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追寻艺术有如朝圣，然而现实生活充斥着无奈与残酷。生活在夹缝中的“我”和同伴，就这样在一日日重复的工作中展开了迷茫而又神秘的青春岁月……
朝圣
文｜李晓君
1
我从不安中醒来，听到门外窃窃私语。我的意识稍微恢复，但身体受制于漫长旅途的疲惫和对黑夜的习惯性沉浸，仍处于深度睡眠中。也许门外的窃窃私语是我的幻觉；或是我之前几个小时，从火车站到达这个村庄，在旅社登记入住时第一眼直观印象的强化和叠加。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几天前都是毫无预兆的。那时我在南方中部省份一个县城度暑假，手中摇着蒲扇，脚上穿着蓝色拖鞋，周围的人和我一样，脸上是唉声叹气的表情——炎热的夏天虽司空见惯，但仍不能使人适应。白茫茫的蒸汽般的空气里，热浪无处不在，足以烤化一切。人在这种季节里是最没有耐性的。突然地，洋出现在我面前，他的黑色身影遮挡了部分阳光，使身体轮廓周围的光亮更加刺眼。他像一个自带光环的天外来客，突然出现在我家厅堂。奇怪的是，他身上还背了一个竹躺椅。洋脸微黑，几近于僧侣的短平头，方唇、高颧骨、眼窝深陷，沉默讷言是他给人的强烈印象（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穿一件黄绿色的被汗水浸透的短袖衬衣，下身是条深蓝色宽松短裤，脚上的凉鞋穿出了点草鞋的味道。简言之，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历史书上的玄奘法师画像。
第二天，我就被洋带上了北上的列车。他仿佛是来拯救我脱离火海的高僧。火车上的闷热比之室外更甚。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暑假涌向北京，仿佛是去布达拉宫朝圣的虔诚信众。北京西站周围到处是挥舞着小旗子的旅行社工作人员，他们接待一拨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人们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来到祖国的心脏。不停地有人提醒注意秩序：车站工作人员、公交车售票员、站台戴黄帽子吹口哨的大妈……在那个年代，人们乱哄哄的看起来像是盲流。宽阔的长安街上，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这一切，是我日后的观感。事实上我随洋到达北京西站时是深夜。我们在车上站了三十多个小时。这样说也许不准确，我们分别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衔接处、在座位间的过道上坐过若干个小时。当人迷迷糊糊坐在拥挤的过道上，有人经过提醒你小心迎面而来的脚时，是极不舒服的。起初我们还骄矜地背靠座椅站着，装作不屑和同情地望着车厢里席地而坐的农民和务工者。降温全靠头上的电扇，有人粗暴地抬起窗玻璃，从窗外灌入滚烫的风。人们前胸贴着后背密密麻麻地挤在这“蠕虫”的空间里，高速运行在铺着枕木、铁轨的大地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似乎还寻得了座位下的一片空位，挤进去，短暂地、结实地趴在那里睡了几个小时，以对抗疲劳带来的困顿和无力感。洋始终小心地保护着他的竹躺椅，他找到合适的空间把它塞进去了，而没有利用它本身应有的价值。我也许记错了，他也可能为它办了托运。时日太遥远了，已经无法确切地去核实。总而言之，洋出生在一个长满竹子的山乡——这种南方的植物，根本就不需要人栽种，它们自己会在丘陵和山地之间拔节生长，一个春天，便长成一副老成的模样。那些偶尔遭遇雪害的竹子倒在地上，腐烂在那里，并无人疼惜。
绿皮火车像一根倒伏的巨大竹子，它空洞的竹节内，人们像米粒般塞得满满当当，已经快要煮熟了。在灿烂夏夜的星空下，半寐半醒的人们，偶尔会有片刻对阴凉的幻想——那是虚脱的身体麻木后的迟钝反应。我第一次坐这么远的车。出远门的兴奋感渐渐消失，逃离南方火海的热望也在身体的极度虚弱中被浇灭。顿感前景不那么美妙。一种外省青年的焦灼开始在体内蔓延。这种感觉在到达北京郊外的村庄时更加强烈。
