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棵枣树对着产房，准确地说，是从隔壁探过来的枝桠，上面缀满了白色的小花，比米粒还小。每与它们对视，让我想到女人每个月的排卵。
那年，我二十一岁，喜欢上了文学，下了班躲进寝室，在纸上涂涂写写，写写划划，有时被一个字逼进死胡同。
我一直背着同事写，不想让人一眼洞穿我的心思。
我得承认，我的写作是有私心的，希望文学能把我带离小镇。
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竹人，跟树人差了一个字，一个可以把窗外两棵树写成“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人。他的故乡跟我老家是贴隔壁，他文章里有些话，比如“惬意”偶尔会跳进我的生活。我母亲看到邻居大热天不用干活，坐在电扇底下吹风、听越剧，“做人惬意伐”被她从心里拎到嘴上。我一同学被分到人民医院，“做人介惬意”一直在我心底荡漾，对她的羡慕，没办法篡改。
所以，我用“竹人”来安放我近似私带违禁品的情绪。
我写过诗歌，也写过小说，其实这两样都不懂，什么意象、起承转合，完全是盲人摸象。
我订过一本《女友》杂志，收到后先读汪国真的诗歌，他有个专栏，每期刊登数首，上面还有他的半身照片，戴黑框眼镜，脸上的笑容很干净，帅过《编辑部的故事》任何人，只是非常好奇他为什么喜欢一直坐着。他的诗，我摘抄过不少，足足有两本，一本是红色缎面，另一本是绿色缎面，经常会翻一翻，“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贮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读一读，内心似乎被拨亮了些许。杂志的栏目不少，核心不外乎情感与励志。我看了半年后，还是不太明白那些故事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
虽然对文体不甚明了，不过，我还是写了不少，在暮色四合的时候，我一脚高一脚低地向邮电所走去，借着昏黄的灯光把信封喂进邮筒，那个“啪”，响得电光石火，又犹如一叶扁舟，引渡着我张狂的梦想。
我隔壁住着一位姓牛的医生，她已经三十五了，还没有恋爱。白天她在牙科忙，晚上值妇产科，她只有值班的时候，才住到寝室。对面的童医生又替牛医生介绍了一位男的，是邻镇的一位老师，丧偶，年龄比牛医生大四岁，有一女孩。牛医生的意思是男的年纪不够大，因为自己不想要孩子了。童医生悄悄跟我说，那男的还嫌她年纪不够小，只因牛医生没有婚姻史，生活相对简单，才愿意跟她见面。童医生是个热心人，尤其是牛医生的婚姻上，她更显得积极主动，好像牛医生不出嫁，妇产科医生这个角色缺个角。
牛医生有没有去，我不得而知。听同事们说替牛医生做介绍的，光医院里有一半做过，还有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看到有合适的，都会跟牛医生介绍，而牛医生一边磨假牙，一边委婉地推脱着，她的拒绝被嗞嗞的电钻声肢解了，热心的介绍人在高密度的嗞嗞声里定下见面的时间。
那时，我的老师陷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她爱他，爱得满心欢喜，也爱得不管不顾。他也爱她，但他不可能同老师的学生或朋友相识，只能避开老师熟人，以及认识自己的人。
老师说他，有情趣，长得帅，跟他在一起什么都充满了甜味。
老师的神情蒙上了爱情的光泽，一向争强好胜的她，在爱情面前低了下去，接受了他不确定的幽会。
我去看老师时，她会同我说起他。老师的陈述有时显得很乱，为爱而陶醉，又怀疑对方的诚心。老师买了很多支口红，还学会了下厨。我喝了她煲的汤，她急切地问我好不好喝。我想，老师肯定也这样问过他。
老师比牛医生年长几岁，也是没有婚姻史。
那个男人一直为老师提供着恋爱，老师心甘情愿地继续买口红，为男人熬汤。男人定期与老师约会见面，有时一起还能看场电影，一前一后，然后坐到一起。老师等待着男人娶自己，而男人的负罪感却越来越重。最终，男人从恋爱中抽身，就像取消了一趟航班。老师没有哭闹，似乎早就料到这个结局，上街给自己买了戒指与项链，戴着它们做了一顿美食，食后抹了口红去看电影。当银幕上出现“剧终”时，老师嘴唇苍白，泪水终于扑簌簌地下来……
