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铺开的稿纸上写出这个题目时，窗外的夏夜里不时有蛙声传来，间或也有不知名的小鸟在院内的树上窜飞的声音。我居住的这幢楼房，属性归于城里，地块则是郊区，甚至连这块土地上曾生长过稻谷的样子我也记忆犹新。面对自己踏足之处这方土地所展示的矛盾与复杂，让我想起一位已去世的友人。
邓长安与我同性同村同学还差不多同龄，他的职业是医生。但他的名字既未出现在公社级的“赤脚医生”培训班的名单上，更未出现在农村转型后的村医名单里。他一辈子为病人问诊、开处方、打点滴，甚至端水侍候服药，却至死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正式认可，也从未取得过任何资质认证。他一辈子如草芥般的平凡如蝼蚁似的艰难，让我和认识他的人无不扼腕叹息，并试图从中悟出些什么。
我们两家的房子都在长江边上，我们之间隔着一片树林和几个长江涨水期在滩涂遗下的小坑塘。儿时见过面，我拾猪粪捡破烂经过他家门前时见他常坐在自家的门坎上，身后的墙上是一张毛主席画像，两边木门上贴着醒目的封建迷信的纸条，上面写着无法认识的古怪黑字，盖着很大的红色印章，让人顿生敬畏，急欲逃离。
他大多时侯是一个人在那里低头看书，书很破，许是小人书。听见有脚步走近，他偶尔会抬头，看见我笑脸对他，他似乎也点过头。因他皮肤太黑，额头窄小，头发蓬乱，这些都减弱了我对他的表情变化的观察深度。
大约在小学毕业班时我们成为同学。他很聪明，也很用功。遵守纪律，不迟到早退，极少旷课。
他的模样生得让人不敢恭维，体态不是臃肿，但不属于干练，身材不高，身姿也不端正挺拔，让人觉得他有些猥琐。但他的作文透出的文采恰与他的形象相反，文字简练，表达准确，描写细膩，绘声绘声，极富感染力，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宣讲。
他阅读很广，尤其钟爱古典名著。当我们还在不遗余力地背诵课文死记数学公式反复默写化学分子式时，他已经能在同学们面前胸有成竹地宣讲《三侠五义》《水浒传》《三国志》和别的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了。
他平时很木讷，有些许口吃，常在语句的关节点上顿挫与重复。课间提问老师一般不点他，这并非怕他回答不上来，主要是他回答提问时延误课时的表述常引发轰堂大笑扰坏课堂纪律。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后，他在课间仍然举手，但见老师不再点他名，而且是许多次不再点他名之后，他或许是真的才明白了个中原因，这让他多少显露出一些尴尬。
他喜欢酒，学生时代就露出些苗头，这大概有些家族遗传，他父亲的贪酒我少时就有所耳闻。初中毕业那年他与我和另一杨姓同学自愿组成学习小组，乡里的冬天格外冷，复习至深夜时，窗外的寒风呼啸着从门缝窗户和墙破处钻入，夜半飘起的雪花也随风拥挤进屋子。那一刻，我们三人同时体会到了什么叫“饥寒交迫”。
他将双手伸进袖管，蹦哒着对杨姓同学说“饿，冷”仅两字，被杨姓同学的伯姑恰好听见了，老人起床从瓦缸里掏出一些干枯的大豆，灶堂间便传来淘洗的水声，火柴的划擦声与大豆倒进铁锅时砸出的尖脆，接着便是锅铲在铁锅内翻炒大豆时发出的铿锵声响。
那个年代，仅仅炒一碗大豆便也能让人感到温暖和幸福，大约是因饥饿长期相伴的缘故。
那个冬夜竟然还有半瓶白酒，它的来处及至今日我也没有弄清。只记得他们二人相饮甚欢，兴高处，还逼着我用舌尖尝试了一点。我们三人一面嗑大豆，一面继续温习功课，一派温暧如春的氛围。突然间，邓长安同学用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1972年12月邓唐、杨俊、刘谦三人饮酒结拜，专此留念。写完他说：“唐俊谦是位君子，尤讲义气，今晚我们三人结拜，以后就是兄弟。”并将这张纸条用饭粒粘贴在了那个空空的酒瓶上。
那夜我们三人相拥而眠，在他们的酣睡中我却没有丝毫睡意，甚至有点激动。
