟的”，那意思，湾沟是人间之湾沟。湾沟不仅有写散文的女子涂梦月，还有折叠好的稻田和麦地。当然，有麦地，就不仅仅有诗，至少还有洁白而丝滑爽口的湾沟面条和浓香可口的湾沟糯米。母享、以勒、茶木、坡头、大湾、花朗等周边乡镇赶集，集市上随处都可以见到湾沟面条和糯米，县城里的干部下乡，总要弄一些带回家去。
赤水河流淌到坡头的德隆，就是名副其实的赤水河了，它在一路上使用过的小名，全都被恣肆的涛声掩埋在两岸的群山之中。坡头有很多弄性尚气的人，比如蔡挺、曹糙、阿传，他们喝酒、吹牛、写字，借助一河三岸的人间烟火，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江湖郎中，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大张旗鼓地贩卖自己的才情。在我还没有认识王单单的时候，全然不知道官邸坎、泡桐林这些小得被农村客运司机叫成“仁和街边边”的地方，也不知道那个叫庙坪的村子其实是一条古老的街道。我和王单单在县城的一个小酒馆吃酒，听他摇头晃脑地吟唱：
官邸坎，泡桐林
家家出些读书人
庙坪街，土墙房
家家都是煤匠王
读书人王单单曾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教书，酒后像巫师一样装神弄鬼，口吐莲花，清醒时一唱三叹地信奉着分行文字中的词语宗教。那些被称作“煤匠王”的挖煤者，在非法开采的小煤窑被尽数关闭后，有的去了浙江，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就近重负讨活。若干年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彻底改换了行头，开着轿车衣锦还乡；有的仍然流落在乌蒙山中的某个矿井里，在计件和质检的缝隙中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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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以古镇，只有小米多、麦车这样的名字才会让人不去担心饥饿问题。当我在一个秋天绕开场坝镇以拉梁子的风去到犀牛塘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小米多的风才是最萧瑟的。小米多在高处，少得可怜的日照让人几乎忽略了季节的变化。夏秋时节，如果想看见太阳，得等到午后。在能见度只够得着自己影子的清晨，伸手往窗玻璃上一摸，指尖上会有水珠往下滴落。难怪王单单说，以古是大镇雄的边塞。羊皮毡子紧裹着的羞涩的肉身，藏在高原深处的某块浅草坪上。
萧瑟秋风中，一只羊站在干净的天空下打盹，阳光抚摸着它的皮毛，安详的午后会变得无比宁静。驮马的人攀着石头行走，他故意把自己的双脚印在马蹄印里，制造庸常生活中最细微的和谐。驮马人提一个很旧的酒壶，在通往目的地之前，他会喝完一壶酒，回来时，在路上找一口井，灌满苦涩的山泉，喝完后也就到了家。我在路上遇到过成群的驮马人，他们一路唱着山歌，见到我手中闪光的铁，会盯着发呆，他们不知道，相机其实是一个比以古还要大的世界。
唱山歌的其中一人名叫张朝文，是犀牛塘边的彝族汉子。他把马拴进马厩后，从家里拿了一只大碗出来，倒了酒，递给我说，“整一口。”我说我不胜酒力，其实是不忍心喝。他看了看我，又说，“你整一口，然后给我。”
我喝了一小口，差点呛出了眼泪。酒很烈，是纯粹的包谷酒，吞下后有一股包谷炒糊的味道。见我摇头晃脑的模样，他笑，从我手里把碗拿过去，用手掌在碗口擦了擦，放到嘴边，“咕咚”喝了一大半。
小米多的彝族人喜欢喝的“转转酒”，就是用一只碗倒了酒，一人一口轮流着喝。每个人喝完，都会用手掌在碗口擦一下，然后再递给别人。张朝文说，“手比碗更脏，但我们习惯了。”我说，你再唱一首山歌吧。
要回家来要回家，
马儿栓在石旮旯。
马儿顺着蹄印走，
小妹朝着前头拉。
小米多生长荞麦、土豆和彝人苍凉的嗓音。小米多没有小米，连包谷苗也拒绝高过自己的影子；小米多有的是彝家烧酒，清晨和黄昏，农舍里散发出浓浓的酒香。小米多有彝人祭祀舞蹈“喀红呗”，很美，很干净。张朝文是“喀红呗”的表演者之一，年过五十仍然身子灵活，唱跳皆有模有样。
秋天，阳光追赶着四面八方的人群，从小米多的山峰上向犀牛塘汇集。人群中央，四个男人身穿黑色长衫，左手举着白色孝帕，右手摇动马铃。他们唱腔高亢，舞步深沉。“铛铛铛”的马铃声中，他们的声音像是从云层里迸出来的，充满着阳光瞬间老去之前的急促。
“喀红呗”意为“跳脚”“跩脚”“拐脚”或“四个跳舞者耍”，也叫“灵桶舞”“鬼桶舞”，是彝族丧葬中的祭祀舞蹈。跳完一段，舞者们汗流浃背，席地而坐，喝酒。酒下了肚，他们面色红润，脸上的表情变得肃然，但是，歇了歇，他们又跳了起来。