牛医生站在栏杆前，侧着身，一把梳子从左前额爬到右后脑勺，头发蓬蓬地流到右肩上，一下，二下……蓦地，举起梳子，把梳缝里的头发拣出，扔在地上，取来扫帚，拢成一束，下楼，埋在桂花树底下。
牛医生值班时看电视，《梅花三弄》每晚二集。她坐在电视机前，脚上搁着半成品的毛衣，一针进一针出，偶尔拉一下线团，或俯下身量一量毛衣，男女主人公之间总有扯不断的对白，以及为爱为情设置的细节，被她一针一针压进毛衣。剧终，她拎着毛衣上楼，我听到开门的吱呀，还有拉灯的啪嗒。再后来，没有声音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听到了她的一声叹息。
后来，老师再也没告诉我她的恋爱了。她把口红换成了香水，出门前必喷，而且按的时间越来越长，犹如成千上万的栀子花同时绽放，熏得能飞的半空悬，能爬的原地转，能走的只能跑，再不跑来不及抬脚了。
我参加了一家杂志社举办的写作函授班，到邮局汇了钱，然后左等右等等来一张铅印的通知书，被人直接称为“同志”，前面没有名字，仿佛挤进了一个漫长的队伍里，下面盖一个杂志社的公章，让我每月交一篇稿子，给我的承诺是每篇必复。“优秀习作优先录用”，无疑给了我一束光。
我准时交稿，把字一个个抄进方格子内，有时写错了，会懊恼不已，担心被编辑直接扔进垃圾桶里。我对编辑的想象，来自于《编辑部的故事》，几个编辑每天坐在桌前，看稿，脚边有一个竹篓，不顺眼的稿子，丢进那里，也聊天，一会儿把生活聊到天上，一会儿又把观点说到地上，总之，挺热闹的。
有一天，我接到一封印有某某杂志社的牛皮信封，我的心是突突的，在没有见分晓之前，我热切的情绪瞬间汹涌，从头淋到脚，还有手指头，像长了翅膀，信封口扭扭歪歪地撕开，里面挖出一张薄薄的纸，是对我作业写的评语，大意是写的不错，语言优美，叙述别有意思，建议加强对生活的提炼，继续努力。纸的右下角印有杂志社字样，字写得一般，看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以及老长或年少。显然，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我报名参加培训班，无非是看中“优先录用”的待遇。这种失落几乎是劈头盖脸的。
我跑进分娩室，打开一瓶羊肠线，里面浸泡的液体所散发的气味，令我很快恢复情绪，像是把我从溺水中捞上岸。这是个小秘密，始于何时，真说不清，听别人说，那气味很刺鼻，于我很舒服。偶尔，我也会一头栽在床上，蒙住自己的脸，让自己处于一种半窒息状态，脑袋被空白占据，待我下床时，脸色正了不少。
秋天的傍晚，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医院，阿其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男人说，不是来看病，找牛医生。男人长得很白净，中等个子，白衬衫外套一件藏青色的夹克衫，脸上还架着一副眼镜，目光里带着一泓泉水，所及之处，几乎能听到淙淙的水声。牛医生好像一点也没有准备，毛衣的领子被她打高了一寸。那男人陪她坐在值班室，一个靠窗，一个靠门，中间还隔着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只玻璃杯，两个“喜”字簇新簇新，淡淡的热气氤氲着杯口，偶尔矮下去，不久又会长上来。靠门的是牛医生，低着头，手里的两根针碰头碰脑，值班室里静极了。
阿其医生，我，还有梅姨，张医生都缩在了菊婶婶的小屋里，悄悄议论着那个男人。我猜测那个男的是童医生上次说起的老师。梅姨认为是另外一个镇的文化站长。张医生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屑，这不屑很快跑到门卫老伯的神情上，他对文化站长的成见，源于牟站长不给他戏票，因为不给戏票，他对牟站长的恋爱史揪住不放，因为放了，意味着纵容牟站长找了对象可以不一定结婚。阿其医生说，那边怎么没有声音的?一听，果然静悄悄的。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无语。