因为到站是深夜，我们没能第一眼见到雄伟、壮丽的北京城，而在漆黑一片中上了一辆黄色面的。洋指挥着面的师傅去往给定的地址。不知是出于不信还是什么原因，总之，洋的语气和神态显得比较焦躁。到达西八里庄又一村时，我们下了车，拖着行李走进寂静的充满西瓜腐烂味儿和公共厕所腥臊味儿的胡同。洋并没有带我去往他的出租房，显然出于怕深更半夜打扰房东的心理。我稀里糊涂跟着他在村里兜转。他也不想解释什么。终于寻到一家旅社，叫醒了昏睡中的服务员。住宿价格显然超出我们心里的预期。现在是暑假，京城一铺难求，到处是来京旅游和务工的人。从下火车到旅社登记住宿的过程中，一直是洋在主导。他在我面前扮演着一个有经验的先行者角色。而这过程中，看得出来他思绪的混乱和盲目。我充分信任他，像跟随玄奘去往西天取经的猴子，但忘记了，我们其实是同龄人（他仅长我两岁而已）。我们是同学。这层关系是几年前在本省一所中部师范学校缔结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初涉社会的年轻人，没有多少经验可言。我之所以感觉混乱，是因为洋无意中显示出一种“大哥”的状态而实际上肩膀孱弱。甚至，在登记入住时，他曾用眼神暗示我。我虽迟钝，但还是领会了他的意思。只是服务员报出那个高得离谱的价格让我吓了一跳。在来不及表达疑惑的时候，她凶横地瞪了我一下——那针蜇般的感受，永难忘记。
2
洋将竹躺椅作为礼物送给了房东。他用这种淳朴的热情争取她的好感。确实，竹子是种过了长江便难以生长的植物。用上一张来自南方的纯手工做的竹躺椅，有种不一般的新鲜感受。显然这是在房子租赁费用之外附加的（而它也出乎房东的计划）。我当时觉得，洋这种万里送竹躺椅的行为，足以让人感动，但其实不具有必要性。
房东是个女胖子，齐耳短发，肤色偏黑，说话的声音像唱歌（我的意思是情绪会反映在她的声调里），眼神空洞却也犀利。她从工厂下岗在家，成为纯粹的家庭主妇。丈夫是个瘦高个（一星期后周末我才遇到），长脸，锅盖头，见人一副讨好的表情——显然是家庭地位形成的条件反射。他在天津一个工厂上班，只在周末回家。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好像叫王琨）在首都一所大学读二本，小的（王珉）正在读高中。后者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见到。与我们打交道的都是女房东本人。她始终有种对外地人的防备和警惕。洋的竹躺椅是为了化解她的防备的弹药——一开始是奏效的，她露出半是客气半是真诚的惊讶，喜滋滋地收下了这份礼物，说：
“小谢，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对大姐说就是。”
我暂时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她出面的。这是我不懂世事。实际上办理暂住证什么的，还真的需要。警察会时不时地到出租屋来检查，对于未办理暂住证者会毫不客气地驱赶。我老家有不少来自西南某省的农民，他们承包山区的稻田，在砖瓦厂务工，从未听说他们要办暂住证。但这里是北京。我年轻时总是少见多怪。
女房东短暂的热情过后，便重新架回了冷冰冰的设防的面具。这是一个小四合院的前间，有扇门通往院子（平日关闭着）。房子约二十平方米，除了一张床、一个冬天取暖的炉子，便无其他。我到来后和洋合租。我们的关系，在同学时便被人称道。我们属于那种被认为学习用功、成绩出色的人。我情愿这种说法用在洋身上，而自己则会觉得害臊。我其实是个内心不安定的人，没什么追求，一切顺其自然，唯一有点模糊的想法，就是想从事与艺术有关的精神活动。这也是我痛快地答应洋与他一起来北京的原因。
洋与我一样，起初是个乡村中学老师。他在《美术》杂志上看到北京卡玛美术公司招聘画师，成功应聘了。半年后，利用请假回来处理私务的机会，前来邀我携手“创业”。是的，他用的“创业”这个词。这个含糊的表达足以掩饰内心的真实想法：成为一个出色的职业画家（那时他的偶像是靳尚谊、杨飞云）。若不济，就利用才智发点小财，使父母摆脱贫困的境地。当然，他的期望一直寄托在前面这个选项上。
卡玛美术公司租用北京外文印刷厂大楼某层。足有上千平方米。楼上楼下都是大型油印设备喧响的印刷车间，新鲜的油墨气息无处不在。这层楼原先也是印刷车间，出于某种原因，成了卡玛公司——它的总部在韩国，北京因为劳动力价格优势、美术人才的丰裕以及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天然影响力，取代了原先设在韩国首尔的公司，成为在京注册的外资文化企业。某天，我出于好事者的无聊，在百度上查找，发现这家公司还在。显示公司现在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佰富苑工业区×号院内。同时看到的，是一则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它与一家艺术品有限公司有一桩租赁合同纠纷。在另一则相似的信息里，原告撤回诉讼，他们之间和解了。
