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男，1975年生于昆明。昆明作家协会主席，大益文学院院长，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出版长篇小说《刀》，中篇小说集《绝杀》《去年冬天》，短篇小说集《谁不热爱保罗·斯科尔斯》等。曾获十月文学奖、湄公河国际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提名奖、云南文艺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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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有着隐秘伤痛的中年夫妻，一场疏离的异国旅行，每一次小心翼翼的触碰和破碎散漫的对话，在小说晦涩清冷的色调中，都显得惊心动魄，愁绪萦怀。失子之痛或许有时间可以疗愈，而夫妻关系却在时光这条长路中迷失了方向。陈鹏钟爱在他的小说中打破文学创作的现实边界，以一名“槛外人”的身份在写作者和主人公之间自由穿梭，在情节的虚构与真实之间，建立了让读者看戏而不入戏的间离效果。而在这极富技巧与张力的小说框架之中，作者对情感关系、幽深人心的真切探寻与洞察，让这种间离变得若即若离，生动丰富起来。
——尚书
你好，桑丘·潘沙(赏读)
陈鹏
按说马德里才是最该去的，但我们选了海边的巴塞罗那。它是高迪、毕加索之城，当然也是梅西之城。第三天了，黄昏，我们钻出地铁，光线暗沉沉的，像铺了沙子。大街宽阔，行人不多，颇有卡洛斯一世时代的气派。我们靠谷歌地图走到海边。十九点不到，你已经看不清楚海了，十一月的天空黑得很快，斜阳垂在云峰上，海面反光很淡，海水轻舔沙滩。沙滩不长，沙子也不够细。左侧港湾里泊着无数小型渔船，船身雪白，帆都落了，密集的桅杆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亮。半空有海鸥斜掠，叫声轻得像烟。我们脱掉鞋袜光脚走在沙子上，苏粒和我若即若离。三天来一直如此。三天来我们各睡各的。我们不再是当年的我们了。
不远处有人玩沙滩排球。二对二，沙排的标准玩法。苏粒要去海边踩水，我松了一口气，走向沙排场地，一面盯着苏粒的背影。我熟悉的背影。粉色长裙被海风撩起来，她伸手按住，姿态缓慢又凝重。
玩沙排的两对年轻人(最多十三四岁吧，还是孩子)光着上身，下面穿了短裤，皮肤又白又亮，腹肌清晰可见。他们跳跃发球、大力扣球，专业程度让你怀疑他们实际年龄也许不止十三四了。这时候苏粒已变成一粒小小的点。她离我不到百米，在空旷的海滩上却遥不可及。我差不多就要失去她了。我看不出她是否沿着水边往前走。没准儿只是站着，面朝大海。再回头，几个西班牙孩子腾挪的影子像海水一样模糊了。突然，排球朝我呼啸而来，我下意识伸右脚，漂亮的正脚背停球，排球稳稳卸在沙地上。光着的脚背热辣辣的。想踢球了，非常想。尤其在西班牙，尤其在梅西的巴萨。哦，伟大的梅西。我们明天就去诺坎普。
一个孩子跑过来，在初升的月光下冲我招手。
我用一记内侧半高球将轻飘飘的排球送进他怀里。他笑了，典型的加泰罗尼亚少年热情单纯的笑容。
“喔拉。”他大声说。
“喔拉。”我答。
他用西班牙语叽叽咕咕说了一通，我问他：“能说英语吗?”
“好样的，”他用英语说，“你球踢得不错。”
“我从前是足球运动员。”
“你是中国人?”
我实在有些尴尬，又不得不承认我来自这个星球上足球最差的国度之一。
“啊哈，你们的武磊，就在巴萨。”
“是的，西班牙人队。”
“我爸挺喜欢他的。”
我没吭声。
“再见啦!”
“再见。”
四个孩子就在月光下打排球，像四个透明的精灵。天黑得太快了。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像那天傍晚看不清事物一样，并不清楚我干吗要写这个小说。但我知道我继续写它。所谓不吐不快。可是，它和我从前的小说太不一样了。它需要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而且，我自己，我说的是写小说的陈鹏，再也不可回避了。
那就不回避。小说家务必诚实。对，扔掉虚构吧，写自己，就写自己。
好吗?
我一步一步走向苏粒。海风大起来，她的粉裙颜色发蓝，长发迎风飘摆。她看起来不再绰约，是单薄，是冷。我担心她感冒。我闻见她的气息了，背影像个男孩。我想从后面抱住她，像《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拥抱露丝一样抱住她。但我没有。我像吞咽鱼刺一样把这个念头咽进喉咙。
夕阳下去了，月光在一片波浪上融化。我问她捡到贝壳了没有?她说她不捡贝壳。我说那你干吗?她说，她计算了月亮升起的速度，差不多每秒百米。我说你能计算这个?她凝望月亮，海浪声渐渐空洞。她问我，没跟他们玩沙排?我说，没兴趣，又不是足球。她没说话。我也没说。她说，哪个教练说过，足球是宗教?我说，穆里尼奥。那么，苏粒说，这个什么穆里尼奥的意思是，爱足球的人不再接受别的什么宗教?我说，也许吧。我笑起来，样子一定很傻。远处，几个玩沙排的孩子已模糊不清，就连喊叫声也模糊不清了。
晚风很凉，我伸手碰了碰苏粒的腰。她没反对。还没有赘肉，温暖柔韧，绷得紧紧的。
我们走出沙滩，穿过一条大街，街边房子大多平顶，阳台很大，在月光下，尤其最早亮起来的路灯照射下，像蹲伏的雪豹。但整个街区光线不足，街背后黑乎乎的。
此行当然发生于疫情肆虐之前，具体时间我就不透露了。我们没什么目的，只是离开昆明，只是买了巴萨的机票。下一站马德里或里昂，又或者提前飞回去。我们人到中年，算得上老夫老妻了——六年多了。加上恋爱，差不多八年。八年间我们失去了两个孩子。一个半岁夭折，另一个被意外引产。不过，距离失去第二个孩子也三年了。多快啊，三年。这次来巴萨是我的主意，她想去雅典，被我否决了。这种事情她不会和我争的，可嘴上不说不代表心里不想。也许，她对巴萨无感恰恰因为她讨厌足球?因为讨厌梅西又更加讨厌我?我说不上来。太累了。精疲力竭。某种东西像大海一样汹涌。到了巴萨情况稍好，却也好不到哪儿去。
“现在去哪儿?”苏粒说。
“走哪儿算哪儿。”我说，
“还早。”
“是。天黑得太快啦。”
“早知道就待在市中心，随便找个地方喝一杯。”
“想喝酒?”