我跟童医生说起那个男的，童医生显得很惊讶。她说是，因为牛医生不同意，也就没有继续牵下去。难道那个男的自己找上门来了?童医生好像有些等不及，风一样跑出诊室。一会儿，童医生兴冲冲地回来，脸上的笑容根本没法回避，跟打开了一把扇似的。那男的确实是她牵过的那个，看来，那男的是诚心诚意。
牛医生相过很多亲，每次，她显得有要呒紧，因为，她从不打扮自己，连雪花膏都不涂一下，弄得相亲跟出诊似的。我甚至怀疑牛医生不说话，专门看对方的牙齿。
一个深秋的下午，老师打来电话。大概，她站在公用电话亭，背后有许多噪杂，拥挤着老师的声音。我听得很吃力，老师的话忽隐忽现，或者是亦真亦假。我嗯嗯着，从头到尾。后来，有个病人来找我，我不得不搁下电话。
病人走后，我对着窗外的一棵树发呆。树上跳着一只花喜鹊，转动着小脑袋，披着半身阳光，风一来，阳光被支棱开来，它张开翅膀，飞了。
老师在电话里提到一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跟她的侄子在谈恋爱。我想，老师对侄子的恋爱是实打实的开心，只是，她是如何面对年轻人所呈现的如花迷醉样的爱情，他们手牵着手，还有，捏捏对方的鼻子，落落大方地亲昵。以我对老师的了解，她给我打电话告诉侄子的事，并非是正事，应该是老师准备告别过去了。
那个男人又来了，跟牛医生一起坐在值班室里，中间还是隔着一张桌子，上面立着一只竹壳热水瓶。这次牛医生没有织毛衣，俩人一起对着黑白电视机，看的还是《梅花三弄》，男的握着玻璃杯，牛医生端坐着，偶尔吹一下额头上的头发。
菊婶婶提着水壶进去，给热水瓶添上水，出来后，捂着嘴巴说，这两个人像木头人，坐嘛，又隔着那么远，话嘛，又好像没有。门卫老伯甚至还贴着墙壁去偷听。他回来说，有说话的声音，可不是牛医生的，是电视剧里的小娘，这个牛医生，天天在看这个剧，教也教会了。啧啧。唉——
以前同事们还会跟牛医生打趣下，现在都知道有个男人在她值班时会来陪她，反而主动回避了，这也是善意的祝福，祝愿牛医生的恋爱有结果。
我每晚还是那么认真地写，坐在灯光下，喝下一杯杯的浓茶，纠结着字与词，有时一阵烦躁，实在写不下去。我会出门，沿着卫生院后面的小路走走停停，停停是看天上的星月，有时是圆月，有时弯月，旁边布着一些星星，旁边的溪水淙淙，还有，萤火虫提着灯笼或远或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残月，尤其是月圆之后的残月，看它一点点瘦下去，出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晚，最后只能半夜醒来，或起来，看见它斜斜地挂在树梢，风掀开几片树叶，雪白的墙上泼出一幅水墨画，随后，风又把画擦去，月光爬上栏杆。
牛医生中指上的戒指突然变大了，几乎把食指与无名指隔成了栅栏。最初是我发现这个细节的。在农村，送戒指与项链是男女恋爱中的必需品。我以为牛医生的终身大事应该定下来了。
结果，童医生一听此事，脸上马上暗淡了下来。每次相亲不成功，或恋爱不成，牛医生会跑到金店，把戒指重新打一下，并一次次地增加克数。
一次闲聊中，防疫科的阿根医生问牛医生什么时候吃糖。童医生不停给他使眼色，这个阿根医生只顾直视，没有注意到余光中的童医生。我也不想看到牛医生的尴尬，准备起身回诊室。谁知，牛医生大大方方地说，谈不拢。大家齐刷刷地看她，有点愕然。然后，大家笑了起来，笑得有点乐不可支。
那个男老师陪牛医生值班了几次后，提出来想到牛医生的寝室里去坐坐。牛医生认为这个男老师动机不纯，一口回绝，绝得彻彻底底。
牛医生还是看《梅花三弄》，剧终时，她拎着毛衣上楼。她开门，开电灯，关门，拖椅子。此后，有一大段时间是空白的。
牛医生除了值班，有时晚上也会来医院，人流室里亮着灯。这是世俗与青春荷尔蒙的红丝线，无论如何，没有一场热闹的婚宴，怀上总是尴尬。找牛医生的，大多是亲戚与熟人。牛医生公事公办，让她们付好手术费。
