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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的时候，大海露出了愤怒的表情，波涛从四面八方吼啸而来，海南岛形同一叶扁舟，似乎随时都会被吞没。面对此景，不论是李德裕，还是后来的苏东坡，上岛时都有惊魂之感。层层叠加的潮水，看起来似乎比陆地高出许多。特别是潮汐之夜，或是台风登陆的季节，波峰与浪谷高深跌宕，水体一个炸响接着一个炸响，让刚从内陆过来的人甚是惶恐。因此在汉代，从海岛往南望去，那片苍苍茫茫的“巨浸”，就叫作“涨海”；涨海深浅叵测，露出水面的石磊叫作“崎头”，没露出水面的暗礁叫作“磁石”。
对于旱地上的生存者，大海是道路的终止，海岸即是山穷水尽之处。然而，自从建造了船只，人便可以乘桴于海，在汪洋之中开辟出看不见的水路来。早在先秦时代，骆越人打造的船只，吨位就可达到三十吨。秦代以后，南越船厂造出的木船，载重量扩至五六十吨。到了汉代，造船技术更加成熟，有了可以走得更远的楼船。海上的交易，获利是陆上的十倍以上。暴利的驱使，加上商人自古的冒险传统，使开出去的船一次比一次走得远，更远的地方更有利可图。一条看不见的商道，就这样从波峰浪谷与崎头磁石间踩踏出来，并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者“海上陶瓷之路”。在这条此起彼伏的液态道路上，集聚着那个时代最不要命的人。由于阳光的烤炙与盐碱的腌渍，他们的脸孔黑得像魔鬼一样难以辨认。大海是水的沙漠，最最荒凉的领域。海上的航行漫长而缓慢，空中的烈日和腥咸的海风，使时间变得无比难挨，只有偶尔停落在船舷的鸥鸟，能给人些许的乐趣。
有关这条迷幻的水路，《汉书·地理志》里有最初的描述。中国商人“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出发，经琼州海峡、北部湾，进入越南、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和今斯里兰卡。与来自地中海的罗马、希腊商船相会，并进行交易。之后，采购当地的香料、染料、象牙等返回中国。罗马、希腊的商人则把换来的商品，经波斯湾、红海带回罗马、希腊各地。在那里，中国缯丝是最受欢迎的物品，贵族身份的象征，使身穿布衣的平民黯然失色。据说，不可一世的恺撒大帝，曾穿上中国绸缎裁剪的新袍，现身罗马大剧场演出现场，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成为演出的高潮。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描述，罗马每年有一百二十艘商船，从埃及的迈奥霍穆港起航，前往印度马拉巴海岸和斯里兰卡，与外邦商人进行交易。这些商船满载而归，返回埃及之后，又将货物运入罗马都城抛售，赚得盆满钵满。据说，早在前一世纪，中国丝绸已出现在罗马市场，备受上层社会追捧，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因此中国丝绸供不应求，“罗马每年为购买中国丝绸而流入印度、中国及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罗马币（Sesterces）。而经营这种中介贸易的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印度亦从中牟取暴利，据《后汉书》称，其与罗马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李金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新东方》2015年第1期）。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东罗马帝国）国王遣使者自海路来到中国，实现了世界两大帝国之间的正式通航。
三国时代，蜀国与魏国都属于内陆，对水上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割据东南的吴国，造船业领先世界，官营的丝织业发展迅猛，有奇货可居，在海上贸易中获利甚丰。东吴之所以三次派出重兵，企图踏平海南岛，就是看中它在海上丝绸之路要津的地位。到了唐代，这条海上商道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全长达一万四千千米，途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当时世界之最。海南岛“西则真腊交趾（今越南），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今三沙）”（王象之《舆地纪胜》）。从广州出发，不论怎么走，都要经过海南岛。“唐宋两代时，海南岛实为蕃舶往来之所必经”（《蒲寿庚考》），因此，这里是整个航线的中转站，海口西海岸的烈楼港，以及后来的神应港，三亚的临川港，都是商船进行补给、交易和避风的地方。