应聘环节，就是给定一张油画照片，在规定时间内画出来。不到半天时间，我完成了“考试”。过程很顺利。起初已经淡忘的面孔在作此文时，清晰地浮现出来：一张圆脸、小眼、平头，说一口流利朝鲜话，三十岁不到个子中等的男人（长得有些像年轻时的陈佩斯），以主管身份出现，穿一件横条红蓝相间的T恤，牛仔裤，尖头皮鞋。他姓崔，来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韩国的李先生不在时监督日常工作。李先生每月来一次，一次待几天，负责验收画师完成的作品，逐件过目，入库或者打回重画——对后者，他总会装作愠怒似的举起翻画的手杖去打那位不合格者，周围的人则在紧张中报以轻松的笑声。小平头作为我的主考官，对我进行了测试。他看了看我的画，又看了我一眼，嘴角露出半是满意半是讥讽的微笑算是测试合格。
当我走进画室，一种艺术工业气氛扑面而来。目测之下，足有二百多位画师，在一排排大木板隔成的位置上，热火朝天地干活。广播里放着单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在这声音的灌溉下，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专注得仿佛石像般沉浸在某种特定空间和情境塑造的形式感里。
3
我又回到了集体生活中。尽管事先有所想象，但眼前的一幕还是让我有些意外。空中挂满了晾干的画布，因为涂着鲜艳的油彩而有些像万国旗：古老的中世纪欧洲贵族狩猎游戏、宫廷浮华虚伪的生活、质朴的田园风光、宗教意味浓烈的《圣经》故事、印象派风格的风景画、玻璃器皿闪闪发光的静物（总有无辜死亡的野雉倒在一旁）、袒露雪白胸脯手拿折扇丰腴的贵妇人、丘比特以及在秋千上缠绵的年轻恋人……此景，又让人想起张艺谋电影中习惯运用的色彩刺激的高高挂起的染布、帷幔。
洋告诉我，画师不少毕业于美术学院，有些还是大学老师。似乎想刻意忽略商品绘画这一事实，而有种走向艺术理想的虚幻感受。
两百多个画师中的大佬，是一个据说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的老师。与主管一样姓崔。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他所有的激情，似乎只在面前的画布上，画作在欧美市场很受欢迎。他作画方式传统、古典：起稿、铺色、塑造、收拾，都一丝不苟。他的冷漠和专注让人产生一种是在为艺术献身的敬畏感。
“他是个真正的画家，”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他很了不起。”
我表达了忧虑：“他虽手上功夫好，但这与真正的创作好像不是一回事……”
洋擅长临摹以光影著称的伦勃朗。他笔下的伦勃朗自画像及《夜巡》之类的作品，惟妙惟肖，几可乱真，也获得李先生的激赏。每次验画时，李先生边用铝制手杖小心地翻着一张张一模一样的伦勃朗忧虑的酱油色头像，边发出“呵呵”的笑声，像是一个成年人不小心在地下室翻出童年时的宝贝一样开心。李先生长相比较富态，但不像那种脑满肠肥的商人，而有几分儒雅和幽默。他长着一张典型的韩国人的脸。
洋临摹伦勃朗的情景是这样：将十来张四开的画布一字排开，采用流水线作画的方式，同时完成十件制品。又快又好。这种作画方式在我们公司是仅有的，别人想学学不来。有个自称四百年才出一个的口出狂言的家伙，相貌堂堂，在国画界有很大的名气，据说也用这种方式画画。洋在他面前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认清眼下的工作与自己想从事的某种精神化的职业相去太远。我的想法有些虚无缥缈，不着边际，其时已经发表不少诗歌，一直在为从事绘画还是写作而摇摆。北京，也许是可以实现梦想的理想之地，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甚至对那种看起来信心满满、志向笃定的人稍有反感。我是个相对主义者，对未来缺乏规划，甚至内心深处向往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安定的情境中，仿佛一切皆有可能。几个月以后，我大致在心里有了选择：更倾向成为一个诗人。
