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怎样阅读才能到达目的获得应有的效果呢?笔者以为，无论用何种阅读方法，在阅读过程中或多或少地结合“思、悟、得、用”，会使阅读真正成为获取信息、认识事物、发展思维和升华精神的过程和手段。
“思”即阅读要有所思，换句话说，要读中思、思中读。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信息，抑或是为了消遣娱乐放松。因此，在阅读过程中要注重“思”即思索、思考，其目的就是对阅读的内容进行理解、消化和吸收。对慢读、细读的作品尤其要思索、思考。通过思索可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理解其中的意思、把握其中的内涵，使看到的文字信息变成自己的感性认识。“思”可以发生在读中，也可以发生在读后，甚至边读边思、边思边读。
例如，毛泽东最讨厌读“死”书和“死”读书。如何把书读“活”呢?毛泽东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把读书的方法概括为两条，一是当好“联系员”，二是当好“评论员”。陈晋先生在《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中作了如下解释：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二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或加以评论，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发挥和运用。
“悟”即阅读要有所悟，即是读中悟、悟中读。阅读能使人们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明白道理、感悟真谛。通过读书阅读，往往对人生会有一个深刻的感悟。在文字材料的阅读过程中，要经过思索，知道其中的含义，明白其中的道理，甚至产生一种顿悟、彻悟。所以说，“悟”是阅读应达到的一种境界，通过有所悟获得其中的“道”也，体悟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大道理。
举例，邓小平还是武侠大师金庸在内地最早的一批“粉丝”，他喜欢阅读金庸的小说，从中悟出做人做事道理。“自古英雄出少年”“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这是邓小平对金庸小说的点评，也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他十六岁就赴法国勤工助学，通过读书来思索寻求真理之路。
“得”即阅读要有所得。阅读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有的人阅读是为了娱乐消遣、打发时光;有的人阅读是为了获取信息、掌握知识;有的人阅读是为了修身养性、提高自己;有的人阅读是为了体验百态、丰富人生。但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阅读总会给阅读者有所得、有所获、有所受。所以说，“得”是人们阅读或读书应达到的一种结果，只是这个结果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从这个角度说，阅读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习近平在陕北当知青时就爱阅读，他曾说“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现在，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习近平长期阅读养成的好习惯，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书是人类文明的阶梯，只有不断地读书，才能使人进步，才能使人不出现“本领恐慌”。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党内领导干部搞好读书学习时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就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通过阅读获得知识、提高本领。
“用”即阅读要有所用。阅读书本是学习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只是学校教育学习的手段和途径。可以说，“用”是阅读应达到的高度和最后境界。人的一生获取知识信息主要是通过视听和阅读来实现的，同时从实践中感悟、体验和积累起来的。换句话说，人的成长成熟与阅读实践密不可分，与知识积累密切相关。阅读能使人成长成熟，就是通过把阅读所获得的知识信息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同时在学以致用的实践中提升、完善自己，实现自身成长成熟。这就是阅读达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12岁的周恩来在一堂修身课上对老师的回答。少年周恩来那时目睹了当时中国人受帝国主义欺凌和中华不振的诸多景象。他把读书与自己今后追求的远大志向和人生目标结合起来，学有所用、学有大用。年纪渐长的周恩来，怀抱着12岁时确立的志向，一路求学。在他15岁时，进了天津南开中学学习。他在南开读书学习从来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更有后来的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在通过阅读达到学以致用方面，毛泽东不愧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阅读的时候，坚持做到“眼到”“手到”“口到”“耳到”“心到”，从而“攻书到底”，把书读“活”，活学活用、学以妙用。
因此，向伟人学习、向历史学习，从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在学习阅读过程中，做到“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有所用”，力求把书读活悟透、把知识融会贯通，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