后来我们都没有再提起过此事，但我常常忆起这个冬夜，记起我曾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刘谦”，它虽然仅用过那一晚，且那一晚也只是短暂使用过。
邓长安同学命运多舛，他没有迎来初中毕业考试，在次年的春上突然染病了，且属“慢性肾炎”，这种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属于疑难杂症，好在他的父亲在吃公家饭，虽然仅是一名单位炊事员，但他有一份工资，在靠挣工分生存的年代，别说是一份工资，哪怕是每月几块钱的补助也会让人羡慕嫉妒恨。
邓长安同学去别的县治病去了，而且是两年。再见他时虽称病愈，但日常注意事项却繁多:少盐、清淡、毋累、毋婚，基本还属废人。
通过他父亲的活动，在不占用农村“赤脚医生”名额的前提下，他自费参加了县里组织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半年结业后，又经活动，在公社“血吸虫病防治组”谋到了一份临时工差事。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虽然没有生产队的工分报酬，但每月有几块钱的生活补助。这样他既摆脱了繁重的生产劳动，也可学以致用，委实不乏是条生路。
他所在的“公社血吸病防治小组”大多活跃在乡村的田野沟渠边，从收集的村民粪便中查找血吸虫，从高大的柳枝上摘取叶片熬成汤汁分送给感染者，铲土填埋沟渠边的血吸虫螺，这是他们长年累月的日常工作。周而复始，反复诊巡，以期达到防治目标。这样他就很少回家，我们也基本没有见过面。
我参军探家时，恰好他也回家，朋友们聚会一起，酒桌上他听人高谈阔论很少插话，自顾饮酒。酒罢人散时，见他伏着，仅我二人相视时，他却嚎啕大哭起来，且一时无法收住。
那时他大约正受着生活的各种煎熬。
那年我从部队回地方在一个偏远的小乡做秘书再次偶遇他，见他面目舒展，知他已婚并育有一子，想见他已生活正常开来。期间偶谈儿时的文学爱好，他说还有，常写日记，也写散文，只是瞎写，没想过发表。
他舒心的日子应该持续过多年。农村再建医疗点时，他回村做了村医，且是村里的不二人选。村里记工分，县卫生部门发补助，村民们开始称他邓医生。
可惜好景不长，村里突然外来一医生，且有执医资格证，他便只能在村医务室打工，要不然失业或者失去生活来源。他选择了在生活面前低头，当然他不会开心。其因是待遇减少在其次，主要是不再享有那种主人翁的心态了。
他本就嗜好烟酒，从此便更是沉迷其中了。与他有过几次短暂的交流，谈到生活，他不断摇头叹息。聊到他的文学梦，他嘴里喷出一口浓烟后说：“还扯那个蛋干嘛?”他流露出的满满怨愤与失落竟让我手足无措。
夫人早逝，儿媳离异，自身患病这些人生的额外际遇接踵而至，直至将他击倒。
在生活面前，我们一般只能选择去接受和忍让，少有抗挣。一面是因困苦太多，一面是因自身太过弱小，无法与遭际抗衡。后至我们在生活中少言少语以至沉默，因而我们之间便不再畅所欲言，而常欲言又止，各种因素引起的隔膜与疏远也就显而易见，这不仅是客观上各自生活中都有不便向他人倾诉的难言之隐，更在于主观上认可了所有的抗争均已失败，何论一点友人间的诉说更是不解痛痒会于事无补。
他的病逝与其说是他抛弃了这个人世，不如说是这个人世拋弃了他。这个凉薄的人世对功名利禄接纳的速度让人惊悚，其包容程度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而对苦难病痛贫穷却是那样地无动于衷不屑一顾。
斯人已逝，他死至也未能享有到一个理应的认可，上帝在弱者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吝啬，这不得不让人有些唏嘘。他的离去是否决绝?是否不甘?置于当下已不再重要。生生死死，何论生死?虚虚实实，何论虚实?满腹遗憾离去当如何?我写下了这百万文字又当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