那个男老师后来又来过几次，每次都是陪一个女的找牛医生补牙。牛医生在女的嘴巴里忙碌，那男的一直握着女的手。那女的比牛医生不见得年轻，我个人觉得还是牛医生好看，可那个女的眼睛里带着情字，与男的眉间笑意一起飞翔。他们是恋爱中的人，牛医生用电钻钻出一串噪音，有点撕心裂肺。
我喜欢上了郁达夫的作品。他的文字，像敞开的木门，与内心几乎没有什么隔，无论是忧伤，快乐，还是愤恨，责难，都能抵达到笔尖。他看见美人，会联想翩翩，翩翩中直抒内心的爱慕，一想到会被别人娶走，心里总要啊啊几句，忧伤便如瀑布。他写钓台的春昼，我读得入迷，读着读着，他的多愁多病与我的多愁善感轰然作响，我也想去桐庐。
特意起了个大早，从镇上的小站出发，一路颠簸，坐火车转汽车，傍晚才到桐庐，一座跟我们县城差不多的老城。郁达夫是渡江而去，我是过桥即可。山上的情形到底经受了七十年的变化，有路灯，山路也好走，虽然还是崎岖，但没碰到乱石，我也没带火柴。不过，我也遇着一道观，雪白的外墙靠着山坡，门外是石砌步道，站在上面，可以看得到几点渔火。那晚，我一个人坐了许久，有意思的是，居然也是一个淡云微月，正在作雨的晚上，雨滴疏疏着下来，半规月亮夹在云层里，下面是微明的夜色。这个夜晚，静悄悄。
钓台，也去了，在阳光筛洒的山路上，想着那句“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不禁觉得可爱，也找到了“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题词，在众多诗句中异峰突起，这才是郁达夫的性情，别人的失意多怀才不遇，他是怀才有遇也怅然，现实无法安置他内心的丰富，经常被他放马南山。
我结束了杂志社的写作函授班，没有一个字发表。
我还是感谢那个未谋面，也不知年纪与性别的老师，他(她)鼓励我只要坚持，一定能成功。在我理解，文学成功是发表，爱情成功是婚姻。
我把所有寄出去的文字摊在桌上，一篇篇读下来，遇到了一个个的隔，有的，还是颓垣断壁，上面荒草萋萋。我把它们塞进了抽屉里，咔哒，上了锁，在另一个抽屉里放入一叠空白纸。抬头，一轮弯月钩在树梢，我与它，也贴隔壁。
特色门诊
立秋后，雨水变得缠绵起来，一场接一场，耐着性子。偶尔弹开一角，到底支撑不过片刻，又稀稀拉拉着下来。
医生们一身白地坐在诊室里，有捧茶杯发呆的，眼睛对着天花板，目光是散发的，慢慢地，眼皮垂下来，头跟着来了鸡啄米。也有的翻报纸，报纸上露出半个白帽子，一缕青烟袅袅着上来，过会儿报纸边伸出一只手，弹下烟灰，再缩进报纸后。
医院里安静极了。
雨，长着脚走来走去，把走廊里的那个“静”字踩得瓷实，还在屋檐下说着它的心情——滴滴又嗒嗒。
病人看病逢日子，病情来袭时能忍则忍，能熬则熬，一直熬在市日(初三初七)才来镇上，手里提着竹篮，脚高脚低往集市赶，那里晌午未到就要散了，而医院风刮不走，时间轰不跑，医生也是，院长规定市日谁也不准休息，大家老老实实等病人。
我的同事大多有赤脚医生的经历，在镇上安的家，坐诊是主业，下了班各人有自己的副业，有做生意的，生意也是五花八门，卖小商品的，也有开小超市的，甚至在家偷偷摸摸给人拔个牙什么的。
病人被市日劝进医院，也会被坏天气劝留在家。
除非是急诊、生小孩，才会坐着拖拉机，一路颠着来卫生院。
所以，下雨天医生的到岗率最高，反正也看不了几个病人，在单位还落个清闲。
只有，院长一脸黑地坐在那把破木交椅上，下巴顶着茶杯，一脸的不明所以。
下班前的半个小时，挂号室梅姨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带着某种焦躁与不安。偶尔，中间会停顿，雨声仿佛突然放大，一种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的虚空咬住医院。
院长站在旁边，盯着梅姨打出来的数字，虽然面无表情，因眉头拧着川字，整个人看起来像是隐忍了许久似的。
之前，他翻了处方，也就十来张，每张处方的末尾吊着数字，绝大部分是二位数，偶尔还有一位数的，看起来显得细脚伶仃。那些枯瘦的数字里，我的那张更苦寒，今天我仅看了一个病人，她其实是来镇上做客，因这几天老是突然出汗，月经也没来好几个月，顺便来看个门诊。病人49岁了，做了普通的检查，我诊断是更年期的症状，也没什么特效药，只能慢慢挺过去。我看她情绪有些低落，再加上主诉中有头痛，便给她开了一瓶谷维素，一块多钱吧。