唐天宝年间，名将高仙芝在中亚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作战中失败，加之安史之乱的影响，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基本被阻断，对外贸易的主渠道转向海路，沙漠里的骆驼也被海上的帆船所取代。“广州通海夷道”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道，随波逐利的人汇聚南海，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壮观局面。官方专门成立了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当时往来海上的除了中国的商船，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船舶数量也相当可观，大的船只甚至能载六七百人。通过这条商道输出的大宗商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运回国内的主要是香料、珠宝等，当然还有白银与黄金。奴婢的贩卖，在当时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生意。海南岛加入世界贸易的产品主要有沉香、降真香、珍珠、玳瑁、槟榔、五色藤、吉贝、黎锦、珊瑚、海参、鱼翅等。即便是在海滩上捡一把贝壳，也能在内陆集市上卖个好价钱。大诗人李白的作品里，透露了当年骆越珍珠进入皇宫的情形：“越客釆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古风》第五十六）诗里的“越客”，很可能就来自海南岛。而以南海明珠自居的李白，显然已经陷入了为鱼目所混的烦恼之中。由于过度的捕猎，海南岛上的亚洲犀与大象，在唐宋时代已经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沉香、槟榔与吉贝。到了宋代，海南黄花梨也与沉香一起，成为海南岛独特的招牌产品。沉香中又有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如笺香、鹧鸪斑、沉水香、奇楠香等，堪称香料之王，既为国内的王公贵族和文人墨客所迷恋，伴随才子佳人进入温柔之乡；也为中亚的信徒所受用，参与人神之间隐秘的沟通，有“一钱万金”之贵重。
据《文献通考》记载，神宗后期，北宋一年的赋税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工商税占到70%之多。也正是从宋代开始，海南设立了市舶司，对进出口货物专门征税。海南岛俨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宋代诗人楼钥在写给赴琼任职的友人所写的诗中，有这样的描述：“黎山千仞摩苍穹，颛颛独在大海中。自从汉武置两郡，黎人始与南州通。历历更革不胜计，唐设五筦如容邕。皇朝声教久渐被，事体全有中华风。生黎中居不可近，熟黎百洞蟠疆封。或从徐闻向南望，一粟不见波吞空。灵神致祷如响答，征帆饱挂轻飞鸿。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舂。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送万耕道帅琼管》）从中可以窥见海南岛海上贸易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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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南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关键，但这座没有老虎的岛屿，权力仍然处于分散与博弈状态，社会治理相当混乱。有唐一代，海南岛上的州县设置变动不居，大的调整多达七次。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动荡，加上自然灾害与瘟疫流行。有的州县治所，不断受到当地人的愤怒攻击，有限的驻军根本应付不了此起彼伏的骚乱。琼东北新置的琼州府自公元667年起，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被部族武装占据，官军多次联合进剿，就是收复不了，可见政府在社会中的狼狈与尴尬。陆地上尚且如此，汪洋大海之上，更是鞭长莫及了。于是，地方豪强势力逐渐扩张，在一番生死搏杀之后划定势力范围，形成法外治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的利益分割。这里面首先要提的人物，就是冯冼夫人的后人冯若芳，而说起这个人，又不得不牵扯到另一个人：鉴真大和尚。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六月，鉴真和尚和众弟子从扬州崇福寺出发，顺利抵达舟山群岛。为了等到顺风，他们在岛上滞留数月，直到十一月份才正式起航。这已经是他的第五次东渡了。为了扶桑众生能够听闻正法，完整领会三藏中律藏的内容，同时也为了完成自己十四岁时在佛像面前发起的心愿，他不惜丧身鱼腹，虽九死其犹未悔。