这个志向，其实在教书的乡间完全可以实现，不必跑到北京来。北京也许更适合流浪画家、音乐人和纪录片导演之类——他们需要更多景观性刺激和表演（展览）机会，以及国际人士的欣赏和推介。而做一个写诗的人，孤独和远离都市的喧嚣反而更加有利。当然，洋以为我的想法和他一样，还在为成为一个职业画家而努力。他大概是这样想的：先扎下根来，等到有合适的机会再去深造，或者考研。总之，在这里只是一个过渡。
我隔壁是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小伙子，个子瘦长，肤色枯黄，头发潦草，看起来像是农民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有时不小心爆出几句来（戴着耳机听崔健摇滚乐）。他摇头晃脑，身体似乎要随着音乐蹦跳起来。我忍受不了他的画风，貌似是在用油画颜料绘制工笔画。他对色彩缺乏基本的敏感，画作与其肤色相仿佛：枯黄、黯淡，就像一块烧焦的干渴的土地。其实，公司的颜料全部来自进口，色彩艳丽、纯净，饱和度高、品种多样。有专门的工人推着四轮车，给画师加颜料。车上的颜料如一罐罐美食，被侍者分到你的“餐盘”中。掌握这个推车似乎就握有某种权力。当她熟练地将一勺勺艳丽的颜料搁到你调色盘上，仿佛对你是种恩赐，是种褒奖。这项工作的微妙之处在于，要掌握画师的脾性、作画进度，颜料要分得恰恰好，既够用，又不造成浪费。
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个子娇小、纤瘦、俏丽的裴姐。她是大佬崔的妻子。他们有一个六七岁活泼的男孩，一家三口举家来到北京。小男孩不时跟在妈妈后面，与画师们打得火热。这样的组合在公司是仅有的。裴姐看起来严肃、不苟言笑，但她白净、明丽的脸庞仿佛冰层裹着火焰，有种微妙但锐利的激情在荡漾。危机似乎在他们身上隐现：这从裴姐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她年轻、漂亮、有知识，原以为随丈夫来到北京，开启的是个朝向浪漫、充满前途的旅程，谁料想是在京郊一家国有企业喧嚣的厂房内部，日复一日从事一种枯燥的、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并且丝毫没有改善可能的工作。这份工作随便一个女工便可胜任。那份屈才的不满在裴姐愤怒的眼神中喷射。况且，他们唯一的孩子已到学龄，假使是在延边，大可以上一所很好的学校，现在却仿佛失学儿童，混迹在一个被“囚禁”的成人的世界。因此，我理解崔的沉默不语。那一定是来自下班后出租屋里的埋怨、争吵甚或冷战。
我注意到一个来自长沙的女孩，个头挺高，涂着鲜艳的口红，年轻但有一种意大利演员莫妮卡·贝鲁奇般成熟、艳丽的美感。午休时，以她为中心，几个画师玩踢毽子游戏。这个总是喜欢穿牛仔装的姑娘，有种吁请浇灌、渴求般的热烈眼神和情欲过度或未曾满足的苍白脸色，因而使她的红唇显得更加醒目。午休是一天工作难得的闲暇，不少画师靠着椅背打盹，那几个总是固定的玩伴则开始一成不变的游戏。
我身后是个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的帅小伙阿里木。这是个充满激情的乐天派，画风介于俞晓夫与何多苓之间。
就他的画，我和洋展开过讨论。
“提香说，没有脏颜色，只有摆错位置的颜色，阿里木就是明证。”
“阿里木也许不错。但他的风格过于奔放，不够精微细腻。”
洋是唯美主义信徒，在他的精神谱系里，永远供奉着诸如弗雷德里克·莱顿、康拉德·基塞尔、沃特豪斯的诸神（都以精细的写实著称）。他的趣味停留于甜腻的视觉愉悦和照相写实。
至于我，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地方，在一个师范学校受到的浅表艺术熏陶，还不能让我完全欣赏“野兽派”“立体主义”“波普”等现代艺术，我的审美在印象派、后印象派之间。那些表达主观情绪的绘画，如凡·高、高更、塞尚的作品我很喜欢。
中午我们偶尔会在印刷厂周围转悠，但不会走太远。午休只有个把小时，必须到点打卡，以避免迟到带来的经济处罚。
印刷厂外是灰漠的大街，几个快餐摊我们经常光顾。偶尔见到一辆马车停在树荫下，赶车人脸上盖着草帽靠着车辕休息，手中的鞭子被风轻轻吹动，连同秋天的叶子，在轻微的瑟瑟抖动中，有种无言的悲怆之感。
……
精全文见《当代》2023年3期
李晓君，本名李小军，1972年生。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