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母亲终于可以每月领取一百元养老金。我说终于，并非浮夸之辞。多少农民逐年缴纳社保，就是在等这一天。所以，我们村的人管这叫“老人钱”。
七八年前，母亲已经告别土地，随妹妹生活在长江边上的重庆。从山里到江边，从鸡鸣犬吠到车水马龙，看似是享福，实则是屈服。她得学习乘坐电梯和地铁，学习和小区里的大妈们跳广场舞和远足，学习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育儿方式以及重新审视一个家庭的清洁卫生。这些她都学会了，但仍然放不下凉山深处的老家。
老家还有破屋九间。真是破屋，像一片在风雨雷电面前瑟瑟发抖的枯叶。下雪的时候，我请人拍了老屋的照片发来，朋友们说，看着挺童话的。我不觉得那是童话，而是范成大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确实，在老屋的四周，住着我的亲戚们。远在重庆的母亲，凭着一部手机，硬是将亲戚邻居们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搞得一清二楚。
当然，偶尔也有不是亲戚的人打来电话。比如那个通知她去办卡接收养老金的生活队长。卡即社保卡，有银行卡和医保卡的双重功能。村里早年统一发过卡，但因母亲没在乡下，未去激活，从而影响了养老金发放。
腊月二十二，母亲从重庆坐高铁到昆明。我去接站。见面第一句话，便是要我在春节前抽空载她回老家县城处理社保卡问题。昆明距会东，行程不足三百公里，但开车需要四个小时。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每月一百元，每年一千二;开车会昆往返，油钱、过路费和吃喝，算起来也得大几百元。当她再次要求时，我把这账算给她听。而她给我算了另一笔账。
“从包产到户起，我每年上交公粮、提留款，还有生猪。如今我每月领一百元，难道不应该?而且，虽说十几年前免了农业税，但我同时一直在缴社保金。”
“我没说不应该，是说不划算。”
“该是我的，我一分钱都要拿到。”
我答应了她。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百元的事。经她提醒，我也想起了童年时她和父亲去镇上交公粮的情景。那是一段两头黑的路。父母天不亮出发，我们兄妹三人巴望着村口，天黑时能迎来两团疲惫的身影和几颗水果糖。我从小就知道，交公粮要看粮站同志的心情。他心情好，父母当天能回来;他心情不好，那就还需要一两盒金沙江香烟加持，我的父母才能当天回来。
从昆明去会东，我们也打算当天往返。为确保万无一失，我提前一天联系在老家县城工作的同学，再三确认银行职员的上下班时间，并将一天的时间作了精确划分：去程四小时，回程四小时，吃饭两小时，办事五小时。所以，我们得在早上六点从昆明出发。
天未明，不知阴晴。中国结样式的路灯亮着，有点过年的样子了。母亲坐副驾位，她说这样不会晕车。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见过她坐长途大巴吐得如大病未愈的样子。因为怕呕吐，出发前她不敢吃早点。
我有多久没有认真跟母亲聊天了?我大字不识、忍辱负重的母亲。这些年我们天各一方，她总在我生日的时候发来语音:“今天你长尾巴了。”多少人在我生命中来去，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一样记住我生日。从来没有。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她是了解我的。关于人间是非，她说，“别听他们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最知道”。
二〇二三年腊月二十五，我和母亲从昆明开车回凉山。出昆明，经禄劝，过乌东德，进入会东地界。起初，天地一片黑暗，只有车灯一闪而过。后来，天亮了，车窗外是绿色的山岗和灰白色的村庄。蓝色路牌显示，我们经过的村庄叫罗万德、罗万斗、以老南以及以书卧。这是些可以进入文学世界的村庄。
每走一段，我便问她有没有感觉晕车?她始终摇头。是因为聊天分散了注意力，还是儿子驾车让她有了安全感?我不得而知。总之，四个小时，我们母子一直在说话。这是多么幸福的事。这一路上，我们聊的无非是一个家庭的过去和现在。她的角色永远是妻子和母亲，像老屋的大梁和柱子。
从云南进入四川，中间隔着金沙江。乌东德，江水已被大坝阻隔，无数人的故乡在水下。这条江向前流，在一百多公里外的白鹤滩，江水再次被隔断。巧家人的房子上，有我母亲卖去的椽子。是那些椽子，让我习得汉字，并沿用至今，成为了一名写作者。
母亲当然不知道作家是何物。但她知道，她的儿女已离开了村庄，不再像她一样伺候庄稼。作为母亲，她早已功德圆满。可她仍然心存遗憾。“要是多上几年学，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辛苦了。”她说。知儿苦者，莫过于母。
进入会东，便是故乡。云南被甩在身后，成为了“江那边”。自从去到重庆，母亲再未回过四川。七八年，她已成为标准的游子。她不知道汉语里有个词叫：近乡情怯。但是谈及窗外的事物时，声音在发抖。“这些石榴，多么好。”她说。事实上，秋天早已过去，她说的不是石榴，而是插着巨大招牌的果园。好，是对世界万物的最高褒扬。