鉴真复姓淳于，小时候常随父母到寺院进香，有感于法相的庄严与道场的神圣，决然于扬州大明寺出家，成为释迦牟尼的弟子。四十余年间，他游学、修庙、造塔，持戒精严，并先后为四万余人授戒，被尊为授戒大师。此时，日本国陆续派出遣唐使，到中国来汲取文化源流。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有感于本国佛教传承不完整，戒律不完备，随遣唐使渡海入唐，欲邀请在世高僧赴日传授戒律。经过十年寻访，他们于公元742年，来到扬州大明寺，恳请有道僧伽赴日传授“真正的”佛教。弟子中有名祥彦者上前说：那个国家太过遥远，隔着渺茫沧海，一百个去也不见得有一人能到达。况且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我等还在修学当中，尚未证得道果。其余僧众皆默不作声，只有鉴真和尚起座开言：“是为法事，何惜身命！”
然而，不知是因为日人业力过重，还是大和神道作怪，东渡一事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当年冬天，鉴真携弟子二十余人和日僧一道，拿着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信函，到扬州附近的东河开始造船。然而，船即将下水时，鉴真弟子道航的一句话，竟惹恼了同修沙弥如海。如海一怒之下向官府告密，诬告他们大举造船，是为了与琉球海盗合作，洗劫繁华的扬州城区。淮南采访使班景倩如临大敌，当即派兵把参与此事的僧人一一抓了起来，并将日本僧人驱逐回国。
虔诚的日僧荣睿、普照并不因此气馁，他们潜伏下来，东渡的行动也在暗中继续筹备。两年之后，鉴真率十七位僧人，雇用八十五个“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再度出发。然而，船未及东海，就在长江口的风浪中翻沉。经过修理之后起航，又被一场大风刮到舟山群岛上去，数日后才被救了回来。此后的第三、第四次行动，也因种种阻挠不能成行。
公元748年，百折不挠的日僧荣睿、普照再度来到大明寺，在大雄宝殿长跪不起。尽管鉴真和尚此时已经六十一岁，身体相当不好，而且处于官府的监视之下，但他仍然决意东渡，完成夙愿。是年六月，他率僧众及工匠水手五十九人下海，在狼山（今江苏南通）和舟山群岛，两次遭遇狂风巨浪，也没有动摇他们的意志。十一月，又从舟山群岛起航。在东海上，他们遇到了更加恐怖的台风，船像发癫似的在巨浪中跌宕，帆桅摧折，船舱进水，众人皆惶然无措，唯有鉴真老和尚静坐舱底，如定海神针。他们靠吃生米、饮海水度日，在昏天黑地中漂流了十四天后，终于靠近一处海岸。派人上去问路，回来却报：“此间人物吃人，火急去来！”后来到了一处港湾，进去便看见一个人披着长发，带着大刀，凶巴巴地站在岸上。于是船又勉力划了三日，到了一条河流的入海口。再派人上岸打探，才知道到了海南岛南部的振州（今三亚）的大疍港。振州别驾冯崇债闻讯带领四百兵马，浩浩荡荡前来迎接，把已经湿透的经书搬运上岸，摊在石头坡上晾晒。冯崇债执弟子之仪，将鉴真和尚一行引到自家大宅，做了丰盛的供养。他称自己前夜梦中，已得知有姓丰田的僧人要过来，可见缘分殊胜，于是将他们安置在大云寺里歇息。之后，还在太守办公处设坛，给当地信徒授戒。
在岛上的一年，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为佛教薪火的传承与光大，做出了不遗余力的铺垫，但他始终惦记着东渡日本的未酬之愿。
天宝八年，在挽留不成之下，冯崇债“自备甲兵八百余人”，护送鉴真和尚一行前往崖州，以便从通潮驿渡海北归。沿着东海岸一走就是四十多天。途径万安州（万宁）时，当地大首领冯若芳将他们请入自家森严的大院，隆重供养了一番。冯若芳与冯崇债乃是堂兄弟，为冯冼夫人五世孙，亦商亦盗，在海南地面势力显赫，算是当时的海南首富，拥有强大的私人武装，连刺史都要敬他三分。平时会客，他“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唐大和上东征传》，无开著）。大陆高僧到来，他燃的自然也是乳头香，还颇为自豪地告诉鉴真和尚：“这一斤香的价格，在广州市场上可换得一斤黄金。为了大师您的到来，我烧的是黄金，值得！值得啊！”他的确烧得起。
