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公社化时期，水利工程接二连三。
1972年初冬，我刚从当时的公社高中毕业，已是生产队地地道道的劳动力了，所以，去项城县做河工的名单上就有了我的名字。虽然以前的小河工不是没有做过，但远道去项城做这样的大河工不能说不是一件新鲜事。
到了开工之日，一路浩浩荡荡全是民工。有拉架子车的，上面装着工具、炊具、被褥、包裹;有紧随其后徒步行走的。行程八九十里，傍晚才到了目的地——当时的项城县官会公社小王庄村。一看我们的住宿之所——几天前队里派人搭的工棚，真够简易的。几根木棍交叉斜立成三角形，上面摊上箔，再蒙上塑料薄膜，周围堆上土，里面铺上麦秸，就成了所谓的工棚。准确地说，只能是庵子。
第二天去到工地，看到东方红拖拉机带的大水泵正在轰隆隆地抽水，上空架着大喇叭，河两岸用竹竿撑着的电线上隔几十米吊着一个白炽灯泡。我们的任务是把原来的河道加宽加深，工期40天。
动员大会结束后，我们到了所分的工段。其实每个排(即一个生产队的民工。在那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时代，按军队编制管理是一种时尚)的工段只有一米一二的样子，只能走一辆架子车，但是狭长。十多个人只能局限在一米多宽的范围内施展手脚，足见全线人丁之稠密，真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
开始是搬堤，就是把原来的老河堤往后挪移到所划定的地方，以便加宽河道。一投入战斗，每个人简直像疯了一样。三下五除二装满一车子，铁锹还没拿掉，拉车的人拉起车子就跑，一路狂奔，到限定的地方，几个人掀起车子就是一个底朝天，哪里用得着卸。一路小跑回到原处，又一车早已装满，还是拉起来就跑，用“争先恐后、生龙活虎”这样的词都难以形容。历时一天多，搬完了北岸的河堤，开始掰帮。所说的“帮”就是河坡，“掰帮”就是把河坡劈去一部分，从而使河床加宽。河坡上层的土还可以，比较松软。到了中层以下，全是黑胶泥裹砂浆，用铁锹根本蹬不动，就要先用粪叉别松动，然后才能用铁锹装。越往下挖河坡就越陡，拉车子的几个人往往要提起精神，卯足干劲，后面装车的人帮助推，甚至喊着号子，才能把一车土拉上去。
午饭从来都是在工地吃。因为体力消耗大，半斤的咸卷一顿能吃五六个，噎得只瞪眼。喝的是咸茶，哪有什么汤，更别说其他。
本来想着晚上好好歇一歇，可是刚吃过晚饭，连部(即大队)通知，因为进度稍微落后，要加班。我们只好提着马灯一起去工地。晚上的风冷飕飕的，稀疏的灯泡无力照亮脚下的工段。我们在马灯微弱的灯光下一直干到斗转星移大约十点多钟才收工。回到工棚，几个人啜几口白干，身子还没躺下来就已经睡着了。
只觉得刚躺下一会儿，连里的干部就拍着庵子喊话了：“还不快起来，日头就要晒着屁股了!”懒洋洋地睁开惺忪的眼一看，天还黑着呢，大概四点多钟的样子，也只好瞎摸着手忙脚乱地起床。到连部的伙房先洗脸后吃饭。洗脸用的是煤火温缸子里的水，半盆水要洗十几个人，抢来抢去到后来就没有温水了，只好用凉水撩一把。吃饭时，炒成的萝卜白菜五六个人一小盆，还没夹几下就没有了。这样的加班有五六次。
掰帮以后是清淤，就是把河底的污泥清除掉，以便于河底加深。穿胶鞋无济于事，赤脚挽起裤腿站在冰冷的烂泥里，有人装，有人用泥兜抬。抬着泥兜蹬河坡上行，也是趔趔趄趄地紧呛。清淤以后挖龙沟，就是在河道中心挖一条深沟用以排水。营部(公社)要求挖好龙沟，整个工期一脚干。这活由最棒的壮汉喝几两白酒后轮番作业。龙沟挖好后紧接着挖河底。开始，土层还比较柔软，装土时不需用脚蹬，只要双手一摁，铁锹就入土一尺多，土块冒出铁锹半截，不几下就装好一车。几层以后就不行了，我们遇到了砂浆层，坚如磐石，别说铁锹，粪叉就奈何不了，即使掏个眼儿，一别，粪叉齿就弯得像麻花。这时营部召开了誓师会，各连纷纷表态，即使手磨破，眼熬烂，也要突破砂浆层，保证20天内完成任务。后来营部分发了钢钎、铁锤。小的钢钎不行，一别就弯，又换了大钢钎。经过几天的奋战，终于突破了砂浆层。
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歇下来，腰酸腿疼胳膊痛，手硬得握不到一块儿;因为天冷水凉，又无法保暖，我的手脚都冻烂了，可是一干起活儿来，什么都顾不上了，心里只是想着进度。
晚饭是被称为“猪耳朵”的又宽又厚的面片儿，猪油炒葱花算是菜叶儿，要是现在一碗也喝不了，可是当时能喝三四大碗还要吃两个大馒头。
北岸干完后接着干南岸，程序是一样的：搬提、掰帮、清淤、挖河底，龙沟还是先前的。总体是先加宽后加深。
经过三四十天的奋战，终于完成了工程，重返故里，已是年底。
看到现在的挖掘机，轻轻地挖起一斗，就顶当时我们十来个人忙活半天。在感叹社会进步之余，也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一下当年我们的奋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