院长离开挂号室后，是勾着头，弓着背，后面的白大褂翘着角，仿佛被打蔫的茄子。
下班后，院长召集我们开会，大家挤在一起，白挨着白，有时拎出几句荤段子。不过，大家也不敢多开，因为院长脸色凝重，仿佛被满腹心思压着。
院长开了口，通报了两个数字，医院半年度的收入与支出，然后给出一个结余的数额。我对数字不敏感，再加上院长报得快，两只耳朵抱不住那些数字，只觉得它们很瘦很薄。
卫生院是差额拨款单位，而且这个差额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医院里的正常开支还得依靠自己去赚。说赚字，还真有些抹不开面子。医院的入口写着“发扬白求恩精神，救死扶伤”，墙壁是雪白的，字是血红的，只是现实太骨感了。
我刚到卫生院的时候，刘会计给我一本公费医疗证，上面的单位居然是一家中心卫生院。刘会计跟我解释卫校毕业生是全民事业身份，我们卫生院是全民集体单位，享受不了公费医疗待遇。卫生院除了我，还有一位护士，她早我两年毕业。卫生院里能真正享受公费医疗的，也就我跟她。其他同事如果生病了，得服从医院的规定，住院报销百分之七十，门诊只能报百分之二十。这些，也得从医院的资金池里开支。
为了节流，院长想尽了办法，有时还辅助脸色与神情，看到浪费现象，他会虎着脸，本来有点驼的背感觉更弓，仿佛我们的不知轻重压垮了他。
医院里的自来水只能用于煮饭烧开水，洗衣服要么用井水，要么端着脸盆找溪水。处方笺用完一本领一本，笔也是，用空笔芯来换。药库里的纸箱，输液瓶，攒起来要卖掉，不能随便丢。添置办公桌电扇什么的，一般要静候三个月，如果你不催，院长以为你自己能克服了，便会抽掉那张报告，妇产科的那台电扇，我们从立春就开始申请，总算在立夏那天搬来了。
有一年邮政所来鼓动院长装程控电话机。起初，院长毫不所动。邮政所长一次次地游说，最后半是劝半是恐吓，如果不装电话机，以后没得电话可打，邮政所的总机也要取消了，你要跟领导汇报只能靠自己的脚头了。
这一招，挺灵，电话机装上了，血红地卧在内科办公室，可也就三天，它被装进了特制的木盒子里，外面还挂了锁，似乎替我们噘着嘴。
院长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电话响了几声，话筒就在院长手边，可院长就是不接，大家也各自托着表情，有眼睛朝上的，几乎半天没下来过，也有低着头，或双手叉胸，眼睛朝窗外。玻璃窗上反射着金色的光芒，那光一直伸到院长面前，把那张写着支出与收入的纸映得通红，我感觉院长的手在抖——纸烧着了。
院长说，每个月的开支明摆着，年终奖金只升不降是共同的心愿，而医院现在的业务量一直上不去，今天请大家说说看，如何提高门诊量。
外科的谢医生眼皮动了下，但目光还是黏在天花板。牙科的丁医生换了一下腿，把左腿压到右腿，还顺带把自己的手压了进去。注射室的程护士托着腮帮子，眼睛盯着地面，既像是出神，也像走神。
总之，医生们都陷入了沉思，或者，大家都等着院长继续讲下去。
院长说，大家的门诊量是年终分配奖金的依据。
童医生突然咳嗽了一下。
我很想抬眼跟她对视一下，但，还是忍住了。
院长提议大家替医院的未来想一想，头颅风暴一下。我乍一听，觉得这词半生半熟，可能说对，又似乎没说全。
此时，医生们的头颅忽高忽低，忽正忽歪，外科谢医生的头颅还放着光——谢顶。
会场陷入了寂静，估计谁也不想主动发言。
院长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们回去想，想好了随时可以跟他谈，没想好的，继续参加下次会议。
大家三三两两地起身，悄无声息地脱掉白大褂，回家的回家，回寝室的回寝室。
第二天，还是下小雨。医生却请假了几个。我跟童医生开玩笑，说他们估计回家去想未来了。童医生头枕着椅背，脸上的笑是一点点出来的，眉头的那个“川”字，可能是心里拧的。
说实话，如果不是院长通报收支情况，可能会计室里的那些数字，跟我毫不相干。