冯若芳的家财都来自海上的黄金水道。海南岛东北的航线属于他的地盘，且不说过往的商船都要向他交纳护航费，每年从波斯过来的商船，只要劫下两三艘，就够他八辈子享用。卸下来的货物进入仓库，待价而沽；掳来的妇人，包括金发碧眼的色目女子，姿色靓丽的做他的侍妾，余下的都成为奴婢。身为海盗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奴隶主，真正是一手遮天的“南霸天”。在蜿蜒起伏的海岸边，一眼望去尽是他的“奴婢村”，从南到北得走三天，从东到西得走五天。这个海盗得意忘形的炫耀，让鉴真和尚深深体会到人世的忧患，真是苦海无边。对于冯若芳所说的一切，他的应答始终是一句：“阿弥陀佛！”他无法跟这类人说什么，求法之人敢于舍身饲虎，更何况身外之物，而这些人为攫取身外之物，不惜伤天害理，草菅人命，使本来已经十分艰难的世道变得更加险恶。他们已然是地狱里的居民。
与把香料当柴火烧的冯若芳齐名的，是另一个杀人越货的海盗陈武振。那时候，当地俚人中咒术颇为流行，人们之间发生仇隙，往往雇请巫者放蛊作法，以惩治对方甚至置之死地。唐宋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岛上的女人，善于用巫术迷惑北方过来的男人，让他们娶己为妻，生下孩子。倘若男人抛弃自己返回大陆，她们的咒术能使过海船只在港湾盘旋不前。陈武振也不知拜了哪个邪师，学来这一招，他的打劫不仅使用武力，而且还动用可怕的魔咒。每当商船经过他控制的海面，他便披发跣足，冲到岸边的礁盘上，在风中持剑狂舞，口中念念有词。顿时海上升起巨浪，被诅咒的船醉汉似的在原处打转，而后在魔力的驱动下，驶进他布好兵阵的港湾，成为他囊中之物。《太平广记·幻术三》专门记录了他诡异的行为，称其“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真是一个魔头。
这些人之所以在海南岛上耀武扬威，感觉良好，是因为背后有韦公干那样的人。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朝将崖州的琼山县一带析离出来，在离州城东南大约四十里的地方设立了琼州府。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海南岛改州为郡。琼山郡太守是韦公干，他还同时兼任珠崖、万安、昌化、延德五郡的招讨史，手中掌握五百兵马，是海南岛的实际统治者。五个郡收取来的田租赋税，全都交到琼州郡，归他支配使用，而军队的开销，仍然依赖海峡对岸大陆那边的供应。每次广州方面更换主帅，都会赏赐五十万钱犒劳岛上的守军。因此，韦某虽然是一个郡守，每年获取的钱财，算起来比南方经略使都多，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知足之人。来琼之前，此人曾任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该州境内有一座铜柱，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征侧、征贰之后浇铸的，上面刻有“铜柱折，交趾灭”六个大字。财迷心窍的韦公干，经过一番转悠之后，竟然打上铜柱的主意，要将它当成废铜烂铁熔化之后卖给胡商。被抓来干活的当地人，都把铜柱视为圣物，跪着哭求他说：“我要是做了这事，全族人都会被海神追杀的啊！”韦公干就是听不进去。最后，还是有人向都护韩约告状，上面有责令下来，才制止了他的行径。到了海南，他那双邪恶的眼睛又盯上了海里的阴沉木，动用士卒驱赶木工潜入水中去捞取。这种要命的活非常人所能承受，不堪重负的劳工，甚至举起斧头砍向自己，以求解脱。在韦公干治下的海南，遵循的是丛林法则。一个人光天化日下被人杀了，也只能自认倒霉。
凭借天高皇帝远的地理屏障，“既贪且酷”的韦公干疯狂地搜刮财富，置当地人性命于不顾。除了与陈武振等海盗恶霸称兄道弟，暗度陈仓，从他们那里获得贿赂，他还将良家子女掳来做自己的奴婢，像猪狗一样驱使他们劳动。在他家后院有近千名奴工，其中女奴就有四百多个，没日没夜地为他纺纱织布，或是将兽角制作成器具，或是熔锻金银做成饰品，或是加工珍贵的木材家私，俨然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工厂。前来交易的人络绎不绝，家里如同闹市一般。他一面是威风凛凛的大唐官员，一面是阴险恶毒的奸商，黑白两道通吃。
好在头顶上还有天空，天空也有放晴的时候。后来，韦公干被调往大陆，他动用两艘大船，载满金银珠宝和阴沉木雕刻的器物等，渡海北归，并派出身体强壮的士兵护航。然而，由于负载过重，船开出几百里便遇风倾斜，哗啦啦地沉入海里。这个恶魔一生搜刮来的民膏民脂，全都荡然无存。后来有人评论：“货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干不道，残人以得货，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秽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阴祸阴匿。苟脱人诛，将鬼得诛也。”（《太平广记·韦公干》）钱财有悖常理地获得，也将有悖常理地失去。韦某榨取岛上土人膏血以自肥，尽管可以避开人的讨伐，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天诛地灭。这样的说法，符合人们对世道的期待。