赤水河边的苗族人好玩得很，他们喝酒就像喝水一样。在大湾玉田，苗族人马启贵硬是把汉语中的某些动词在我面前篡改得无比生动。他说：你信不信，我能一口就把这碗酒“逮”掉！他说：你信不信，我喝完三斤酒，可以在雪地里“拉”一觉瞌睡！他说，你信不信，只要有酒喝，我能陪你们“闪”三天三夜的山歌……我不敢不信，我见识过他们的豪爽，他们只要有酒，就会忘乎所以，把一片病怏怏的禾苗“甩”在山坡上。赤水河的某条支流从以勒“龙家水井”冒出来，甘洌得像大酒量男人“咕咚”一声吞下去的烧酒；赤水河的某条支流从木桶沟的一块大石头底下沁出来，流经苗寨河沟头，清凉得像黄昏来临之前的天空。河沟头的苗族人，每年都要去一个叫“大羊嘴”的地方过花山节。农历正月，正值农闲，花场早已设好，高高的花杆顶着鲜艳的纸花，彩旗在风中招摇，牛皮鼓就架在场子边上，静默着，等待着一场急风骤雨般的锤击。除夕夜一过，正月初一，山路上，苗家的咪哆（小伙子）、咪彩（姑娘）唱着山歌，从各个角落汇聚到花场上来。咪多们肩扛芦笙，裤包里装着心爱的调箫；咪彩们穿的是自己亲手绣的花衣衫和亲手点染的蜡花百褶裙。我曾认为，如此闲得让人心痒痒的节日，纯属日子里多余出来的虚度。只要你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就可以到花场里去，用唱山歌的方式赢得绽放在欲望里的另一半肉身。十五岁那年，我和河沟头的熊国金他们一起去大羊嘴，与咪彩们对歌，唱了半天，没有了，就用古诗里的句子唱。把知晓的古诗唱了一遍，又唱第二遍，唱得喉咙发哑，不得不收拾细软滚回庙坎去。
在小米多，彝人张朝书是村里的炊事员。吃饭时，我问他能不能为我们唱一首山歌。他说，好久不唱了，记不得了。我们正有意作罢，他却唱了起来：
久不唱歌忘记歌，
久不打渔忘记河。
久不提笔忘记字，
久不贪花脸皮薄。
一条河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它的水草、河石都如河水那般清澈，它的涛声、蛙鸣都如梦境那般迷人，在它澎湃着一路向东的光阴中，两岸的人间演绎着无数活着与死去的场景。我曾和我的堂叔去花郎乡的香坝河边做一场法事，超度一个与我扯得上亲戚关系的亡者。我打铙钹、敲锣、击鼓、吹螺号，从正坛到耍坛，从“祭奠”到“辞灵”，从“破地狱”到“坐焰口”“放河灯”……那时我十六岁，对生死缝隙之间的每一种仪式都无比痴迷，我自信在不久后就会得到“颁执”，成为一个道行高深的“掌坛师”。若干年后，在赤水河源头银厂村的一个亡者家中，我认识了来自塘房镇的大端公郎学智，我才知道，如果要让某种爱好成为一门营生，必须有穷尽毕生精力去专研甚至献身的勇气，想来想去，我确实做不到，也做不好。看郎学智的端公戏，会让人觉得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那么精致、准确，会让人觉得他不再是一个酒肉之身，而是上天派到人世为人们清扫命运的使者。我在河边行走多年，见过一些生死，听过一些唱词，当然有着不同的感受。我曾和同村发小范贤科讨论过一场法事的终极意义，做了将近三十年道场的他居然说不上来，只连连说了几句“老兄你学过这个东西，它是讲不清楚的”。
讲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就算唱出来，也未必能唱得清楚。这些年来，一有空闲时光，我就会沿河行走。说来也奇怪，只有当我在河边看到流水里自己的影子的时候，才会开怀地笑。在一条河的流淌中打探人间声息，把生活中的每一种流量都计算出来，想一想庸常时日中那些真正来自民间的岁月养分，你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条河，无论奔腾、平静，无论湍急、温柔，都是一种走向自然、走向安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止息、不破坏、不妥协。
很累的时候，和人们在酒桌上扯白，说一些自己愿意相信的大话。那些一听段子就用手掌把耳朵蒙起来却又故意留出指缝的女人问我：“你会唱山歌吗？”
“会唱。”
“能唱多少？”
“一麻筛。”
“一麻筛有多少首？”
“你的麻筛有多少个孔，就有多少首。”
“你唱一首吧。”
“算了。”
“为啥？”
“好久不唱了。”
尹马，1977年生，云南昭通镇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散文选刊》等杂志。出版诗集《数羊》《我的女娲》等4部，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中篇小说集《蓝波旺》《天坑》，散文集《在镇雄》。曾获云南文学奖、滇池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