四十分钟以外的县城，我的堂妹在等着。她想见多年未见的大妈。她在银行里取了号，并打听清楚了办事流程。郑重其事。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一程不易，我们都不知道母亲下一次回来是猴年马月。
会东，会理的东边之县，旅游画册上称其为“金沙明珠”。但实际上，这里离金沙江其实远了点。广袤的土地上生长着烟草、中药、石榴、甘蔗，以及不知疲倦的农民和黑山羊。在这人潮涌动的小城里，饭店、茶室和KTV生意兴隆。人们贪吃好耍，慷慨耿直。
我想象过年关将近的县城，但还是没料到它会如此拥挤。除了车，便是人，像一个热闹的大集市、大蜂巢。而银行如我想象的那般拥挤。二三十人共聚一厅，空气浑浊，喧闹嘈杂。母亲和堂妹在排队，亦步亦趋，小心翼翼。真的是小心翼翼。我甚至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什么文学、世界局势、人工智能、食品安全，统统滚一边去。神啊，保佑我们顺利吧。自从进入县城，我便是一个卑微的办事农民。
点钞机运转不停。崭新的钞票大受欢迎。要不了几天，这些现金就会出现在牌桌上和红包里，成为另一个人的囊中之物。有人要取二十万，银行职员不给办理，理由是没有预约。问：取那么多钱干啥?答：娶儿媳妇。我心里一乐，但随即又涌起酸楚。那是一个朴素的母亲，汉语并不流利。她据理力争无果，只能预约改日再来。
终于轮到我们。该死的紧张感又出现了。甚至有那么几秒钟，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问题。我向玻璃柜台里递去那张打进不了养老金的社保卡，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终于，办事员将卡放到了感应器上。
“完善一下资料就可以了。”她说。
“就这么简单?”我问。
“是的，她的资料不全。”
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现住址，填了一通，卡被退了回来。可以了?应该可以了。应该?嗯，下一个。
我们如释重负。原来，令母亲寝食难安的大事，竟然如此简单。中午11点50分，正是饭点。大概是因为太顺利，或者是银行职员的语气让我们产生了怀疑。我们在饭桌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证明这是一张已经激活的卡片?万一没有办好，这一趟岂不白跑?堂妹说，你向这卡里转一百块进去不就知道了?她可真聪明。我转了钱，三秒钟内被退回，理由是：账户异常。于是，饭桌上的氛围中多了焦虑和猜测。但能怎样?只能寄望于下午的三个小时了。
下午我们换了个银行网点。又是如此这般地一通说明，卡片再次被放到感应器上。
“这是一张废卡，三年前就已经被注销了。”
原来如此。这是更符合逻辑的解释。
“那就重新办一张呗。”
“是需要重办。但我们今天没卡。”
“是你们网点没卡，还是整个县城的所有网点都没卡?”
“这不好说。”
这时，我弟媳也背着孩子来了。为了办这张卡，我们出动了老少五人。母亲满脸的焦虑失望，但并未说出来。我们决定重回上午那个网点。而等待我们的，是长长的队伍。
“走了，妈。”我说，“咱不要这点钱了。” “来都来了，耐心点。”她说着，站到了队伍后面。
终于又轮到我们。我的愤怒取代了紧张，而母亲依然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这张卡第三次被放到感应器上，并再次被确认：已经注销了。
“那就重新办一张呗。”
“嗯，好，你先去移动大楼做一个手机号的实名认证。”
于是兵分两路。弟媳和母亲留在银行，我和堂妹去移动大楼。等待我们的依然是长长的队伍。问询。取号。前面还有34人。我走到外面抽了支烟。下午三点半，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小城。人间繁忙，我心如焚。突然想起一个发小，其妻在移动大楼工作。打电话过去求助，得知他妻子正在休产假。又说其妹在移动大楼对面开手机店，也许能帮上忙。柳暗花明，三分钟以后，我们拿到了一张印有母亲姓名和电话号码的缴费发票。
回到银行，我母亲仍然排在队伍里。下一个就轮到她了。开户。填表。摄像。设置密码。确认。再次确认。然后，一张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卡就办成了。这一次，毋庸置疑，这卡能用了。可要将它变成一张社保卡，还需要去医保局添加功能。
下午四点半，我收到来自四川交警的挪车警告。四川交规令人闻风丧胆，我见识过。距离医保局下班还有半小时，万里长城还差最后一块砖。我快崩溃了。堂妹让我去挪车，她骑车载母亲去办这最后一道程序。汽车和电动车之间，一直在通话，实时播报。
“人不算多。”
“需要户口册。”
“哦，不对，有身份证就可以。”
“办好了。盖了章，打上了照片。”
……
挂了电话，我靠在驾驶座上，眼窝发热。我的母亲终于可以每月领一百元养老金。这真是一件大事，对她来说。晚饭期间，我试图为母亲绑定医保亲情账户，又失败了，理由是“年龄差距小于18岁”。这当然不能怪医保系统，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母亲在她17岁那年给了我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