虽然以普渡众生为己任，但在政府治权薄弱的海岛上，鉴真和尚还得跟这些邪魔打交道。到了崖州之后，得到官员张云周到的接待，在开元寺僧舍休整了一段时间。闻说中原有大师来到崖州，当地信众纷纷提着土特产品前来供养，许多是鉴真师徒从未见过的，如椰子、波罗蜜、龙眼、荔枝、益智等。城区存有多棵上千年的老榕树，也叫无花果树，枝叶婆娑，根须飘垂，树荫清凉，绵延数亩，让大和尚想到了佛陀当年，在无花果树下讲经说法的情形，不禁感慨万千。身为巡逻官的张云亲自下厨，将无花果做成菜肴，供他们品尝其中的滋味。这段日子，大和尚以自己的德望，汇聚当地人的信力，重修了毁于大火的崖州开元寺（位于海口旧州）大殿。振州别驾冯崇债，专程派出家奴送来椽木，三日内便运足建构佛堂、讲堂和砖塔所需的木材，还有余木用于搭建释迦牟尼的丈六佛像（《唐大和尚东征传》）。
在新殿上举办法会之后，鉴真带着众弟子登上北归的帆船。经历了漂流海南岛这一大劫，他一生的磨难总算到了尽头。然而，北归途中，老和尚因长途奔波，水土不服，不幸身染重病，又遇庸医误治，致使双目失明。他心爱的日本弟子荣睿，也怀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冬天，鉴真和尚一行悄悄登上日本使船，进行第六次东渡。正当船队升帆启航时，一只受惊的野鸡突然飞到一条船的船头，喔喔地叫喊。鸡与吉谐音，应该是个好兆头，但日本遣唐使却以为不祥，于是掉转船头，第二天才重新出发。就像那只鸡所预示的那样，他们在鹿儿岛的秋日浦，安全登陆日本国土。鉴真与弟子的行迹，是海洋版的西天取经。
鉴真和尚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先后被封为“传灯大法师”和“大僧都”，统领全国僧尼，在日本建立起严正的戒律制度。他驻锡的“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的最高学府。公元763年，七十六岁的鉴真大和尚在唐招提寺入化，之后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与鉴真差不多同时，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法显，从印度返回时，走的就是海上的航路；到印度接承密法的义净法师，往返走的皆是“广州通海夷道”，海南岛应该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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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海的危险不仅在于海盗的呼啸往来，还在于海天之间潜伏着风暴与暗礁激流，随时可能颠覆过往的船只。从赤道方向，每年都有多次台风卷扬而起，横扫南海海面，其威力不是古代帆船所能抵御的。凭借一些老船员的经验积累，很难准确判断台风的起止与行踪。此外，唐代从宁波、泉州、广州经崖州往印度、阿拉伯的航程，一个往返就要半年时间，航线各个路段的洋流与险滩暗礁，都要通过实际的航行来加以探明。因此，在高额红利的背后，隐含着昂贵的生命代价。据推测，在古代南海的航程中，平均每三十个小时，就有一艘船沉入海底，人也因此成为水中的鱼鳖。除了远洋的商船，近海捕捞作业的渔船，遇风触礁翻覆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人的生命还不如一条小鱼。因此，海上苍茫的行程，总是充满护佑和救度的渴望，渔民和海员是天然的宗教信徒。
对于海神的信仰，起始的年代已久，遥不可考。但在汉代的时候，这种祭祀应该就已经存在于民间。隋文帝在位期间，接受大臣的进谏，在会稽和番禺分别建立了东海神庙和南海神庙，供奉着水火之神祝融，挂着“海不扬波”一类的匾额，供出海贸易与捕捞的人们祈祷之用。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出于海上贸易交通安全考虑，玄宗还举办隆重的仪式，册封南海海神“广利王”的称号。传说，当时印度使者达奚司空来到广州后，曾入庙里进香，并种下两个波罗蜜子，因此错过了返回的航船。此后，他一直徘徊在海边，盼望着家国的航船将其带回。这个感伤的故事后来被人塑造成雕像，供奉在庙里，称为“番鬼望波罗”。
在海南，除了南海海神或南海龙王的信仰之外，还有峻灵王、伏波将军、天后娘娘、一百零八兄弟公等诸多供奉。天后娘娘也称妈祖、婆祖，是福建莆田人，北宋都巡林愿的六女儿。二十七岁那年，因在一场台风中，参与抢救遇险渔民而舍身化道，并在死后被奉为海神，常显灵于南海之上，护航救溺。整个南海周边地区，都建有她的庙宇。海南沿海各地，皆有她的灵位。其中以海口中山路的天后宫规模最大，至今香火不断。