世上两个职业最光荣，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企业家。前者是让病人更少，后者是让穷人更少。那天我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还记得另外一个版本，说做医生是世上最幸福的事，别人做好事需要自己去寻，而医生是病人自己找上来的。我记不起来是哪本书上读到的，之所以记得，可能自己选择了学医。因为院长通报了医院收支情况，还有那个差额性质，那句话显得很突兀，究竟哪里格格不入，我一时觉得词穷。
快到中午时，几个医生被空闲逼到屋檐下，其中有我与童医生。
这样的闲聊，平时也会有，没什么话题，无非聚在一起穷开心，偶尔带点半隐半显的荤段子，无伤大雅，在意会中摘取一串笑声。
那天，大家的情绪并不那么积极，似乎被什么东西罩着，也没有了以往说话时的不管不顾，阿其医生在石凳上跳上跳下，像一片白纸扑闪着。谢医生靠在廊柱上，说一句，脖子往前伸一下。谢医生有咽喉炎，此炎不同于其他，往往痒代替了痛，可又挠不到，只好不停地伸脖子。丁医生抽着烟，手里摆弄着一副假牙，在校正上牙与下牙的咬合。中药房的丽姨正勾着头，偶尔身子往前倾，我知道她在打毛衣，桌上放一本杂志，边织边瞟几行字，看完一页，用针挑过去。
我用手接着从屋檐下来的雨滴，它们在掌心飞出啪啪的声音，也带来一缕清凉。
童医生呷了一口茶，问阿其医生今天看了几个病人。阿其医生说，也就三个，其中两个还是自己的亲戚，来医院量了个血压。童医生说，我跟小干摸了五个大肚子，产检也不需要挂号的，估计今天院长又要黑脸了。说完，童医生吐了一下舌头，既调皮又有些尴尬。
一个人可以不坐火车，不逛商场，不看电影，甚至也可以不进镇政府的门，可医院的门，多多少少会进一次或几次，一辈子不看病的，毕竟少之又少。只是医院哪能跟商场比，他们的宣传可以大张旗鼓，对面的电影院也可以张贴海报。医院劝病人来看病，实在有点不知轻重。
唯一做广告的是老军医，从电线杆贴到墙头，贴得横七竖八，密密麻麻，连学校门口都有，字还印得特别大，老远看到那些字，几乎劈头盖脸，浑身不舒服。白天撕掉，晚上又有人再贴，有时门缝里都被塞进来，家里的小孩仅识几个字，还会拿给父母看，一边跳着念，一边问什么字，父母尴尬，又窘迫。
童医生说她女儿就拿过来一张，上面的内容，几乎掀翻了妇科半部书，真晦气。
谢医生龇牙咧嘴，说，我碰到过几个病人，问问病史支支吾吾，看看病症应该是老军医的范畴。童医生嘻嘻着，那些广告好像为你贴的，你做过军医，只不过你当时还是后生一枚。童医生的话引来大家轰轰烈烈的笑声。
谢医生不气也不恼，伸了下脖子。
丁医生弹了弹烟灰，一声响，谢医生你可以开设特色门诊，你的老军医是名副其实的。一声响，是丁医生的口头禅。只要说话，这一声响会左奔右突，甚至不留空隙地夹杂在话里。
院长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提出了外请专家的建议，他请大家提提请什么样的专家好。起初大家静静地坐着，跟上次那样各管各的目光。听院长说到专家，童医生、丁医生、阿其医生，还有我，齐刷刷地看谢医生。谢医生装作没看见，目光还在天花板上。童医生不住地跟我挤眼睛，我会意，但没办法笑。院长正用目光征询着大家的意见。
那天，院长似乎心情挺好，可能卫生院顺利通过了文明单位的考评。他面带着微笑，请大家发表意见。童医生到底没忍住，说是可以让谢医生开个特色门诊。院长一愣，问她什么特色门诊。丁医生说，一声响，谢医生做过军医，现在老军医的势头太强劲了，我们可以让谢医生来开设这个门诊，名正言顺，一声响。我以为院长会虎起脸，这到底有点不太正经。谁知，院长也笑了。院长一笑，大家都哈哈起来，连同谢医生，他的目光不得不从天花板上下来。
经院长四处活动，医院开设了中医骨伤科，请的是中医院的骨科主任，姓李，他定期每周二次来卫生院坐诊，他一来，我们所有人为他服务，因为病人多，他方子上面只有1，或2，或3，拿到药房，丽姨马上取出一张完整的方子，我们对着方子抓药。
之前，院长担心镇上的病人不知道，嘱咐我写了一则医讯，又让梅姨从供销社买来几叠的红纸与黄纸，我跟阿其医生用毛笔抄在上面，完了后一张一张贴到村委的广告栏，居中，端正。
特色门诊，毫无悬念地成了谢医生的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