“昨天就想。西班牙的红酒很好。”
最初的想法是在海边消磨黄昏和傍晚，不料黑暗来得奇快，海滩又过于单调了。
“饿了吧?”我说。
“饿。又渴又饿。”她说。
我指着三十米外一家咖啡馆。门楣上的霓虹P字打头，几个字母连起来像英文的“珍珠”。
“就它?”
“行。”
我们进去，这地方酷似海明威小说中的小酒馆——狭长，向后延伸，门厅宽大，共五张桌子，吧台在左，与门垂直，吧台后面年轻英俊的侍者让我想起《杀人者》里的尼克。他从美国一路逃到了这里?
门厅正面墙上是一台巨大的液晶电视，正直播一场足球赛。靠墙角落里，坐着两个普普通通的西班牙老头，一人面前是一杯红酒，另一人面前是咖啡。喝咖啡那位看起来很老，一头黑卷发，脸上皱纹很多，下巴耷拉着;喝酒这位很胖，挺一个大肚子，张大嘴巴，似乎喘不上气来。他们盯着电视。蓝白间条衫队每次出现失误，胖老头就使劲摇晃脑袋，哼哼，低声骂出我们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我猜是“傻×”之类。
我们挑中间一张桌子坐下。此处视野更好，两个老家伙干吗选择靠墙的角落?习惯了?他们是常客?我猜是的，那地方成了他们的专座，正如海明威在巴黎花神咖啡馆也有专座一样。
“吃什么?”我问苏粒。
“你看着办。”她累了。今天我们走了很久才抵达海滩。她的确累了。
我走向吧台。
幸好，英俊的酷似我想象中的尼克小子能说英语，而且说得很好。他热情地递上菜单，解释说今天店里就他一个人，他正准备出来招待我们呢，不料接了一个电话。女朋友的电话，所以——“抱歉，非常抱歉。”
菜单也是英语的，真好。我点了生菜沙拉、火腿蛋、鹰嘴豆、海鲜饭及餐后甜点，又要了一瓶红酒。我问他海鲜饭咸吗?他说，还好。我问他两个人够吃?他建议我再加一份意面。好吧，听尼克的。小伙子彬彬有礼，目光纯净明亮，带有老海明威笔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巴萨气息。我问他，今天什么比赛，哪两支队?他表示他也不清楚，让我问问两个老头。我谢了他，回到桌旁。
“知道是哪两个队吗?”我说。
“你不知道?”苏粒说。
“西班牙人?不对啊，没有武磊。球衣倒挺像。”
她没吭声。
“另外那支，红色那一支，格拉纳达?毕尔巴鄂?”
“别问我。”
“能查查谷歌吗?”
“什么?”
“我的意思是，能否请你查一查今天西甲的直播场次。”
“不。”
“别生气。能帮我查一查吗?你知道我手机没装谷歌。”
“我没生气。不查。”
“好吧。好吧。”
她不再搭理我，埋头刷微信朋友圈。WIFI很快就连上了。
比赛非常沉闷。肯定不是西甲，观众最多两三千，看台空荡荡的。蓝白间条衫占尽优势，边路打得很开，却迟迟不进球。九号中锋太差劲了。
英俊的尼克将晚餐端上来。红酒很不错，生火腿真香。到底什么比赛?苏粒埋头吃饭，不看我，也不看电视。西乙?西丁?业余联赛?猜来猜去无法证实，这大大削减了看球的乐趣。
角落里，两个老头不时说话，感叹，突然为蓝白间条衫队的失误大喊大叫——九号错失一粒单刀。中场十号的直塞球再舒服不过了。九号插入禁区面对门将，居然推射偏出，皮球擦着左侧立柱飞走了。小鸟一样飞走了。
“靠!”我大喊。
“你小点儿声。”
“我要在场上这球必进。”
“拜托，陈鹏，这是巴塞罗那。”
“这种球，你得推远角。”
苏粒将食指竖在唇边，漠然而高高在上。我知道，她永远认为足球运动员浑身冒傻气，无非是来回瞎跑的单细胞动物。
现在蓝白间条衫队，姑且叫A队吧，仍占据优势，穿红色球衣的B队严防死守，A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就是不进球。九号前锋不是技术不行，是心理出了问题。他太缺乏勇气了。教练干吗不换下他?
两个老头叹息声越来越大。那个黑发瘦子，喝咖啡那位，神情越来越严肃，刚开始还喊几声，现在像雕塑一般凝滞不动，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带着恼怒、不屑和爱死死盯住电视。倒霉的九号再次错失得分机会。他使劲挥了挥手，像赶走一群苍蝇。大肚子家伙一拳砸在桌上，语速极快的西班牙语像机关枪一样突突射击。
我猜他们最少六十了，也可能八十。很难再去现场看球了。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