位于海南岛西部昌化岭上的一块石磊，民间传为神的化身，称其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公元1082年），于六月六日成道。五代时期，被南汉皇帝诏封为镇海广德王。北宋元丰五年，再次被皇帝诏封为峻灵王，成为海南北部湾一带海域的海神。渔民出海前，往往都要祭拜。在海上遇上风浪，只要看到那块神石，心里就有几分踏实。据《昌化县志》载：“凡旱涝灾难疾病，往祷辄应。”苏东坡流琼期间，曾经到峻灵王庙上香，并撰写了碑文。
水尾圣娘的全称乃“水尾云感圣旨莫氏夫人”，也是海南本土出现的神灵。在南海周边，有海南人生活的地方，往往都建有水尾圣娘庙。水尾圣娘原名莫丽娘，元朝末年生在琼州府定安县梅村峒。她十六岁那年到地里干活，就再没有回来。传说她为天庭选中，羽化归天，成了神灵。据方志记载：“明正德间，有石炉飞来水尾地方，因建庙焉。”清代海南探花张岳菘，曾为水尾圣娘庙题写“慈云圣母”横匾，并将圣娘显圣事迹上奏朝廷，嘉庆皇帝赐封她为“南天闪电感应火雷水尾圣娘”。
在环岛海岸和三沙诸岛，都能看到用珊瑚礁搭建的简易小庙，里面供着一百零八兄弟公。传说有一百零八名勇敢的渔民，联合起来抗击海盗，在农历九月十五日的风暴中集体殉难，化为神公，出没于南海之上，为过往船只护航保驾，因此得到人们的敬仰。明朝末期，有一条渔船停泊西沙永兴岛港区。姓史的船主在梦里见到一百零八兄弟公中有人告诉他，有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船只，触礁沉没在永兴岛东南方的海域。船主第二天醒来，果然在所示海区找到了沉船，打捞上来大量的金银宝器。为了还愿，他从海南运去材料，建造了一座兄弟公庙。这座庙一度是岛上唯一的石木结构。门上刻着“兄弟感灵应，孤魂得恩深”的对联。既往，人们一到西沙，必先入庙祭奠一百零八兄弟公之魂。
总之，在波诡云谲的南海上空，居住着与奥林匹亚山不同的神灵。在遥远的年代，过往的船只不管是渔船还是商船，一旦遇到危难，都会向他们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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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自唐代起，海南岛周边的港口，就常有“番国”的商船与贡船停泊其中。港口周边，也渐渐聚集起一些番人。他们或因遇上海盗，或因遭到台风，或因本国陷入战乱不能返回，滞留在海南岛上。还有的人，则完全是为了传播自己的信仰，不畏艰险来到异国的土地。这些番人，或者说外藩人，大多来自占城（越南）、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一千多年间，这些地方时有战火燃起，相比之下，海南岛算是一个安定的所在。因此，以番字开头的地名，遍及海南沿海，如海口的番营、番诞，儋州的番浦，三亚的番邦、番人塘、番园、番人井、番人田、番坊里等，数量相当可观，都是外藩人居住过的地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渐渐融入本地社会，消失在历史视野之中。
在一些穆斯林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留下了他们生活的印记，其中最典型的是形制独特的坟墓。现今已经发现的伊斯兰墓群，集中在海南岛东南海岸的三亚、陵水一带。这些坟墓雕刻精良，形制规整，据考证，里面埋葬的是唐宋时代波斯和阿拉伯的伊斯兰信徒。三亚藤桥（今海棠湾镇）东溪村番岭坡的穆斯林古墓群，绵延数里，规模最大。墓穴基本是坐北朝南，主人面向朝西方的麦加。尽管风化严重，但珊瑚石墓碑上镌刻的阿拉伯铭文依稀可见。除了墓主的名字和去世日期，还有《可兰经》的经句。有一块墓碑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刻着：“殉道者伊本·赛爱德·宛葛斯巴巴，归真于十二月。”据专家考证，墓主是第一个到海南传教的穆斯林，也是第一位到广州传教的阿拉伯传教士葛斯巴巴之子（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8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南海横流，腥咸的风一如既往。千百年来，往返于这条充满惊涛骇浪的水路上的人们，有的是为了现世的渔利，有的是为了来生的福报。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抵达自己的港湾，有多少客死在异国的海岸？从南海至印度洋的上空，到底飘浮着多少无归的灵魂？在深不可测的海底，留下了他们打捞不起的记忆。要想再现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必须让海底的沉船重见天日，而南海的平均深度1463米，最深处有5567米。尽管一艘沉船的文物胜过十座古墓，但要将一艘沉没千百年的船打捞上来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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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盗掘一批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到荷兰拍卖，将数千万美元收入囊中。国家文物局专门委派专员带着几万美元到拍卖现场，竟然买不到一件器物，带回来的只是一个印象：此人对南海沉船的分布情况，比我们自己还要熟悉。1999年，哈彻又在南海捞起清代沉船“泰兴号”，从中获得一百万件德化青白瓷和牙白瓷。为了哄抬价格，竟公然砸碎60多万件瓷器，将其余35.6万件运往德国拍卖，令国人伤痛万分。而在前一年，德国人沃特法于印尼海域捞起一条阿拉伯沉船，这条名为“黑石号”的商船，满载6万余件唐代中晚期珍稀文物，当即被新加坡人以天价买走。一场海上寻宝热于是兴起，同时，也让刚刚成立的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们焦急万分。
1996年，海南渔民在西沙捕鱼作业时，于华光礁环礁内侧发现了一条沉船的残骸，并报告有关部门。环礁可以抗御七八级台风，货轮极有可能是在遇到风浪、企图进入环礁规避时，被风浪掀入礁盘内的浅水珊瑚丛中，导致船身破裂解体，并在后来的岁月里被珊瑚遮覆。尽管由于条件限制，挖掘不及时，导致遗址多次被盗，还是捞上来了上万件古瓷器。其中一个青白釉碗刻有“壬午载潘三郎造”字样，表明沉船出航的年代应该在南宋中期。大约八百年前，这艘排水量超过六十吨的商船，满载从福建德化和江西景德镇收购的瓷器，从泉州港出发，经过海南东海岸，驶向东南亚某一个港口，不幸在西沙折戟沉沙。不仅全部货物付诸东流，人员生命也无生还的可能。这是艘拥有六层构件的古船，残存船体长二十米，宽约六米，尚存十一个隔舱，构造工艺精湛，是中国水密隔舱船传统技术的物证。
到目前为止，从南海里打捞上来的沉船，体量最大的是“南海一号”。1987年，英国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Maritime Exploration & Recoveries PLC）在荷兰图书馆，查到东印度公司的“莱茵堡”号沉船的信息。这艘船载着白银六箱，锡锭三百多吨，在从中国返回的途中沉入海底。当年八月，该公司与广州救捞局合作，沿着可能的航路探寻，始终未能找到“莱茵堡”，但却在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域，意外发现一艘中国南宋沉船，并挖出一条1.7米、像蛇一样的鎏金腰带。这艘深埋在二十多米水底淤泥里的古船，就是著名的“南海一号”，它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远洋商船。2007年12月，排水量约八百二十八吨的“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船舱内的文物总数达到十八万件之多。以瓷器、铁器为主体，还有金器、漆器、玻璃器等。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等黄金制品，出水之后仍然闪闪发光。舱里存有铜钱上万枚，年代最久远的是汉朝五铢钱，最晚近的则是宋高宗时期的绍兴元宝。由此可推，中国货币可能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通过瓷器、茶叶、丝绸三大件的出口，全世界的黄金白银哗啦啦地流向中国。
“华光一号”和“南海一号”，是目前从南海浅处捞上来的商船木乃伊，它们沉没的年代，都是海上商贸最为繁忙的南宋时期。不同的是，“华光一号”是在离开海南岛之后遇难的；而“南海一号”船头朝向西南，看起来是在从广州驶向海南岛途中失事的。据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最为保守的估计，在幽暗不明的南海海底，约埋藏着二千艘以上的商船。进入宋朝之后，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瓷器、丝绸与茶叶，带回来的多是金银。在海底盐碱浸渍的环境下，丝绸与茶叶极难存留，唯有瓷器和金银，能够抵御时间的侵蚀，相对完整地存留下来，见证曾经发生的一切。因此，南中国海又被人称为“海底瓷都”。
孔见，原名邢孔建，1960年12月生于海南岛，先后担任《天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主要从事随笔、小说、诗歌写作和哲学研究。出版有随笔集《赤贫的精神》，诗集《水的滋味》，评论集《韩少功评传》，小说集《河豚》，长篇非虚构叙事《海南岛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